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整顿经济秩序的几个问题
万典武
十年来，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１９８５年以后，经济发展过热，积累消费双双膨胀，供需矛盾突出，加上新旧两种体制转换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秩序的混乱。针对时弊，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作出了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为克服当前经济困难，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指出了根本途径。这里仅就整顿经济秩序的几个认识问题，谈点个人的看法。
一、提高整顿经济秩序的自觉性
近些年，我国经济秩序出现一些混乱现象，不仅腐蚀干部职工，败坏了社会风气，助长了社会分配不公，侵犯了群众利益；更为严重的是损害了党的形象和威信，败坏了改革的声誉，降低了人们对改革的信心，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
对于经济秩序的混乱及其严重后果，有两种认识值得引起注意。有的干部和少数群众，对于经济秩序的混乱一方面痛心疾首，一方面对治理整顿失去信心。另外，有少数同志对这种混乱现象，见怪不怪，习以为常，甚至提出这是发展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或者说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难以避免的现象。我们认为，这两种认识都失于偏颇，其共同结果是不利于齐心协力地认真整顿经济秩序。比较正确的态度是对经济秩序的混乱要有充分的、清醒的估计，既不可看成漆黑一团，又不可漠然置之，掉以轻心。应当坚信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能力，有办法把经济秩序整顿好。一年来治理整顿的初见成效，有些城市在整顿市场秩序方面取得的进展就是明证。只要下决心认真去抓，是会取得好效果的。从本质上说，这些混乱现象都是与社会主义制度背离的消极因素和破坏力量，把它们作为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产物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是有害的。
二、综合治理，治本为主
产生经济秩序混乱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因此，整顿也必须进行综合治理和抓住根本，治标和治本并举，以治本为主。从政治方面来说，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加强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端正舆论导向；严肃党纪国法，加强廉政建设，惩治贪污腐化等。这是净化社会风气和整顿经济秩序的根本。在这方面，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提出了当前和长远的任务，我们应当认真贯彻执行，做出成效。从经济方面来说，要着重解决三个问题，才能根治经济秩序的混乱。
首先，要牢固树立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克服急于求成的倾向。建国四十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屡犯“急于求成”的错误，如大跃进、洋跃进等等。固然每次错误产生的原因、条件以及后果有所不同，但就指导思想说，都有一个“急”字作祟，都是主观与客观分离。经济建设急于求成，脱离了我国国情，超越了国力，大起大落，造成巨大损失，挫伤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这里说，要克服“急”字，并不是消极地退缩，而是要在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充分肯定成绩，找出失误所在，切实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经济建设速度放到国力能承担的地位，量力而行，量入为出。这样，经过几年的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把国民经济引上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轨道，经济秩序才能变乱为治。“急”字这个病根不除，经济过热降不下温，总是一种短缺紧张、漏洞百出、空隙常在的经济环境，要想有个正常的经济秩序，无异是缘木求鱼。
其次，要严格控制社会总需求。从根本上说，当前国民经济存在的困难和问题，集中反映在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１９８４年到１９８８年国民收入增长７０％（按现行价格计算增长１４９％），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２１４％，城乡居民货币收入增长２００％，造成积累和消费双膨胀，大大超过社会总供给的增长幅度，不得不依靠财政赤字、发票子、借内债和动用外汇结余来弥补。这种情况，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要控制总需求，必须调整投资结构，压缩基本建设战线；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增加有效供给；控制消费基金增长不得超过国民收入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特别是必须坚定不移地实行财政信贷的双紧方针。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方针是正确的，虽然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有些问题不及目前看得这么准。就一年多的执行情况看，基本建设规模得到了压缩，但由于种种原因，压缩得不够理想，战线仍嫌过长；原材料、能源、交通等基础工业和农业有所启动，但又面临新的问题有待解决；双紧方针贯彻得比较好，紧缩财政信贷，货币回笼，物价涨势减缓，人心趋于稳定，但目前又面临工业生产下降，市场疲软，销售不畅。这既说明治理整顿取得了一定成效，也说明经济形势仍然十分严峻。最近，国家为了支持生产，实行信贷倾斜政策，有计划地对资金紧缺的一些短线产品和骨干企业增加启动资金，或由工商银行牵头会同有关企业清理“三角债”，以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同时，增拨商业、物资部门的收购资金，并积极扩大销售，开拓农村旺季市场和国际市场，这些都是非常及时和正确的。尽管如此，我们仍要防止因为当前生产有所下降，销售疲软，从而放松控制总需求这个根本，动摇治理整顿行之有效的有关措施。特别是不要轻易放松双紧方针的继续执行，否则又会重犯过去所谓“软着陆”尚未着陆又“腾飞”的毛病，造成这次治理整顿功亏一篑。
