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赤子情报得三春晖
——记首都几位归侨科技工作者
新华社记者 黄威
不久前，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研究员谢家麟为一项技术合作课题飞往了美国。临行之际，他恳切地说了一番话：“世界新技术日新月异地朝前发展，出去开展合作、更新知识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完成了课题我会马上回来的，因为我的事业植根在祖国的土壤里。”
谢家麟一生都在履行自己的诺言。
我不愿添花而愿送炭
６９岁的谢家麟是美国归侨。他身着夹克，脚蹬跑鞋，走起路来劲头十足。看上去，是个热爱生活而又不服老的人。
新中国成立时，谢家麟已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获得了理工博士学位，他迫不及待地想回国参加建设。然而，当他好不容易买上回国的船票，途经檀香山时，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了。美国政府禁止学理工的留学生回中国，他只好返回学校。后来，他担任了一项医用加速器研制课题的负责人，有着较好的科研条件，优裕的物质生活，而且得到了美国政府批准的永久居住权。有人劝他：“凭你的才干，在这里能够飞黄腾达。还是通过香港把你的妻子、孩子接来吧！”谢家麟没有这么做，回国之意终未泯灭。１９５５年他毅然回到祖国。当有人问他为什么非回国时，谢家麟说：“我的知识在科学发达的美国只能是锦上添花，而献给迫切需要人才的祖国，那才是雪中送炭。”
回到祖国的３５年中，从研制直线加速器到电子对撞机，谢家麟为中国的加速器研究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刚回来时，中国根本没有开展加速器研究的条件，全靠谢家麟和他的同事们白手起家，一点点地干。这项科研课题进行了８年才完成，尽管技术水平未达到国际标准，但为我国的加速器研制培养和锻炼了专业人才。
１９８１年，党中央决定上马进行国际尖端科技项目——正负电子对撞机的研制工作。作为对撞机工程的负责人，谢家麟深知这个项目对于整个高能物理研究领域及其他科学研究均有重大的应用意义。白天，他不失时机地与同行探讨问题；夜晚，他伏案审核计算工程的关键技术数据。有段时间，因疲劳过度，他时时感到饭吃不香，觉睡不好，老伴心痛地劝他：“年纪大了，不要像个小伙子似的起早贪黑地干，休息几天吧！”可谢家麟总是一笑了之，第二天又精神抖擞地上工地去了。
值得欣慰的是，去年年末的全国侨务工作会上，谢家麟被列为全国十名有贡献的归侨之一。他在遥远的异国得知这一信息，给家人来信说：我把我的命运与祖国联系在一起，祖国没有忘记我。
幸福在于你对祖国的奉献
面对北京服装研究所所长陈富美，你不得不承认她是位出色的服装设计师。她身着合体的黑白相间呢西服套裙，配带一串琥珀项链，把自己装饰得协调、大方、典雅。
陈富美１９３５年生于日本东京。６岁那年春节，她身着母亲做的棉袍在街上玩，一群日本孩子用手指刮着脸皮骂她：“支那人，支那人！”小富美哭着跑回家告诉妈妈，当时妈妈叹了口气说：“谁叫咱们的国家这么败落呢！”这件事深深地印在陈富美幼小的心灵中，使她明白了一个浅显的道理：国家不富强，人民就要受欺侮。
２０岁时，陈富美与来自台湾的留学生郭平坦结了婚。那时，婆家开了个纺织厂，生活比较富裕。可是，她仍然向往着回祖国，用自己的双手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１９５６年，她放弃了去法国深造服装设计专业的机会，和丈夫一起回到了祖国。回国后，陈富美克服了不会讲汉语、不会生炉子等困难，满腔热忱地投入了工作。她针对国内服装肥大、没有线条等缺点，参考国外服装款式，设计出卡腰窄袖的女外套，投放市场立即成为抢手货。
靠着勤奋和钻研，陈富美３０多年来设计出５０００多种商品服装，销往４０多个国家和地区，还参加了巴黎时装博览会。然而，最使陈富美难忘的还是她１９８７年带着自己的作品和模特队到日本去表演的情景。那次，她设计的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服装，得到了日本服装设计专家的赞誉。表演结束后，许多观众围上来要求签字，并且夸奖她说：“你的服装太迷人了！”“你真是位了不起的中国女性！”陈富美说，那次去日本演出，使我真正体会到人只有献身祖国、献身社会，才能品味出生命的意义。
