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对进一步治理整顿与深化改革的几点认识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韩培信
今年是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关键一年。做好今年的工作，将为实现９０年代的奋斗目标创造良好的开端。当前，我们的经济建设和改革遇到了一些困难，在社会上引出了一些议论，认为改革受挫了，停滞了，甚至把治理整顿与深化改革对立起来。这种认识很容易造成对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采取消极态度，不利于政治稳定、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这里，我想结合在地方工作中碰到的一些问题，对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治理整顿与深化改革是相辅相成、互为条件的。当前深化改革的工作重点，应着眼于完善已有的改革措施，使之协调配套
推进改革要有一个良好的经济秩序和较为宽松的经济环境；治理整顿不仅为改革的深化和健康进行创造必要的条件，而且它本身需要改革的配合。因此，决不能把治理整顿同深化改革割裂开来，更不能对立起来。对治理整顿，我们要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对深化改革，我们同样不能有丝毫的犹豫和动摇。
当前经济生活中有许多矛盾，错综复杂。治理整顿必然涉及多方面的问题，包括控制经济过热、增加有效供给的问题，实行货币紧缩和调整信贷结构、解决加强现金管理中的问题，整顿乱开“创收”的口子、攀比工资外收入的问题，等等。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作出相互关联的决策措施。与此相适应，今后几年，改革必须围绕治理整顿来进行，深化改革目前不在于出多少改革新招，工作重点应着眼于完善已有的改革措施，使之配起套来。比如价格改革，只有同治理环境、企业改革、市场发育、宏观管理结合起来，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相配套，才能取得预期效果。
当然，设计一个理想的严密的改革模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前一段改革的配套性差，从客观上看，是由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还处于摸索阶段，没有现成的模式可袭，与经验不足大有关系。但是，也不能不看到主观方面的原因。一是对国情缺乏全面深刻的认识，对国力缺乏清醒的估计，在指导思想上存在急于求成的偏向，从而造成决策上某些失误。二是在推动改革中起重要作用的各个部门，在有些改革措施上，通气协调不够，甚至有些问题相互碰撞，使一些综合性的改革措施无法得到实施，成为改革配套的“中梗阻”。三是一些地方突出局部利益，强化了改革不配套的负效应。像前几年有些地方搞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类做法，也给改革的配套增加了难度。因此，重大改革措施出台，不能搞单刀直入，一定要注意协调配套。既要考虑治理整顿目标的实现，又要考虑地方、企业和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照顾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的利益，发挥两个积极性。在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发生矛盾时，必须坚决服从全局利益，并注意采取微调措施，保护广大干部和群众在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力中表现出来的巨大热情，保证政治、经济和社会大局的稳定。
在不放松控制物价上涨的同时，抓住时机逐步解决物价结构性矛盾，这是价格改革的必然取向，也是经济走上稳定、持续、协调发展的重要前提
去年下半年以来，物价上涨趋缓，蔬菜等副食品价格稳中有降，部分日用工业品价格回落。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如下因素：１９８８年货币超量发行以及国民收入超分配的滞后影响，地方财政调控能力又十分有限；有些地方粮食减产，带来粮价上涨，影响生猪、禽蛋生产；部分原材料价格上涨对下游产品价格的推动；商业部门特别是批发商业企业资金紧缺，影响秋后旺季市场的供应和备货；零售物价总指数起点高等等。这些因素的存在都给控制物价上涨增加了难度。尤其需要看到的是，在目前市场疲软的表象下，仍潜伏着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矛盾，物价上涨的隐患并没有消除，而且由于生产滑坡和有效供给减少，这一矛盾仍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市场稍有波动，价格可能产生“反弹”，其严重后果应清醒认识到。因此，控制物价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不能丝毫放松。能不能稳定物价，不仅关系到改革的成败，而且关系到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和社会的安定。在今后两三年甚至更长一个时期的治理整顿中，国家仍需适当集中物价管理权限，加强对国计民生关系密切的重要商品价格的管理，必要时仍应对某些已经放开的商品实行最高限价。地方政府理应采取相应的切实有效的措施，保证国家控制物价上涨的目标得以实现。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物价冻结、半冻结的时间较长，不合理的比价复归日益严重，不仅影响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调整，价格的结构性矛盾也日益尖锐化并将引发一系列新的矛盾。因此，在宏观控制的前提下，应把控制物价总水平和价格的结构性调整有机结合起来。
看来，下一步价格改革应考虑首先解决好下面三个问题：
一是抓紧理顺工农业产品和农业内部产品之间不合理的比价状况。近年来，由于农村的日用工业消费品和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过猛，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农产品内部价格的不合理和调整中的不协调，使粮价和棉价又陷入“低谷”，使粮棉生产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也减缓了农副产品价格指数向工业品价格指数靠拢的速度。
二是逐步解决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的问题。要在控制总需求的同时，根据不同商品区别对待：对重要的工业生产资料，要有计划地逐步“并轨”，并纳入国家计划管理，切实管起来；对有些重要生活资料，可先保留“双轨制”再看一看，但必须缩小“轨距”，以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改善干群关系；对一般的生产资料，要有计划地放开。如此“三管齐下”，从而把“双轨制”的弊端和消极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
