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想起了《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郑伯农
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哲学、文艺学受到全面攻击。攻击的突破口是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因此，我觉得要大力宣传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历史唯心主义。当然，也要大力宣传唯物辩证法。现在的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问题还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有一个很流行的口号，叫“观念更新”。讲“观念更新”的人有各种不同情况，不能一概而论。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旧观念”，把西方当代资产阶级哲学、文艺学当作“新观念”，认为前者已经过时了，后者才是最先进的，要用后者来代替前者。那么，马克思主义“旧”在哪里呢？据说，它不研究“人”，不重视“人”，是“物本主义”，应当用“人”的哲学来给马克思主义“充氧”，用“人本主义”来代替“物本主义”。这几年，从西方引进各种各样的“新潮”理论，占绝大多数的是五花八门的“人”的哲学。在文艺上，“人”的呼声更是震耳欲聋的。什么文学的“基础”是“人情”、“人性”啦，什么要写人的“异化”和人的“复归”啦……可以这么说，人本主义是“新观念”的重要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是不是真的不重视人？当然不是这样的。毛泽东同志认为人的特点是“自觉能动性”，他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文学是人学”这句话早就列入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教科书，问题在于对于“人”可以作各种截然不同的解释。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是群体性的动物，只有在集体中，人的聪明才智才能得到正常的发展。历史唯物主义承认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特殊作用，但归根到底，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是人民群众。马克思说：“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他还说：“甚至当我从事科学之类的活动，即从事一种我只是在很少情况下才能同别人直接交往的活动的时候，我也是社会的，因为我是作为人活动的。不仅我的活动所需要的材料，甚至思想家用来进行活动的语言本身，都是作为社会的产品给予我的，而且我本身的存在就是社会的活动；因此，我从自身所做出的东西，是我从自身为社会做出的，并且意识到我自己是社会存在物。”提倡新人本主义的人却排斥人的社会性，把个体和群体对立起来。按照他们的观点，不是个人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是要摆脱社会发展的要求，摆脱得越彻底，个性就发展得越充分，文艺也发展得越完善。“五四”时期，周作人曾经提倡“个人本位主义”。新人本主义宣扬的是更富有排他性的“个人本位主义”，以此作为文艺创作的出发点和文艺理论的基础。
大家都记得，“文学主体性”论曾经被一些人看作文艺理论的“重大突破”。这个理论有几个颠倒：一，主观和客观的颠倒，认为不是存在决定意识，而是精神主体决定一切；二，理性和非理性的颠倒，认为潜意识、下意识是高层次、深层次的，理性思维是低层次、浅层次的；三，个体和群体的颠倒。我认为，其核心是个体和群体的颠倒。论者曾经借用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话，把人的需要分成五个层次。他断言，群体需要是第三层次，自我实现是第五层次，后者高于前者，个体需要高于群体需要。他还说，自左翼文艺诞生以来，作家们纷纷丧失了主体性，直到８０年代中期，才逐步恢复了主体性。为什么丧失了主体性？原因就在于作家们服从了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的需要。你讲个人投身到集体的事业中去么！这就要抑制人的个性，导致主体的失落。《论文学的主体性》中有一句气派很大的话：作家可以“把自己假设为能够征服一切、主宰一切的上帝，以彻底地超越自己的有限性，肯定自身的无限可为性。”