１９８７年１２月９日，陈富美应邀到北京大学去讲课。有的学生问她：“国外条件那么好，你出去不是更能发挥自己的才干吗？”陈富美说：“我爱我的祖国，她虽然有时也错待过我，但她终究是哺育我成长的母亲。在这里工作我心里感到特别踏实。”有的学生问：“你现在功成名就，为何不开个个体服装设计所挣大钱？”陈富美意味深长地回答说：“幸福不在于钱多，而在于你对祖国、对社会做出了贡献。”当时，不少学生为她的回答而拍手鼓掌。
陈富美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成绩。现在，她不仅光荣地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而且被北京市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科技人员”的荣誉称号，被纺织工业部评为“全国十佳设计师”之一。
祖国强大，要靠每个人努力奋斗
去年秋季，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南海接见了一批科技工作者。其中一位中年人的奇特履历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他就是在台湾读大学、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而又于１９７８年底回到大陆的李家明。
今年４５岁的李家明中等身材，圆圆的脸上透着一股倔强劲儿。当问起李家明的回国动机时，他沉思片刻回答说：“作为一个炎黄子孙，都希望自己的祖国强大，但这得靠每个人为之努力奋斗”。李家明祖籍云南昆明，父亲是一位国民党军队的文职人员。李家明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靠母亲微薄的工资生活。他边给人家做家庭教师，边读完了大学，接着赴美深造。因而，从小他就懂得吃苦和努力。李家明很爱看历史书籍，他了解到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受人欺压的辛酸史，只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才站起来。所以，他一直渴望着回大陆来工作。
回大陆之后，他带着几个研究生，从选择实验室、安装实验设备干起，建立了原子分子课题组。接着他们又夜以继日地搞实验，取得了可喜的进展。１９８６年，国际理论物理中心给他们的课题组颁发了斯特勒奖，奖励他们在原子分子的激发态结构和动力过程实验方面做出的贡献。李家明并未满足学术上的成功，他又与国内有关科研单位开展协作，成交了中国原子分子物理数据联合体，积极将这项成果应用到国防建设中去。
李家明说，从整体上看，国内的科研、生活条件确实比较差，办事效率又低，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我也感觉到国内的家长太溺爱孩子，就像老母鸡用翅膀护着小鸡一样，去为孩子铺平前进的道路，因而使得年轻人像温室里的花朵，缺少创业精神，一旦遇到了困难，不能勇敢地正视它并去克服它，而是躲避或是埋怨。他说，我们国家地大人多，底子又薄，要把她建设得繁荣富强，困难是很多的。但是这十年的改革开放已使我国在不少领域向国际水平靠拢，因而我们应该树立这样一种自信心：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捐资兴学 流芳千古
——邵逸夫先生十所大学赠款项目巡礼
王浈泉
从１９８５年香港邵逸夫先生向浙江大学赠款兴建科学馆开始，邵逸夫先生每年都向内地大学捐赠巨款，发展教育事业。现在赠款项目已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受益的学校共有４７所，捐赠的款额已达４．０２亿港元。政府对邵逸夫先生在内地捐资兴学给予高度评价，并提供了相应的人民币配套费用。
邵先生是香港邵氏影业公司董事长、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董事长。
邵逸夫先生对内地大学的慷慨捐赠，现已结出丰硕的果实。邵逸夫先生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向１０所高校各赠款１０００万港元的工程项目已陆续竣工，投入使用。
