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百年风雨 伟大追求
——缅怀许德珩同志
孙承佩
１９９０年２月８日１６时１４分，许老（德珩）与世长辞了。噩耗传来，我当即赶到医院，只见许老面容如昨，安卧床上，傍有鲜花。“一二·九”时期，他是我的老师；１９４６年我加入九三学社，自彼以来，他是我的领导。岁月悠悠，往事历历，悲从中来，不能自已。
许老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生涯，发轫于青年时期，他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则是他峥嵘岁月的开始，当时他是著名的学生领袖之一，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被捕入狱，又光荣返校。五四运动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他和中国共产党的先躯在五四运动中就有了亲密交往。李大钊、陈独秀是师长，与李过从尤密。京津学生相互声援，因之与周恩来、邓颖超同志时有接触。和毛泽东同志的交往更有特点。当时他是一个穷学生，冬季寒衣不够。北大学生宿舍没有炉火，他课余时间常去有炉火的图书馆取暖读书，由此认识了为了寻求知识、探索救国之路而来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同志。他们经常交谈，毛泽东同志的先进思想和睿智头脑，许老印象甚深，数十年后谈来还很鲜明。许老和毛泽东、邓中夏、高君宇等人一起组成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深入到海淀、长辛店等处，向工人农民宣讲革命道理。
五四运动以后，许老赴法国勤工俭学，学习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人的战斗友谊又加上一层思想基础。回国后即投身大革命的洪流之中，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在严重的白色恐怖面前，统一战线中有人动摇了，有人叛变了，许老却在此时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还和邓初民、马哲民、劳君展等人组织了一个小团体“本社”，意为不忘本，继续坚持与共产党合作。在此期间，他还不畏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坚持在上海从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工作，他把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译成中文出版，这是该书的第一个中文译本。在上海和北平等处的大学讲坛上，许老讲课名目很多，内容都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尤以结合实际见长。“九·一八”事变后，许老大声疾呼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痛斥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因此国民党军队某部三团逮捕了许老，后经宋庆龄、鲁迅领导的人权保障同盟派杨杏佛来平营救出狱。
１９３４年秋，红军从江西出发长征，途中发表了“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许老的热望集中到经过血与火的千锤百炼而正千辛万苦、艰难北上的革命队伍身上。当他得知红军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后，无限欣慰鼓舞。当时许老在北京大学任教，已与北平地下党的徐冰同志建立了联系，向他打听陕北情况和需要。徐冰同志告诉他，陕北当时最缺的是布鞋、怀表和食品。红军在南方穿草鞋，到陕北后天气冷，需要布鞋；怀表是指挥作战的必需品，在陕北买不到；至于食品，红军经过长征的艰难困苦，营养很差。徐冰同志还说，最近有一辆卡车要去陕北，最好快一点。若不是相知之切，相信之深，徐冰与许老能这样交谈吗？于是，许老夫人劳君展同志就在徐冰夫人张晓梅的陪同下去东安市场买了３０多双布鞋、１２块怀表和十几只火腿，委托转运陕北送给毛主席。毛主席收到后写信致谢，信中说：“我们与你们之间，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