好家伙，要幻想当“征服一切、主宰一切的上帝。”这样的自我扩张，恐怕连“发疯的钢琴”都比不上吧！被一些人认为“又一重大理论成果”的“救亡与启蒙二重变奏”论，也是宣扬“个人本位主义”。在论者看来，现代中国的基本要求就是“个性解放”，“五四”之后，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领导了一系列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斗争，这就用群体解放冲击了个性解放，致使“五四”期间一度被解放的个性重新受到禁锢，因此，今天应当来一个“新启蒙”，重新进行个性解放。《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提出一个重要概念：“封建集体主义”。仿佛集体主义是和封建主义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要反封建，就要连集体主义也一起反掉。这实在耸人听闻。封建主义诚然抑制人的个性，但它和集体主义风马牛不相及，它是用封建等级制去抑制人的个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等，这一套封建观念和集体主义有何相干？集体主义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的一种意识形态，它并不抹杀人的个性，而是要求个体和群体和谐地同步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能有个人自由。”如果反封建就意味着反对集体主义，那么，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岂不统统要被当成封建主义而被扫地出门么！
３０多年前，周扬同志曾经讲过一句话：“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近几年，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一些人的心目中，集体主义成了“万恶之源”，个人主义则成了香喷喷的东西。有人为个人主义“正名”，有人为其“平反”，有人说它是社会前进的“动力”。“自我”成了最神圣的字眼。大家都不会忘记，早在８０年代初，就有人把“表现自我”作为诗歌创作的最高使命，说什么要“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回避去写那些”“英勇的斗争和忘我的劳动场景”。还有人说：“表现世界的目的是表现‘我’……只有‘自我’的加入，‘自我’对生命异化的抗争，对世界的改造，才能产生艺术，产生浩瀚的流派，产生美的行星和银河。”后来，不但各种文艺创作都纷纷打起“表现自我”的旗号，就连评论家也高喊“我评论的就是我”。到了近几年，什么奉献精神、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忘我劳动，等等，统统遭到一些人的奚落和嘲讽，似乎人的价值就在于索取和享受。于是在文艺画廊上出现了种种我行我素、寡廉鲜耻、放荡不羁、能赚会花的人物，这些还被一些评论文章奉为富有“当代意识”的“新人形象”。
分歧就在这里：怎样看待人？怎样看待个体和群体的关系？我们主张，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要做到个体和群体的统一，个性和民族性、人民性、党性的统一。群众是实践的主体。“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是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需要出发，还是以个人为本位？是把群众看成历史的主体，还是把“自我”看成历史的主体？文艺是创造性的事业，文艺家当然要有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是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下发展文艺家们各自的个性，还是把“二为”方向看成个性的枷锁？是在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中去发展和丰富艺术个性，还是背离时代和人民去完成“自我实现”？这些，正是问题的症结。“个人本位主义”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迫切的实践问题。它关系到我们的文艺往哪里发展、怎样发展。所谓新人本主义，拆穿了来看，不过是理论化、哲学化了的个人主义、唯我主义。