作者首先访问了上海市的华东师范大学。在风景旖旎的校园里，一栋由二层、四层、五层、十层高低错落组成的大楼，就是邵逸夫先生捐资建设的图书馆。四周绿荫覆地，雅静幽美。学校原来的图书馆建于５０年代，以后藏书量以每年１０万册速度递增，使用面积已超过饱和，兴建新图书馆实在是当务之急。作者从一层走到十层，感到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不仅书库容量大、阅览座席多、布局合理、使用方便，而且现代化装备好，计算机房与１４个各具特色的阅览室的终端并网相连，形成整体的网络体系，实现了现代化图书馆的多种功能。
作者来到了四季如春的昆明，步入云南大学，得知早在１９８６年邵逸夫先生就到该校参观访问，表示要兴建图书馆。为了感谢邵逸夫先生的深情厚谊，云南大学已将图书馆命名为逸夫楼。逸夫楼设计典雅大方，采用对称集中式布局，平面紧凑，功能合理。
北京师范大学。一进校门就看到一座乳白色的建筑，这就是邵逸夫先生赠款兴建的图书馆新馆。新图书馆被绿地环绕，使人感到清新恬静。在图书馆门口，有几个学生拿着书包正在吃早点，作者问他们，这么冷为什么不进馆内去？他们说：这么好的图书馆，进去吃，怕弄脏了环境。学生对邵逸夫先生捐资兴学的崇敬心情，溢于言表。新图书馆建成后，可扩大书库容量１５０万册，增加阅览座位１０００个。大大缓解了原有的矛盾。
在西南师范大学积绿叠翠、风景宜人的校园里，看到一座平面呈“口”字形的建筑，这就是邵逸夫先生赠款兴建的新图书馆。正面馆壁镌刻着苍劲、古雅的金字：邵逸夫楼。邵逸夫楼与旧图书馆有机地连为一体，形成有山区特色的建筑，依山就势，简洁明快。
作者慕名来到浙江金华市。从历史上流传的黄大仙修炼之所的赤松山下，进入浙江师范大学校园。迎面看到一座镶贴着清一色米黄色面砖的崭新建筑，这就是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一眼望去，它朴素严谨，恰如其分地表现了高校建筑的风貌。傍晚，华灯初上，作者步入馆内，看到拥有１２００个座位的各阅览室坐满了人。一张张脸都那么全神贯注，馆内人数虽多，却十分安静。工作人员告诉作者，邵逸夫图书馆的建成，使大量积压的图书资料得以充分利用，阅览室读者与座位的比例由原来的２０∶１提高到３∶１。
南京大学教学馆是邵逸夫先生１９８６年赠款项目中最大的一个，可以同时容纳４０００名学生上课。各类教室都配有闭路电视系统，可由中心控制室播放统一的教学节目，也可同时使用１２个不同频道独立进行教学。在１１层，设置了接收太平洋上空卫星信号的天线，可以广泛接收太平洋国家的电视节目。逸夫教学馆的建成，大大改善了南京大学的办学条件，对提高教学及研究工作的质量起着重要的作用。
作者顺江而上，到达了武汉。在桂子山巅，屹立着一座以邵逸夫先生名字命名的新型现代化建筑，这就是华中师范大学逸夫苑——科学会堂。苑前是小型广场，正中凌空飞举着现代雕塑，体现了飞跃亢奋的时代风貌与科学精神。
在古都西安，作者参观了西北大学新图书馆。它庄重、典雅的身姿，矗立在校园的中心。西北大学是我国西北地区建校最早的一所多学科综合性大学。原图书馆是按３０００多人的规模设计的，仅能藏书８０万册。现在西北大学师生达９０００余人，藏书１３０万册，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而邵逸夫先生赠款兴建的新图书馆现在成了西北地区最大的综合性图书馆。
南开大学原有图书馆在抗日战争中毁于日军炮火。３０多年前，在废墟上兴建的图书馆，随着学校的发展，现在馆舍已日趋蹇促。邵逸夫先生慷慨赠款建设新的图书馆，有千席座位，设大型阅览室４个，还有专题阅览室、研究室，现代化设施比较齐全。
在滴水成冰的长春，作者来到东北师范大学科学馆工地，施工现场是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工人们说，想到邵逸夫先生捐资兴学的深情厚意，天气再冷，我们也干劲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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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夫妻“雷锋”
济南军区１３９医院护理部主任宋绍珍（左），从事精神病护理工作２０多年，曾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并获二级英模奖章。丈夫杨祥国军医（右）为了支持她的工作，从大城市调到偏僻的１３９医院。夫妻俩视病人如亲人，热心为病人服务，被官兵称为夫妻“雷锋”。最近，他们双双被评为“学雷锋标兵”。这是他们送病人出院的情景。
