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
逄先知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１９５５年，是建国后的一个重要年头。毛泽东对这一年形势作过这样的描绘：“１９５５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这一决战，是首先经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召集的３月、７月和１０月三次会议表现出来的。１９５５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霾满天。１９５５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万户的农民群众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这里所说的７月的会议是指中央召集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１０月的会议是七届六中全会，都是批判所谓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经过这两个会，农村形势急剧变化，出现了合作化高潮。为了推进这一形势的发展，毛泽东亲自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上、中、下３册，９０多万字），并写了１０４条按语。田家英和我协助毛泽东做了一些编辑工作。
我们亲眼看到，毛泽东编《高潮》时，是那样认真地精选材料，认真地修改文字。有的材料文字太差，毛改得密密麻麻，像老师改作文一样。毛泽东还对大部分材料重新拟定了题目，把一些冗长、累赘、使人看了头痛的标题，改得鲜明、生动、有力，而又突出了文章的主题思想，引人注目。例如，有一篇材料原题是《天津市东郊区詹庄子乡民生、民强农业生产合作社如何发动妇女参加田间生产》，共３３个字，毛泽东改为《妇女走上了劳动战线》，只用９个字，简单明了，又抓住了主题，读者一看就有印象。又如，有一篇材料原题为《大泉山怎样由荒凉的土山成为绿树成荫、花果满山？》，毛泽东改为《看！大泉山变了样》，多么吸引人！类似情况很多，在此仅举二例。读者看到那些生动醒目的标题和具有强烈政治内容而又带有抒情色彩的按语，一个胜利者和实现了自己意志的革命家的形象，跃然纸上。
《高潮》一书以跃进的速度于１９５６年１月出版。原先毛泽东决定发一则出版消息。田家英将拟好的稿子送给他，他咯咯地笑起来，说：“这个消息没有用了，已经过时了。”（那时全国合作化运动已经全面展开）他对田家英说，他很高兴，１９４９年全国解放时都没有这样高兴。这个话真实地反映了毛泽东当时的心态。对毛泽东来说，全国解放是早已料到的，早有准备的。而农业合作化的胜利来得这样快，这样顺利，却出乎他的意料。他一向认为，改造５亿人口的个体农民是最艰难的事业，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和做许多细致的工作才能完成。谁知道，这么困难的问题，经过一、二次会议，作一篇报告，就如此顺利地解决了，那末，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困难的问题不能解决呢？农业合作化的过快和过于表面化的胜利，使毛泽东的头脑开始不清醒了，他随即要求在生产建设、科学文化等领域，同时开展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农业合作化的胜利，助长了毛泽东对个人意志的自信，深信自己的主张总是正确的，而且是能够立即生效，“立竿见影”的。这不但促使过渡时期提前结束，而且成为尔后出现“三面红旗”及其一系列后果的不祥的先兆。
当然，这不是说，农业合作化高潮纯粹是个人意志的产物。这是不可能的。它的产生有其自身的客观基础。中国的汪洋大海般的、势单力薄而又规模狭小的小农经济，在生产上确有发展互助合作的需要。从１９５１年１２月党的农业互助合作决议作出以后，我国农业互助合作事业总的说是在稳步而健康的情况下发展的，互助合作的优越性逐步显示出来，并且具有相当的吸引力（这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有这种情况），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正是因为有了几年互助合作的历史和示范作用，才有出现高潮的可能性。
毛泽东又问田家英：你看合作化完了，下一步再搞什么？田家英被这一突如其来的问话问住了，一时答不上来，只感到自己的思想跟不上。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即将完成尚未完成之际，就想到下一步的问题，这决非是心血来潮，或者只是说说而已，他是在郑重地考虑问题。这正是他的“不断革命”、“打了一个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的思想的惯性反映。