我不认为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码事。前者是人生观、历史观、价值观问题，后者是政治倾向问题，不能简单地划等号。但个人主义，特别是理论化、哲学化的个人主义，的确又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提供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归根结蒂要在中国恢复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不管主观上是否意识到，宣扬和放任个人主义思想，客观上只能有利于资本主义。什么叫“和平演变”？就是慢慢地变，积小变为大变，从量变到质变，从意识形态的变化到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变化。一些人走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道路，有一个过程。开始是思想意识变了，生活方式变了，个人主义膨胀了，终于政治态度也变了，成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人。西方反动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很注意思想意识上一点一滴的渗透，强调要从宣扬他们的“价值观和利益观”入手。所以，我们既不能把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等同起来，又要看到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有一点个人主义用不着大惊小怪。但如果个人主义成风，成为潮流，成为被倡导、被追逐的东西，甚至成为统治思想，这就十分可怕。要防微杜渐。文艺上种种宣扬个人主义的东西，归根结蒂是社会主义的腐蚀剂。
“个人本位主义”是“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生观、历史观。４１年前，当国民党反动派全面溃败，美国当权者准备扶植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走“第三条道路”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重要文章，集中批判历史唯心主义。重温这些著作，我们不能不钦佩毛泽东同志的敏锐眼光和深刻洞察。他把这个问题放在如此重要的战略地位上，充分体现出他的历史远见。今天，当西方反动势力加紧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并把希望再次寄托在“民主个人主义者”，特别是党内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身上的时候，我们应当有高度的警觉。毫无疑问，我们应当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规律的学说，深入批判历史唯心主义的当代新变种。这是时代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文艺学提出的重大使命。当然，这场斗争只能通过科学的、深入的说理来进行。在剖析新人本主义的种种表现，回答它的挑战中，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文艺学必定会得到进一步发展。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电视剧《蓝色国门》的创作特色
高鑫
军旅生活本身，是火热的、沸腾的，反映军旅生活的文学艺术作品，一般也注目于激烈的、充满矛盾冲突的场景。然而，海军电视剧制作中心录制的电视连续剧《蓝色国门》，却偏偏将它的镜头对准了南沙赤阳礁上只有六名战士的高脚屋，着重表现他们单调、寂寞、枯燥的日常生活，这无疑给创作本身增加了巨大的难度。但是，该剧却独具匠心地通过大海、礁石、高脚屋这单调、枯寂的自然景观，谱写了一曲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颂歌，塑造了一代青年军人的崇高灵魂。
电视剧《蓝色国门》是一部自述体的纪实性作品，它具体、生动地记叙了为保卫祖国神圣的海疆，海军陆战旅某部连长方磊奉命率领五名战士驻守赤阳礁的战斗生活。屏幕上固然展现了在这个距离敌占岛只有六海里的岛礁上，战士们面对敌机的骚扰、敌舰的挑衅、敌水雷的游弋，那种高度警惕，时刻戒备的英勇行为。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镜头指向却是表现在引而不发的备战状态中，战士们那种枯寂、单调的日常生活细节：捉蟑螂、养蒜苗、掰手腕、洗雨水浴、读报纸广告、脚趾上画小人、吃海水煮米饭……可贵的是，这些细节并非从现实生活信手拈来，更不是自然主义的描绘，它是经过认真挑选和精心设计的。这些出现在独特生活环境中的富有艺术生命力的细节，揭示了战士们单调、枯寂的生活形态，展现了人物各自的性格特征，描绘了独特情境中人物的复杂心态，平添了枯寂生活中的色彩和诗意。恰如战士们所说：“苦，不怕，就是怕寂寞。”战胜艰难、危险的客观环境，固然需要力量和勇气；而战胜枯寂、单调的生活本身，更需要顽强的意志和信念。《蓝色国门》正是从这一独特的生活视角入手，具体、生动地表现了我军战士怀着“人在、礁在、国旗在”的坚定信念，战胜了单调、枯寂的生活情状，宛如六棵南沙擎天柱，坚毅地矗立在祖国南大门。