其三，要端正政府的经济行为。我们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绝大部分经济命脉掌握在各级人民政府手里，政府经济行为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着公有制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各级干部是政府经济行为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应当率先示范，进行廉政建设，自觉遵纪守法，努力提高工作效率，为人民多办实事。当前，面临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繁重任务，要特别强调树立全局观点和整体观点，反对形形色色的本位主义和分散主义，树立长远观点，反对短期行为；要坚决防止把经济增长速度作为个人任期政绩的丰碑，不留后劲，甚至不惜为下一步改革设置障碍的错误想法和做法。各级政府部门一般掌握着宏观经济调控手段，一定要按照党的政策正确运用，该倾斜的倾斜，该停止的停止，反对不顾全面和整体，只顾本地区、本部门的利益，甚至以少数人的好恶进行取舍，出现应当支持的未予支持，应当禁止的未予禁止等现象。民主集中制是我们的根本组织原则，下级要服从上级，对于重大经济决策，一定要做到民主化、科学化，坚持群众路线，反复论证，才能付诸实施。端正政府经济行为，特别要强调端正上级行为。只有政府经济行为端正了，才能端正所属企业行为；国营企业行为端正了，也才有利于引导其他经济成分的企业行为。当然，作为下级和企业应当强调“从我做起”，自觉地遵纪守法，积极接受国家的宏观调控，那种等待、观望、推诿的态度和做法都是不对的。
三、整顿经济秩序的重点是流通秩序
所谓经济秩序，是指个人、经济单位和社会集团之间的经济往来活动所引起的物资、货币、固定资产、债权债务等客体的移位或变更，这种活动必须遵照统一规定或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使经济活动有条不紊的进行，形成正常的经济秩序。如果缺乏统一规定和不遵守共同的行为规范，经济秩序就会产生混乱。个人、经济单位、社会团体之间的经济往来，主要体现在流通领域，表现为一定的物资、商品、货币、债权债务等的流通转移。因此，目前经济秩序混乱也突出表现在流通领域，整顿经济秩序的重点自然就是整顿流通领域的秩序。在这方面应当突出地抓好如下几点：
１、清理流通领域的公司。这几年流通领域的公司泛滥成灾，是造成流通环节过多、渠道乱、倒买倒卖、价格上涨的原因之一。清理公司，首先，要下力量清理那些从事中间盘剥的公司和经营单位，以及某些生产企业设置的变相提高出厂价和转手倒卖的各种服务公司，坚决砍掉那些重利盘剥、转手倒卖、哄抬物价的中间环节。其次，要撤销一批过多过滥的公司，包括主营业务相近和重复设置的公司，以及长期经营不力、管理不善、经济效益不好的公司。这是杜绝以权经商、权钱交易，防止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的重要组织手段。对于这类公司和经营单位，该撤的撤，该并的并，该关的关，决不迁就。前不久，中央国家机关积极行动，第一批撤销了１０１８个公司，初见成效。各省、区、市、县也正在抓紧这项工作。但是，要防止走过场，名撤实存或侍机再起的苗头。国家有关部门要建立和完善公司法，将经营企业的设置迅速纳入法制轨道。
２、整顿批发环节。批发企业是流通的枢纽，是保证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物资供应的“蓄水池”，对于组织商品流通，活跃市场，稳定市场，稳定物价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说整顿经济秩序重点在流通秩序，那么整顿流通秩序，重点就在批发环节。因此，批发环节是重点的重点。对于重要的生产资料，除国家批准和有关部门规定的经营单位外，其他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插手经营。对计划外自销的生产资料，要实行资源数量、销售制度、销售对象、销售价格、结算方式等五公开制度。要适当提高计划价格，严格控制需求，加强对自销价格的管理，严格执行国家最高限价，不得擅自涨价或变相涨价，逐步缩小生产资料两种价格的差距，以利解决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问题。在消费品流通领域，要把批发环节严格掌握在国营商业和供销社手里，必须遵守重要的消费品指定专营的规定，严格禁止私营商业或个人从事长途贩运的批发业务和就地转手批发业务，充分发挥国营商业和供销社在批发领域的主渠道作用。
３、树立讲究企业信誉、职业道德，维护用户和消费者利益的观点。我国的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历来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指导经济活动的准绳。我们要恢复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以利于治理整顿。当前市场疲软，销售不畅，原因固然很复杂，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长期以来有的企业不讲信誉，对自己生产和经营的商品不负责任，甚至有意让假冒伪劣商品流入市场，从中渔利，败坏了信誉。从根本上说，防止假冒伪劣商品首先是在生产领域。但是，如果商业部门严把商品质量关，也能起到积极的制约作用。经济信誉还表现在经济往来方面要恪守合同，及时结算；要加强经营管理，努力提高服务质量，从而赢得用户和消费者的信赖，为扩大销售、提高经济效益创造条件。
４、加强市场管理，整顿市场秩序。国家有关部门要正确运用宏观经济调控的各种手段，如金融政策、税收政策、工商管理政策、价格政策以及健全有关经济法规等来规范市场管理，引导市场逐步建立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新秩序。当前特别要积极充实和加强工商部门和税收部门的力量，提高工商税务人员的素质，严厉打击和取缔各种违法经营。要健全物价管理制度，充实物价管理力量，加强群众监督，严禁哄抬物价、乱涨价或变相涨价以及易地涨价等行为。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高等学校要加强马列主义的理论教育
沙英
