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4月15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综合)
专栏:

  关键时刻要顶得住
辽宁省地矿局坑探工程大队党委书记、总工程师 孙金龙
我是搞“地下工作”的,从事坑道隧道工程施工。1986年我从武汉地质学院北京研究生部毕业,主动要求分配到辽宁省地质矿产局坑探工程大队。在同时毕业的43名研究生中,只有我一人下了基层。我以为,学地质勘探的,不爬山,不入地,就搞不出什么真名堂来。再说,我过去在野外工作和调研中看到,坑道勘探不仅很艰苦,而且风险大。国家为改善作业条件,保证施工安全,研制了新设备,制定了新工艺,但在施工现场用不上,用不好,因而很需要技术人员到施工现场去,到野外分队去工作。
为了同工人打成一片,把自己学到的知识用到实践中去,我每天同工人一起上下班,一起在坑道里干,同吃一锅饭,同睡一铺炕,很快与工人建立起很深的感情。靠着工人的信任和支持,在红石砬子施工中,我试验推行了“光面爆破”工艺,改善了岩石稳定性,克服了岩石松软破碎、容易塌方冒顶的困难。我们撰写的论文,也得到了专家的好评。
1987年6月,我们大队转战到本溪地区八盘岭公路隧道。这是通往辽东和吉林的咽喉要道,号称“一线天”。一到冬天,交通事故很频繁。为避开天险,就得开凿1627米长的隧道。这长度是东北第一、全国第三。可是有一端岩石软弱破碎,地质构造复杂,部队施工两年也未能进洞。我们这支专业队伍开上去干了一个多月,也没有进得去。这时我担任工程副总指挥兼技术负责人,工人情绪波动,本溪党政领导和附近兄弟施工单位都关注着我们,压力实在大。我同省局一位高级工程师反复研究,下决心放弃常规打法,采用“注锚濆”新工艺,克服了坍塌冒落,只用20天就打了进去。到1988年11月只剩下最后80多米时,顶板一下子垮了下来,把装载机的铲斗也砸瘪了。我忍着关节炎发作的疼痛,和总指挥站在工作面两端进行观察,保证施工安全。最终还是靠技术取得突破,我设计了一种“径向锚杆支护”新工艺,制服了冒落坍塌。工人情绪高涨起来,一鼓作气把最后80米打完,创下了不死一人、不出重伤事故的安全记录。
1989年,我被评为朝阳市劳模、辽宁省劳模和全国劳模。我体会到,青年知识分子要能在关键时刻顶得住,腿不软,就要有理想,有奉献精神。


第3版(综合)
专栏:

  立足国内同样大有可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 傅惠民
早在“文革”期间,我有机会在造纸厂的原料仓库里,读了大量的历史书籍,深深为中外史上的许多文学家、科学家的伟大奉献精神所感动。我立志发奋读书,学好本领,以便更好地报效祖国。
1977年,我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航空大学飞行器设计和应用力学系。由于家境贫寒,全靠国家助学金维持上学。我感激党,每当拿到助学金就禁不住流下眼泪,暗暗发誓要报答这种培育之恩。我把主要精力和多数时间用到学习上,每学期的学习成绩在班上总是位于前一二名。
为了报答党和人民的培养,我在考研究生选择专业方向时,曾作了番调查。我不是调查哪儿有出国名额,而是调查目前国内最需要什么。我发现飞机中的疲劳问题很严重,使得国产飞机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因此我就选择了它,并作了我国著名疲劳专家高镇同教授的研究生。
疲劳被视为飞行的天敌。飞机因强度问题造成的事故有80%以上是疲劳引起的,国内外造成了许多机毁人亡的惨剧。
数十年来,疲劳可靠性理论都是建立在假定疲劳强度为“正态分布”的基础上。这个假定是否正确?因难度大一直没有得到专家学者的证实。因此,我不顾一些好心人劝阻和担心,决心啃这块硬骨头,我想,外国人没有解决的,中国人不一定就解决不了。一个禁区总得有人去闯,否则科学又怎能发展呢?我查阅大量资料,分析大量试验数据,终于发现疲劳强度并不遵循正态分布,而是某种偏态分布。这从根本上动摇了原有的疲劳可靠性理论基础,得到了我的导师的热情肯定,并及时把这篇论文发表在北航科研报告上。1985年5月29日,我在第四届国际结构安全和可靠性会议上宣读了这一研究成果,得到了同行专家的好评。大会主席还为此表示祝贺。该成果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
毕业后,我原来联系去美国读博士,但导师劝我先留在国内,因为有大量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要做。“国家的需要应该放在第一位”,我毅然留下了。
几年来,我每学期都承担两门研究生课程的教学任务,指导了3名硕士研究生和协助指导1名博士生。我还参加了15项科研课题的研究,其中7项已完成,有3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989年我获得了霍英东青年教师奖一等奖。
回顾我的成长过程,我深深感到,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只要肯下功夫,立足国内,同样是大有可为的。


第3版(综合)
专栏:

  继承和发扬我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
  本报评论员
我们热忱地向广大读者、特别是向青年知识分子推荐《奋斗者的足迹》知识分子报告团的报告内容撷英和本报3月31日发表的通讯《荣辱与祖国同依》。读一读这些科学家的事迹,想一想他们的品格,对于广大青年知识分子认识人生的价值是大有帮助的。
江泽民总书记在和《奋斗者的足迹》知识分子报告团成员座谈时提出,青年知识分子成长的道路,就是继承和发扬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和人民相结合,走艰苦奋斗之路。此外,没有别的捷径可走。这段话,情深意长,很值得广大青年知识分子朋友学习、深思。这段话,也是对我国所有对国家做出突出贡献的知识分子经历的高度概括。从《奋斗者的足迹》报告团成员的身上,从上海早期留学归来的173位科学家的身上,都可以得到印证。
是勇于奉献,还是只图索取,这是人生价值的根本分野。古今中外,一切爱国的志士仁人,无不把对祖国的爱表现为以实际行动作奉献。在今天,热爱祖国,服务于祖国,应是我们每个人思想和行为的准则。我们报道的科学家,无论是七八十岁的长辈,四五十岁的中年,还是年仅二三十岁的青年,在他们身上体现的最充分、最闪光耀眼的地方,也正是他们对祖国深深的热爱和为之表现出来的奉献精神。
勇于奉献,这是形成世界观的艰苦过程。同样是奋斗,有为个人的,有为祖国的,目的不同,走的道路不同,价值和意义也不同。《奋斗者的足迹》的报告内容昭示我们,投身于工作和斗争的实践,走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报效祖国,服务人民,工作才有意义,精神才能充实,人生才有价值。从革命战争年代到解放初期直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一批又一批优秀知识分子正是沿着这样的足迹走过来的,今后的有为青年也应该在这条路上留下新的足迹。
我国知识分子优良传统的形成,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的。不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代,不论是老一代知识分子还是中青年知识分子,都是在自身深浅不同的经历中体会到:自己的命运同祖国的命运是分不开的。没有祖国的强盛,个人是难在世界舞台上昂首挺胸的。今天看到了我们国家同西方发达国家在某些方面的距离,作为有志气的中国人包括广大知识分子,不是妄自菲薄,而是要自强不息,争一口气,抱着对祖国的深沉的爱,对中华民族的责任感,奋发努力,做出成绩。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邓小平同志说过,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是科技,基础在教育。而无论是发展教育还是发展科技,都需要广大知识分子努力奋斗。继承和发扬我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对完成历史赋予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重要使命,有着直接的现实的意义。


第3版(综合)
专栏:

  我爱祖国母亲
西北农业大学葡萄与葡萄酒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李华
1982年我从四川农学院果树专业毕业,又去法国波尔多葡萄酒学院读书。
第一堂课上,我只听懂了“早上好”和“再见”。要想适应新的学习环境,没有捷径可走,只好“笨鸟先飞”。每次上课我都硬着头皮听。下课后借同学的笔记整理出摘要,再把老师指定的参考书找来,抱着字典啃,啃完再整理摘要。临考试前,我将笔记和参考书的内容揉到一块,把它们全部背下来。就这样,第一年考试我取得了全优的成绩。同年,我完成了硕士论文答辩,第二年获得葡萄酒工程师、葡萄酒品尝员和管理工程师的资格,第三年又以特优的成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
1985年,我妻子办完了自费留学手续。她能出国深造,与我一起生活、工作、学习,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但正在这时,我母校的葡萄酒专业已经成立并招生了,急需教师。因此,我决定提前回国,并把这一想法告诉了妻子。妻子来信也支持我。就这样,我谢绝了法国有关公司的聘请,于1986年1月回到了祖国。
早在1984年暑期,我利用回国休假的机会,就带了一些中国葡萄酒到法国我所在的研究所,举行了一次中国葡萄酒品尝会。这些法国朋友品尝后的议论极大地刺伤了我的自尊心:“这也是葡萄酒?中国的葡萄酒就是这个样子!”
从那一刻起,我抱定了一个志愿:总有一天,我要把中国葡萄酒打入国际市场。回国后,我与贺普超教授一起主持了丹凤县“葡萄——葡萄酒优质高产技术开发”项目。我与课题组的同志们帮助酒厂设计建成了在全国来说比较先进的发酵车间,开发生产了干红、干白、桃红、新鲜4种优质高档葡萄酒。其中干红葡萄酒于第二年2月在法国奥朗日葡萄酒国际博览会上获得质量保证书。桃红、新鲜葡萄酒均通过国际标准鉴定,填补了国内空白。现在,法国人终于批量进口我们的干红、干白葡萄酒了。我的法国导师拥抱着我说:“中国人,倔犟的中国人,你又成功了。”
很小的时候,我就有个愿望,那就是要努力消除我妈妈脸上的愁容,使她快乐、幸福。我长大了,成人了,这个愿望也变得越来越执著、强烈,因为我已把我对母亲的热爱变为对祖国母亲的热爱。


第3版(综合)
专栏:

  为祖国献出自己的热能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学部委员 汪德熙
我出身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曾以第一名成绩考入北京师大附中。中学毕业后,我听说化学用处多,国家急需这方面人才,又以高名次被清华大学化学系录取。
上大学以后,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大好河山很快沦丧。为祖国的独立富强而学习,就成了我的座右铭。我勤奋学习,成绩优异,在当研究生和大学助教期间,与我的指导老师一道,在国内一级学术刊物上发表了3篇论文。这3篇论文都被国际上声望很高的美国化学文摘摘刊。随后,我考上了公费留学,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4年,拿下了化学博士。这时,我面临着是回国还是留美的选择。“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声音响在我的耳际,我毅然应南开大学的聘请到该校化工系任教,不久就成为颇受学生欢迎的年轻教授。
全国解放后,党和政府对教育十分重视,对学校和老师都给予很大的爱护和关怀。我意想不到的科研经费拨下来了。我怀着感激之情奋发工作,不久就完成了一个有创造性的科研项目,并用中文发表在我国的化工学报上。我那时故意不写英文摘要,但是美国化学文摘还是登出了这篇论文的英文摘要。后来我看到中国钢铁产量虽然年年提高,但还是跟不上工业高速发展的需要,我的研究方向就转向能代替钢铁的不饱和聚酯玻璃钢的方面来了,并且成功地把这种新型复合材料用于小汽车的制造,受到学者们的赞扬。
在院系调整中,我调入天津大学当化学系主任。在短短几年内,就把这个系办成了国内名列前茅的化工系之一,每年为国家输送300多名毕业生到国民经济建设岗位。1960年后,我被调到核工业部工作。当时,对于生产军用钚的生产工艺路线有很大的争论:一种意见是主张搞沉淀法,另一种则主张搞先进的萃取法。我经过大量的论证,明确支持萃取法,并且带领科技人员使用该法一次投产成功,从而为我国核试验提供了核裂变性能更好的核装料,获得全国科技大会重大科技成果奖。
近年来,我国的核技术从军用转为民用,即以核电为中心的原子能和平利用。这就急需培养人才,我被任命为核工业研究生部主任,我的年纪虽然大了,但我感到自己的精神一点也不老,我一定要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献出所有的智慧,发出所有的余热。


第3版(综合)
专栏:

  在南极死亡地带经受考验
地矿部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副研究员 金庆民
1961年我从北京地质学院毕业时,没有留恋大城市,在分配志愿表上连着6栏都填上了“新疆”。
新疆地质局哈密第六地质大队成了我的工作单位。当时队里没有女同志到野外工作,队长照顾我,让我在队部搞室内工作。我向队长提出:“以前没有女同志在野外,现在从我开始。”于是,我每年有半年以上时间跟男队友一起在戈壁沙漠、天山深处从事野外地质工作。1965年,我爱人也调到新疆工作。我们的孩子寄养在浙江姑妈家。我回浙江看望孩子时,孩子喊我“舅妈”。此时,我流下了眼泪。
我在天山南北度过了20个春秋。艰苦的野外生活,长期的生产实践,磨练了我的意志,增强了我的体质,我先后参加了10多个大、中型矿床的普查、勘探。1980年,我在塔里木盆地的边缘发现了金伯利岩,被列为国家的一项地质新发现,为金刚石找矿工作提供了依据。
1981年,我调到南京工作,孩子们也回到了我身边。我想,人生没有休止符。我要把20年的实践上升到理论,一面从事研究,一面继续从事野外考察。
1986年10月至1987年5月,受国家委派,我参加了中国第三次南极考察队,在中国南极长城站工作了77天。我还有幸作为唯一的女科学工作者参加了中国首次环球科学考察。使我终生难忘的是1987年3月9日,我在长城站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88年11月,我又参加了中美联合南极登山科学考察队,对南极腹地5140米高的文森峰进行登山探险考察。那里山峦险峻,大部分终年冰雪覆盖,夏季气温在零下40摄氏度,是没有生命的世界。世界上尚无一位女性踏上这块土地,在地质科学研究领域里,它也是块处女地。我是涉足这块死亡地带的第一个妇女。进入腹地的第三天,我和两名中国队友分离,他们与美国队友去攀登文森峰顶,我独自一人留在半山进行4天的科学考察。分开后的第四天,我在一道山背上发现了铁矿。为了追索铁矿带,我多次从陡崖摔下来,手上划了一道道血口子。我的脚曾掉进了冰裂缝,我拚命用冰镐扒住冰块,奋力向上。我知道,此时生命不仅属于自己,也属于祖国,我要把在这里的发现奉献给祖国。我终于把一面微型五星红旗插在矿体上,让它向全世界宣告:这一矿藏是伟大的中国人民发现的!


第3版(综合)
专栏:体育

  亚运会水上运动场清障工程进展顺利
本报北京4月14日讯 今天上午,在一阵爆破声中,设在北京平谷海子水库的亚运会水上运动场上最后一块顽石开始被清除。这项由总参工程兵科研二所承担的清障工程是亚运会水上运动场二期工程的最后一个项目。
亚运会期间,赛艇和皮划艇两个比赛项目将在海子水库进行。去年10月一期工程竣工后,由于去年北京地区降雨量大大低于往年,海子水库水位下降过大,原来水下一处暗礁露出水面,给水上运动造成障碍。为确保亚运会水上运动的正常进行,亚运会工程指挥部决定进行水上运动场第二期工程,清除在比赛航道露出水面的25000多立方米的小岛和回航道附近的22000多立方米的土石淤泥等5项工程。由于这项清障工程的爆破点距水库大坝很近,施工难度相当大,技术要求也很高。亚运会工程总指挥张百发点将,把任务交给了总参工程兵科研二所。
总参工程兵科研二所是一支专业技术力量雄厚的队伍,他们接受任务后,经多方充分研究论证,五次修改方案,最后确定采用分层次梯段剥离控制爆破法进行施工。目前,这项清障工程正顺利进行,全部工程预计5月底以前可完成。亚运会工程副总指挥马士昌和总参工程兵的领导观看了今天的爆破作业。
                    (郑德刚 梁剑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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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