小小的高脚屋的外部生活形态是单调枯寂的，然而，生活战斗在这里的战士们的内心世界却是丰富多采的。《蓝色国门》的创作者，正是在这单调、枯寂的生活境遇中，对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做了真实的、富有时代特征的揭示和开掘。作为一名军人，他们心头牢记着军人的天职：“面对我国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我们这些军人就是要以生命的代价去守卫南沙。”这誓言，已经化作了他们的精神和血肉。但是，作为一名社会的成员，他们又无法逃脱社会进程和思潮对他们的冲击和影响，使得他们的内心世界难以避免地多少带有一些生活的苦涩感：连长方磊，每次回京探亲，都切身感受到商品经济的强烈冲击，不得不为转业后能在公司谋得一个职位而苦恼；小战士宁珂，因为参军入伍而被女友抛弃，不得不时时陷入苦闷之中，只得以吹小号解愁；战士林汉龙，早年失去父母，更是时常陷入被人虐待的痛苦回忆之中……战士们丰富的内心世界，与单调、枯寂的高脚屋形成了鲜明的比照，与我们时代的社会生活共着一个节奏，发出同一的音响。如果说《蓝色国门》在反映战士们战胜单调、寂寞的外部生活形态中，表现了他们坚定的意志和信念；那么，战士们对内心世界苦涩感的战胜——实际上也就是对自我的战胜，则在更深的层次上展现了他们的果敢和刚毅。
这样，六名战士聚集在一起，便构成了一个小世界——高脚屋的世界。由于他们的社会处境不同，生活经历不同，性格气质不同，在枯寂、单调的生活中，自然难免发生这样或那样的摩擦、矛盾和冲突。然而，一个共同的目标将他们组合在一起，他们共同体味着战斗的艰苦与危险，生活的单调和寂寞，又分享着人生的乐趣和欢欣。正是在与大海强大自然力的较量和高脚屋枯寂生活的考验之中，他们对自身的价值获得了新的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宁珂在大伙的帮助下解脱了便秘之苦，方磊为宁珂集雨水以冲澡，林汉龙为集体下海打鱼遇险，方磊与张玉青中秋夜话解前嫌……是南沙的海水，高脚屋外的月亮，把他们的心映照得晶莹、透亮。战士们思想的转变，性格的铸造，情感的升华，标志着他们向着真、善、美的崇高精神境界做了新的登攀。在驻守南沙的战斗经历中，正是这“生死与共，相濡以沫的战斗生活”，使他们深悟了“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信任是多么难得，多么宝贵”的生活真谛和人生哲理。所以才在这高脚屋小小的人生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感人肺腑，催人猛醒，促人奋发的生活活剧。
小小的高脚屋，矗立在浩渺无垠的大海之上，仿佛一个与世隔绝的小世界。然而，《蓝色国门》却采用多时空闪回的艺术手段，透过战士的主观视角，突破了高脚屋小世界的局限，使它与我们的社会生活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与我们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祖国有机地融为一体。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计划生育任重道远
——从纪录片《人类的抉择》得到的启示
邬沧萍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人类的抉择》摄制组，历时３年，走遍大江南北，精心拍摄了这部反映我国推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大型纪录片。影片所反映的历史跨度之长和空间范围之广是同类片中所罕见的。影片艺术地反映出将计划生育作为我国基本国策是民族生存、发展的客观要求，观后能激起人们对我国人口的一连串关心、忧虑、沉思、信心和希望。
这部影片是一部历史的纪录，它记下我国婚育观的转变和生育率下降的过程；它又是一部生动的教材，它有助于人们认识我国的国情、增强人口意识，提高实行计划生育的自觉性；它还是一部雄辩的事实的记述，它对国内外由于对中国计划生育不了解而产生的疑虑作了解释，对无端的非议作了有力的反驳；它也是对我国十几万专职的和数以百万计志愿的计划生育工作者的赞歌，它形象地说明他们从事的正是为国家民族、为子孙千秋万代造福，但又是“天下第一难”的工作。影片很有说服力和感染力。首先在于它的说明词言简意赅，不流于冗长、空洞的说教，而是把计划生育的大道理寓于个人、家庭的生动事例之中，宏观的论述和微观的例证，国外的事例和我国的具体作法，表现得完美一致，一切都说明计划生育是人类的抉择。其次，片中摄入的先进事例，来自平凡的现实生活，真实可信，亲切感人。
