1990年4月27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育人华章

  秦岭深处一盏灯
——记陕西省城固县盘龙乡付家坪小学教师禹长荣
吉虹
“孩子们上学的一切费用我包了!”
陕西省城固县盘龙乡付家坪小学坐落在秦岭白云深处,海拔2600米,一年180天烟雾缭绕。从县城到付家坪,要先坐汽车,再乘木筏,最后爬30多华里45度的陡坡。
1979年,罗家营电站会计、先进工作者禹长荣受村民们的委托,当起“孩子王”。
夜阑人静,他坐在灯下沉思,掰着指头算了一笔帐:秦岭物产丰富,光每年“小秋收”,学生一年的课本、作业本、学费等就全够花了……拿定了主意,他在一次村民大会上说:“乡亲们,大家放心吧,孩子上学的一切费用我包了!”
从此,他利用空余时间和节假日,带领学生上山掰竹笋、拾金银花、采蘑菇、挖药材、采集树种……付家坪白云环绕,气候潮湿,昼夜温差大,是发展药材和木耳的好地方。他自学培植技术,先开发了3个木耳基地,点上85架木耳;然后,开荒地,栽培天麻、党参、大黄等40多种药材。
他带领学生开荒垒石,先后移土石4000多立方米,修筑梯坎700多米,平整出3亩小块地,种上蔬菜,栽上果树。勤工俭学的收入由最初年人均6元增加到现在300多元,累计1.5万多元。
学生劳动挣来的钱,他十分珍惜。10年来,他没报销过一次旅差费。他用这些钱改善办学条件,修建3间新瓦房,制作一套新课桌凳,购买百件教具,还有电视机、录音机,为孩子们订了10多种报刊杂志。不几年,对学生全部实行免交学费、课本费、医疗费,每年还给每个学生发一套校服。
入学率、巩固率都是100%
付家坪小学有5个年级,每天20多节课,备课、讲课、批改作业,里里外外一把手,事无巨细都得他干。
他明白自己是一个“半路出家”的教师。为了弥补“先天不足”,他既教书又钻研业务,工作时间常常在12小时以上。他先后学习《教育学》、《心理学》等几十部有关业务书籍,写了10万字学习笔记。他还虚心向先进教师学习,曾给全国几位优秀班主任写信请教,索取经验材料。一次,他得知县里请特级教师杨新华讲她自己创造的“三环六步反馈教学法”示范课,便背着包谷面锅塔馍,步行两天,赶到县城听课。
他讲课最突出的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做到具体生动,深入浅出。他常带领学生测山、量树、计算森林覆盖率,调查本地种树多少、秦岭有多少资源,使学生学到了知识,增加了对家乡的热爱之情。孩子们说:“没想到秦岭这么大,家乡这么美,山里有这么多财富,长大了一定要好好建设自己的家乡。”
课后练习,禹长荣采取“高帮低”的办法,让一个五年级生帮一个四年级生,一个四年级生帮一个三年级生,一级帮一级,一个帮一个,互教互学。他教得活,学生学得活,教育质量不断提高。10年来,入学率、巩固率、及格率、毕业率均100%。1987年,全县统考,该校数学成绩平均94分,名列全县500所小学的第二名。现在,付家坪小学产生了很大吸引力和凝聚力,周围村民纷纷把小孩送到这里上学。
他先后供养4名儿童读书
村里有个小孩叫董德清,刚到上学年龄,母亲突然病故。父亲有些痴呆,连家务都不会料理,更谈不上教育孩子和供孩子上学读书。禹长荣心里难受,便把孩子引回家。第二天,他和爱人赶缝一套新衣服,给孩子换上,然后让他上学读书,一直把德清供养到读完初中。
就这样,他先后供养过4名孤儿和特困户子女上学读书。
学校门前有一条小河,学生来回过河不方便,他每天都一个个接来,一个个地送回去。春夏秋冬,严寒酷暑,10年如一日。深山老林里,孩子们理发、缝衣、钉鞋、治病都不方便。他投师学艺,买回缝纫机、钉鞋机、理发工具以及医书、药箱,利用空余时间,义务为学生理发、缝衣、钉鞋和看病。他爱人也常常陪他熬更守夜,义务为学生缝衣服。从1985年算起,他和爱人先后义务为学生缝了90多套服装。谈起这些,他深情地说:“如果我没有这样一位温良、贤惠、勤劳、理解我的妻子,我的事业很难成功。”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高技术的魅力何在
——记新一代洗衣粉的推出
本报记者 蒋涵箴
