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从“电子一条街”到“科技工业园”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剪影
５０年代后，一些国家在智力密集区兴办科技工业园，成为高新技术产业的摇篮。这样的园区世界上有３００多个，如美国的硅谷、英国的剑桥科学园、日本的筑波科学城。１９８８年５月，在中国首都西北郊，一项历史性的创举拉开了序幕……
仅有“电子一条街”是不够的
北京中关村地区拥有高等院校５０所，科研院所１３８家，科技人员８万多名，在校大学生及研究生１０万名以上。建国以来，国家给这一地区的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投资上百亿元，建成了许多第一流的实验室，配备了大量科研仪器和设备。这个地区每年涌现科研成果数千项，其中许多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曾感慨地说：像中关村地区这样的高智力密集区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这里蕴藏着亟待开发的巨大能量。
确实是世界罕见。大洋彼岸的硅谷其实就是背靠一座在６０年代前还算不上一流学府的斯坦福大学、依托６０００名博士的脑袋扬名全球的。相形之下，我们的中关村绝不逊色，为什么不能同样托起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巍巍大厦呢？
原因在于科技与经济的脱节，许多成果停留在样品、展品阶段，成果鉴定会往往成了“遗体告别仪式”。
所幸的是，到了７０年代末，在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的冲击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闻风而起、比翼双飞。
１９８０年，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陈春先率先在中关村办起一家民办科技机构。１９８３年以来，“中关村电子一条街”逐步成形，发展速度之快令人咋舌，各种议论也纷至沓来。
有人说，这是“倒爷一条街”。１９８５年，一条街上贸易性收入占总收入的份额高达８０％。虽然在发展初期贸易具有为科技开发、生产能力的形成积累资金的作用，但是如果一味片面发展贸易，势必会舍本逐末，最终导致新技术产业停滞不前。
有人说，这是“片子一条街”。“片子”是指集成电路片。此话不谬，一条街走过来走过去只见电子信息企业唱独角戏。
还有人说，这是“骗子一条街”。此话未免以偏概全，违背经营道德的蛀虫毕竟是极少数。当然，极少数蛀虫的孳生也暴露出新技术企业及产品的认定、企业内部管理等方面的漏洞。
一条街的横空出世，雄辩地展示着体制改革的辉煌成就，同时急切地呼唤着体制改革的深化。
１９８８年５月１０日，在一条街的基础上，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经国务院批准应运而生。试验区的规模超出一条街的范畴，总面积１００平方公里。比外延扩大更为深刻的结构性转换也渐露端倪。
试验区技、工、贸的比例开始得到有效调整。在１９８８年的１４亿元总收入中，贸易性收入的比重跌到３２％，而技术性收入占３３．８％，工业生产收入占３４．２％。这表明，试验区的科技开发和高新技术产品规模生产正在大踏步赶上来。
试验区内开始形成多学科、多门类的新技术企业群，打破了电子一条街单一化的产业结构。一批从事生物工程、新型能源、新型材料、光机电一体化等高新技术的企业迅速生长，已与原有的电子信息企业旗鼓相当，二分天下。
在国家基本上没有直接投资的情况下，试验区两年总收入３１．８亿元。截至去年底，试验区审查认定和批准新技术企业８５７家；认定高新技术及其产品１９７５项，其中９７项获国际和国家奖，１６２项获部、省、市奖，２５９项获国家专利。高新技术正在从这里向全国扩散。试验区与北京市工业企业的联合迈出了新步伐，区内几个大型的全国性集团公司在沿海地区建立了产业基地，生产销售服务网络遍及全国。
一个中国的科技工业园正在试验区显出巍巍轮廓。
世界水准与中国特色
试验区各企业憋了一股劲，要向世界一流的科技工业园看齐。试验区办公室参照世界各国规范标准，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来审查认定新技术企业。他们认定新技术企业的主要标准，一是科技人员需占企业人数的４０％以上；二是技术性收入占企业总收入的２０％以上；三是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总产值的５０％以上，以及技术开发投入占年总收入的３％以上等。