我国６０年代末到７０年代末出生率下降了一半，大体相当于西欧本世纪中的水平，而城市则已低于西欧生育率最低的国家。影片用大量的事例告诉人们，这种奇迹般的变化，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于我国２０年来坚持不懈推行计划生育的结果，人们在影片中可以看到，四川巴中县的８００多个村，村村有农民计划生育宣传队；福建边防部队在渔船上帮助宣传婚姻法和计划生育；以及我国人口科学的研究、培训、情报、宣传和出版已形成完整的体系。影片还展示了中国农村人口工作开始出现新面貌：内蒙古草原医疗卫生条件改善，婴幼儿死亡率下降，牧民们不再追求多生；福建惠安妇女向“娃娃亲”等传统的早婚陋习的冲击。
影片不回避我国计划生育的不平衡性。它告诉人们，还有不少地方的农民仍陷在“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漩涡中，如贵州省生五六胎的还很多。贫困地区的高生育的后果是：毁林开荒以谋生存，越生、越穷、越垦，把山青水秀、气候宜人的环境弄得山穷水尽，破坏了生态平衡。影片提醒人们：９０年代已到了“攻坚”阶段，困难在于９０年代育龄人数空前庞大，我国农村现在已降到只生两个多，在此基础上再降低，要比过去困难得多，计划生育，任重道远。但影片使人们感到忧患的同时也看到了希望：我国计划生育的潜力仍是很大的，关键是加强农村的基础工作，抓住重点，集中力量杜绝多胎和非法的早婚早育，计划生育是大有可为的。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诗经主题辨析》简评
张金海
杨合鸣、李中华编撰的《诗经主题辨析》（上、下卷），已由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在目前众多的诗学著作中，这部书独标“主题辨析”之旨，这就使它有了自己的特色。
《诗经》作为我国最古老的一部诗歌总集，所反映的是距今两千五百年至三千年的上古社会生活。当世界多数地区还处在史前蒙昧状态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却以其勤劳与智慧在神州大地上创造着自己古老的文明。《诗经》便是中华民族古老、悠久而璀璨的古代文化的文学结晶。并且从它产生到现在的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其影响广泛而深远，不仅限于诗歌，也不仅限于文学，而是深入到整个民族文化的各个领域，成为整个民族文化的不朽的艺术典范。因此，两千多年来，对《诗经》的研究长盛不衰，各类著述汗牛充栋，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诗经学”。然而，由于年代的遥远，时代的隔膜，学术思想的不断演进，从对《诗经》词语的训诂，诗句的诠释，到诗旨的解说，无不见仁见智，呈现出“两千年纷纷无定解”的局面，而“诗无达诂”便成了人们的一句口头禅。例如，汉代人把《诗经》当作社会政治的教本，认为可以移风俗、成教化、正邦国，《诗经》因而遭到经学的误解。宋代人前进了一步，但是理学家的眼光与《诗经》的精神并不完全相容，所以仍然难免故意的曲解与虔诚的妄说，《诗经》又蒙上理学的灰尘。清代人较有独立的学术意识，颇创新说，但是由于时代精神的濡染，他们往往更着意于文字与训诂。对于《诗经》主题的理解不仅古今变化很大，在同时代人之间，由于学术思想与认识的差异，同样歧说纷呈。这种情况在近代的《诗经》研究中依然存在，因而常使一般的读者如坠五里雾中，茫然不知所从。
正是鉴于此，《诗经主题辨析》力图把《诗经》当作古代社会生活习俗的反映，当作古代文化及古人性情的表现去研读，以恢复它们作为诗歌的精神与面目。他们不再以“经学”的目光去看待《诗经》，而是用文学的、文化学的、社会学的、民俗学的方法去分析透视这一古老的诗歌总集。在主题辨析中，始终贯穿着作者独立思考的精神，同时又不囿于作者的一己之见，也不将自己的目光囿于一朝一代。不论是汉代人的、宋代人的、清代人的，还是近代的或今人的意见，只要其中包涵合理的因素，他们就汲取。书中对于《毛诗序》采取了审慎分析、实事求是的态度，而采撷宋人朱熹、清人姚际恒、方玉润、近人闻一多之说为多，也可以看出作者的主要倾向。作者在辨析《诗经》主题的同时，还介绍一些与此相关的见解，以丰富和深化读者的认识，并且于每篇诗作之后附有一个《附录》，辑录古今学者对此诗题意的代表性分析评介意见，不仅省却读者的许多翻检之劳，更提供读者作进一步独立思考与研究的重要参考。
《诗经主题辨析》的出版，对于古典文学的普及与研究，对于弘扬民族文化，都是一份有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