在去年北京大学的毕业教育中，许多同学反思了两个月来的思想行为，总结了一些应该记取的教训。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大学生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学习，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侵蚀”。这一条不单是北大毕业生应当记取的，也是我们高等学校应当普遍重视的一个问题。
我国的教育工作，必须坚持把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坚持把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放在第一位。这个目标怎样才能实现呢？要靠马列主义的理论教育，靠坚强的思想政治工作。
在过去一个时期，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泛滥，不论在社会上还是在高校中，马列主义理论教育都削弱了。有的人认为马列主义“过时”了，有些人认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是“额外负担”，甚至在有的党校中，以马列主义原理为主课的教学方针，也被认为是“过时的、落伍的、不符合８０年代的时代潮流的”。经过半年多的工作和冷静思考，这个情况有了明显的转变，许多原来认识模糊的大学生也都逐渐认识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重要了。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我们国家的各种工作和改革开放事业都离不开马列主义的指导。我们要坚持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去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各项改革的新情况、新经验，去探讨当代世界上的新形势、新思潮和新问题，随着生活的前进而前进，并指导着生活的前进，从而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
现在，发扬“延安精神”的议论多起来了，这是很好的现象。“延安精神”是什么？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远大理想，高尚品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奉献精神……它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有许多方面，但是它的核心和精髓，是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创业精神、奉献精神。那么这种世界观、人生观和为人民服务的种种精神从何而来？从根本上说，是来自马列主义。当时在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里，办了许多培养干部的学校，大都设有哲学、政治经济学、党的建设、中国革命运动史等几门课程，一般学生都要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基础。受“延安精神”哺育而成长起来的人，大都有一定的理论素养，很多人都粗略地懂得一些社会发展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持久战等道理。尽管当时的物质条件非常困难，生活十分艰苦，但是大家都朝气勃勃，斗志昂扬，有远大的理想，对革命事业充满信心。这些都是从学习马列主义中得到的启发、信念和力量。
为了加强高校的理论教育，要提高学生对理论重要性的认识，增强学习的积极性，形成浓厚的学习空气，健全学习的制度；还要大力改进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从教材内容到教学方法都要改进，以提高教学的质量。理论学习与研究最根本的方法是理论联系实际。为此，首先要提倡认真读书，弄懂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其次要了解中国的国情和党的重大的方针政策，在一定地区、部门工作和学习的同志，还要了解自己地区、部门的情况和一些具体的政策。再其次，马列主义活的灵魂是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要善于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到实际生活中去调查研究，具体地分析和解决问题，这是最重要的。
关于理论如何联系实际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反对党八股》、《改造我们的学习》等文章中，讲得很深刻，也很生动，现在读起来仍是十分有益的。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强调坚持改革开放的同时，又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根据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提出了一系列的观点和理论，特别是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继承、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同志的这些理论，他的胆略和科学的研究方法，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脱离实际，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一味追求西方的东西，也是有些同学去年迷失方向的一个重要原因。记取这个教训，高校学生在加强马列主义理论学习的同时，要加强对国情、对实际的了解，从而把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起来，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有人说“学了不灵”，其实并不是马列主义不灵，而往往是不善于学习，没有真正领会它的精神与实质，更不善于运用它去分析和解决问题。
在高校的理论教学中，还要努力把教学同学生的思想实际密切联系起来，帮助他们解决一些思想问题。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仅要“传道、授业、解惑”，而且要对学生进行理想、道德和纪律的教育。特别是担任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教师，更有责任帮助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使他们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高尚的思想品德素养，毕业后能够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