这里的新技术企业以“自筹资金、自愿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运行机制跻身现代企业的行列。企业的运行机制灵活，被“铁饭碗”、“大锅饭”禁锢的生产要素得以活化，生产潜力得以发挥。
还值得夸耀的是，在试验区１．７万名专职从业人员中，有７０％具有大专以上学历，５０％具有中级以上技术职称。
北京西北郊的异军突起引起国际同行的广泛重视。去年６月中旬，美国硅谷—圣何塞市市长来函，表示加强合作交流的意愿。去年１１月，世界科技园区协会第五届年会正式接纳试验区为成员。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试验区正在走向世界。
然而，试验区办公室主任胡昭广的头脑是清醒的。他说：“我们所做的工作没有固定的模式可以照搬。我们要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在计划经济指导下发展科技产业的新路。”的确，试验区有很多不同于西方科技工业园的地方，带有鲜明的社会主义特色和东方文化色彩。
一年多来，试验区采取多种措施，确保公有制的主导地位。他们认为，高技术产品的开发需要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这不同于小农经济，不是一两个人能够干起来的，高技术产业需要高投入才能达到一定规模并且很快产生高效益。目前在试验区公有制企业的比重达到９６％，对个体、私营性质的高新技术企业一直暂缓审批。
有人说，试验区众多的民办企业实质上就是私有经济。对此，他们不敢苟同。他们说，从所有制的概念来分析，我国民办企业事实上是区分为民办集体所有制企业和民办个体所有制企业。前者属于公有制的一种形式，后者则属于私有制。目前区内民办新技术企业都属于民办集体所有制性质，在税收、分配、人事等方面都是严格按照国家对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政策进行管理的。这里不允许承办人将这些企业等同于个体企业进行经营、管理和分配，企业的财产不能以任何名义私分到个人。
在资本主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往往造就大批暴发户。在硅谷北部，就麇集１．５万个百万富翁。在我国，试验区的个人收入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试验区办公室分析，新技术企业人均创利水平较高，端的又是“泥饭碗”，收入适当高些还是合理的。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裕起来，也是我们今后继续提倡的。但目前要放慢分配增长速度，加强个人收入调节税的征收工作，与社会上的分配相协调。对那些不正当收入要加以限制，对非法收入要坚决取缔。据了解，试验区企业留利的绝大部分用于生产、经营的发展，作为职工奖励的部分也没有分光吃净。以一家个人收入分配较高的公司为例，１９８８年每月人均实得４６０．４８元，但按试验区新技术企业优惠政策，每月人均可发１４８３．１６元，实发数占可发数的１／３弱。
在去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绝大多数新技术企业和广大科技人员站稳立场，坚守岗位，坚持生产。试验区办公室多次召集企业经理会议，传达北京市委、市政府的要求，明确提出不许上街游行。京海、信通、索太克等公司紧急制定了相应措施，基本稳定住了局面。一些企业领导和职工说得很实在：我们捧的是泥饭碗，更需要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我们不希望动乱。
为政府管理职能的改革探路
去年１１月２７日，在８０年代北京市重大科技成果展开幕式上，国家科委主任宋健遇到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宋健说：北京地区技术力量雄厚，应该成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源地，我完全同意北京市政府关于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政策不变的意见。陈希同表示完全同意宋健的讲话。
两个职能部门不谋而合，试验区的人们吃了定心丸。
