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历史关头显英雄本色
——忆乌兰夫同志的一桩往事
程子华
乌兰夫同志离开我们一年多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如在眼前。
我第一次同乌兰夫同志相见，是１９４６年３月下旬在承德。乌兰夫同志是我党早期的少数民族党员，党的“七大”就是候补中央委员。我早就知道，他曾赴苏深造，在白色恐怖下、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坚持内蒙古西部地区的革命斗争。因此，我们俩第一次见面，就像是久别重逢的老战友。
当时，我任冀热辽中央分局书记和冀热辽军区政委，乌兰夫同志当时的名字叫云泽，他任绥蒙政府主席和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主席兼军事部长。
乌兰夫同志来承德主要肩负着两项使命：第一项是１９４６年初东蒙自治政府所属的贺子章部队与我李运昌部发生了冲突，因为涉及民族问题，我们觉得不好处理，便报告了中央，中央派乌兰夫同志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第二项是中央派他来主持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代表和东蒙自治政府代表的谈判，解决内蒙古统一自治问题，这是他的主要任务。
乌兰夫同志一到承德就去分局找我。他从张家口来承德，赶了好几天路，我想他肯定很累，要他先休息一下。可是他不肯，说没有什么，马上就谈起了工作。
在乌兰夫同志的努力下，军事冲突的事很快就解决了。对于解决内蒙古统一自治问题，乌兰夫同志先给我介绍了内蒙古地区的情况和斗争形势，又谈了中央和晋察冀中央局关于解决内蒙古问题的方针和指示。我听了以后，觉得中央指示很明确，乌兰夫同志对情况又很熟悉，于是我说，解决这个问题按中央指示办，主要靠你，我只是尽地主之谊，给你们当后勤，搞好服务工作。
乌兰夫同志说，你老兄别客气，我来承德解决问题，虽然领导关系在晋察冀中央局，也得接受当地党的领导，子华同志，有事我还是要和你商量。我看他这样谦虚诚恳，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我们俩的第一次共事和交往就这样开始了。
１９４６年初，国共和谈还在进行，全国、东北和内蒙古的斗争形势都很复杂。当时中央的战略方针是争取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解决内蒙古问题，是我党整个战略思想的一部分。抗战胜利后，八路军和东北抗日联军控制了东北大部分地区，晋察冀的局面也打开了，在延安培养的和经过抗日战争锻炼的一大批蒙古族和汉族老同志已进入内蒙古地区，我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已于１９４５年１１月在张家口成立。而东蒙自治政府还不肯轻易放弃他们的“独立自治”、“高度自治”的主张，尚动摇于我们和国民党之间。
但他们与我党我军已有接触，我西满的同志已给他们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在一些有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青年中已产生影响；同时他们对国民党有疑虑，不满国民党的大汉族主义，思想上倾向我们。因此，从总的形势看，解决内蒙古问题的条件对我们是有利的。乌兰夫同志对内蒙古的情况吃得很透，对完成内蒙古统一自治的使命心中有数，他和自治运动联合会的代表们都对取得这次谈判的胜利充满信心。
乌兰夫同志经验丰富，既善于做群众工作，又善于做上层的工作。在这次谈判中，他先有针对性的个别交谈，待工作做得差不多时，再正式开会谈判。东蒙自治政府代表中的一些人认为，他们已建立了一个“政府”，控制着一定的地区，有一定的实力，想凭借这些条件同我们争一争。双方代表一接触，不同主张就暴露出来了，焦点是内蒙古革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还是由“内人党”领导；在内蒙古是在我党领导下统一开展民族自治运动，实行平等自治，还是搞什么“独立自治”、“高度自治”。针对这种情况，在个别交谈中，乌兰夫同志既注意做易于接受我党主张的青年的工作，又特别重视做有影响的上层人物的工作。为了启发、提高、打动对方的思想，乌兰夫同志和自治运动联合会的代表们，耐心地向对方反复讲解我党主张、内蒙古革命史上的经验教训和当前国际国内及内蒙古地区的斗争形势，阐明内蒙古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内蒙古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内蒙古革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随着全国革命的胜利而胜利，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内蒙古统一开展民族自治运动，实行平等自治，内蒙古才有出路。
