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正确认识稳定、改革和发展的辩证关系
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 王茂林
９０年代是我国发展的关键的十年。摆在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要课题，就是稳定、改革和发展。我们要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前提下，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求得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正确认识稳定、改革和发展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我们的指导思想和工作实践中妥善处理它们的关系，对于取得全局的主动，使我们的国家有一个长治久安和迅速发展的局面，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所谓稳定，就是社会主义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长期地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稳定包括政治的稳定、经济的稳定、社会的稳定和人心的稳定，核心的问题是保持政治与政局的稳定。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基本前提，离开稳定我们将一事无成。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吹了，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我们的国家要改革，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离开这一点，什么都搞不成。”
稳定是压倒一切的。这是全国人民的共识，也是历史的结论。自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多年来中国战乱频仍，经济停滞。落后挨打的屈辱史告诉我们：中国不能再搞大动乱。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也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政治稳定，经济就迅速发展，什么时候社会动乱，经济非但无法发展，甚至会走向崩溃。“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给我国经济社会造成的巨大损失，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无法忘记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十年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就是我们党和国家维护了较长时期的政治、社会的稳定。必须使每一个希望祖国振兴的人都懂得：在我们这样一个饱受战乱和动乱的蹂躏，饱经曲折和磨难的穷国，一个有１１亿人口的大国，维护长期的稳定，就是维护国家、民族的前途与希望。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国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没有安定团结，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的振兴。谁要是破坏安定团结，破坏稳定，不管是什么人，不管他喊着怎样动听的口号，煽动群众，制造动乱，必将成为历史的罪人，中华民族的罪人。
我们说，稳定是改革的前提，是因为只有安定团结才能为改革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任何改革都是社会变动。无论是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都要有破有立。要打破传统体制，建立和形成新体制，这必然涉及各种社会阶层、群体和人们之间利益的调整，冲突和磨擦是不可避免的。一般说来，改革时期通常是社会矛盾和冲突呈现出尖锐复杂状态的时期，会增加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这也是改革的难度。正因为如此，越是改革时期越需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要理顺各种关系，冲破重重阻力，把改革推向前进，首先要有领导班子的团结一致，其次要有领导和群众的上下一心，要有统一的认识、统一的意志。没有稳定，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任何改革都是不可能的，即使改革能够起步，也会半途而废，最后导致失败。
稳定不单是发展的前提条件，而且是发展的重要内容，是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准。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等于发展，这是连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承认的道理。马克思主义把发展解释为社会进步，是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首先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实力的增强，集中地表现为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和适度的发展速度，这是发展的基础。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国家的昌盛，人民的富裕，说到底要靠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实力的增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中央制定的我国发展战略的“三步曲”，把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作为主要标志。另一方面，发展又必须把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最终目的，要实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科技的全面进步，精神文明的提高，要保障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各民族繁荣昌盛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显然，按照这个发展观的要求，稳定和发展二者是不可分割的，发展是在稳定中的发展，而发展又必然带来社会稳定。但是，发展和稳定却不是经济增长的天然伴生物。多数西方国家经济比我们发达，然而社会财富却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社会不公，阶级压迫，种族歧视，道德沦丧，吸毒贩毒，恐怖活动，艾滋病蔓延等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使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并没有安全感和稳定感。在改革开放中，我们要引进西方的技术和管理，却不能引进他们的制度，还要坚决抵制西方腐朽思想的侵蚀。“全盘西化”的主张不能带来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和进步，只能造成混乱、动荡和社会倒退。