１９３５年“一二·九”学生运动，冲破了国民党的封锁和高压，把共产党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传送给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遂即在全国如火如荼开展起来，当时许老正在盛年，自始至终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参加了“一二·九”运动。“一二·九”之前，许老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参与了组织“一二·九”运动的工作。在地下党的授意下，他和劳君展于１９３５年８月间邀集了北平各大学的一部分教授，其中有徐冰、陈豹隐、张申府、刘清扬、张晓梅、吴觉先等，在玉泉山聚谈，研究加强各校爱国师生的联系。事后，杨秀峰、孙文淑、程希孟、彭道真、温建功还有俞启威（黄敬）同志从天津赶来，研究部署了分工联系各校的工作。不久，声势浩大的“一二·九”运动便爆发了。许老夫妇和许多爱国教授都在学生行列之中，尽管棉衣被警察的水龙喷透结冰，仍然昂首前进。
示威游行之后，各校纷纷请他讲演，许老奔走呼号，不知疲倦。旧北大当局遂将许老解聘。北平大学法商学院马上聘为教授，当时，我正在此上学，瞻仰风采，亲聆教诲。几十年来不忘的一句警语是：“以前说中国是次殖民地，现在要变成完全的殖民地了！”形势的危急，前景之悲惨，又形象又深刻，动人心弦。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为求抗日把蒋介石扣留西安。北平高校师生感情激动，主张激烈，而中共中央的方针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联蒋抗日。两种意见，距离是明显的。于是徐冰同志与许老磋商，并分头联系，邀请各校一些进步人士吃饭，席间由中共北方局的领导人老高（即彭真同志）对大家讲解当时国内形势及党的方针，使大家提高认识，促使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健康发展。
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恶果愈演愈烈。湘桂两省，顷刻丢失，日军直抵独山，重庆动摇，一夕数惊，盛传迁都西昌。许老此时一方面在国民参政会上配合中共反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一方面和夫人劳君展与重庆的一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潘菽、梁希、黎锦熙、涂长望等组织了“民主科学座谈会”，经常讨论时局，呼吁发扬“五四”精神，团结民主、抗战到底。
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８月，毛主席飞抵重庆与国民党谈判，许老高兴至极。９月中旬的一天，毛主席在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请许老夫妇吃饭。大家回忆往事，畅叙别情。他们向毛主席汇报了“民主科学座谈会”的情况，毛主席深为赞赏，勉励他们把座谈会搞成永久性的政治组织。许老说：“我们担心人数太少。”毛主席笑着说：“人数少不要紧，你们都是些有影响的代表人物，经常在报纸上发表发表意见和看法，不是也起到很大的宣传作用吗？”毛主席的关怀在１９４６年就变为现实，民主科学座谈会改建为九三学社。在九三学社创始及以后的若干年间，“中间路线”在一部分人中颇有市场，而九三学社没有沾染，这和许老一贯信奉马克思主义，多年与共产党并肩战斗，大有关系。潘菽、梁希、涂长望等思想相同，共成其事。九三学社在整个解放战争中，一直站在支持共产党的立场上，反对国民党的卖国、独裁、内战政策。对此，周恩来同志曾评价说：“九三学社是在抗战后期成立的，在民主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１９４６年１０月１１日国民党悍然撕毁停战协定攻占张家口，撕毁政协决议，下令立即召开伪国民代表大会。许老在抗战期间是参政员，因此是伪国大“当然代表”。他立即发表谈话说：“若非各方面的协商一致，我个人不拟赴京参加。”旗帜鲜明地响应了中共反对片面召开“国大”的主张。
１９４７年２月，国民党彻底破坏和谈，强迫各地中共代表撤退，中共驻北平军调部的代表撤离前夕，叶剑英同志约请民主人士吃饭话别，九三学社参加的有许老、袁翰青、叶丁易、孙承佩等。叶剑英同志分析了局势，充满信心地说：“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回来与大家再见面。”许老和在坐的人士深受鼓舞。许老讲话，表示要坚持斗争。饭后，徐冰同志详细向许老传达了中共对时局的看法，讨论了配合工作的意见。
１９４８年春，国民党败相毕露，大发凶残，垂死挣扎。北大学生于３月２９日在北大民主广场集会，反对国民党的高压，北平当局调集军警，出动坦克，架起机枪，将北大团团围住。许老与袁翰青、樊弘被约讲演，三人出席讲演，在当时情况之下，是抱着拚搏决斗的气概的。讲演之后，学生列队冲破军警封锁，护送三人回家。威严悲壮的形象，生动地显示出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和民主党派领导人并肩战斗的情景。