洗衣粉历来只起洗衣作用,不能起到消毒、杀菌的作用。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人际交往日益频繁,一些大宾馆、饭店、医院急需一种能把洗衣、杀菌融为一体的高效洗衣粉。正当市场在呼唤新一代洗衣粉时,湖北省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发明爱好者,在1989年下半年,推出了名为“康宝”洗衣粉的高技术产品。当它一露面,就跻身于国家高新技术产品的殿堂,荣获了金牌奖,并被列为国家首批火炬计划项目。
没有学历的发明者
今年1月,康宝洗衣粉送到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鉴定,专家们发现它对大肠杆菌、伤寒杆菌、痢疾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绿脓杆菌、白色念珠菌、枯草杆菌和腊样杆菌均有明显的杀灭作用。用康宝洗衣粉的溶液作用5分钟,病菌杀灭率均达到100%。
张书林从大卫生观念出发,顺应我国“以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为消除流行病源、净化生活环境而研制出这种洗衣粉,填补了国内空白,而且也没有见到国外有这方面的资料。
1980年,张书林考虑此项研究时,还是沙市香料厂的一个车间主任。他家住在沙市传染病院的宿舍,在这里他看到了各种各样传染病的互相传染。当护士的妻子每天多次要把手放在药水里浸泡,用肥皂洗,用刷子刷,又伤皮肤又费事。工人出身的张书林从小爱动脑子,尽管他没有机会上大学,但他的刻苦钻研精神在工厂是人人皆知的。
张书林先从书本啃起,逐一敲开了细菌学、传染病学、化学的大门,他顽强地在知识海洋里游弋。1982年,正当他刚刚入门时,他病倒了,一检查是肺癌,组织上决定把他送到北京去治病。就在等待肿瘤医院最后确诊时,张书林还拖着极度虚弱的病体,出入于北京的各书店,翻阅有关香料、日化、药物等书籍。
肿瘤医院的诊断书出来了,肺癌,必须迅速切除右肺!妻子流着泪劝他动手术,张书林却做出了果断的决定:手术如果不成功,就会加速死亡,即使成功也要拿掉两根肋骨,以后什么也干不成了;如果不动手术,还可以争取时间把发明搞成功。也许是科学之神挽救了他,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张书林奇迹般地痊愈了,甚至连肿瘤也消失了。
他重新在自家的小房间里搞起了试验。把洗衣粉与灭菌剂结合起来,化合过程相当复杂,一加一并非等于二,也许是零,作用相互抵消。等于几才能相得益彰,吻合在一起?他成箱地买回试剂做试验,妻子省吃俭用的钱都给他花在这儿了,最后连家中准备打家具的木料也卖掉了。试验有了初步眉目,他才向厂领导详细汇报,并得到领导的支持。1984年春节,他的试验获得了成功。
得了金牌后的困惑
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有赖于建立一个高效率的运行机制。一项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很高的技术成果,如果离开了与之相适应的转移机制,只能束之高阁,随着时间的推延,它的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将很快降低。
成果出来了,如何转化为产品?和众多发明者一样,张书林遇到了一个新的难题,为此他坐卧不安。
当务之急是要办一个中试厂,推广这一科研成果。在湖北省的支持下,张书林建成了襄樊医用洗涤剂厂。有了产品,他自己又站在天津百货商店的柜台上推销洗衣粉。他被改革的潮流推上了技、工、贸结合的道路。
1987年,张书林把洗衣粉扛到老山前线。由于潮湿,那里的战士得了疥疮、烂脚病,他就教战士们如何用这种洗衣粉的溶液洗澡、洗衣被,没多久全营战士的皮肤病都治好了。上海地区流行甲肝,他又把这种洗衣粉送到上海,同样收到了理想的效果。
去年康宝洗衣粉在秋季广交会上大受青睐,之后又在全国首届新技术新产品展销会上受到好评,共签订了万吨出口合同,可创汇900多万美元。市场需要这种杀菌洗衣粉,而张书林的中试厂规模小,远不能满足需要。产品得了金牌,声誉越高,他的压力也越大。
出路在于技工贸相结合
如果说,张书林前几年走技工贸结合的道路是权宜之计,那么到1989年,他已经感到非走这条路不可。
一项关于《年产一万吨高效灭菌洗衣粉的国家火炬计划项目评估报告》表明,此项目需投入固定资产515万元、流动资金820万元。他跑科委、跑工商银行、跑工厂,得到了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一夜之间张书林几乎又从发明者变成了企业家。