稳定、改革、发展三者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其统一性表现在三者互相依存，缺一不可。稳定是前提和条件，改革是动力和途径，而发展既是目标又是历史的过程，三者共处于统一体中。社会主义的发展，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是由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所推动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有时候改革成为主要矛盾，有时候稳定又变得十分突出。我们的十年改革，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和方面，不改革就不能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但当改革引起的社会变动积聚到一定程度，特别是由于改革中出现了急功近利，只求短期速效，引起经济波动，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从而损害国家的长远发展时，有必要突出地强调稳定。
当前，我们面临的矛盾错综复杂。在经济方面，这些年的经济过热，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产业结构上的后倾斜，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去年我们又经历了一场大的政治风波，并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在国际上，一些西方国家企图在世界上孤立我们，实施经济制裁；加以国际风云变幻，发生了许多预料不到的问题，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搞渗透、“和平演变”的危险进一步加剧。在这样的国际国内气候下，保证国家的稳定、社会的稳定，是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
从根本上说，正确处理稳定、改革和发展的关系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围绕稳定这个主要矛盾，我们在工作指导上应当采取怎样的方针呢？
第一、政治要稳定，必须坚持积极稳定的方针。
我们的稳定，并不是保守消极的稳定，为稳定而稳定，更不是停滞不前的稳定。采取积极稳定的方针，首先，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搞好治理整顿、深化改革，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没有改革和发展的稳定是虚假的稳定，最终并不能够稳定。只有立足于改革和发展，正视困难，振奋精神，扎扎实实地做好经济工作，完成经济增长指标，当前特别是要抓好农业生产，抓好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工业品生产，增加社会有效供给，才能稳定物价，稳定人心，稳定局势。其次，要认真加强党的建设，努力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特别要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是取得稳定的根本保证。聚精会神地抓好党的建设，重点是进一步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党员的素质。各级党的领导干部和每个共产党员，都要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人民群众是党的基础，是人民政权的基础。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一些暂时困难，群众的实际问题比较多，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到群众中去，了解情况，切实为群众排忧解难。要坚决惩治腐败，继续抓好反贪肃贿大案要案和廉政建设。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加强了，民心稳定了，才有人民政权的稳定和政治局势的稳定。
采取积极稳定的方针，还必须狠抓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核心。历史已经证明，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能够把全民的意志和行动统一起来、凝聚起来的，只能是四项基本原则。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题，锻铸统一强大的精神支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维护稳定的根本性措施。
第二、改革要稳健，必须以深化改革促进政治和社会的稳定。
怎样正确处理稳定和改革的关系？就是要把改革和稳定结合起来。当前，对改革有这样三种错误观念：一是因为改革中出现了一些失误和缺点，就否定改革；二是把当前的治理整顿和改革对立起来，认为治理整顿是“改革受挫”，是“倒退”；三是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面否定改革，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建立西方式的“三权分立”的民主制，经济体制改革就是变公有制为私有制，实行市场经济，不这样就不是改革。我们要把改革同稳定结合起来，就必须防止和反对以上三种错误倾向。要树立这样的观念：不继续改革和深化改革就不会稳定；不把握住改革的方向，让改革滑向资本主义就不会稳定；改革急于求成，贪快求进，也将导致不稳定。
我们要在维护稳定中，继续加深改革开放的意识。中国的改革不可逆转，改革的潮流不可阻挡。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集体领导最伟大的功绩，就是结束了十年“文革”动乱，推动中国走上了改革的历史进程。邓小平同志是改革的总设计师。如果否定改革，就是否定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策和路线，倒退的结果当然会引起天下大乱。另一方面，中国的改革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的目的是使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完美更巩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所主张的改革是根本否定社会主义。群众说：那样的“改革”，就没有共产党的牌子，社会主义的旗子，工人阶级的台子，结果只能把国家引向动荡和混乱。我们要牢牢地把握住改革的方向，才能把社会主义的旗帜坚持住。
