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延安精神的哺育
——读《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
虞昉
《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一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是由在该校学习和工作过的几位老同志倡议，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在中央党校校委会领导下组织编写的。彭真同志在为本书所写的前言中说：“在这部历史资料选集的第一集出版的时候，我提议同志们抽时间读一读，老同志可以从中重温一下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并给予指正、补充，新同志可以从中熟悉一下当年延安整风学习的经验和我们党的一些优良传统。这对于在新的历史时期，全党全军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进一步团结一致，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取得新的更大胜利，会有积极的作用。”
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建设方面的一个伟大创举，也是党的历史上一件意义深远的大事。中央党校的整风运动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它的一个缩影。
《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一书收集了当年曾经在中央党校学习和工作过的老同志所写的回忆文章，也收集了一些从未发表过的党校领导同志的讲话和老同志在当年学习会上的自我剖析与心得体会。这些历史资料，从各个侧面，如实地反映了当年学习和生活的实际情况，能给人以很深的启迪。读了这些资料，使人感受最深的主要是以下几点：
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实事求是精神
这是党校整风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在整风运动之前，不少同志由于长期不同程度地受教条主义的影响，学习和工作中存在着主观与客观分离，理论与实际脱节，学与用不一致的缺点。主要表现在学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而不注意领会其精神实质，并运用于革命实践。
这次党校整风，根据中央的指示，在学习方面确立了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废除静止地、孤立地、脱离中国革命实际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这是学习方法的根本转变。
从学用脱节到学用结合的转变，不仅仅是思想方法的转变，更重要的是思想意识的转变。事实证明，没有思想意识的转变，要做到学用结合，言行一致，实事求是，是不可能的。刘白羽同志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说：“我觉得使我受益最深的，就是学习了马列主义，然后用无产阶级立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真联系自己，重新认识自己。我所以至今还认为这是好方法，是因为历史上的大革命家、大思想家，总是严格剖析自己，从不掩饰自己的是与非，而后从这个角度接近真理的。”他又说：“我们常说延安整风迎接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我想最主要的就是由于它改变了主观主义垄断地位而归还于实事求是。解决这个由不实事求是到实事求是的契机与起点，就是每一个人的世界观的改造。”这些认识的确能给人以很深的启迪。回顾在改革开放当中，有的领导同志迷失方向，不看中国的实际情况，照搬西方世界的东西，乱出花点子；或者不经过认真调查研究、科学论证和民主讨论，就信口开河，个人随意决定重大问题。其结果都经不起实践的检验，造成失误。因此，重新学习当年那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十分必要的。
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认真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
中央党校在整风运动中，坚决贯彻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最后，真正做到了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与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