根据当前的国情,他认定了一条“投资少、速度快、效益高、贡献大”的道路,先从自己的中试厂做起,用省科委计划拨款添制了少量设备,达到年产5000吨的能力。他又带领康宝新技术研究所的同志在全国各地奔波,宣传产品,寻找伙伴,以自身科技发明项目的优势寻求与大企业的横向联合,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千方百计地“点燃”火炬计划。
锦州化工厂洗衣粉车间生产传统的洗衣粉,急需更新换代,厂家对张书林的产品很感兴趣。他们拿出60万元资金改造设备,达到年产万吨康宝洗衣粉。去年年底双方谈妥,今年1月锦州厂冒着严寒改造设备,3月试生产,4月正式投产,其速度之快令人瞩目。康宝洗衣粉提前两年零9个月实现了火炬计划要求的年产万吨高效灭菌洗衣粉的能力。
现在,湖北省襄阳油脂化工厂也正在形成生产万吨康宝洗衣粉的能力,武汉油脂化工厂、昆明三聚磷酸钠厂也在洽谈这一项目。记者在北京遇到正在与张书林洽谈业务的厂长们,他们深有感触地说:“中国的振兴最终要靠高科技产品的发展,老厂不断追求新技术才有出路。”张书林正是利用了这个契机。
来去匆匆的张书林有了万吨以上产品,又出现在北京一商局的办公大楼里,下一步他要为产品推向市场做新的努力。
国家科委主任宋健曾说过,“火炬计划照亮全中国之时,即为中国振兴之日。”
高新技术的魅力大概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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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办刊物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演讲与口才》杂志主编 邵守义
办期刊的人常说“办刊难,刊难办”,确实如此。最难的是做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很好,这是期刊主编们共同面临的课题。我们《演讲与口才》杂志在吉林市以5000元贷款起家,办刊7年,目前发行量维持在百万份左右,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经济效益也较好,固定资产已达50万元,1989年仅利税就达100万元。办刊7年中,有一点我们体会最深: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是获得两个效益的关键。
社会主义的期刊虽然各自的内容不同,但作为舆论阵地,都肩负着提高中华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文化科学素质的使命,肩负着向读者传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任,这些集中体现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针。如果离开了这个方针,成为于国于民无益甚至有害的刊物,最终要失去读者,也失去本身存在的价值,就根本谈不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我们这个刊物的宗旨是提高读者的口头表达能力与技巧。口头表达是人们最重要的交际方式,与人们的思想、道德、情操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坚持一个原则:刊登的每一篇稿件都必须有利于提高读者的口头表达能力,必须有利于提高读者的思想、道德、情操。凡是不利于上述要求的,一概不刊登,这就保证了刊物为社会主义服务和为人民服务的方针。