  世界男排锦标赛预选赛进入第二轮
中国队以3∶0胜中国台北队
新华社东京4月14日电 90年“挑战杯”赛——世界男排锦标赛预选赛今天进行了第二轮比赛,中国队以3∶0战胜中国台北队。
A组3场比赛的结果是:日本队3∶0胜波兰队,荷兰队3∶0胜民主德国队,伊拉克队3∶1胜波多黎各队。
B组的比赛结果是:瑞典队3∶0胜阿尔及利亚队,南斯拉夫队3∶0胜西班牙队,中国队3∶0胜中国台北队(15∶4、15∶9、15∶7)。
昨天,中国队首战失利,以0∶3负于瑞典队(10∶15、2∶15、6∶15),西班牙队3∶2胜阿尔及利亚队,南斯拉夫队3∶0胜中国台北队。A组比赛的结果是:日本队3∶0胜伊朗队,民主德国队3∶0胜波多黎各队,荷兰队3∶1胜波兰队。
今年将在巴西举行的第十二届世界男排锦标赛共有16个参赛队。其中13个已有归属,它们是上届比赛的前七名,五大洲的冠军和东道主代表队。剩下的3个队将在这次预选赛中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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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

  全国越野滑雪冠军赛决出接力金牌
新华社长白山滑雪场4月13日电 (记者郭力群)通化男、女队今天在1990年全国越野滑雪冠军赛上,双双夺得男子4×10公里和女子4×5公里接力比赛的冠军。
作为整体实力的角逐,今天的接力比赛既引人注目又紧张激烈。两项比赛都是在最后一个选手的最后几百米才分出高低的。最后,由秦江旭、吴敏义、赵军、于小伟组成的通化男队以2小时27分48秒99的成绩勇夺4×10公里接力赛冠军;池秀梅、宋世纪、马樱旭和唐秀欣组成的通化女队以1小时21分47秒81的成绩摘去了女子接力的桂冠。哈尔滨队获得男子4×10公里接力的亚军,成绩是2小时28分12秒08;吉林市队列第三名,成绩是2小时38分04秒75。解放军队获得女子4×5公里接力的亚军,成绩是1小时22分11秒08;吉林市女队名列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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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

  国际奥委会执委猪谷千春将视察亚运会准备工作
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 应中国奥委会邀请,国际奥委会执委猪谷千春偕夫人将于18日前来北京视察亚运会准备工作。
在京期间,客人将参观北郊运动员村和国家奥林匹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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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

  北京将举办大学生迎亚运活动月
新华社北京四月十四日电 (记者李京华、张宝瑞)共青团北京市委、北京市学生联合会将于本月下旬至五月下旬举办“迎亚运、树新风,首都大学生活动月”活动。
据介绍,这项活动的宗旨是通过组织寓思想性、教育性、群众性、竞赛性于一体的文体活动,激发大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热情,促进校风、学风的根本好转。
在活动月中,将组织观看“奋斗者的足迹”优秀知识分子报告录像,以及“亚运杯”首都高校研究生足球赛、大学生龙舟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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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

  北京市公安局等十六单位向亚运会捐款
本报讯 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仪器仪表公司等16个单位,4月14日向亚运会捐款122万元。亚运会组委会常务副主席张百发接受捐款,张彩珍等向捐赠单位颁发荣誉证书。
捐赠的单位都热心关注亚运会的召开,多方面为亚运会作贡献。北京市公安局在担负着维护首都秩序、迎接亚运会繁重任务的同时,还积极支持亚运会的筹备工作。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分行义务为亚运会工作,免收汇费和手续费。亚运会组委会常务副秘书长刘玉令和集资部长王志良向这些单位表示感谢。     
                (高长河 张明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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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

  台亚运会代表团将乘包机转飞北京
新华社香港4月13日电 (钟丽琼)据台湾报纸报道,台湾“交通部”12日正式同意中国台北奥委会包租外籍航空公司飞机,经第三地落地后原机转飞北京,参加第十一届亚运会。据报道,台湾“交通部”部长张建邦表示,包机与直飞大陆是两回事。但他认为,“包机模式”成功后对未来两岸直航应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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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

  世界台球锦标赛开赛
新华社伦敦4月13日电 (记者张明德)世界冠军、英格兰的戴维斯13日以10∶1击败澳大利亚的查尔顿,进入世界台球锦标赛第二轮比赛。
13日开始的这次比赛在英国的谢菲尔德举行,希望第七次夺得这一赛事冠军的戴维斯,在第九局比赛中打出118分的当天最高分。
世界亚军、英格兰的帕罗特在与威尔士贝内特的比赛中险些翻船,只是在最后一杆时贝内特出现失误,才送给了帕罗特进入第二轮的机会。


第3版(综合)
专栏:

西北农业大学副教授、留法博士李华(左)在北方交通大学为大学生们签名。
赵飞摄


第3版(综合)
专栏:

著名化学家、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科技委常委汪德熙(右二)正在中国人民大学做报告。这位77岁的老人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学生,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知识分子才能大展宏图。 新华社记者 段文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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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一生献给祖国的钻头事业
江汉油田钻头厂厂长 汪启麟
1955年9月,我如愿以偿考入北京石油学院钻井专业。相好的同学不理解:你一个生长在上海的女孩子受得了那份苦吗?
1961年,大庆会战,我们研究室迁到大庆。大庆的自然条件十分恶劣,一下火车,一大群蚊子向我们扑面而来,一张嘴就吸进了好几只。10月份,大庆已是零下5℃,没有住房,我们动手自己建“干打垒”。我光着脚在冰碴里和稀泥,腿被薄冰碴子划破流血了也不知道疼,因为腿冻僵了。冬天很冷,室内没有取暖设施,为了驱寒,我们就烧落地原油。第二天早上一起床,大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直发笑,鼻子、耳朵、眼睛都是黑的,张嘴一笑,只有牙齿是白的。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吃的是窝头和冻得已经发黑的包菜,每天5两粮加野菜,条件很艰苦,但我们觉得生活很充实。
1964年,大庆油田会战进入关键性阶段,指挥部领导让我们尽快研制出能够攻坚攻硬的钻头。为了搞出新型钻头,钻井组同志冒着零下30℃严寒,乘坐大卡车上井,等到达目的地,两腿早冻僵了,站都站不稳。有时没有车,我们就抬着20多公斤的钻头,步行数十里到井队与工人们一起实验。经过无数次的试验和摸索,终于研制出新型硬质合金钻头,创造了当时我国石油钻井单井井深的最高纪录——4700多米。
1971年,正当我们夫妇两地分居的生活即将解决时,江汉会战指挥部领导要我参加筹建江汉牙轮钻头实验工厂。这一消息使我陷入很深的矛盾之中,我想了很多、很久,最后仍决定去江汉油田。于是我给丈夫写了一封长信,他理解支持我。1974年他放弃了他所热爱的专业,从北京调到了江汉油田。
1988年9月18日,是江汉钻头厂的盛大节日,也是我一生中最难忘最幸福的日子。为彻底扭转我国钻头制造技术落后局面,我们引进美国休斯工具公司三牙轮钻头制造技术一次试车成功。我们引进了美国人的技术,我们生产的产品又返销到了美国,工人们风趣地说:“美国媳妇回娘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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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敢挥长缨缚苍龙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王方定
五十年代末期,我参加了我国第一枚原子弹的点火中子源的研究。这个研究群体除了我是三十岁的大青年外,都是二十二、二十三岁的小青年。手头一无资料、二无设备,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这项工作关系国威、军威,我们决不能成为整个原子弹工程进展中的障碍。
为了和时间赛跑,我们只花了一个月时间,用毛竹做梁柱,用秫秸黄泥做墙、用沥青油毡做顶,建成了简易实验室。我们面对的是具有强化学毒性和放射性的物质,必须在严密封闭的条件下方能工作。我们捡回两个废弃的手套箱,加上简单的通风设备便开始了实验。手套箱密封不好,我们换上两层工作服,戴上大口罩和双层橡皮手套,外加有机玻璃面罩。就是在这个防寒绝热性能极差的竹棚里,我们克服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终于拿出了比原定设计要求质量更高的成品。
中子源的工作完成以后,上级通知我们去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那是青海高原上海拔三千二百米以上的一片大草原,自然环境极其恶劣。我的小女儿刚出生半个月,我却要把北京户口迁到西北去,但我和同志们都及时赶赴基地着手工作。人是一火车一火车地拉去了,却没有那么多的房子可住,不少人住在地下室或帐篷里,连夫妻也要分居,只有到了假日才能抽空去草原散步,借此团聚一会儿。不仅是衣食住行条件艰苦,需要重新适应,这里当时还是疾病传染区,必须注射防疫针。这种针反应很大,我打针后,发烧到三十九摄氏度以上,躺了三天。但我们终于在草原上站住脚了。就是在这里,我们完成了我国第一枚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北京时间下午三点,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全国沸腾,举世震惊!我们的原子弹无论在理论、结构设计、零部件和引爆系统的设计制造,还是各种测试方法及设备方面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远远超出西方人的想象。
回顾创业初期的艰辛,我们这一代新中国成立不久走出校门的大学生,没有辜负祖国、人民和父辈师长的期望,在祖国的国防现代化事业中,在震惊世界的成就中实现了自我。到了把我们曾为之奉献过的事业交给新一代时,我们是问心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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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世界最好的……
中国半导体研究所研究员、学部委员 林兰英
我今年72岁,1957年从美国回国。当时我已获得固体物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由于国家的需要,组织上安排我去研制半导体材料。当时,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还没有人搞半导体材料,而没有半导体材料,也就没有半导体器件,没有诸如电子计算机、控制器等电器产品……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我接受了任务。
我们从1960年开始研制砷化镓,试验多次,终于获得成功。到1962年10月,我们用石英舟制造出来的砷化镓,经试验鉴定,迁移率达到4800平方厘米/秒伏,是当时这种材料在国际上的最高水平。1973年,我提出了用气相外延和液相外延法来制备砷化镓单晶,以获得高纯砷化镓。正当大家鼓足劲要干时,赶上“文化大革命”。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才真正干起来。
1981年一位国际著名的研究高纯砷化镓的美国教授对我们这种单晶的质量和纯度进行了全面分析,和美国、日本、西德的相比,我国材料最好。瑞典的隆德大学有一个研究所,他们需要高纯的P型砷化镓材料做试验,当时人们都非常迷信美国,认为美国的电话公司是全世界搞半导体材料最有能耐的,瑞典就找美国要样品,美国给他们寄去了几片,实验之后,什么结果也没出来。这时我所有一位同志正在隆德大学研究室工作,他用我们的样品,把一系列的物理研究问题全解决了。
1982年在欧洲开了一个半导体物理国际会议,对我国制造的P型砷化镓材料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是国际最高水平的。
1987年1月,我们同兰州物理所开始合作,没要国家一分钱,一次成功做出了两块单晶,一块17毫米长,10毫米直径;另一块是7毫米长,10毫米直径,是目前在空间做的最大的砷化镓晶体。1988年我们又一次在卫星上制备掺硅的砷化镓单晶,用它制造了室温连续相干的激光器,引起了这个领域中的科学家的震惊和轰动。
1989年7月底,应美国国家宇航局邀请,我去作了一个报告,世界上搞空间材料的科学家大多都到了会。他们听完后,非常激动,说,你们中国人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以节俭的精神作出了杰出的成果。