坚持把稳定和改革结合起来，就要把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结合起来。改革和治理整顿是相辅相成的，通过治理整顿为改革开放创造更好的条件，通过治理整顿，对已经出台的改革措施进行调整、补充和完善，这是改革的健康发展。这样做，是稳定经济的需要，也是稳定社会的需要。改革不能急于求成，只能以稳求进，以稳求好，以稳求快。这要求我们在改革的过程中做到政策稳妥、步子稳健。要注意理顺各方面的关系，防止急躁冒进。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要反复论证，周密准备，避免失误。要注意不断总结经验，对已经出台的措施要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第三、发展要稳步，把“持续、稳定、协调”作为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
今后十年的发展过程，既要推进社会的改革，又要保持社会稳定，既要促进经济增长，又要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是党中央为我国经济发展提出的指导方针，它同时也适用于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持续，是指发展的渐进性，发展是长期的量变过程，要立足于已有的基础，分阶段、有步骤地前进，要充分考虑客观可能和社会群众的承受能力，坚持迈小步不停步。稳定，是指发展的均衡性，发展是波浪式的前进，但绝不能大起大落，大轰大嗡，搞“大呼隆”，要微波细浪，保持适当的速度，力求减少周期波动的幅度，以经常性的“微调”防止严重失调下被迫进行大调整、大修理。协调，是指发展各方面的同步性，经济社会各方面按一定结构，呈现出相关和有序的状态，在发展的过程中必须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不但要促进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而且经济的发展同文化、科技、教育的发展要同步，经济增长同社会发展、环境的改善要协调，物质文明建设同精神文明建设也必须两手抓，不能一手硬，一手软。
把发展同稳定结合起来是由中国的国情和客观规律决定的。中国人口多，底子薄，资源短缺，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均衡，这就决定了我国的现代化是一个长期艰巨的历史过程，是一个不断积累的渐变过程，只能打“持久战”，不能速战、速决、速胜。在我们指导工作、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时，如果不从国情出发，违背客观规律，头脑发热，急功近利，幻想创造“奇迹”，就要受到惩罚。历史已经证明，“大跃进”、“洋跃进”、“大干快上”，以及近几年的过热发展，都只能造成重大失调，使经济社会发展陷入停滞和衰退的境地，引起各种不安定因素，触发社会动荡。这是我们应当汲取的深刻教训。
总之，正确认识和处理稳定、改革、发展的辩证关系，政治要稳定，改革要稳健，发展要稳步，是今后工作的指导思想。今后的十年对于中国是至关重要的。世界上无论穷国富国都要进入２１世纪的大门，但是在激烈的竞争和比较中，各种社会制度都要受到历史的严格检验。只要我们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取得改革的胜利，实现达到小康的战略目标，我们的民族就一定能以新的姿态进入世界民族之林。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搞好结构调整 促进治理整顿
魏杰 张宇
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特点及原因
当前在通过紧缩政策抑制总需求膨胀的同时，必须加强对经济结构的调整，这是能否搞好治理整顿的重要环节。这是因为我国经济结构的失衡是导致总需求膨胀的一个重要原因，调整经济结构是抑制总需求膨胀的重要途径；如果单纯抑制总需求膨胀而缺乏结构调整，那就不仅难以进一步压缩总需求并保证有效供给的适当增长，而且很容易导致经济发展停滞和生产衰退。
当前我国经济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产业结构轻型化，农业、能源、原材料和交通运输等基础产业的发展严重落后于加工工业的发展。２、产业组织分散化。它一方面表现为某些小企业的过度繁衍，缺少必要的集中度和规模效益；另一方面表现为各地区产业结构的趋同化，大都趋向于发展价高利大的加工工业。３、产业结构调整过程缓慢且效率低下，长线部门的生产要素难以流向短线部门，从而加剧了结构矛盾，影响了资源的合理配置。
那么，我们应从何入手才能解决产业结构失衡的问题呢？要弄清这一点，就必须首先分析产业结构失衡的根本原因。
目前产业结构的失衡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误以及缺乏明确有效的产业政策有很大关系；但从根本上讲，我国产业结构失衡是一种体制现象，是以扩权让利为特征的改革过程的必然产物。具体讲，主要有下述原因：
第一，价格结构严重扭曲，基础产业价格偏低。它制约了基础产业的正常发展，又刺激了加工工业的盲目发展。价格结构不合理对产业结构形成了严重的逆反调节，使国家的产业政策无法正确贯彻。
第二，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消费需求结构严重倾斜。近几年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越来越朝着城乡居民方面倾斜，国家所占的份额急剧下降。迅速增长起来的居民收入，在现有体制下难以进入生产领域，最终都压向了消费领域，并且集中压向了耐用消费品方面，结果造成了耐用消费品工业及与它相关的加工工业的畸形繁荣，导致了整个产业结构的失衡。
第三，改革以来，一方面地方与企业和各个经济主体具有了强烈的利益冲动和独立的经济权力，另一方面却未形成有效的财产约束和市场约束，这样就导致了各个生产单位和事业单位在收入分配中有强烈的短期化倾向和个人收入最大化倾向，这种倾向往往导致了消费需求的不断膨胀。过旺的消费需求刺激了消费品生产部门和加工工业部门的迅速扩张，而基础产业部门则由于资金和价格等方面的限制而被忽视，结果导致了产业结构的轻型化。
第四，扩权让利的改革导致地方和企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而中央政府的积累能力和投资能力则不断下降。在中央约束力不强的条件下，地方和企业既缺乏长远发展动力，又对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协调不承担责任，它们在利润动机的刺激下，一般都倾向于向那些规模小、利润高、见效快的加工工业和楼堂馆所等服务行业投资，结果造成了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的局面，使产业结构轻型化和产业组织分散化，加大了结构矛盾。
第五，在现有的国有经济中，由于缺乏完善的要素流动体制，使资产存量的调整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十分困难。这种僵化的结构往往导致一些部门的产品供不应求而另一些部门的产品供过于求，一些先进企业或行业得不到发展而大量落后企业或行业依然存在，一方面资源供应紧张，另一方面资源却大量闲置，从而严重地影响了结构调整的速度，强化了结构失衡。
调整经济结构的途径及措施