我们感到,坚持这“两个服务”的方针,刊物要做的事很多,读者要求我们服务的范围非常宽广,大有可为。为了适应广大读者的不同层次的要求,我们确定刊物以普及为主兼及提高的原则,并注意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和实用性,特别强调实用性,尽力使大多数读者有实际收获。刊物办起来之后,我们收到的读者来信越来越多,7年间共收到10万多封。有的来信要求帮助提高语言表达能力,有的要求帮助矫正口吃。还有不少是向我们反映、诉说生活中、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难题,如找不到对象、家庭纠纷、打官司、学习不好、升学问题等等,与演讲和口才无关。这说明我们的刊物得到了读者的信任。我们做到有信必回、尽力帮助。我们成立了口吃矫正室和口吃矫正函授班,矫正口吃患者3000多人,并为读者提供各种咨询。读者看到我们真心诚意为他们服务,订阅的人就越来越多,以至于近几年都达100多万份,这又给我们带来了很好的经济效益。收益增加了,我们又把钱用到提高社会效益上。
几年来,我们出资20万元举办了5次全国大型演讲比赛,还举办了演讲学习班、学术讨论会,向老山前线驻军战士赠送书刊。这些活动增加了刊物的知名度,反过来又增加了经济效益,形成了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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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京都有此回春地
——记天安医院
本报记者 艾笑
这是一家专收别的医院推出来的中晚期癌症和偏瘫病人的小医院。家属们想:病到这份上,别指望什么了。住进去熬到什么时候就算什么时候,尽人事吧。可真是出乎意料:抬着进去的,却一个个自个儿走了出来,有的还重返了工作岗位。
这就是地处北京市丰台区岳各庄的天安医院。院长是57岁的创伤外科专家常永力。
常永力原来是位铁道兵。55岁正是身强力壮时就让离休,他怎甘寂寞?征得铁道兵领导和劳动人事部的支持,他就组织身体棒、事业心又强的离退休同行办起了这家医院。尽管“院龄”才1年多,可由于医技档次高,成员又大部分来自部队,保持了解放军的优良传统,这家医院的名声越来越响亮。
河北魏县中学教员郑有权患晚期食道癌,入院时已不能进食,经该院2个月综合治疗,现已病愈并重回教育岗位。71岁的北京丰台区蔬菜公司退休工人杨士培因脑血栓来该院,入院时深度昏迷、瞳孔散大、大小便失禁,入院后又反复出现肺部感染和心脏功能衰竭,有人断定他即便抢救过来也将成为一个植物人。结果是176天后,老人自己愉快地从医院走回家去了。
为此,病人亲属送来的匾额上写道:
“古史神医百代传,今朝妙手落‘天安’,家父几番乘云去,众友医护挽手还。扁鹊生前当启齿,华佗世后也开言,京都有此回春地,我辈长揖四路仙。”
一年多来,在这家医院收治的320多位患者中,170多位中晚期癌症患者里只有5例病故,其余均为延期或好转。有时,由于病情需要,天安医院建议病人转院治疗。病人却坚决不走,说:“这里的大夫和护士责任心强,医术高,用药对路,也不乱收费,服务态度好。病久了家里亲人也有烦的时候,住这儿比家里还强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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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留学归来

  在祖国也能干成
施晓亚
在解放军总医院,提到肾病科的陈香美博士,人们常常佩服地说:“那真是个不顾一切干事业的女性。”
两年前,陈香美在日本攻读完博士学位后回到祖国。一下飞机,她不是安顿自己,而是忙着找实验室安顿随身带回来的试剂和细胞株。顾不上休息,第二天她就飞赴西安讲学,接着又上南京参加学术会议。她和父母家人只团聚了一星期,回到医院又一头扎进实验室。别人回国都是七大件八小件,她却带回价值7万余元的科研设备。
她的成功与其说比别人更聪明,不如说比别人更刻苦。初到日本,那里的发达和祖国的贫穷形成鲜明的对比,她没有灰心丧气,而是激起了她的民族自尊。国内的肾脏病研究当时还很落后,她心急如焚。为了多学些知识,她就读于两所大学,一天只睡5个小时是常事,有时就在实验室里钻睡袋。为了得到精确的实验数据,她甚至把小鼠笼子放在枕边观察。
风景绮丽的日本诸岛对她有极大的诱惑力,好友来邀:“香美,出去散散心。”她何曾不想,却竭力忍住了。时间太宝贵。她也有累得支持不住想要躺倒不干的时候,此时她就提醒自己:“陈香美,你不是为振兴中国的肾脏病事业来留学的吗?这儿条件这样好,不多学一点回国怎么工作?你可是同代人中的幸运儿,有多少才智胜过你的人都没有这样的机会,快克服困难干吧!”