经过连续几天的紧张工作，终于打动了东蒙自治政府代表中的多数，使他们心中慢慢豁亮起来，逐渐接受了我党解决内蒙古问题的主张。当谈判达到决定性转折的时候，过去加入过联共党的东蒙自治政府代表特木尔巴根提出转为中共党员，在东蒙自治政府代表中影响最大的哈丰阿也提出加入我党的要求。乌兰夫同志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几天来工作的结果，是好的兆头，对谈判和圆满解决内蒙古问题有利。他高兴地跟我说，多数人的工作已做通了，哈丰阿、特木尔巴根也基本上想通了，他们两人都提出要加入我党。我看为了团结上层和争取更多的人，为了有利于内蒙古问题的解决，可以考虑他们的要求。子华同志你说怎么样？我很赞成乌兰夫同志的想法，我说，你的想法很好，这样做有利于团结，有利于革命大局，可以考虑作为特殊情况吸收他们入党。而后，经乌兰夫同志报请中央批准，很快解决了他们的入党问题。
这样，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如撤销东蒙自治政府、自治运动联合会领导机关补充东部代表、建立自治运动联合会东部总分会、东蒙自治军改由自治运动联合会和所在军区领导、解散“内人党”等，很快取得了一致意见。
１９４６年４月３日，举行了由双方代表参加的正式会议，通过了一个包括所有应解决的主要问题的《总决议》，胜利完成了谈判任务。之后，通过《总决议》的贯彻，在内蒙古就出现了在我党领导下统一开展自治运动的新局面。
乌兰夫同志主持的这次谈判，后人称之为“４·３会议”，是内蒙古革命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它解决了内蒙古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实现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的统一，结束了内蒙古长期分裂的局面；团结了蒙古民族各阶层和内蒙古各族人民，扩大了革命队伍，壮大了革命力量。
这次会议的成功，为１９４７年５月１日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创建我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奠定了基础。在解放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圆满解决了内蒙古问题，使其置于我党领导下，实现了统一领导下的平等自治，是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的。它为东北、华北我军提供了辽阔的后方，使我战略展开有了很大的回旋余地，特别是在东北，为我迅速扭转战局起了重要作用。这是我党民族政策的胜利，是乌兰夫等同志认真贯彻中央方针和指示的结果。
在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事关大局的斗争中，乌兰夫同志有胆有识、深谋远虑，表现了他的坚强党性和政策水平，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高超的斗争艺术。
乌兰夫同志为内蒙古革命，为全国革命，特别是为解决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问题，立了一大功。
在这以后的４０多年中，我同乌兰夫同志作为老战友、好朋友接触交往就更多了，他在各方面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乌兰夫同志不愧为少数民族领袖，不愧为一个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
我们要学习乌兰夫同志忠于党、忠于革命事业的精神，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
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李井泉在大青山
杨植霖
李井泉同志一生革命的丰功伟绩，党和国家已有全面的高度的评价。我这里只就他 在开创内蒙古西部大青山（阴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中的事迹作一些悼忆，以示缅怀。
李井泉同志是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主要创始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是我党、我军在内蒙古抗日战争时期仅有的一块武装抗日地区。这块地区在李井泉支队未上大青山之前，是一派使人难以想象的凄凉景象。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向西推进，８、９月里即加速向绥远进攻，国民党军队不战溃退，日寇１０月初侵入归绥（呼和浩特），１７日侵占包头。绥远的精华地区大部分沦入敌手。国民党的正规军完全溃退了，绥远的地方武装也陆续投敌了，少数没有公开投敌的，与敌伪有或明或暗的勾结。那时日寇占据着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伪军在铁路两侧替日寇维持交通秩序，其余地区多被成千成百的土匪盘据着。绥远的局面极为混乱。由于日寇、伪军、土匪、国民党的散兵游勇都欺压群众，老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各族人民在水深火热中受熬煎。