建国之后，许老先后担任过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水产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与党长期合作共事，同许多党和国家领导同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对周恩来同志感情尤深。１９５６年，中央任命他担任水产部部长，他生怕不能胜任，周恩来总理鼓励他说：“没有生而知之的人，只要下功夫学习就好。”在总理的鼓舞帮助下，许老后来在水产部的工作做得很有成绩。
许老一生与党风雨同舟，一片爱国爱党之心，也一仍其旧。在接踵而来的暂时困难时期，他家丢失粮票，一段时间就吃水产部机关生产中分给的一份土豆、白薯，并严禁家人声张。过后我知道此事，说不该保密，他这点困难有关方面，谁都可以解决，许老说，惊动大家不好。我说：“为了保持健康可到政协的小吃部买些吃的”，他也不去，说怕影响不好。许老严以律己，使我们深获教益。在后来的“文革”中他虽遭磨难，信念不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许老兴奋不已，他说：“现在好了，邓小平、彭真等许多好领导，好同志都出来工作了，国家有希望了！”欣喜之余，作《明志》诗一首：
国事萦怀心志随，年将九十我知非。
满树梨花春欲晚，逐群孤雁向前飞。
１９７９年３月３日我去看他，他深情地对我说：“三中全会以后，我对党更加热爱。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在我身后能追认我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我把他的请求向党做了汇报，党中央很快批准他入党，成为党员。许老热泪盈眶，表示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死而后已。许老一生岁月峥嵘，至此达到光辉顶点。
许老逝世，感念万千，匆匆命笔，不尽万一。
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刘鼎与兵工
王立 来金烈
刘鼎同志离开我们好几年了。每当我们忆及人民兵工事业创建和发展的艰辛历程、忆及建国后国防兵工的宏伟规划和建设，就自然地缅怀刘鼎同志对我国兵工事业的高瞻远瞩和卓有成效的工作、对技术精益求精的挚着追求以及他高尚的思想品德。
崭露头角
１９３３年春，刘鼎同志从白区调中央苏区工作，途经闽浙赣苏区时被方志敏同志挽留下来，担任闽浙赣苏区政治部组织部长，兼红军第五分校政委。闽浙赣苏区处于游击环境，条件十分艰苦，红军缺乏武器弹药，连一门小炮也没有。刘鼎同志接受方志敏要他领导制造火炮的委托，出任洋源兵工厂政委。洋源兵工厂刚从修械所的基础上组建起来，主要靠手工作业生产地雷、手榴弹，并修理枪械。厂里没有技术人员，他既是政委，也是技术员。他带领几名工人师傅，亲自动手设计研制，经过几个月的奋战，终于制造出三门３５毫米的钢质迫击炮和一批白口铁的迫击炮弹。他还从第五分校中挑选学员，组成小炮兵队，用自己制造的小炮和弹，打中了敌人的碉堡。这是人民兵工自己设计制造的较早的火炮。
“敌人有什么，我们也有什么”。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刘鼎同志从延安奔赴太行地区。１９４０年５月，他出任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他一方面发挥组织才能，充分利用晋东南根据地的资源，使太行兵工得到迅猛发展；另一方面，根据彭德怀副总司令“敌人有什么，我们也有什么”的要求，充分发挥生产技术才能，从战争的实际需要出发，成功地研制和生产了大批武器弹药。首先，针对太行地区三个步枪厂生产的步枪规格不同，性能各异，零件不能互换，生产效率低等问题，抓了步枪生产的规格化和标准化。其次，根据彭总的要求，利用缴获日军的５０毫米掷弹筒和弹，组织研制，终于在１９４１年４月试制成功能够与日军装备抗衡的５０掷弹筒和弹。这是根据地军工生产的一大突破，标志着人民兵工的武器生产由制造枪支为主转向制造小炮和炮弹为主的历史阶段。此外，在刘鼎同志的领导下，八路军总部军工部还陆续研制和生产了硝化甘油、硝氨炸药、复装子弹、武工队专用短枪，并于１９４２年至１９４３年，普及造雷技术，使地雷、手榴弹在根据地大普及，村村造雷，户户埋雷，炸得日伪军晕头转向，惶惶不安。到抗日战争后期，太行兵工基本上实现了彭总提出的“敌人有什么，我们也有什么”的要求。
发展新型武器