在整风之前，党内在思想方面和团结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思想，“左”倾和右倾错误的残余，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当时，各个抗日根据地处在被敌人严重分割的农村，对敌斗争空前残酷；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白色恐怖严重，工作极其困难，一些同志对革命胜利的前途信心不足。在大量新党员中，不少人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非无产阶级意识，自由主义、绝对平均主义、极端民主化等思想表现突出。在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之间，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之间，老干部和新干部之间，几部分军队之间，几个地区之间，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团结、不协调的现象。很明显，这些问题如不能得到正确解决，使思想认识得到统一，要取得中国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
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法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彭真同志在当时的报告中说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整风的基本形式。从大量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当时许多同志的自我批评是非常认真、深刻的，接受别人的批评是真心诚意的，批评别人也是诚恳的，与人为善的。在会上展开批评时可以争论得面红耳赤，会后仍然有说有笑，亲如兄弟。当时有个窦尚初同志，是一位团长，他在民主大会上作了一次发言，几乎讲了一天，指名道姓尖锐地批评了许多领导人，当然也说了一些过头的、不应该说的话，震动了全校。后来，他经过学习，提高了认识，又作了一篇认真的思想总结。这篇总结在本书中全文刊载。读起来真有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之感。读了这些历史资料，使你可以了解到当时那种组织生活的真实情况。现在党内一些基层组织，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能正常开展。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防治党的机体腐化的有效武器。因此重温当年那种组织生活的感人情景，认真消除障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因素，使组织生活正常起来是非常必要的。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
中央党校在整风运动中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但有了缺点错误不是固执己见和文过饰非，而是能及时改正。据一些同志回忆，１９４３年初，由整风总结进入对干部历史的全面审查，开始时是和风细雨，实事求是的。本人可以对自己的历史作详细的陈述，大家对不明白和有矛盾的地方可以提出质询，允许本人说明、解释，然后结合组织掌握的情况做出结论，在支部大会上通过，支部书记讲结论性的意见。这种办法大家乐意接受，并不觉得有什么压力。有些历史上有问题的同志也都能主动地向党交待。但是到了五六月间，搞起了“抢救运动”，一度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导致了反特斗争的扩大化。这一错误，很快被中央发现，并作了纠正。毛主席及时提出九条方针，反对逼供信，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原则，扭转了形势。１９４４年秋，又按实际情况进行了甄别。１９４５年春，大部分同志的问题都弄清楚了，党校还开了大会，校长毛泽东同志亲自作报告，向受委屈的同志鞠躬，赔礼道歉。他还讲，譬如洗澡，放多了灰锰氧，伤了皮肤。这种有了错误不怕丢面子，认真修正的精神，使许多受了委屈的同志也为之感动。
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
这种精神，在中央党校校部的领导工作中最为突出。那时，中央党校各级领导干部的配备，包括校部和各支部的干部，有意识地吸收各个历史时期、各个方面的干部担任，特别是吸收那些有能力、有威望和密切联系群众的干部担任。这样就加强了校部领导和学员之间的联系，既便于汇集各方面的经验和意见，又便于传达上级指示和反映学员的思想动态。
中央党校的后勤部门，经常深入群众，了解实际情况，并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困难，为学员办实事。据二部的同志回忆，当时的学员来自全国各地，带来的被褥，大小、厚薄、新旧都不一样。很快，总务处就派人来了解情况。把带来的被褥用秤称，看按标准缺多少棉花，一一记下来；再看看被褥是不是已破了或快要破了，用尺子量一量，需要多少布，也记下来。然后，按登记将所缺的棉花和布送到每个同志手上，还带来针和线。这件事情虽不大，但使同志们受到深深的感动。
食堂工作的同志，在冬天为了使同志们吃上热菜，在每张饭桌上，放上一个泥制的小火炉，烧上木炭，让大家把菜盆放在火炉上热着吃。他们还编出了一本蔬菜烹调法的小册子，光是南瓜就有各种各样的作法。在主、副食品供应紧缺的条件下，他们想方设法，使大家吃得满意。