为了解决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问题，必须根据国民经济长远发展的需要，制定科学的产业政策，选择正确的产业发展序列、产业组织原则和产业调节手段，加强结构政策在宏观经济政策中的地位。但是，任何科学的产业政策如果没有一定的体制保证，都是难以实现的。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最有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经济体制，既不是单纯的行政式集权体制，也不是单纯的自由放任的市场体制，而是计划控制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政府具有较强的宏观调控能力，通过直接的投资和信贷、税收、汇率等杠杆的运用来保证基础产业的发展，引导产业结构的发展方向，促进经济的有效增长；同时，企业也具有一定的生产方向选择权，按照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在供求、竞争、价格等机制的作用下，实现生产要素的转移，使产业结构的调整具有较高的效率和灵活性。这是一种高效率的政府与有效的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产业调整体制。与这种理想的体制相比较，我国目前既缺乏有效的政府调节，又缺乏有效的市场调节，从而使经济结构的演化实际上处于某种无序状态。因此，为了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我国经济体制必须尽快实现两个根本的转变：一是切实加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二是充分利用市场调节的作用。
目前提出强化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是针对地区分割、部门封锁、宏观失控的混乱状况而言的。从这一点出发，强化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必须在体制上做出以下调整：（１）重塑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逐步实现国家经济管理与地方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分离，减少地方的计划、财政、银行、外贸等经济管理部门对地方政府的过分依赖，并加强中央政府对这些地方经济管理部门的统一管理和重点领导，从根本上削弱地方的盲目建设和局部利益扩张，确保产业结构的一体化。（２）逐步完善和改革目前的财政包干体制，逐步使中央和地方在税收的分配上合理化，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在整个财政收入中的比重，稳定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３）加强中央各经济部门在宏观调控过程中的协调性，协调计划、财政、银行和物价等部门在实施产业政策中的统一行动，提高产业政策的作用效应。（４）提高中央银行对城乡居民收入使用的导向作用，把居民收入吸引到短线产业的投资活动中，从而协调产业结构的发展。
为了尽快扭转当前产业结构严重失衡的状况，应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来压缩长线产品和低效益的企业，同时通过直接的投资和各种行政调节手段，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以及供产销各个环节上支持农业、能源、交通运输和原材料等基础产业的发展。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仅仅依靠行政调节手段，虽然可以缓解严重的结构性矛盾，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产业结构失衡的问题。我国的经济体制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市场调节在资源配置中已开始发挥不可缺少和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协调产业结构失衡不能单靠行政调节的作用，还要有计划地利用市场调节的作用。
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在利用市场调节作用方面，重要的是要把价格结构调整的某些工作适时地提到议事日程。这是因为，一方面，当前严重扭曲的价格结构破坏了正常的竞争秩序和等价交换关系，导致了价格信号失真和资源配置失当，严重阻碍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另一方面，随着紧缩政策的实施，市场环境在某些方面正趋于宽松，供求、价格和竞争的作用日益显著，这对于进行价格结构的某些调整是有利的。当然价格结构的调整所产生的影响是很复杂的，因此，要作好必要的准备工作，包括一系列配套措施，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城市外来劳动力管理》简介
周溯源
近年来，我国从南到北出现了农村民工大流动，“民工潮”对城市的冲击，一时成为人们的议论热点。然而，位于“九省通衢”的武汉市所受到的影响远比某些城市小得多。这与武汉市较早就注意加强对外来劳动力的管理有关。他们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最集中地体现在武汉市劳动局编的《城市外来劳动力管理》一书中。该书现已由武汉出版社出版。
关于城市外来劳动力管理方面的经济学著作还比较少见，该书对此做了有意义的尝试。书中共分五篇，即探索篇、实践篇、借鉴篇、政策篇、释疑篇。各篇从实际出发，回答了有关实际工作者所关心的一些重要问题，如《探索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管理外来劳动力的依据与措施，农村民工大流动的原因，禁止使用童工等问题作了分析。《实践篇》谈的是具体作法，诸如整顿用工市场，坚持管理与服务并举，怎样做好临时工的管理工作，如何推行外来劳力务工许可证制度，怎样综合治理等。
我国有８亿多农村人口，农村劳动力近４亿，而剩余劳动力有１亿多，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１／３左右。自国家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已有７０００万农村人口转移到大中小城镇，这种转移既给城市带来了积极影响，同时也给城市增加了压力，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城市外来劳动力管理》一书，对加强城市外来劳动力管理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对控制外来劳动力的流量、流速和流向，保证城市建设健康发展和社会安定，进行了规律性的探索。该书值得城市和乡村的有关领导干部一读，同时对有关的理论、教学和科研工作者也有参考价值。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当代中国认识论》
陈新权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对当代中国的思想进程及其在哲学认识论上的反映进行反思，这是一项意义重大且具有开创性的工作。本书以近４０年来我国社会的实际生活和思想进程为背景，揭示了当代中国哲学的特点及其发展历程中的四个阶段，着重分析了当代中国认识论的两次高潮和最近十年来发展起来的四种倾向，并对我国人民思维方式和我国认识论的未来发展进行了预测。本书不仅对理论工作者，而且对实际工作者也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