归绥、包头沦陷后，我即到晋西北一二○师向贺龙、关向应首长汇报国民党军队溃退情况，汇报后，贺、关首长命我回大青山争取“自卫军”第三路和第四路军，未能成功。我即向贺、关首长书面报告未完成使命，并报我拟自己搞武装抗日，请求派人来领导。搞起队伍后，书生领兵不会干，又派刘洪雄（曾任察哈尔同盟军支队长）到一二○师汇报情况，请求领导。当时由于我带的蒙汉抗日游击队力量相对弱小，四处受敌，活动受到限制，起不了大潮的作用，我两次派人到一二○师请兵，都无消息，非常焦急。这时一二○师贺龙师长和关向应政委执行中央指示，决定以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七一五团王尚荣团长为主力，组成八路军大青山支队，由李井泉同志担任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并指挥由山西成城中学师生组成的四支队，和以武新宇为领导的晋绥边区战地动委会，共２４００余人，北上大青山，经过两次反复战斗，费时数月，突破日寇的重重堵击、围攻，越过长城，经绥远东南部蛮汗山地区，过平绥铁路，于１９３８年９月１日进入大青山腹地。
李井泉同志由山西出发时，即派三五八旅一个姓黄的民运科长，随先头部队到大青山找我联络。一天下午，游击队战士抓住一个人，说是汉奸，要枪毙，后经详细询问，他说来找姓杨的，我说我就是杨某人，这时他从棉衣里拿出李井泉同志给我的信。游击队员们得知我军已上大青山，都高呼：我们的军队上来了。然后，我们和黄科长一同奔向呼和浩特郊区的面铺窑子村和先头部队会合了。先头部队和游击队的战士们在热泪含笑中，都高兴地跳了起来，群众看到那种欢乐的情景非常高兴，也受到很大鼓舞。
与先头部队会合后，我带的大青山蒙汉抗日游击队，整编为绥蒙游击大队，我任大队政委，后又兼大队长。部队整编后，井泉同志从提高政治、军事素质方面关心我，让我带着队伍跟支队司令部行动，在这一段时间中，井泉同志每天与我交谈，并让我参与讨论作战方针和行军计划。这种短期实战教育，使我从各方面得到很大提高。
当时，党中央、毛主席要求我们在大青山地区做到扎下根子、钉上钉子，以备战略反攻。李井泉支队上大青山后，活动于归绥、包头之间的山区，这个地区是绥远的心脏地带，在这个地区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确实使日寇日夜难安，因此，日寇企图用一切办法赶走我军，扫荡与反扫荡将是反复的、长期的。所以他一上大青山就让同志们要有长期艰苦战斗的准备。为此，井泉同志着重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首先解决抗日信心问题。李支队上大青山前，日寇炫耀未遇国民党军队抵抗，轻易占领归绥、包头，说中国军队不是他们的对手，借以夸大他的威力。在我军进入绥远境内时，日寇左堵右拦，一再叫嚣大青山是防共隔绝地带，绝不允许共产党、八路军在这个地方存在。但是敌人的意图适得其反，李支队不但开进了大青山，而且从集宁县以北的灰腾梁到包头以北固阳县境的高台梁，横扫阴山七百里，在广大地区展开了抗日游击战争，打得日寇焦头烂额、顾此失彼、穷于应付，无法招架，以铁的事实彻底粉碎了日寇不可战胜的神话。给大青山地区蒙汉各族人民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二是加强蒙汉各民族的团结，壮大抗日的力量。大青山地区原是蒙古民族聚居的地区，由于国民党统治时期，实行大汉族主义，民族间隔阂较深，加上日寇进行民族挑拨，民族间有离心离德倾向。八路军李支队上大青山后，十分注重蒙古民族工作，广泛宣传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连王公贵族都在团结争取之列，如我军在解放四子王旗的乌兰花镇时，全部俘虏了四子王旗的保安队等伪军１８０人，我军在讲述了民族政策后，全部释放了他们，连四子王旗保安队的枪支也都全部发还。这次战斗是李井泉和王尚荣团长亲自指挥的，他们亲自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用事实说明共产党对蒙古民族政策是真诚的，震动了塞外各个盟旗。此后，很多蒙古上层人士和佛教喇嘛领袖，都和我军接近，给我军供给很多马匹，暗中运送枪支弹药。李支队执行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开始改变旧的民族关系，加强了蒙汉民族团结、合作互助、共同抗日的新局面。
三是迅速建立骑兵部队。大青山地区辽阔，丘陵地区多，人口稀少，气候寒冷，游击性很大，要坚持大青山的抗日游击战争，没有骑兵是不行的。井泉同志一上大青山即注意把步兵变成骑兵。步兵变骑兵，出现了一系列困难，如马匹来源，战马装具，训练作战，供应等都急需解决。李井泉同志费尽心血，想方设法逐步解决这些问题，不到一年时间就把步兵全部变成骑兵，完成了组建骑兵任务。这样我们就能在广大的塞外地区和敌人长期周旋，直到最后彻底的胜利，和平解放绥远。