抗日战争胜利后，刘鼎同志奉命从延安率领大批干部和技术人员赶赴东北，途经热河受阻，即留在晋察冀解放区，任军工局副局长，协助局长姚依林同志工作。１９４６年５月，他在宣化龙烟机器厂蹲点，利用这个厂较大的化铁铸造能力，把宣化各机器厂的机床集中到这个厂，建成一个生产８２毫米迫击炮弹的大厂，发动群众，日夜两班突击生产，支援前线。不久，根据上级指示，他又组织将这些工厂中的技职人员和设备等撤退到晋察冀后方，组建新的兵工基地。经过几个月的紧张战斗，一个以河北灵丘县上寨为中心，包括发电厂、子弹厂、炮弹一厂、炮弹二厂、手榴弹厂等的基地建立起来了。解放战争由战略相持转入战略反攻阶段后，朱德总司令多次指示刘鼎同志迅速解决攻坚战所需的弹药，一是大量制造炮弹，二是生产摧毁城墙和碉堡的炸药包。为此，他组织了几个研究室，根据前线需要，研制新型武器弹药。就在１９４７年秋，他把标准图纸、说明书和样机发送各有关兵工厂，组织生产，成批供应前线，用于攻坚作战。一种带长杆装炸药包的炮弹和大口径炸药包投掷机威力极大，曾被毛泽东同志誉为“土飞机”、“土坦克”。这些新型武器和炮弹源源不断地供应前线，在平津战役、淮海战役和解放太原的战斗中大显神威，使我军炮火压倒了国民党军队的火力，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１９４８年秋，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刘鼎同志任公营企业部副部长，继续领导兵工生产和科技发展工作。
抗美援朝立新功
新中国成立后，刘鼎同志任中央重工业部副部长，分管兵工、机器制造等行业。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敌人，急需大批武器弹药。刘鼎同志立即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战备生产上来，在他的组织领导下，全国兵工厂都紧急动员起来，不分白天黑夜，加紧生产，支援前线。当得知前线急需反坦克武器时，刘鼎同志立即组织有关工厂研制了５７毫米无座力炮和炮弹、９０火箭筒和火箭弹，以及反坦克手榴弹和反坦克地雷等新型武器弹药，送往朝鲜前线，有力地挫败了美军的“秋季攻势”，深受志愿军指战员欢迎。在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之前，我志愿军使用的武器弹药，基本上还是靠我国自力更生地生产供应的。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刘鼎同志领导的１０万兵工大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终生热恋兵工事业
１９５２年，为迎接制式化武器的试制，为开展正规化的国防兵工建设，刘鼎同志精心组建了一批为兵器工业服务、具有技术基础性质的研究所。
１９５７年，刘鼎同志被重新任命为二机部副部长。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国防工业要“平战结合、军民结合”、“学会两套本领”的方针，刘鼎同志以其广博的知识和对全国重工业的了解，深入各兵工企业，指导并帮助工厂选择国家急需、又是短线、缺门的民用产品。许多兵工厂生产的民品填补了全国机械工业的空白。
１９６３年，三机部一分为三，组成三、五、六机部，刘鼎同志任三机部常务副部长，从而离开了兵工的领导岗位。但此后的２０多年中，直到逝世，他始终关心着兵工事业的成长。即使在“文革”逆境中，身陷囹圄，他也没有忘记兵工。他在无辜被关押期间，利用各种纸头写下的１０多万字笔记，大部分都是有关兵工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刀具等。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担任了中国兵工学会顾问，对开展兵工科技学术活动，提供了许多积极建议。与此同时，他以极大的热情组织指导兵工史料的征集和编辑工作。终其一生，刘鼎同志对兵工的挚着情感是始终不渝的。
刘鼎同志在我国兵工事业上凝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永远激励着广大兵工战士为四个现代化建设奋勇向前。
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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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无名英雄李中秋
李中权 李中柏 詹真辉 王锐
李中秋，四川达县碑庙区人，生于１９２４年１２月２１日。父李惠荣，母李王氏，大哥李中泮，二哥李中池，三哥李中权，四哥李中柏，五姐李中珍，六哥李中衡，七姐李秋兰，李中秋排行第八。家庭极为贫苦，因受军阀和土豪劣绅的残酷剥削、压迫，父母兄长全都参加革命活动，于１９３３年１０月全家９口人一同投奔红军。中秋当年不满９周岁，也随红军苏维埃政府走了。于１９３５年随父母兄长一起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１９３６年１０月到达陕北保安，后到延安，参加了延安文工团，１９３９年进住总参通信学校，１９４０年初调总参机关作通信参谋工作。她先后任报务员、台长、股长、科长、副处长、处长，上校军衔，师级职务。中秋一贯对人热情，和同志相处团结融洽，工作勤奋，学习努力，以提高政治、文化、技术水平。她从不示弱，总要与男同志比个高低，多次被评为模范共产党员，受到领导表扬奖励，不愧为无名英雄。不满４０岁时，中秋不幸患肾脏病，于１９６５年８月病逝。她短暂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我们为中秋妹过早逝世而悲痛，也为我们有这样一个好妹妹而感到自豪。