三是解决物价长时间冻结、半冻结积累的一批价格矛盾。这要区别对待，研究逐步解冻的办法。对市场反应敏感，会引起物价连锁上涨的重要商品，必须继续加强价格管理，保证其价格稳定，控制物价上涨的总水平；对一些小商品价格，市场供应丰富的商品价格，即使是必需品，也应放开，实行市场调节，以刺激生产，减轻生产企业压力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充分发挥国营大中型企业骨干作用和巩固壮大集体经济，同时注意保护和适度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但应加强调控和管理
前一时期，社会上有种倾向，认为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中出现的困难，是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下必然要出现的，社会主义改革已经走到尽头，只有“私有化”才是出路。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私有化”只能使中国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这不但不能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实际问题，也决不可能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建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证明，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是我们现在和今后应该坚持的改革方向。
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必须更加注重发挥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骨干作用。目前，大中型企业面临着许多困难，突出表现在：一是企业经营机制不科学，缺乏自主性和灵活性，在国家计划减少、市场调节扩大的情况下往往处于被动的地位；二是留利水平低，社会负担重，除承受较高的税负外，还有近２０种摊派，企业缺乏自我发展、自我积累的能力；三是多数企业承担较重的出口创汇任务，外贸出口普遍亏损，加之外汇留成不兑现，使这些企业的经济效益很差，有的连正常生产也难以维持；四是在宏观调控和紧缩过程中，对大中型企业缺少必要的保护性倾斜政策，资金、能源、原材料紧张的矛盾十分尖锐，外部经营条件的恶化，不但使企业技术、设备、人才优势难以发挥，而且半停产企业的涉及面迅速扩大，直接影响市场供给。因此，在治理整顿过程中，必须进一步认识大中型企业的主导地位，牢固树立只有搞好大中型企业才能稳定国民经济大局，才能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和逐步实现现代化的观念，真正把它们搞活，通过大中型企业的发展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
城乡集体所有制企业，是适应目前经济发展状况的一种重要公有制经济成份，必须继续扶持和引导其发展壮大。特别是乡镇企业，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十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乡镇企业起步较早的地区，乡镇企业在整个工业经济中已居“半壁江山”，为支援农业、安排就业、繁荣经济、增加收入和出口创汇作出了重要贡献。近几年乡镇企业的高速增长，对经济过热有消极影响。一些地方在重速度、轻效益的思想指导下，上了不少能耗高、质量差、效益低的项目；在一些企业中也存在管理水平低、经营作风差的现象，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调整、整顿、改造和提高。这不仅是宏观经济调整的需要，也是乡镇企业发展到今天的内在需求。江苏近几年来已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在努力做这方面的工作。可以预期，通过这次调整，一大批企业一定能再上新台阶，乡镇企业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组织结构会更趋合理，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必然更加壮大，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也必然越来越稳固。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和有益的补充。从江苏情况看，个体和私营经济总产值仅占社会产值的２％，不可能左右国民经济，但它在活跃城乡市场，扩大劳动就业，更好地满足人们多方面的生活需求和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这可谓“有其不多，无其则缺”。当然，在允许个体、私营经济存在并适当发展的同时，必须加强对其调控管理。对违法无照经营、严重偷税漏税行为必须依法进行惩处。特别是在流通领域，个体、私营企业的经营活动范围应主要限制在零售环节。对于生产资料和重要的生活消费品，现阶段不宜放给个体和私营企业经营，否则容易引起流通环节的混乱，不利于国家调节和控制市场。
走出目前的经济困境，必须既控制需求，又增加供给，并通过有保有压、调整结构、开拓市场、引导消费等途径来实现
实行治理整顿一年多来，已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多年来经济过热、比例失调积累下来的问题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经济关系和经济机制中的固有矛盾还没有触及，治理整顿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同时，在治理整顿中，也出现了市场销售疲软、一些企业产品滞销、工业速度回落过猛的现象。对此，必须认真研究、具体分析，积极寻求走出经济困境的办法，决不能掉以轻心。
要使经济走上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轨道，必须既控制需求，又增加有效供给，实现供求平衡。要继续坚持财政、信贷双紧政策，严格控制总需求。消除通货膨胀，更重要的是控制住货币发行这个总闸门，有效地控制货币流量。当前，特别要注意不要让１９８６年初的现象重现，因为怕生产滑坡而再度放弃紧缩政策，如果这一关把不住，必然要引起新一轮更剧烈的通货膨胀。这样治理整顿就会前功尽弃。要缓解供需矛盾，实现供求相对平衡，还必须切实增强有效供给的能力，否则很难避免经济跌入“滞胀”的陷坑，既影响了经济发展，又消除不了通货膨胀。增加有效供给，首先是增加能源、原材料的供给，保证这些行业的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发挥。但是，在目前市场供求仍然存在缺口的情况下，还不能把注意力仅仅放在上游产品的增产上，轻纺工业仍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以缓解通货膨胀。因此，采取大规模地向基础工业倾斜、牺牲轻纺工业发展的策略是不可取的。同时，必须增加化肥、柴油、农膜等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增加这部分的供给，需要的投资并不大，但这关系到农业生产全局，作用却很大。农业生产稳定增长了，农副产品的价格就能稳住，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工业稳住了，整个经济也就基本稳住了。