四是广泛地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大青山地区的主要统战对象是民族、宗教、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开明地主等。我们的政策是，凡是有利于抗日的都在争取之列。蒙回民族都与宗教有密切关系，我们实行民族平等团结，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得到蒙回民族的拥护。对国民党军政人员，实行真诚合作抗日的政策；对“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是帮助他们把军队搞好，他们的官兵对我军印象很好；对游击区内的地主，争取他们抗日，因之，除少数地主逃走之外，大多数参加了抗日。如武川县的地主刘禹，把全家大部分资财供给抗日，成为开明人士的典型。总之，在井泉同志上大青山后，广泛开展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五是整治社会秩序，开展建立抗日根据地各项工作。当时的社会秩序极为混乱，完全是无政府状态，土匪、伪军、国民党的“自卫军”等横行乡里，群众无法生活，此种情况继续下去，无法发动群众开展抗日工作。为此，井泉同志提出要采取各种措施改变这种局面：首先建立大青山抗日动员委员会，以武新宇同志率领的晋绥边区动员委员会为主，于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在武川县东部的西河子一带建立起县、区动委会，接着由东向西在大青山普遍建立动委会，先建立区、乡动委会，相继建立县以上动委会，动委会是群众性组织，群众事无大小都要找动委会解决，无形中各级动委会行使了政权的职能。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和进行建党工作，每区都设党的工作组或工委会，和区动委会一起办公，为了能掩护工作，每个区动委会可组织二三十人的游击队，由党的区工委领导，队长由党员担任，或由工委书记担任，区乡动委会在农民、青年、妇女群众中建立救国会。这样，党即以动委会的抗日工作入手，形成党对军政和群众团体的统一领导。
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稳定的社会秩序，是根据地的头等大事。我军于１９３９年春一举将大青山二三千大小股土匪全部剿灭，结束了混乱局面，群众欢呼称快，说给他们除了大害，出现了拥军参军热潮。
在井泉同志逝世一周年之际，往事桩桩涌向心头，撰文一篇，以示哀思。
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道路
——纪念季方同志诞辰１００周年
卢嘉锡 方荣欣 章师明 田光涛
季方同志生于１８９０年４月２２日（清光绪十六年庚寅三月初四），今年是他诞辰百周年。他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事业满腔热情、鞠躬尽瘁、无私奉献的一生。
季方同志出身农家。在那灾难深重的旧中国，他少时心灵上就刻下了屈辱的伤痕。后来，他抱富国强兵之志，投笔从戎，从当士兵起经陆军小学、陆军中学毕业，于１９１１年升入保定军校。辛亥革命爆发，他离校参加了沪军敢死队。袁世凯复辟帝制，他又离校参加讨袁的江西湖口起义，不幸被捕，判刑１０年，在袁世凯死后才获释。牢狱生活锻炼了季方同志的意志，增长了他的智慧和勇气。１９２１年，季方为追求真理，在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影响下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１９２４年应邓演达之聘，到广州黄埔军校任特别官佐，竭诚拥护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翌年随军校参加东征，讨伐叛军陈炯明，为统一广东而战斗。
１９２６年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季方任总司令部政治部组织科长，率领政治部后续部队沿途发动农民群众，打击土豪劣绅，配合国民革命军在北伐战争中胜利进军。１９２７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季方同志疾恶如仇，毅然与蒋介石决裂，从上海化装乘货轮到达武汉，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军事指挥，随邓演达参加第二次北伐。大革命失败后，季方同志愤而辞离第四军教导团参谋长职务，辗转到达上海。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他胸怀民族解放之志，寻找革命出路，于１９２７年底与谭平山等响应宋庆龄、邓演达等的《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为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酝酿成立新的政党。１９３０年邓演达秘密回到上海，主持创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农工民主党的前身），季方同志参与建党，当选为中央干部会干事，负责总务和军事部门的工作。他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积极从事反蒋反帝活动。“九·一八”事变之后，邓演达被蒋介石杀害，季方同志继承邓演达的遗愿，为倒蒋抗日奔走，从华北到西北，承受着政治上和生活上的双重压迫。他一出潼关，耳闻目睹农民卖儿鬻女，少数民族遭受压迫，地主军阀残酷统治，不禁心涛汹涌，认为“这黑暗社会”，非革命不可。１９３３年冬季发生“福建事变”，季方同志喜出望外，迅速赶到福州，参加这一反蒋抗日的爱国运动，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谋。事败之后，季方同志于１９３４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经营救保释出狱。