当她获得博士学位时,日本8家新闻机构均作了报道。一位外国记者在采访时问她:“陈博士,您今后有什么打算?”她不假思索地说:“回中国建设肾脏病研究中心,为祖国人民服务。”
1987年10月,她回到阔别4年的祖国。一踏上祖国的土地,她的心中已酝酿好一个雄心勃勃的工作计划。当向医院领导汇报时,一位专家关切地问:“能行吗?要充分估计困难呀!”困难的确不少,但一想起日本导师劝她驻留的话——“回中国能干下去吗?只怕可惜了你的才能”,她便咬牙挺住。她要让人们相信,中国同样有发挥才干的天地,不仅能干,而且能干好。
她习惯了夜晚灯火通明、不停运转着的实验室,实验室成了她的家,晚上她经常工作到一两点钟。年轻的医生们被她的精神感动了,他们和她一起,白天奔波在门诊、病房,晚上钻进实验室,进行肾病机理研究。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肾病科一下子拿出13篇高水平的论文参加全军第二届肾脏病会议。当陈香美听到有人在会上议论,“真不得了呀,上届会议他们只有3篇论文,这次一下这么多。”她的心里就像吃了蜜一般。前不久,他们又有10篇论文被即将召开的亚太地区国际肾病学术会议选中,这里面,倾注了她的许多劳动和心血。这个过去不起眼的小科,现在一跃而为国内较有影响的肾病中心之一,38岁的陈香美副教授被任命为肾科的副主任。
1989年,当她带着国内独特的研究成果再度飞赴日本报告时,日本导师和同行都惊讶地感叹:“中国的肾脏病研究后来居上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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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这里的毕业生受欢迎
施晓亚
尽管离毕业分配还有3个月,东南大学无线电工程系50名研究生中,除留校和考取博士生的12名以外,其余均初步落实了高校和科研单位,目前还有16个单位等着要人;170名本科生中,除19名免试读研究生和12名定向培养的以外,有139名参加分配,目前收到需求信息182个,供求比例为1∶1.3。
如此乐观的分配形势来之不易,是该系10多年来坚持全面教学改革、努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结果。
无线电理论及技术的飞速发展,电子器件的快速更新,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对无线电技术专业的冲击极大。东南大学无线电工程系审时度势,进行全面教学改革:拓宽专业口径,削减课堂教学时数,大幅度增加实验教学时数;规定毕业设计的选题要尽量结合科研、产品试制等实际任务,真正成为踏上工作岗位前的一次业务总演习;建立一整套严格的学习管理制度,包括学习优秀生选拔和培养制度、奖学金制度、中期筛选制度以及毕业生择优分配制度等,鞭策学生保持良好的学风。
改革收到了预期的效果。该系对经历过这一改革的部分84届至87届毕业生进行了跟踪调查,同时也向该专业毕业生比较集中的大型电子集团和工厂作了调查,结果表明:这些毕业生的质量高,受到用人单位的普遍欢迎。
南京中山电子集团副总工程师薛国纬说:“东大无线电技术专业的口径宽,培养出来的学生理论基础扎实,工作的适应性好。”无锡电视机厂总工程师丁元健反映:“东大无线电技术专业近几年分配来厂的毕业生都已挑起技术重担,在开发新产品和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方面都起了主要作用。”
1984年7月分配到盐城无线电厂的徐要军已参加8个型号收录机的设计工作,是该厂收录机新品的主要设计师。他参加设计的1541型收录机在全国第三届专业评比中获一等奖,每年生产批量达几十万台。因工作成绩显著,他荣获1987年度江苏省新长征突击手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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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前进中的海淀走读大学
本报记者 柏生
早听说在北京西郊学院区有一所海淀走读大学,办得很有特色。初春的一个早晨,我专程来到“海大”。