第3版(综合)
专栏:

  我唯一的资本是勤奋
北京理工大学力学工程系教授 冯长根
我今年37岁。但是,在我16岁还是一名下乡插队知识青年时,根本想不到还有今天。 
1975年,我进入北京工业学院(现在是北京理工大学)时,实际文化程度才是初中一年级,困难是很大的。我必须用3年的时间,走完如今一个大学生将近9年的路。头一年,在班上我的成绩是中等偏下,我唯一的资本是自己的毅力。我想了这样一个道理:什么叫大学?大学是一种社会优势,国家是用成万上亿的投资维持和创造这种优势的。这种优势也许会给别人,但现在给了我。要把这种优势化作我自己的优势,关键在于刻苦学习。
1978年,我以当时比较好的成绩考上了研究生,同年又考上了出国研究生。1979年10月去英国,第一次看到国外的情况,对比自己的国家,我心里比较难受。我觉得有责任为建设自己的国家出一份力。我是一个“工农兵大学生”,对能否做出一篇博士论文心里没底。有了研究方向,我便一头扎进图书馆,一呆就是两个月,收集有关的学习文献资料。我吃饭和休息尽可能简化,每天实际工作十四五个小时。有一年圣诞节前夜,导师格雷教授路过学校看到实验室还亮着灯,第二天对我说:你连昨夜都在工作,使我们深感惭愧。在英国,我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我的博士论文被校方评为1982—1983年度最佳物理学博士论文。
1983年底我回国后,感到现在是该我出力的时候了。1984年,我申请了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从事热自燃理论研究。1987年,我开始独立指导研究生。我编出了两本专著、3本教材,有些论文代表了国际上本领域的先进水平。1988年,我获得了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首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奖”和中国科协首届“青年科技奖”,1989年又被《中国青年》杂志评为“中国青年十大杰出人物”之一。


第3版(综合)
专栏:

  戈壁滩上 青春无悔
国防科工委研究员 林俊德
我1960年从浙江大学机械系毕业,此后大部分时间是在新疆戈壁滩上度过的。
1963年5月我接受的第一项科研任务是研制测量核爆炸冲击波的压力自记仪,这项工作很受重视。与此同时,还开设了八九个测量项目,我的只是其中之一。当时我这个组论水平、论基础都只是个“小弟弟”,但我想,上了7年大学,该拿点真东西给大家看看,让人知道党和人民没有白培养我。我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背水一战之路,打算以国外报道的核爆炸冲击波仪器为引导,从基本原理出发构筑新仪器模型,使之更适应我国的具体条件。当然,这样做难度和风险都是相当大的。从资料中我发现,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武器试验也是在紧迫的历史环境中完成的,并采用了许多不太正规的仪器,效果不错。这给了我很重要的启示。经过反复琢磨,我萌发了研制一种结构简单、便于野外工作的钟表式压力自记仪的设想,并在参试前完成了全部技术准备和考核工作,参加了我国首次核试验。
当时周总理对核试验提出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16字要求,参试技术人员人人会背。第一枚原子弹爆炸后,在向周总理报告试验成功的依据时,我们项目组测的20公里冲击波数据也算一条。我还是一个刚出校门的青年,一下子就意识到肩头上的担子有多么重了。我们的钟表式压力自记仪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在30年的科研旅途中,我获得了20多项科技成果奖,其中国家级的4项。我认为成功原因有4条。其一是有稳定而强烈的工作动力,那是一种对祖国和人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其二是在实践中掌握科研本身的特点和规律,既敢于标新立异,又要脚踏实地;其三是团结人,现代科研是离不开群体合作精神的;其四是注意科研基础的知识积累,不断充实自己。
我的人生之路也有过坎坷,在政治上也受过委屈,但我从未对个人作出的牺牲后悔过。我们这一代人是直接受惠于新中国的,比起寄人篱下、报国无门的前辈来,我们幸运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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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工人到高级工程师
乐山市长江工业集团高级工程师 吴长虹
我出身在一个教师家庭,毕业于成都大学工业管理专业,又学习了机械制造专业的课程。可是,参加工作时,我当了工人,原来当工程师的希望变得十分渺茫。
1978年,离县城25公里的一个山区小厂需要一个干部,上级派我去了。工厂在十八重山的周坡,当地人称“夹皮沟”;工人23名,以生产农具为主,兼造压面机,资产2万元。
我去后,顶班当车工,白天干活,晚上搞技术改革,设计出了新的压切面机,并与青海签订了产销合同。大家几个月只干活不领工资,完成了生产任务,但无法把机器运到青海——没有运费。没办法,我们把全厂职工的手表集中起来,准备去成都向信托商店兑换现金作运费。到县政府换介绍信时,得到了帮助,领导批给了我们3000元贷款作运费。产品运到西宁市,打开了销路。工厂生存有望了。
1983年,机械行业普遍不景气,可我们厂效益不错,上级选中我们厂试行经营承包责任制。我作为厂长,当了承包人。头一年的承包指标是:产值比上年增长40%,利润增长2.5倍,到年底利润缺多少由我全赔,超额的全算奖金,我用家产和工资作抵押。徐州召开订货会,我厂去了,只签了2000元的销售合同,初战不利。
我向科学的技术与管理求救。根据价值工程原理,用最低的总成本来实现产品的必备功能;根据市场细分化原理,在全国这个大市场中选定目标市场进攻。到年底,超额完成了各项承包指标,其中利润超额16万元。县政府为难了,最后市委书记拍板:兑现合同。我把这笔钱的大部分给工厂作了流动资金,少部分给职工作了奖金,自己只拿了很少的钱。
1986年,我选定了新的奋斗目标:兼并亏损企业,实现规模经营。如今,我们已兼并了18个亏损企业,全公司由23家企业组成,有3000万元资本,生产机械、食品、轻化工3类产品,其中有的产品已出口日本、联邦德国、苏联等国家和香港地区。
我当年的理想正在成为现实。我明白了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只有投身于祖国现代化建设的宏伟事业,才会有出息。有感于这一点,我在公司很重视培养年轻人,在公司所属的工厂中,已有5名20多岁的青年担任了厂长和副厂长。我感谢学校对我的培养,把1万元奖金送给母校设立了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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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拚搏换来理解和信任
沈阳变压器厂厂长、高级经济师 左长林
我1968年毕业于沈阳工业大学,现在身兼两职:沈阳变压器厂厂长、东北输变电设备公司总经理。三句话不离本行,我先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个企业。
沈阳变压器厂是全国最大的变压器制造厂,职工1.3万人,大型变压器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一半,是国家首批批准的一级企业。
东北输变电设备公司是由全国24个大中型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组成的大型企业集团,职工8万人,是国家计划单列的15个企业集团之一。
我这个厂长、总经理是从当工人开始的。大学毕业后,在厂里最脏、最累的焊接车间当电焊工。开始真有点受不了,锤声震得耳朵嗡嗡响,弧光照得眼睛睁不开,和谁一起干活人家都嫌慢不爱要。大家知道,知识分子脸皮薄,我要争口气干过他们。白天一块干,晚上偷着练,鞋烧破了,手烫起了泡,眼睛让弧光一打,疼得睡不着觉。后来当上了生产班长。一次救火,别人看我鞋被血水浸透,让我看看脚,我一看伤口已被血水泡得不成样了,一下瘫在了地上。住院十几天,伤没好就拄着拐棍上班了……就这样,我从工人、班长、车间主任、副厂长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干下来,工人了解了我。现在,我在厂里一呼百应,就是用21个春秋的拚搏换来的理解和信任。
做一个现代化大企业的领导人,要具备的素质很多,而对祖国、对人民负责,是第一位的。我国最大的水电站葛洲坝建站时,有人主张进口变压器,我们坚决要求自己干。攻坚一年,一台小楼般的机器造好了,测试中一项项数据完全达标,但在最后一项测量局部放电量时数字稍大一点。我一声令下,200多吨的机器连拆4次,每次用20多天,终于在绝缘纸板里找出了隐患:里面夹了一根细如发丝的铜线。1986年6月9日,这台机器与一台进口机器同时在葛洲坝合闸启动,只听一声巨响,进口变压器爆炸,我厂的机器一下子承担起两台变压器的负载,仍正常运行。我们的产品质量经受了最严格的检验,声名远播,如今已打入32个国家和地区。90年代,我的目标是把沈阳变压器厂办成世界一流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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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

  中日友好长城马拉松接力赛在京举行
本报北京4月15日讯 记者汪大昭、缪鲁报道:今天,位于北郊的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显得格外热闹,两项长跑比赛把众多体育爱好者吸引到这里。
上午9点整,参加1990年中日友好长城马拉松接力赛的22支男子队首先出发,跑出体育场后,经三环路到二环路,沿朝阳门、建国门、崇文门、前门、宣武门、复兴门、阜成门再向西,跑过友谊宾馆、马甸桥后返回体育场。这条首次使用的马拉松比赛路线,基本上就是今年亚运会马拉松赛的路线。
偏巧天公作美,选手们兴头颇足,日本爱知县代表队在跑完第三接力时,眼看就要赶上领先的中国选手,只是后劲不足,差距重新拉大。最后,由老将张国伟打头的云南队以2小时03分35秒的成绩,最先到达终点。3分钟后,日本的埼玉县队和爱知县队陆续跑完全程,获得第二、三名。六名云南姑娘组成的中国女队以名将钟焕娣打头,王华碧压阵,获女子组冠军,比获第三名的日本全国女子选拔队快了5分多钟,成绩是2小时21分59秒。
与此同时,北京市7000多名长跑爱好者在北郊新路段上进行了传统的春季长跑赛,壮观的阵势中有八旬老翁和六龄孩童比试腿力,年轻人的竞逐则迅如潮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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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