当然，毛泽东这时并不认为，农业合作化的工作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可以高枕无忧了。不是的。《高潮》出版以后，他立即派田家英到各地调查农业合作化情况。田家英带着几个同志跑了山西、四川、湖北、河北四省，当时我们称做“观高潮”。在调查中，田家英发现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合作社的规模过大。而毛泽东当时正热心提倡“并社升级”，认为小规模的初级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同时，从上到下不少干部的头脑也有些发热，一味追求搞大社，搞高级社。田家英并没有迎合毛泽东的想法和当时那股思潮，而是根据调查中得来的第一手材料，向毛提出自己的意见。他的意见虽然没有受到重视，但他在毛泽东面前敢于提出相反意见的勇气，却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的勇于直陈己见的政治品质，在以后日益复杂的政治生活中愈益显得可贵。但也应当说明，这时，毛泽东并没有因为田家英提了不同的意见就对他不信任，而是更加信任他和器重他。
在“大跃进”的日子里
１９５８年夏，人民公社一出现，就引起毛泽东极大的兴趣和关注。这是因为，人民公社本是毛泽东想象中的农村乌托邦，他没有想到，他的乌托邦被陈伯达在北京大学讲了出来。这个讲话又被发表在由陈伯达主编的党中央理论刊物《红旗》上，也就不胫而走，人民公社居然堂而皇之地成为当年中国农村的“新生事物”。１０月下旬，毛泽东派田家英和吴冷西分别到河南新乡七里营（全国第一个打出人民公社牌子的乡）和修武县（一县一社的典型）做调查。时间是１０月２８日到１１月４日。当时，下去的同志包括田家英在内，对人民公社都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去怀疑它。但通过调查，却发现问题不少，有些问题使人非常焦急，例如，普遍实行“大兵团作战”，社员每天只能睡３个小时，连续一二十天，搞得人困马乏，难以为继，劳动效率大大下降。大家都希望向毛泽东反映，越快越好。田家英还从下放干部那里了解到当地虚报产量的真实情况。当时，关于人民公社性质问题，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干部议论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田着重调查研究的一个问题。基层干部中不少人认为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制。田家英开始没有表示自己的看法，但从修武县委书记的一席话中得到一个启发。那位书记同志说：人民公社如果是全民所有制，那末，遇到丰年，修武县的农民是不会愿意把粮食无偿调出来的；遇到歉年，国家能够无偿地调粮食给修武县吗？田家英听了觉得有理，非常重视这个意见。
１１月５日晚，毛泽东南下郑州，路经新乡，田家英、吴冷西向毛泽东汇报了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和修武县委书记的意见。次日，田、吴离新乡去郑州，参加第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根据田、吴的调查和其他人的反映，在会议上强调要使农民休息好，安排好农民的生活。在讲公社所有制时，他引用了修武县委书记那段话，用以说服一些认为公社是全民所有制的人们，表扬了这位书记，说他是很有头脑的。
在田家英、吴冷西奉命调查修武县、七里营之前，毛泽东先派陈伯达、张春桥赴河南遂平县调查，他们搞了一个鼓吹“共产风”的《遂平卫星人民公社章程》。田、吴调查给了毛泽东以实际的帮助，对纠正错误起了作用。而陈伯达等人提出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错误主张，在郑州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尖锐批评。
１９５８年１１月到１２月武昌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回到北京。他认为六中全会决议已经从原则上解决了公社化中一系列重大问题。然而，实际上，问题和困难却暴露得越来越多。毛泽东心里觉得最不踏实的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武昌会议确定下来并且已经公布的１９５９年生产的四大指标（指粮、棉、钢、煤的指标），这四大指标在武昌会议上是一致通过的，已经算是“留有余地”。会后陈云向胡乔木提议不要公布，胡乔木不敢向毛泽东报告陈云的意见，还是在公报内公布了。这事在１９５９年４月的上海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另一个是农业问题。为了了解农村整社情况，１月下旬，毛泽东派田家英赴四川调查。
从四川调查到庐山会议
１９５９年初春，调查组来到四川。这时，毛泽东正在集中力量继续纠正工作中的错误，遏制以刮“共产风”为主要特征的“左”倾错误继续泛滥。继武昌会议之后，他又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田家英没有参加第二次郑州会议，但对这次会议的精神是十分赞成的，特别称道毛泽东关于整顿人民公社的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田家英深有感触地说：“还是主席高明，我们在下面调查，搞了老半天，怎么也提不出这样大的问题。”毛泽东概括的这几句话，并不是也不可能要从根本上突破人民公社的体制。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纠正极左政策，调整人民公社内部体制（涉及所有制），进一步刹“共产风”，不能说不是一套积极的高明的政策。