自立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中央党校所处的环境是很艰苦的。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陕甘宁边区，妄想把边区军民困死。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党校一方面抓整风，一方面抓生产，组织全校人员参加劳动，开展群众性的生产运动。他们自己动手养猪、种菜、纺线、烧炭、开作坊、办商店、组织运输队，克服了种种物质条件的困难，保证了学员的生活需要。
在党校学习的许多老同志，有的在战场上受过伤，有的在敌人监狱里受尽折磨。抗战以来，他们又为开创中国革命斗争的新局面日夜操劳，因此体质都不大好，到延安学习还带有休养、康复的任务。但是，这些老同志一进校门就把他们身边的服务人员和马匹交给学校，集体住窑洞，按时到食堂吃饭，自己料理自己的生活。他们还利用紧张学习的间隙时间，挖土整地、浇水施肥，积极争取超额完成自己承担的生产任务。
《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一书，收集了５０多位老同志的作品。每件作品都可以说是一篇延安精神的颂歌。许多文章，发自肺腑，深刻细致，有很强的感染力。许多老同志都表示：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几年，的确受到了一种精神上的哺育，这就是延安精神的哺育。我们党依靠这种精神，战胜了无数困难和强大的敌人，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今后也必须发扬这种精神，才能在新的历史时期，战胜新的困难，取得更大的胜利。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抓住紧缩需求提供的发展机会
洪银兴
当前治理整顿已取得初步成果，同时存在不少困难与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其中不仅有多年的经济过热所积累下来的通货膨胀，也有在采取紧缩银根等治理整顿措施后出现的市场疲软等问题。正确认识当前所处的困境，从中寻求发展的机会，是摆脱困境的关键。
（一）当前的经济困境同紧缩需求的负效应相联系。我国通货膨胀的成因是综合性的，既有需求拉动的，也有工资成本推进的，还有结构性的，但主要原因还是需求拉动的。因此治理通货膨胀应以紧缩需求为主。将过高的速度降下来，将过大的基本建设规模压下来，这是紧缩需求的正效应。我国当前的通货膨胀除了需求方面的原因外，还有供给短缺方面的原因。紧缩需求本身并不能从提高供给能力方面治理通货膨胀。紧缩需求产生的负效应不仅反映在市场疲软、就业机会减少等方面，也反映在生产增长速度陡滑上。
我国的经济结构中本来就存在着严重的“瓶颈”部门，它造成了相当一部分生产能力的闲置。紧缩需求只是缓解瓶颈部门产品的供求矛盾，并不能拉长直至克服“瓶颈”。不仅如此，紧缩需求同样也会在不同程度上殃及瓶颈部门，从而进一步降低供给能力。同时，我国的中央和地方的财政一直是靠速度支撑的，应由速度型转向效益型。这种转变要有一个过程。现在出现的问题是，速度陡滑，效益也陡滑，由此引起的财政赤字有可能进一步膨胀通货。因此，在治理整顿阶段，速度不能降得过低，更不能维持较长时间的接近零增长的速度。
当然，紧缩需求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不能因怕付出代价而放弃紧缩需求的努力，但是必须以尽可能小的代价争取治理整顿的成功。这既要紧缩需求，又不能搞“单打一”的紧缩需求，需要借助其他手段有效地解决就业问题、结构问题、增长速度问题。
（二）当前出现的市场疲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前一时期紧缩需求的初步成果，但一个国家的经济不能长期处于这种状态。
目前出现的市场疲软现象有自身的特点。首先，它是在通货膨胀背景下出现的。因此，不能采取刺激需求的办法，而要在需求有所控制的条件下解决这个问题。其次，它是在短缺背景下发生的。市场疲软决不表明产品丰富、总体生产能力已经过剩。如果说过去需求过旺带有某种虚假性。那么现在的需求不足也带有某种虚假性。５０００多亿储蓄存款、１７００亿手持货币随时都可能进入市场。因此在注意到市场疲软时，对短缺的威胁同样不能掉以轻心。就市场供求结构来说，市场的疲软在颇大程度上反映市场供给结构和市场需求结构的不适应。
市场疲软的现象会通过两个连锁拖累整个国民经济。一是由部门间投入产出的联系结成的社会产品实现的连锁，加工工业产品实现的困难会减少对基础产品的需求，从而使基础产品实现也发生困难。于是本来处于短线的某些基础产业部门也会处于某种困难状态。二是在支付关系连锁上出现的债务拖欠会使经济效益差的企业拖累经济效益好的企业，滞销企业拖累畅销企业，结果各个企业都会受到资金拖欠的困扰。显然，解开这两个连锁对缓和当前的市场疲软状况有重要意义。解开社会产品实现的连锁，使长期处于短线的基础产业部门摆脱长线部门的拖累；解开债务连锁，使经济效益好的企业摆脱经济效益差的企业的拖累。这正体现紧缩需求时调整结构的要求。发放必要的启动资金是目前解开这两个连锁的重要途径。启动的对象应是基础产业部门和经济效益好的企业。但如何启动，需要认真研究。现在看来，启动生产企业的有效途径是将有限的启动资金投入市场，通过启动市场来启动生产企业。就市场来说，不仅要引导生产，还要积极引导消费。只有市场活了，企业才能活起来。在市场普遍疲软时，解决加工业产品的市场问题尤为重要。