田江海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档案馆合编的１９４９—１９５２《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刘国光、王明哲主编，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出版）是利用历史档案为研究和决策服务的可喜尝试。我看到的是《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全部采用原始的档案资料，除正式下发的文件外，还有会议记录、简报、专项报告及领导同志内部讲话等资料，很大一部分从未公开过。编者在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去芜存精，分类选编，包括基本建设的方针、体制、计划、规模、结构、效益，基本建设的勘察、设计、施工管理、工程质量、材料设备供应，城市建设、部门和地区基建投资概要等。
资料选编虽然收集的是１９４９—１９５２这几年的文献，但实际涉及的时间要久远得多，上接旧中国，下连几个五年计划；虽然是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但实际涉及的空间却异常广阔，大至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指导思想和重大方针政策，旁及工业、农业、运输邮电业、商业和财政、金融、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
新中国建设是在大片废墟上起步的。在财经处于困境条件下，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力争财政收支平衡，不失时机地拿出一部分资金投向最紧迫的领域，取得明显成效。“一五”时期著名的１５６项重点项目，其中有１９项是在恢复时期开始搞起的，其它大部分项目也已着手计划、设计、引进设备等。这一期间还完成了成渝铁路、荆江分洪、治理淮河等举世瞩目的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的工程。
从当时文献中可以看到，领导决策既脚踏实地，一切从实际出发，又具战略眼光，有科学远见。在安排有限的投资使用问题上，不仅考虑短期需要，而且顾及长远需要。早在１９４９年１２月，中财委开会就明确提出，在经济建设上要：（１）有重点的恢复；（２）长期打算，无论办什么事业过几十年后也不后悔；（３）要办全国性有意义的，小的无甚意义的可先放开。当时特别注意资金投向问题，清醒地认识到，在财力供求悬殊情况下，投资结构是否科学合理，对恢复和发展经济至关重要。周恩来总理在１９４９年底，根据当时情况指出：交通方面，铁路的恢复最重要。我们要重视重工业，但决不能把它当作唯一的工业。重工业中，钢铁业是占第一位的，但它也不是重工业的全部。农业方面，要水利与农业生产并重，水利要配合农业。根据这一指示，中财委确定：恢复与调整新建的重点应当是铁道、水利与重工业。１９４９—１９５２三年间，铁路铺轨３０６２公里，其中新建铁路１３２０公里，包括成渝铁路、天兰铁路、广西来宾至睦南关线；农林水利投资１０．３亿元，占基建投资１３．１４％，１９５２年相当于国民党统治时期年水利经费最高者５２倍；重工业以基础设施和能源、原材料工业为主。这种投资结构和布局，体现了中央决策的求实精神和战略胆识。令人深思的是，这些投资重点，仍然是今天应当大力倾斜的方向。
在投资领域十分注意坚持科学态度同政治上坚持以大局为重的党性原则相结合。当时政务院强调：财政经济工作的许多措施必须从整体观念和长远利益出发，一地一时利益必须服从全局和长远利益。政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着重指出，基本建设投资要避免主观随意性，决不能“以国家投资去照顾某些人的情绪”，不能搞“情绪投资”。这些指导原则，对于今天落实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决定，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一九八九年本
《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年鉴》
一九八九年本《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年鉴》近三百万字，共一千多幅插图，内容丰富，图文并茂。这部反映中国城市现状和发展的综合性大型工具书，除载有大量详实的中国城市分类统计资料，继续反映一年来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外，还突出反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一九八四年以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情况和基本经验，也反映了城市在贯彻治理整顿、深化改革方针过程中的发展和变化。一九八九年本还选登了一些城市著名书画家为《年鉴》创刊五周年而创作的部分优秀作品，编辑了年鉴理事会五年来的大事记和主要活动照片。这部年鉴共载有三百一十个城市的介绍文章，选介国内一批优秀企业、优秀企业家及名优产品。
《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年鉴》由全国三百多个城市市长和一批著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及各界知名人士组成的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年鉴理事会领导编纂，其宗旨是为了促进城市之间的信息交流和横向联系，推动城市的改革、开放、建设和管理，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服务。一九八五年创刊，一九八九年本是第五期。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简讯
▲韩振峰著《国情学》（国情教育系列谈）即将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
▲杨力强、刘其奎主编《简明中华民国史辞典》已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罗东明、曾鸿业、万典武主编《中国商业经济学》已由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