无论在长征途中、在延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战争年代，我们都和秋妹天各一方，仅在全国胜利时，经过平津战役后，党中央、毛主席、军委总部到达了北平，我们兄妹间才又见面了。之后我们兄妹间，虽都住在北京，但也各自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上工作。所以我们对秋妹更详细的情况，是间接了解到的。
在长征途中，父亲逝世后，母亲李王氏，带着中柏、中衡、冬兰（即李中秋的乳名），跟着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多病的母亲和幼小的弟妹们，受尽了苦，挨饿、受冻，也跟着翻过甲金山、虹桥山、鹧鸪山、党岭山。红四方面军是三次翻过这些大雪山和大草原，母亲和弟妹们也都翻过来了。他们一心一意跟党、跟红军走，毫不动摇，终于胜利地到达了陕北根据地，走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身边。
在我们全家人中，属中秋妹最弱小，在那样险恶的长征环境下，她能战胜不可想象的许多困难。我们听到后，甚感惊讶！
１９３６年７月，红四方面军长征三次过草地。５４岁的母亲因重病在征途中病死于当时的西康省甘孜州东古喇嘛寺之大草原边沿。秋妹协同四哥中柏、六哥中衡，在远离家乡的长征路上，既没有棺材，也没有任何可能的条件下，表示对母亲的哀悼。弟妹们以幼小的手抠土将母亲尸体安埋，爬在母亲的坟地上痛哭了一场，含着极大的悲痛告别了已逝去的母亲，又继续赶上红军向北长征。我们全家９口人投奔红军，而仅有４人胜利到达陕北，多数人都牺牲在长征的征途上。
到延安不久，我们兄妹团聚后又各分开了：中权仍在抗大工作；中柏到了甘肃庆阳步兵学校学习、工作；中衡到了３５９旅做译电员工作，后逝世于陕北；中秋妹先在延安文工团工作，后到陕北一所红军家属学校，专门学习文化，１９３９年初调总参通信学校第１３期学习通讯工作。秋妹虽年小但学习刻苦努力，也很聪明，学习成绩优良，于１９４０年初，调军委总部做通信工作。
１９４２年是生活非常艰苦的一年，有一段时间，每天常常只能吃两顿稀粥、牛皮菜，油水极少，但是她天性乐观、活泼，有唱有跳，深信艰苦的时期定能过去，她那坚定的革命信念常常感染其他同志。
由于当时经济困难，组织号召自己动手解决穿衣问题。她和大家一起除工作外，积极投入纺线生产活动。她心灵手巧，不但很快的掌握了纺线技术，而且做到量多质好。她的生活是艰苦朴素的。衣着上只要穿暖就行，戴的是毡帽，穿的是自拧的毛线打成的毛衣和毛袜，铺的是毡毯，盖的被面也是自己生产的毛线织成的。唯一的打扮是用自己拧的毛线打成的毛围巾。
１９４７年刘邓大军突破黄河封锁线，进军大别山。我军实行战略反攻，把战火燃烧到蒋管区去。大军在连续行军的情况下，总参通信工作的同志以不眠、不休的精神，及时无误地完成了任务。这是全体同志的功劳，也有秋妹的功劳。据现存的档案中，有功受奖评功臣的多次名单中，都有中秋的名字，而有时李中秋还列在第一位。特别是在三大战役时，军委部门的同志们，更是忙碌之极，辛苦之至。特别是搞通信工作的同志，日夜守机，上下通讯，贯彻军委的战略战役指示，为战争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中秋妹就是这大批无名英雄中的一员。
１９４９年的３月，党中央、毛主席、军委总部进入北平。我们兄妹在这伟大胜利后的日子里，也相见在北平，真是极为高兴。这与１２年前长征后我们兄妹相会于延安的情景完全不一样了。这时，秋妹年仅２１岁，可她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她高兴而又自豪地向我们说：“你们在前方打胜仗，可别忘记我们在后方搞通信工作的功绩，你们的每一仗，都离不开我们通信工作！”
１９５０年美国出兵侵略朝鲜，并威协到我国的安全，中秋和丈夫沈昌荣一起奉命调到沈阳，在那里担负新的任务，为保卫祖国安全，保卫和平，为援助朝鲜兄弟而出力。
中秋妹于１９５２年到中央所办的马列学院学习。她虽没经过系统的文化、理论学习，但由于她学习的努力，在马列学院这样的高级学府学习，很多的名教授讲课，理论很深奥，但中秋的考试答卷还是好的。学成后，调任人民大学历史系任党总支书记。
１９６０年，中秋妹又奉命调到沈阳军区工作。她继续作通信工作，被授予上校军衔，并担任训练大队领导工作。她对行政管理工作、教育工作、思想政治工作都抓得很紧，工作做出了新的成绩。但不幸于１９６４年１０月患严重的肾脏病，至１９６５年８月她年轻的生命就告结束了。
从她住医院１０多个月的日记中看，她总是想早些出院，回去为党工作，并写道：“能为党工作是最大的愉快”，“不能为党工作，是最大的痛苦”。她恨她的病总使她躺在床上，“关在这病房真想念在工作岗位上的战友，想念我的亲爱的家人，想念我的哥嫂。”从这些日记中可以看出她闪闪发光的思想，看出她是一个好共产党员。今天谈起来仍令人起敬，令人感伤不已。
亲爱的秋妹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