（三）应该看到，紧缩需求不仅带来一系列困难，还提供了摆脱困境求得发展的机会。紧缩需求首先提供了调整结构的机会。而且紧缩需求若没有结构调整和优化的配合，便不会成功。过去在经济过热时，什么产业都上，什么产品都能卖出，因此调整结构往往是一句空话。现在需求一紧缩，长线产业、长线产品暴露无遗，市场不仅为结构优化提供了参照系，还为调整结构提供了优胜劣汰的客观压力。我国过去调整结构主要靠资金增量结构，即新投资结构，资金存量结构动得少。实际上，仅靠资金增量调整结构是不够的。现在，市场需求一紧缩，相当一部分产业部门将面临被淘汰和破产的威胁，靠政府保护的落后企业也保不住了。这正是调整资金存量结构的机会，其途径便是企业兼并和联合。兼并和联合的意义不仅在于此。借助它还可以通过以大带小、以强带弱的途径帮助众多的中小企业渡过难关，减轻失业的压力。
治理整顿时的调整结构要同产业结构优化的方向相一致，谨防产业结构的退化和劣化。产业结构优化反映社会供给能力的增强。在需求紧缩时，长线产品成为滞销产品，这是调整结构的信号。但是正如上面所说的，由于长线产品的拖累，短线产品也可能滞销，这就要求我们看准调整的方向，支持有发展前途、体现产业发展方向的高新技术产品。同时还要注意，在治理通货膨胀时用于回笼货币的日用消费品或耐用消费品，也不一定都反映产业结构优化的方向。
（四）紧缩需求也提供了技术改造的机会。在经济过热时，处处铺新摊子，机器设备满负荷运转，谁也无暇顾及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现在需求一紧缩，生产任务不足，新摊子也铺不起来了，正是进行技术改造的机会。在紧缩需求时，我们要化被动为主动，就要注重技术改造，以此来为今后的发展积蓄力量。就近期来说，技术改造也可开辟新市场，可能成为治理整顿阶段的新的生长点。
（五）紧缩需求也提供了深化改革的机会。例如现行的财政包干体制助长地方的保护主义和地方政府的扩张冲动，造成压缩投资需求和调整结构的困难。再如改革中形成的企业行为短期化机制也会削弱宏观控制消费基金膨胀的能力。紧缩需求同时也就提供了改革这种体制的要求和机会，尽管这种改革要考虑可操作性和稳定经济的要求，但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完善财政包干体制，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完善企业经营机制，毕竟已成了大家的共识。当前，总结经验，做好某些改革试点的工作，是必要的与可行的。
当前的市场疲软也提出了深化流通体制改革的要求。前一时期放开市场是对的，但在市场的宏观控制方面做得不够。在整顿流通秩序中打击了各种倒买倒卖活动，撤销了一部分破坏流通秩序的公司。目前出现的市场疲软又提出了新的问题，这就是借助改革，进行市场组织，逐步建立起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流通秩序。目前的市场疲软和市场短缺并存，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市场缺乏组织，市场流通秩序不正常的结果。问题暴露了也就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机会。当前流通领域的改革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好流通秩序问题，使流通真正成为联系生产和消费的纽带。
紧缩需求也提供了改革企业劳动制度的机会。“铁饭碗”的劳动制度是缺乏效率的一个病根。过去经济过热，以打破“铁饭碗”为内容的劳动制度改革缺乏动力和压力。现在经济一紧缩，迫于破产的压力，打破铁饭碗的劳动制度改革也就有了机会。当然，劳动制度改革要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配套。
当然，在治理整顿阶段的深化改革不能操之过急，并要注意各种改革措施之间的配套及同治理整顿目标的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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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日本哲学史教程》评介
朋龄
最近，王守华和卞崇道编撰的《日本哲学史教程》（以下简称《教程》），是我国在日本哲学史研究方面取得的新成果。
虽然早在６０年代我国就出版了朱谦之教授的《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和刘及辰教授所著《西田哲学》，但是由我国学者编著出版的日本哲学通史，多年来却一直付诸阙如。所以，这部《教程》虽然是在汲取学术界前辈（如刘及辰）取得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成的，但仍然具有填补空白之功。
日本与中国彼此之间的文化交往源远流长。人们对于日本哲学深受中国古代儒家学说的影响以及日本的所谓神道和武士道精神等等，都或多或少有所了解。然而对于日本哲学的来龙去脉及其各派学说的兴衰消长，在我国哲学专业工作者中间，能够比较系统、比较真切地作一番描述的人并不多。这与日益发展着的中日经济文化交往是极不相称的。大概也正是有鉴于此，《教程》的作者用中国普通读者所熟习的语言和方式，分３篇１６章，简明扼要地叙述了古代、近代和现代日本哲学及其发展过程。《教程》的专业学术意义和广泛的社会文化意义，大概首先就表现在这里。