走进一座普通的五层小楼,楼道里分外安静,原来学生正在考试。副校长兼理工学部主任陈宝瑜热情地接待了我。他向我介绍了这所大学的情况。他说,海淀走读大学是1984年3月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成立的一所新型综合性3年制大学。6年来,这所学校已发展到拥有理工学部、经济管理学部、国际语言文化学院和中国传统文化学院四大部分,36个专业,在校生近2000名。
陈宝瑜领着我参观,我们边走边谈。他说:“我们学校始终把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作为专业设置的依据。只要是紧缺专业,无论有多大困难,也要创造条件去办好,因为只有这样,学校才有竞争优势。1986年,学校经调查发现,工业管理专业出现了‘分配难’,便把工业企业管理专业一分为二,变成市场营销和工业财务两个专业,学生毕业后受到社会的欢迎。后来发现图书馆专业面临就业难,又把这个专业改为出版与发行专业。随着社会的需要,学校还增设了涉外会计专业,强化外语教学,开设了外汇、金融等课程。”
陈宝瑜领我到办公室,见到了校长傅正泰,他刚给中国传统文化学院的毕业班学生做完报告。谈到学校的师资,他说:我们学校的校址选在中关村地区中心,这里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林立,知识分子密集,师资来源丰富,在数量、质量和门类方面都能保证有足够的应聘教师。现在学校既有专职教师,也有兼职教师,兼职教师约300名,大都来自北大、清华、人民大学等学校。
傅正泰校长还谈到,学校一直把思想教育、学风建设当作一项基本建设工程来抓,建立起一套管理制度。“改革探索,勤奋进取,艰苦创业,开拓前进”,这16个字就是学校的校训。在广大学生中,已经形成“勤奋、进取、严谨、求实”的学风。学校着重把理想前途教育、思想品德教育放在学生工作的首位,努力把学生培养成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用人才。从1987年首届学生毕业以来,3年中学校共向社会输送了1100余名合格人才。
在海淀走读大学前进的道路上,傅正泰校长付出了多少心血和代价啊!他本是清华大学的教师。粉碎“四人帮”后,他是第一批获得副教授职称的教师中最年轻的一位。那为什么要来办走读大学呢?他说:“我是区人大代表,据我了解,全区能上大学的中学生只有5%。为了解除学生和家长的苦恼,也为了给社会提供急需的人才,我选择了‘海大’。”为了走以学养学的路,办校办工厂,让学生们有勤工俭学的地方,学校也有办学资金。在1988年7月,支持他办学的爱妻李宗莲在准备与某单位签订校办工厂的一项合同时遇车祸身亡。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是多么沉重。但是,他经受住了。他没有辜负“海大”这么多学生、家长,还有教师的厚望,与教职工们一起继续默默奉献……
告辞了两位校长,我又赶到国际语言文化学院。这是一座整洁幽雅的小院。常务副院长陈振宜(原是北京外语学院的老教务长)告诉我:“现在我们已经办了经贸英语、日语和俄语,以后,我们还准备为在职人员办提高班,为出国人员开设培训班。”陈副院长还陪我看了语音实验室,学生们正在进行听力训练。在英、日、俄班的专用教室,我看到教室不大,却收拾得明亮洁净。每个语种班都根据自身的特点,布置出独特的异国情调。
告别这静静的小院,几株花树的枝条在微风中轻轻拂动,我心中产生了对这姹紫嫣红的小院风光和学生们的深深留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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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市海淀区有集贸市场一百一十五个,从业人员十多万人,由于建立了生育情况登记卡并定时复查,有效地控制了这部分人的计划外生育。图为有关人员正在进行核对工作。徐京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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