季方同志矢志革命，铁骨铮铮，立场坚定，屡挫不馁。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由衷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力主联合抗日，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并把中国引向光明的前途，在思想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开始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成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抗日战争期间，季方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华东武装抗日自卫委员会”的活动。并以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少将指导员的名义，大力推动和组织长江三角洲地区各派军队联合抗日，为抗日救亡不辞辛劳，奔走呼号。１９４１年春，苏中第四军分区成立，季方同志任司令员，他同战士们一起，出入于江海之滨的广大农村，反扫荡，反围剿，过着极其艰苦的敌后游击战争生活，有力地打击敌人。１９４３年，季方同志调任苏中行政公署主任。抗战胜利后，季方同志先后任苏皖边区政府副主席，华东解放区解放军官教导总团团长等职。１９４９年９月，季方同志作为华东解放区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建国以后，季方同志先后担任交通部副部长，江苏省副省长。是一至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第三、四届常委，第五、六届副主席。季方同志一直担任农工民主党的领导职务，１９５７年以后是农工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他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对中国共产党无限热爱和忠诚，坚持原则，立场坚定，一心想的是恪守党的方针政策，维护党的声誉和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带领着农工民主党的同志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勤勤恳恳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农工民主党的建设、进步和坚持同中国共产党友好合作，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真诚拥护，尽管到暮年愈来愈耳不聪，眼不明，行动不便，但却坚持每天戴着耳机听广播，听读报，关心国家大事和建设成就，每有好消息，便兴奋不已。１９８６年开始，季方同志自感年事已高，表现了“重事业兴衰，轻个人去留”的高尚风格，再三恳辞农工民主党主席职务，在农工民主党九届三中全会上被推举为名誉主席，为农工民主党实现领导班子的新老结合和交替，作出了有影响的贡献。
季方同志最受人敬仰的高尚品德之一，是一贯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他的人生追求是“给予”，而不是“索取”。他常真挚而又带着不安的口吻说：“国家给予我的太优厚了，我给予国家的太微薄了。”所以，他日常都是布衣粗食，朴实无华，严于律己，平易近人，从不肯损耗国家的丝毫利益，就是连应得的待遇，也尽量做到能省则省，能免则免。甚至卖了公家按规定为他订阅的报纸，几个钱也要全部交公，真正做到了两袖清风，一尘不染。
季方同志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战斗不息的一生。他历经辛亥革命，癸丑讨袁，东征平叛，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斗争中失败，从失败中崛起，在崛起中前进，终于迎来曙光。他从一个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而成为共产主义的忠诚战士，走的是一个正直知识分子所走的道路。如今，季方同志离开人间已有两年多了，在他百年诞辰之际，回顾他的一生历程，我们对他倍加怀念，肃然起敬，也深感民主党派责任重大，前景辉煌。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为稳定国家、稳定社会和在治理整顿、深化改革中发挥积极作用。今后在前进的道路上，不论遇到什么风浪和困难，农工民主党都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在我国多党合作中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在这方面，季方同志已经为我们作出了榜样，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