从试验区成立之日起，国务院给予减免税收的优惠政策，调动了各方面创办新技术企业的积极性，也为现有企业增加投入、开发新品添薪加油。新企业、新产品多了，销售额上去了，相应的工商税等也大幅度增加。减税竟然收到了增税的效果。
试验区办公室作为一级政府管理部门，避免了政企不分、职能重叠、管得过死、效率低下等旧体制的弊病。按照精简、高效、廉洁的原则，试验区办公室只设一室、两部、三所，即战略发展研究室，企业管理发展部、行政联络部，工商所、财政审计所和税务所。６０多名工作人员公开招聘，上至办公室主任下至普通干部全都签订了３年的聘任合同，不坐铁交椅。办公室不直接干预企业的微观经营活动，而把管理的重点放在对新技术企业及其技术、产品的认定，对试验区建设和发展进行总体规划，制定和组织实施有关政策法规，加强对企业财务的审计监督和税收征管。
这是一个“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思路。在试验区，各种中介机构比较活跃，对企业的宏观管理寓于服务之中。为解决新技术企业进出口业务问题，先后成立了吉祥进出口公司和东星技术进出口公司。为解决生产、经营场所问题，开办了房地产调剂交易市场。至于专利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和人才交流市场等，解决了大量政府不好管或管不了而企业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通过政府机构和管理职能的改革，试验区已由“电子一条街”时期自发的发展走上了自觉的、规范化发展的道路。这种改革尝试，其意义也许超出了试验区的范畴。
历史发展到今天，高科技产业已经成为各国综合国力竞争的一个制高点。胡昭广在试验区１９９０年工作会议上说：“试验区处于改革的前沿，肩负的责任是重大的，风险也随时在伴随着我们。试验区将在９０年代为国家的富强、经济的振兴发挥应有的作用。”有了这种清醒的角色意识，我们有理由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在世界科技工业园的群芳荟萃中会添上一枝奇葩——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本报记者集体采写）（附图片）
坐落在试验区内的北京第一家以技术入股的中日合资企业索太克公司，去年总产值达1.9亿元，人均创产值112万元，人均创利6万元，创造了北京市生产性合资企业人均效益的最高纪录。图为该公司的MS—2401文字处理机生产线。 张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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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科技之光
“科技兴辽”产生强大感召力
董践真 于占泗
步入９０年代第一春，一个依靠科学技术进步振兴经济的热潮正在我国重工业基地辽宁蓬勃兴起，方兴未艾。
辽宁这个“一·五”期间建设起来的老工业基地已拥有近４万个企业，每年创产值千亿元，是我国重工业的“台柱子”。然而，多年来这个省走的是一条靠上项目、铺摊子、外延扩大再生产路子。结果，经济发展步履越来越艰难。去年１０月份，工业增长速度下滑，进一步引起人们的深思。如何在新的形势下，使经济发展迈上一个新台阶，这个问题摆在了以生产“傻、大、黑、粗”产品闻名于世的辽宁面前。
经济发展的形势使辽宁依靠科技进步振兴经济的紧迫感越发强烈。各级领导不仅把科技摆到了议事日程上，而且省长、市长们纷纷赶到省、市科委现场办公，及时研究解决问题。依靠科技进步“兴省”、“兴市”的各项系统工程都在规划和实施中。
尤为可喜的是，辽宁企业家们的科技意识也在不断增强，出现了企业开始成为科技投入主体的新气象。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近两年，全省企业已自愿投入了４亿余元作为科技开发基金。省上创建的６６个由不同类型企业参加的“科技先导型企业”，依靠科学技术上产品、上水平、上效益，生产不但不滑坡，而且全部实现了产值和利税同步增长，增长幅度分别平均为１３．６％和１０％。显著的经济效益吸引了全省众多企业纷纷积极自愿参加创建“科技先导型企业”活动。
在农村实施的“一二三工程”带来的惊人巨变，对眼见为实的农民产生了强大的感召力。这项在贫富不同类型、不同自然条件的１００个乡、２０个村、３个县进行的科技兴农示范工程５年前起步时，总产值才１７．６５亿元，去年达９５亿元，提高了４倍。在示范工程的诱导下，广大农村出现了“求知热”、“科学热”。据统计，全省科技示范户已达１５万户，两年来参加各种形式技术学习的农民已逾２００万人（次）。