作者在《教程》中指出，日本哲学的历史发展，除了表现出哲学发展史的一般规律而外，还具有下列几个特点：
第一，移植的特点。从古到今，日本的哲学几乎全都是从外国传入的。因此，日本哲学不仅在时间上萌芽、发展比较晚，而且在理论内容上也比较浅近。在日本哲学的发展史上，经历了四次大规模的外来思想的冲击，形成了四次大规模的哲学思想移植：第一次是佛教思想的冲击，第二次是儒学的冲击，第三次是欧洲近代哲学的冲击，第四次是战后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现代哲学的冲击。这四次外来哲学的冲击成为四次大规模地移植外国哲学的历史，构成了日本哲学史最为显著的特征。
第二，融合、创造的特点。上述移植决不是机械的照搬，而是经历了一个融合、创造的过程。譬如明治初年移植西方哲学伊始，以西方哲学将儒学的“理”改装为“物理之理”和“心理之理”，即是西方哲学与传统儒学思想的融合。中经西村茂树、井上圆了、井上哲次郎的佛教、儒学与西方哲学的融合，最终产生了独创性的西田哲学。
第三，中间类型的特点。从与科学及宗教的关系来说，日本哲学介于东西方哲学之间，由此形成了日本哲学兼备西方哲学与东方哲学的特点，即兼容并蓄与多元价值观的特征。
《教程》作者认为，从哲学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上看，历史后进、经济文化原本不甚发达的日本，虽然晚于中国、印度进入封建社会，却先于中、印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又在较短的时间内赶上并超过了某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资本主义现代化，之所以如此，日本哲学史的上述特点在一定意义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作者提出的这种观点，虽然未必能得到普遍的认可，但是在学术上不能说没有启发意义。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诚如《教程》作者自己所说：“本书只是我们起步之作，愿为正在兴起的我国的东方哲学研究作一块铺路的小石子。”《教程》的疏漏和欠缺之处确也难于避免。例如，书中对战后日本哲学的描述即略嫌单薄，而对古代和近代日本哲学的理论分析，对于思想史和哲学史分野的界定和把握等等，也存在着欠缺的地方。我想，这些无需他人细说，作者也必定会明于寸心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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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世界共产党代表大会重要文件选编》出版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资料编辑中心同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合作编纂的《八十年代世界共产党代表大会重要文件选编》，已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供读者了解各国共产党的纲领、政策，研究当代国际共运问题的文献性参考工具书。全书共选编了世界各大洲６２个共产党自８０年代以来各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报告、纲领、章程、声明、决议等已公开的正式文件，共计２３６份。为便于读者阅读，书中对各国党历次代表大会和代表大会文件的主要内容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 （周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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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名著选读》出版
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是近年来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在社会各方面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华民族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典籍浩瀚，包罗广博，但我们又不可能博观。鉴于此，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蔡尚思主编的《中国文化名著选读》。
《选读》精选了中国文化史上自春秋战国至近现代７０多位名家的代表著作３００余篇，内容涉及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历史、哲学、宗教、美学以及农、工、医、技诸方面。本书有不少篇目是其他选本从未选用和注释过的，有些是第一次从线装书中编录、注释的。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