目前，经济环境逐步趋于缓和，应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因势利导，积极调整和改善工业结构。这既是宏观经济形势的需要，也是工业企业发展的内在要求。调整工业结构，要贯彻扶优限劣的原则，做到有保有压，有取有舍，扬长避短，兴利除弊。对经济效益差、消耗高、产品不对路的企业，应该坚决关停并转。地方政府更要有忍痛甩包袱的勇气，没有破就没有立，不付出代价是保不住全局协调发展的。调整工业结构，还特别需要注意调整工业的组织结构。前一时期，由于投资主体多元化和地方局部利益的分割，普遍出现了低水平重复投资的现象，削弱了规模经济效益。必须通过调整，解决好专业化协作和规模经济问题，提高工业生产水平和工业部门的整体效益。特别是乡镇企业，要引导其向为大城市、大工业配套和服务的方向发展。
必须十分重视并切实解决好市场疲软带来的一系列消极影响，尽快扭转生产滑坡的局面。从企业来说，要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和开拓市场，深入开展双增双节运动，降低消耗，提高质量，调整结构，更新品种；继续搞好经济协作，加强横向联系，积极推销产品；更加注意发展外向型经济，扩大对外贸易，开拓国际市场。中央和地方政府，要制订相应政策，使信贷回笼部分地转向商品回笼，以适当刺激和引导消费；适当发放启动资金，尽快解决工、商、贸相互之间的“债务链”，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三角债”清查工作，以少量的资金增量搞活大量的资金存量；适当增加商业贷款并降低其利率，调动商业部门购进商品的积极性，增强商业部门“蓄水池”的功能，以利于搞活市场，并反过来促进生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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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树立马克思主义价值观
张昌文
近些年，某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极力鼓吹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他们从抽象的人性出发，宣扬“个人价值高于一切”。
要正确地看待人的价值，必须处理好下列几方面的关系：
第一，劳动和价值的关系。不能离开生产劳动谈论人的价值。人通过生产劳动，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实现人的社会价值。而社会正是由于人们的生产劳动，积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用以满足各个个人的需要，实现人的个人价值。人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应当是统一的，统一的基础是生产劳动。
第二，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的关系。不能仅以个人需要的满足来判定人的价值的实现。个人的需要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评价某种需要是否合理，不能以个人的需要为标准，而应当以社会的需要为尺度。
第三，索取和奉献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是承认个人向社会的正当索取的。但是，个人对社会的索取不能离开对社会的奉献。如果人人只向社会索取，而不对社会奉献，或者索取大于奉献，那么，社会就无法存在和发展，从而个人也无法存在和发展。
第四，个人和社会的关系。要正确地看待人的价值，说到底是一个正确处理个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认为，在处理个人和社会关系问题上，应当坚持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
（摘自３月５日《贵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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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张闻天的三次思想大转折
杨超
在张闻天一生思想发展过程中有三次大的转折。第一次大的转折可以从他为遵义会议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中体现出来。在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前后，他便毅然抛弃了“左”倾错误，最早站出来支持毛泽东代表的正确路线。他在会上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特别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负责起草了遵义会议的决议。
第二次思想上的重大转折是以延安整风为标志的。一九四一年，他深入农村，进行了一年多的调查研究。他在《出发归来记》中诚恳地谈到，自己“知道中国的事情实在太少了”，缺乏实际经验，要补课。认为学习马列主义主要应从实践中学，而不仅是从书本上接受，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
第三次大的飞跃是他后来在东北工作的一段时期。他在深入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并正确地论证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阶段，以至于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都适用于我国生产力发展的中国经济成分的基本结构——五种经济成份及其相互关系的思想。
（摘自《毛泽东思想研究》一九九○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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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六、七卷）
王占军 岳民英
近十年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在陆续问世的一系列学术著作中，由黄楠森、庄福龄、林利主编的八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引人瞩目。北京出版社最近先期出版八卷本中的第六、七卷，专门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历史。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六、七卷（宋一秀、孙克信、苏厚重任分卷主编），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初传入中国到党的十三大，时间跨度近７０年，研究范围涉及这期间的每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和重要的哲学思想。两卷论著的理论阐述和给人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论著的作者都是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学和在科研第一线的理论工作者，各自对某些专题有比较深入的专门的研究，因此，论著比较全面地反映和总结了近年的研究成果，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了新的开拓和研究。