“科技兴辽”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了全省科研单位４万名科技大军全面进入经济主战场。目前，两万名科技人员正在紧张地进行着“科技兴辽”起步工程的１０大系列技术开发、１３９个重点项目的科技攻关。去年，５０００名科技人员对２４００万亩农田实行了大面积农业技术承包，承包人数、面积比前年分别增加６倍和９倍。全省已从科研单位向４３个农业县下派了６２名“科技副县长”。通过发挥他们的作用，共引进了５０７项技术开发项目和一批科技人才，创经济效益１４亿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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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充分挖掘教育资源
——复旦大学思想政治工作纪实之三
本报记者 萧关根
发挥文理综合优势，把那些方向正确、学术造诣较深的专家学者组织起来，研究学生中深层的思想问题，以利于攻克思想政治工作中的理论“制高点”。这是复旦大学今年加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方面。
复旦大学有一支老中青结合的教师队伍。其中有高级职称的近８００人，中级职称的１０００多人，学部委员１０人，博士导师２９人……这是“复旦人”引为自豪的本钱，但过去这些教育资源并没有在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得到充分利用。
去年春夏之交的这场政治风波，使学校领导认识到挖掘学校教育资源的重要性。党委副书记王荣华说，实践使我们感到，只靠政工干部和辅导员做思想工作，力量太单薄了。所以，党委在组织８００多名教师下班级的同时，还请一些理论功底较深的教师作了４８场大型辅导报告，随后又请近１０位知名的专家学者举办了系列讲座，通过这些活动，在较短时间里组织起一支理论队伍，促进学生健康反思。
如今，党委宣传部和学生工作部与一批知名学者专家建立了经常性联系，向他们介绍学生和教师的情况，请他们研究师生关心的热点问题，如何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来攻克这些问题。今年２月１６日，学生开学报到前一天，党委宣传部长程天权副教授和世界经济系主任陈伟恕副教授分别向准备下班级的６００位辅导员、班主任及有关教师作了形势报告。他们着重分析了东欧形势和国内经济的整顿治理情况，教师们听了比较解渴。
为建设好一支理论队伍，复旦大学把马列主义理论课教师当作主力。他们根据学生情况改进了理论课教学，增加了新的内容，为研究生开了《毛泽东经济思想研究》和《邓小平著作选读》两门新课，还要开《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课。他们还到５个系担任兼职辅导员。这５名教师安排每周政治学习，举行讲座、辅导，开展了一系列有效的工作，普遍受到学生好评。
学校领导从中得到启示，从今年开始，学校实行这样的规定：助教、讲师申请晋升职称，必须具备两年经考核合格的思想政治工作经历或其他社会工作经历；副教授原则上也应担任一定时间的思想政治工作或其他社会工作方可晋升教授。党委还决定成立教职工思想政治工作指导小组，加强对教师思想工作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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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点点心血凝成书
——记山西运城师专中文系尚恒元副教授
马重阳
“恢万里而无阂，通亿载而为津。”这是我国西晋重要文论家陆机在《文赋》中的两句名言。它的意思是说，文章的巨大作用在于对世上万事万物之理的宣扬和流播，可以广传万里而无阻碍，沟通万年而为桥梁。我们用它来褒扬和概括尚恒元副教授与老伴彭善俊副编审共同编著的《二十五史谣谚通检》（以下简称《通检》）一书，觉得确切和恰当。