１９５９年４月初，田家英从四川农村赶到上海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和紧接着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人民公社问题是会议主要议题之一。在毛泽东主持下，由田家英执笔，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这个文件比第二次郑州会议决议又有所前进。毛泽东对这个文件比较满意。会议结束，田家英又返回四川农村，在新繁县大丰公社贯彻执行《十八个问题》的规定。不久，毛泽东写给六级干部的信即４月２９日党内通信下达了。田家英阅读之后，欣喜若狂。特别是对合理密植和要说真话这两条，更是百分之百地拥护。田家英认定，毛泽东的信符合实际情况，表达了农民群众的意愿，他毅然突破封锁，立即组织向全公社广播这封信。这封信在农民和基层干部中引起巨大反响。大丰公社大部分没有按上级要求的密植程度插秧，农民有了积极性，很快完成插秧任务。
１９５９年６月下旬，田家英离开四川，去参加庐山会议。
田家英在近４个月的四川调查中，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调查期间，我们还经常谈论全国形势，得出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是毛泽东脱离实际，急躁冒进，犯了“左”的错误。田家英就是带着这个认识和一批材料上庐山的。调查组继续留在四川，随时向他提供调查材料。
田家英上山后，把我们调查的那个公社在粮食产量上的浮夸情况以及其他问题，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又把调查组反映劳动模范罗世发对浮夸和过度密植等问题不满的一份材料送给毛泽东。这件事引起当时四川省委主要负责人的不快，与田发生争吵。后来毛泽东说了公道话，大意是：不要怕别人告状嘛，没有的事情不会因为别人说有，它就有了；有的事情，也不会因为别人说没有，它就没有。
田家英是个有话藏不住的人，在会议前期比较民主宽松的气氛中，他把自己对形势特别是对毛泽东个人的一些看法对别人说了，这些话很快在少数人中传开了。当整个会议转入反“右倾”，他就被人揭发，成了批斗对象。只是由于毛泽东的保护，才得以幸免，没有被划到“军事俱乐部”里面去。
庐山会议的这场斗争，是田家英一生中经历的第一次大的政治风浪。在这次错误进行的党内斗争中，他没有“揭发”别人，而且还保护了同志。他对一些善于窥测政治气候，寻机显示自己很“革命”，或者在“大跃进”中一贯表现极左，而对别人乱批乱揭的人，是很厌恶的。当然，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在那一边倒的政治大潮中，田家英对庐山会议的是非不可能像后来认识得那样清楚，对三面红旗也不可能否定，他向毛泽东当面作了检讨，得到毛的谅解。毛泽东对他说：“照样做你的秘书工作。”
田家英在庐山会议上作检讨，是在极左思潮的强大压力下不得已而为之。事后他向人表示，他在第一次庐山会议时的检讨是言不由衷的。那时，他确实感到，毛泽东已离开了他曾经全力提倡和实行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头脑已经不那么很清醒了，听不得不同意见的情绪也越来越明显。田家英还多次向我流露他在会议后期的心情，感到已无回天之力了！
田家英在庐山会议上被毛泽东保护过关了。会议之后，毛特地让田参加他所领导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小组，从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１０日到１９６０年２月９日，历时两个月。这表明，毛泽东对田家英仍是信任的，但是无庸讳言，他们之间在政治上已经开始出现裂痕。
……
１９６１年这一年，从浙江调查到为中央起草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的指示，毛泽东与田家英之间的关系非常和谐，非常密切。田的出色工作得到毛的高度信任，毛的意见和决策受到田的热烈支持。这种信任和支持的关系，是建立在政策思想一致的基础上的，目的都是为了尽快度过农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困难时期，发展生产，改善全国人民的生活。这是田家英作为毛泽东的秘书，发挥作用最大，工作最为顺利的一年。
湖南调查和包产到户
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会闭幕不久，毛泽东就离开北京到南方去了。
这时，毛泽东仍关注着农业，不放松对农村情况的了解。２月２５日，他把田家英叫去，要田再组织一个调查组，到湖南作调查，主要了解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
毛泽东对这次调查寄予厚望。有了前次成功的浙江调查，他相信田家英领导的这次调查同样会给他很大的帮助。
３月底，调查组全部到达农村。田家英住在韶山。这里自从实行“六十条”，取消了食堂、供给制，后来又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社员的积极性明显提高，生产、生活都有了转机。但是我们一进村，却遇到一个没有料到的情况：社员普遍要求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而且呼声很高。