譬如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作者以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的发展为主线，但对他的战友、学生和专业哲学家的哲学思想也给予充分的重视。论著运用丰富的史料，阐述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人从不同方面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客观评价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等人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功绩，对于李达、艾思奇、杨献珍、冯定等人和一些哲学团体的学术活动也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作者将这些成果与毛泽东的哲学成果相互联系、相互参照，充分说明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集体智慧的结晶。两卷论著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过程中这种个人与集体关系的阐述，体现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的精神，是以这一决议为起点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
论著的作者以极大的努力研究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十三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运用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发展。在这十年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就其广度和深度来说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重新确立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对我国现阶段两类社会矛盾进行了再认识，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规律作了新探索，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作了新论证，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新构思，在党的建设、军队建设、统一战线方面，都有新的哲学建树，毛泽东哲学思想得到多方面的丰富和发展。作者通过历史的、具体的分析和评价，勾勒出新时期十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脉络，论证系统，重点突出，在理论上的概括也是比较准确的。由这十年历史的亲身经历者来研究这段历史，自有其一定的困难，因为还没有经过历史实践的充分考察，但是，亲历者的研究也有后人不可企及的优势，这就是由直接体验引发的对哲学与现实关系的生动而深刻的把握。论著的作者正是发挥了这一优势。书中紧密联系十年社会主义实践和思想领域重大斗争进行的一系列论述，给读者以强烈的现实感，从而进一步提高了理论上的说服力。
作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加以研究。如同任何客观事物一样，这一历史过程同样存在着起伏和曲折。作者客观地揭示了这种曲折性。且不说十年“文化大革命”这种长时间的全局性失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发展的几十年历史进程中，几乎每一个重要的哲学思想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以实事求是思想的发展为例，从１９３０年毛泽东发表《反对本本主义》，在哲学上形成实事求是思想的雏形，随后的几十年间，有《矛盾论》、《实践论》等对实事求是思想的全面的哲学论述，有６０年代为纠正工作指导上的失误，重提实事求是，有“文化大革命”对实事求是的全面背离，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思想得以重新确立。在对人民内部矛盾的认识和处理上，在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中辩证法思想的运用上，都不是径情直遂的。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和毛泽东哲学思想走过的这一曲折道路的揭示，突出地给我们两方面的启示：一是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原则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才能做到无产阶级党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写出一部“信史”；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虽然历尽艰难，但终究取得胜利。每当中国革命面临重大的历史转折，共产党人一旦掌握和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先进的思想武器，就能够从被动转入主动，把握方向，开辟继续前进的道路。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搞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具有指导意义。
两卷论著的研究在许多方面是开拓性的，难免存在不足和有待深入之处。论著中对“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一产生重大历史影响的事件的研究失之简略；对十年来广大哲学工作者取得的研究成果反映得还不够广泛和充分；论著中各章所作的“简短的结论”，有的没能提炼升华到“结论”的高度，只是本章内容的简单概括。当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同样是不断深化的过程。我们期望作者的这一深化过程能够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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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外开放百科》出版
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张德修教授主编，中央有关业务部门及部分高校专家、学者共同撰稿的《对外开放百科》一书，将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一部涉外经济著作，内容丰富，资料齐全。它包括了有关对外开放知识的各个方面，如外向型经济、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运输、国际保险、国际租赁、国际经济组织、跨国公司和经济法规等等。该书适合于涉外经济工作人员、企业管理人员、教学与科研人员和大专院校学生阅读参考的工具书。
（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