《通检》一书，辑录了总数达３７００余册的《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中的歌谣谚语近千条。它融索引和注释为一体，是对文学、史学、方志学、民俗学等研究均有重要参考价值的一部著作。一卷在握，便可纵览我国古代封建社会自汉魏以降几千年来的歌谣和谚语的概貌。由于前人从未如此系统、全面地涉足这一领域，加之《通检》搜罗宏富，诠释准确，深入浅出，１９８６年１０月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后，很快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山西大学历史系８０多岁高龄的老教授罗元贞先生特写序诗一首，其中有“史籍充栋宇，浩渺苦难寻，一一检索出，连年多苦辛”之句。然而，令人难以想象的是，《通检》的两位作者都是在多种慢性疾患的侵扰下，在紧张的教学和工作之余铢积寸累，用点点心血和汗水撰写而成的啊！
尚恒元，今年６３岁，为山西运城师专（现更名为运城高专）中文系副教授。１９５８年他从北师大历史系毕业后，踏上教坛３０余年，工作之余，潜心治学。在他的书橱里和几案上，长年放着一本本札记、一盒盒卡片，并不厌其烦地为它们分类、编号、作注。他认为这是做学问的基本功。他推崇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的精神。他说：“做学问、搞科研，忌讳的是心浮气躁，急功近利。”《通检》一书，作者深感检之不易，诠释更难。他要将条目本身所包含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及其背景、因果等诸多复杂的内容，用一二百字介绍给读者，实非易事。遇到隐晦曲折的谣谚，其难度更大。有时一天甚至几天也注不出一条来，但作者始终坚持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他深知搞科研有异于文学创作，只能运用严密的逻辑思维来进行推理判断。这种推断又必须建立在占有大量的史料的考之有据的基础之上，“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决不能轻作臆断，否则，自信公允确当，实则贻误后人。尽管如此，作者心中仍远未满足。手头一本样书，他又用红笔绿笔，不断批点增补了许多新的史料和释文。
近年来，尚恒元副教授还参加了上海辞书出版社组织编纂的《中国俗语大辞典》、山西人民出版社组织编纂的《中国名言大观》、《古今俗语集成》等大部头著作的撰写工作。他的另一部近４０万字的著作《司马光轶事类编》（附考释）又于月前交付山西人民出版社。有人惊诧他在六七年时间内竟能写出１００多万字的著述，可是人们哪里知道，他是在顽强地和高血压、冠心病多种疾患的抗争中，把别人用来聊天、看电视、睡眠和度假的时光都用于伏案笔耕的啊！
尚恒元副教授常说：“我国目前学术界著作如林，人才辈出，‘阅乔岳以形培?，酌沧波以喻畎浍’，自己一点小小的成绩何足挂齿。人到世上赤条条来，人民供吃供穿几十年，岂能不为后人留下点有益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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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民要看计划生育科教片
现在农村放电影，故事片、武打片、侦破片多，宣传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的科技影片少。近年来，我村人口剧增，全村人平均口粮每年以３０％速度递减。如不紧急控制，下辈人怎么生活得下去啊！去年，我村有一孕妇分娩时难产，请村里的“接生婆”用迷信的方法接生，小孩死亡，孕妇也差点丢了命。
建议有关部门在配合做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同时，组织电影、录相放映队，多放映一些计划生育方面的科技片。
湖北罗田县 晓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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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的艺术教育亟待改革
姚诗圣
我国的教学大纲规定，美术、音乐只开设到初中一、二年级。以中学美术为例，初中美术教材（上海编）虽有一至六册，可大多数学校都只开设一年级，即到二册为止。三至四册（二年级）只有少数城市内中学开设。而五至六册，（三年级）几乎是被废弃。