起初，田家英是不赞成包产到户的。１９６１年３月广州会议期间，他将安徽的一个关于包产到户的材料送给毛泽东，并写了一封信。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工作是我们做坏的，在困难的时候，又要实行什么包产到户，把一些生活没有依靠的群众丢开不管，作为共产党人来说，我认为，良心上是问不过去的。”信中还说，为了总结经验，包产到户作为一种试验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普遍推广，“依靠集体经济克服困难，发展生产，是我们不能动摇的方向”。田在这封信里所表达的主张和流露出来的情感，同毛泽东是一致的和相通的。毛立即将这份材料连同田的信批给政治局常委和几位大区书记传阅。
时隔一年，经过一段调查，田家英的思想起了变化。他认真听取和思考农民的意见，觉得很有道理。当时在调查组里不赞成包产到户的意见占着上风，但是他仍鼓励少数几位主张包产到户的同志继续进行研究。
田家英心里很矛盾。他认为，从实际情况看，搞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明显地对恢复生产有利。另一方面，他又觉得，事关重大，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轻举妄动，特别在韶山这个特殊地方，以他这样的身份（人们都知道他是毛主席的秘书，是毛主席派来作调查的），更应谨慎从事。这里一动，势必影响全省，会给省里的工作造成困难。
田家英就是带着这种矛盾的心情，同我一起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的。当时，陈云也在上海。我们将３个点的调查报告同时送给他们两人，得到的反应迥然不同。陈云读后很称赞，说“观点鲜明”。在这之前，田已将炭子冲大队的调查报告寄给了刘少奇，刘认真地看了，认为很好。毛泽东却很冷漠，大概没有看，只听了田的口头汇报。毛对田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这是毛泽东对包产到户问题的又一次明确表态。
我们从上海回到韶山，调查工作已接近尾声。田家英没有传达毛泽东的意见。此时，包产到户在全国呈现迅速发展之势，推行包产到户的呼声日益高涨，成了党内议论的重要话题。为了进一步弄清这个问题，田家英派出两位同志立即赶往安徽无为县，了解实行包产到户的情况。他们调查的结论大致是：包产到户对于解救已经遭到破坏的集体经济的危机，迅速恢复农业生产，肯定是有利的和必要的；但是，将来要进一步发展农业经济，就可能要受到限制。
回到北京后，田家英立即向刘少奇作汇报。汇报刚开了个头，就被刘少奇打断了。刘少奇说，“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接着就提出关于实行包产到户的主张，并且详细讲了对当时形势的看法。田家英问：“少奇同志这些意见可不可以报告主席？”刘少奇说：“可以”。刘少奇又吩咐田家英把他的意见在“秀才”中间酝酿一下，听听反应。他为慎重起见，并且希望能够真正听到“秀才”们的真实意见，特嘱咐田不要说是他的意见。接着，田又向邓小平报告关于起草《恢复农村经济的十大政策》的设想。邓的话不多，很干脆：“赞成”。
看来，事情进行得很顺利。但是，中央究竟是否确定推行包产到户，还要通过关键的一个关口，那就是毛泽东的同意。田家英似乎觉得比较有把握，因为中央常委的几位同志几乎都支持搞包产到户，至少是不反对；但是心里又有些嘀咕，不知道毛现在的态度究竟怎样。他知道提这样的建议是要担风险的，但他不顾个人得失，终于下决心，以秘书的身份向毛泽东进言。这时，毛正在河北邯郸视察工作，田家英打长途电话要求面陈意见。那边传来电话说：“主席说不要着急嘛！”从这句话里，我们已经微微感觉出毛的不耐烦的心情了。
过了两天，毛泽东回到北京，田家英被召见，地点在中南海游泳池。田家英系统地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大意是：现在全国各地已经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３０％，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与其让农民自发地搞，不如有领导地搞。将来实行的结果，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可能达到４０％，另外６０％是集体的和半集体的。现在搞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是临时性的措施，是权宜之计，等到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这种情况，同刘少奇性急地打断田家英的汇报，滔滔不绝、毫无保留地讲出自己的意见，完全不同。最后，毛突然向田提出一个问题：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一下子把他问住了。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提问，他毫无准备。毛接着又问：“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田答：“是我个人的意见。”当时，毛没有表示意见。没有表态，这就是一种态度，不过没有说出来而已。
大概是第二天，毛泽东召集会议，田参加了，还有陈伯达。毛终于说话了，批评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条”，却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大意）。会上，毛指定陈伯达为中央起草关于巩固集体经济，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