  中国女排在瑞士获决赛权
新华社瑞士蒙特勒4月14日电 (记者李锐锋)中国队和古巴队今晚在这里以3∶0同样的比分分别战胜南朝鲜队和荷兰队,进入瑞士沃州银行杯国际女排邀请赛决赛。
中国队与南朝鲜队同属典型的亚洲打法,中国队队员平均身高高于对手,在进攻和拦网上占有明显的优势。今晚比赛一开始,中国队便通过进攻、拦网频频得分,很快以15∶0拿下第一局。第二局,南朝鲜队队员稳定了情绪,顽强地防守。她们在加强防守的基础上,不时利用轻吊或后排进攻,给中国队造成一定的威胁。在16平后,中国队利用拦网夺得了宝贵的一分,终于以17∶16赢得这一局的胜利。第三局,中国队乘胜追击,以15∶7获胜。
在另一场半决赛中,古巴队以3∶0(15∶12,15∶13,15∶10)战胜了荷兰队。
中古两国女排是多年的老对手。决赛将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中国队主教练胡进认为,中古两队水平接近,但哪一支队能夺冠,则取决于临场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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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小光第三次获中国围棋天元称号
本报昆明4月14日电 本报记者任维东、新华社记者周东棣报道:获得前两届中国围棋天元称号的刘小光九段今天在这里再捧“天元杯”,他是在决胜局中以四分之一子的微弱优势战胜挑战者钱宇平九段的。
争夺本届天元称号的搏斗激烈而又富有戏剧性,在前4局的对弈中,谁执黑谁就赢,结果双方战成2平。今天的决赛,钱宇平执黑先行,他以星小目开局,刘小光也摆出同样的阵式。钱宇平在第五手挑起争端,双方短兵相接。至第三十二手时,钱宇平沉着地长了一手,使白棋陷入困境,这时黑棋开始领先直至中午封盘。
下午2时半,黑棋继续发挥厚实的走法,多时曾领先10目。战至133手,谁知钱宇平竟出现了意外失误,在中腹走了一招似大实小的棋,顿使大好形势化为乌有。当刘小光落下第206手时,便以四分之一子的优势结束了长达5小时23分钟的激战。
这样,刘小光九段将于今年6月29日飞赴日本,与日本天元林海峰进行决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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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

  北京地区优秀运动员田径赛结束
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 北京地区优秀运动员田径赛今天在这里结束,张景龙打破保持了5年多的男子铁饼全国纪录。
张景龙在今天的第五次试投中以60米44打破了这个项目60米40的全国纪录。原纪录是前国手李伟男在1984年4月创造的。男子铅球好手马永丰在比赛中投出了19米21的好成绩。女子铅球运动员隋新梅今天表现出色,预决赛6次试投均在20米以上,最后以20米84夺冠。径赛项目中,余志诚在男子110米栏比赛中跑出了13秒6的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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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鲜选手创一项举重世界纪录
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 据外电报道,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选手金明南14日在瓦尔纳国际举重赛上举起了162.5公斤的重量,打破了67.5公斤级抓举世界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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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都新闻记者桥牌赛落下帷幕
本报北京4月15日讯 记者陈昭报道:“连铝杯”首都新闻记者桥牌赛今日落下帷幕。参加比赛的共有首都32家新闻单位的近200名桥牌爱好者。新华社队获冠军、现代企业导刊队获第二名、人民日报队获第三名、人民日报海外版队列第六名。
在为期4天的20多轮比赛中,选手们充分发挥了水平,并打出了一些为专家所称道的好牌局。
今天还同时举行了名人双人赛。宋任穷、阿沛·阿旺晋美、王汉斌、荣高棠等同志也兴致勃勃地参加了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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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

  体育简讯
▲首都体育、文化和科技界等名人参加的清华名人钓鱼俱乐部,日前在京成立。中华全国体总主席李梦华为名誉会长,朱中良、项永康为会长。
李梦华在成立会上说:钓鱼是一项高尚的体育活动,能健身和陶冶情操。他希望办好这个由中国体育报和清华乐器体育用品中心共同举办的俱乐部,在比赛中创造好成绩。
   (钟佛步)
▲十三日在维也纳进行的男子花剑比赛上,法国选手朗贝尔力克群雄,夺得冠军。
获得第二名的是联邦德国选手贝克尔,苏联选手帕夫洛维奇名列第三。  
                      (据新华社)


第3版(综合)
专栏:

高级工程师、江汉石油管理局钻头厂厂长汪启麟(中)与北方工业大学学生座谈,勉励学生好好学习,奋发进取。          
 新华社记者 白连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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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

  北京市春季长跑赛即景。
本报记者 汪大昭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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