近几年来，艺术院校特别是美术、音乐和表演方面的学生颇感难招。大凡能够去报考艺术院校的考生，大都是在业余时间拜了专门老师，经过３—５年培训出来的。但是一个搞艺术的人要想成才，是离不开相应的文化水平和专业基础知识的。正因为如此，不仅艺术院校对考生难以满意，甚至有不少的基层单位连搞个版报、宣传栏也感到困难。
笔者以为，我国的艺术教育亟待改革。普通中学、职业中学（特别是高中阶段）是否可以开选修课，像大学里一样，写进教学大纲？学生们可以挑选一门自己喜爱的艺术学科。即使不为了报考艺术院校，对学生的身心健康、审美情趣、道德情操和升学就业也有好处。
每所学校都应配备专职的艺术学科教师。目前我国中等学校专职的艺术学科教师，特别是高水平的教师非常缺乏。要解决师资问题，一要靠师范院校艺术系科和艺术院校的师资班。二要提倡聘请当地或外地有造诣的画家、书法家、歌唱家、演员来校兼职上课。三要巩固和培养现有的师资力量。长此以往，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将会有大批艺术新苗出现，不但给艺术院校输送了新鲜血液，也将给社会、工矿、农村培养出一批群众文艺、宣传活动的骨干，这对提高整个民族文化艺术素质是多么有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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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医风医讯
维护白衣王国的圣洁
——无锡市第四人民医院纪事
圣洁的白色，历来是医院的主色调。可是，近几年不正之风也吹进了这个白色世界。无锡市第四人民医院靠良好的医德医风，努力维护着这块白色领地的圣洁。
廉政带起廉医风
古语说：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无锡第四人民医院的良好风貌，与院党委一班人以身作则是密不可分的。党委书记李传智告诉我们，自１９８６年起，院党委就用“以党风带院风，用廉政促廉医”的指导思想来贯穿全院工作。
去年，有人给院长刘国苏送来两瓶好酒、一包好茶，刘院长坚辞难却，只好把礼品送到了院纪委。副院长陈时彦为一位病员治疗取得疗效后，那位病员找到陈副院长家，悄悄留下一包物品。陈时彦回家发现后，将东西原封不动拿到纪委，打开一看，方知是一包高级西洋参和一公斤黑木耳。后由纪委查到病员的住址，把礼退了回去。类似的事，其他副院长也碰到过。他们总是这样规劝送礼者：“拿回去就是爱护我们。不给我们送东西就是支持我们工作。”
院领导一班人个个都有拒退礼品钱物的记载，却没一人有超标准住房、私事用公车、利用职权安插亲友子女到院工作的记录。
医德更比医术高
有病就得求医，看病总想找名医，这是人之常情。
心胸外科主任医师辛定一是临床经验丰富的心胸外科专家，盛名之下，上门送礼求医者络绎不绝。去年６月，一位军人为患有心疾的女儿到四院求医，想请辛定一主刀手术，跟踪他下班后进家门，递上一个信封恳求说：“请辛主任无论如何对我女儿的病多加关照。”说完转身就走，待辛主任打开信封一看，里头装着５００元钱。第二天，辛定一在病室里找到军人，把钱还给了他。辛定一说：“我是外科医生，更是共产党员，这价值可远远不止５００元啊。”根据病情需要，辛定一照样为他女儿开了刀。事后，军人特地找到院党委，感慨地说：“我女儿这次从住院到出院，没有额外多花一分钱。四院的医生为医清廉，我算是信服了。”
一次，一位外宾在得到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共产党员赵渭芬的精心治疗后，掏出一叠美金以示谢意，被赵渭芬婉言谢绝了。
相反，四院的名医们急病人所急为病员解难的事却不鲜见。妇产科主任强秀清在一次假日值班时，见一位外地就诊妇女急需作放射检查而身边的钱又不够，便主动借出５０元帮病人交了检查费。
不争收入争贡献
医院实行技术经济承包制后，口腔科在完成正常医疗任务的同时，又先后增设了“矫正畸形牙”、“光固化补牙”和“铸造假牙”等深受病员欢迎的服务项目。仅此３项，他们就为医院多创收几万元。可这个科室从未提出要额外增加分成或索要回扣。
有段时间，手术室在收取病人的导尿费时，除正常费用外又增收了材料费，院党委发现后，立即予以纠正。
诊治肿瘤病是无锡四院的特色之一，为扩大收治量，四院于１９８８年年底在内部大挖潜力，腾出可增设５０张病床的用房，扩大了肿瘤病区。肿瘤科新加床位一年来，业务收入已逾６０万。增加的收入，不是用来给职工滥发钱物，而是有计划地改善和添置医疗设备，提高医疗质量。新添用于肿瘤诊断的医用直线加速器和用于心脏病诊查的彩色多普勒，其费用大部分都来自医院的正常创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