不久，即８月上旬，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批评包产到户，是北戴河会议的主要内容之一，它是“重提阶级斗争”的直接导火索。毛把这个问题提到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样的政治高度。他认为，实行包产到户，不要一年，就可以看出阶级分化很厉害。
田家英是带着压抑的心情参加北戴河会议的。经过第一次庐山会议那场惊心动魄的党内斗争的田家英，这时心情自然是紧张的，不知将会发生什么。然而，情况还好，没有他想象的那样严重，毛只在小范围里头指名批评过他两次。
田家英向毛泽东提包产到户的建议，不论从内容上还是从组织原则上来说，都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这个合理的建议，不但没有被采纳，反而又一次造成他们之间的政治裂痕，而且是一次更大的裂痕。从此，田逐渐失去了毛的信任。
田家英自从失去毛泽东的信任，思想很苦闷，常说“士为知己者死”，现在不被理解，想离开中南海。他准备下去当县委书记，做些调查，研究一下社会主义究竟怎么搞，也好真正为老百姓实实在在地做点工作。田也曾想过搞研究工作——研究清史。并向毛泽东提出了这个要求，也是表示要离开中南海。毛说：“噢，你也是搞本本主义！”对他的要求未予置理。毛对田虽然已不那么信任，但工作上还需要他，所以一直留在身边，不愿放走。
……
１９６６年５月，大动乱开始了，面对陈伯达、江青这两个掌握“文革”大权，受到毛泽东重用，长期藏在共产党内的野心家、阴谋家的威胁，在被宣布“停职反省”的巨大冲击下，田家英选择了他的同志和朋友不希望他选择的道路。
结尾的话
田家英离开我们已经２３年，毛泽东谢世也快１３年了。田家英担任毛泽东秘书的１８年中间，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的关系是融洽的、亲密的、没有隔膜的。后来，由于政策主张上的分歧，渐渐疏远了，产生了较深的隔阂。毛泽东、田家英之间关系的变化，也可以从一个小小的侧面看出建国后１７年我国所走过的曲折道路。
田家英当毛泽东的秘书，在这个重要岗位上，他从来不以此自恃，从来不乱吹，从来不摆架子。人们尊重他，主要是佩服他有才学，有见解，平易近人。田家英以大局为重，维护党的团结，以及他的刚正不阿的作风，给我以及熟悉他的所有同志留下的印象，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另一方面，毛泽东对田家英，尽管在工作上器重他，在生活上关心他，但是并没有利用个人的权力给他以高的职位。１９６１年，提议任命田家英为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是邓小平和杨尚昆。
田家英长期接受毛泽东思想的熏陶和教育，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对毛泽东怀有深厚的感情。但他后来对毛的“左”的思想和政策愈来愈感到格格不入，而毛对他也愈来愈疏远，因而形成十分矛盾的心理状态。这从１９６３年以后常常对我说的一句话中可以表达出来。他说：“我对主席有知遇之感，但是照这样搞下去，总有一天要分手。”
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也反映在他同田家英的关系上。田勤勤恳恳地为他工作了十几年，因为提了不同意见而引起他的猜忌，并被联系到当时整个的党内斗争问题，从而对田家英表示冷落以至完全不信任。我认为这是不公正的。田家英常常对我讲的那句话不幸而言中，他最后终于在极其特殊而复杂的情况下——党内的坏人掌握了党的部分最高权力并利用了毛泽东的错误，被迫同毛泽东分手了。这也是一个历史的悲剧。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曾对人说，田家英也没什么问题。不知道毛泽东说这个话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是追悔？是对田家英的想念？是对田家英的重新评价？……
毛泽东在他的晚年虽然犯了错误，包括发动“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说，他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他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无可代替的，他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始终保持着崇高的威望。毛泽东思想无疑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正表明他背离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和他历来倡导的民主作风而转入空想和专断。田家英所以能够在工作中做出一些成绩，固然得力于个人的非同一般的努力，而从根本上说，仍然是他忠实于毛泽东思想，正确地执行了毛泽东的教导和指示的结果。
（原载《求是》杂志１９８９年第２３期，１９９０年第１、２、３期。本报选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