储祥明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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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田野上有个“科技村”
李罡 扈利平
北京有座世界闻名的中关村“科技城”，北京的四季青乡也有个远近闻名的“科技村”。６０多户“村民”，论学历全在中专以上，论职称高、中、初级应有尽有，论专业机电、化工、电控五花八门……
这些来自北京几大部委和科研单位的科技人员，携带家眷，正式落户，成了四季青乡的“村民”。９０年代的第一个新春，我们采访了这个田野上的“科技村”。
“归稼轩”里诞生的专利
走进高级工程师华敦五家的客厅，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归稼轩”三个大字。
现年５５岁的华工，原在青云仪器厂工作，１９８４年应聘来到四季青。这个决心在农村干一番事业的老工程师得知我国空调器市场紧张。立刻向他所在的厂领导提议：研制空调器。厂长挺痛快：“华工，您瞧准了咱们就上。只是咱厂这点家底您也知道。”
华工当然知道。这个乡办小厂过去一直是生产螺钉的。搞电器一没资金，二没资料，三没设备。厂长能给他的只是一颗信任的心。
华工找来几份进口空调器的说明书，一头扎了进去。饿了，啃袋方便面；困了，爬在桌上闭会儿眼。整整一年，当华工捧着他的“宝贝儿子”去清华大学鉴定时，获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华工研制的“京兰”牌室温控制器，一改国产控调器靠机器控制的历史，开辟了电子空调器的新领域。很快这项产品通过了市级鉴定，并于１９８６年正式获得了国家专利。
没有孙工就没有换热器厂
５１岁的孙廷深工程师毕业于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所大学——大连工学院（今大连理工大学）。他说：上大学的第一课学的不是专业知识，而是不要忘记人民，５０年代培养一个大学生要花费农民多少血汗？可是毕业后，走过很多地方，看到农民的生活不富余，心里总有一种愧疚感。１９８２年，他听说乡镇企业急需大批科技人员，他放弃了机械工业部的优厚待遇，来到了四季青。螺旋板式换热器，是孙工过去搞的课题，曾获部里二等奖。在研究所，成果搞出来一归档就算完事。能否让它在生产中发挥作用呢？孙工雄心勃勃。
１９８３年，换热器厂当年建厂当年投产，当年产值６０万元，第二年１６０万，以后以每年２００万元的速度递增，到１９８９年尽管遇到了市场疲软的困难，四季青换热器厂的产值仍按计划突破了１０００万元。７年时间孙工为四季青乡挣回了７个换热器厂。１９８８年当他举起拳头向着庄严的党旗宣誓时，他心里是从未有过的坦然。
科技“关系户”
我们让女工程师李润嫦谈她来农村后的感想，她给我们讲了她的一段经历。刚到四季青货箱厂后，厂长交给她的第一个任务，不是设计什么图纸，也不是搞什么新产品，而是跑环保局盖图章。弄得这位在航空航天部二院专门搞结构设计的工程师哭笑不得。有什么办法呢？乡镇企业科技人员少，来一个要当十个用。刀、枪、棍、棒十八般武艺都得会。
花了两个月的时间，章盖下来了，可工厂还是开不了工，没有循环水装置，节水办过不了关。李工又跑到航天部二院，找她的老上级、老同事。在李工这些科技“关系户”的帮助下，循环水装置正式运转。
货箱厂厂长深有体会地说：我们招来一个工程技术人员，就等于拉上了一条科技“关系网”，这是一笔看不见的财富。
如果问这个“科技村”究竟给四季青带来了什么？乡农工商总公司提供给我们一笔数字：１９８２年全乡总收入１．１亿元，１９８９年４．６亿元，７年翻了４番；纯收入１９８２年５４００万元，１９８９年１．２亿元，７年增长１倍。这其中究竟有多少是这些科技人员创造的，似乎不好计算，但是要发展生产，一靠政策，二靠科学，不是已给了人们一个圆满的答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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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型高速过滤器已投入使用
我国研制成功的大型高速过滤器，已正式通过鉴定并投入使用。
高速过滤器是处理冶金热轧系统循环冷却水的大型关键设备。过去，这种高效的节能节水大型设备，一直靠国外进口。１９８５年，国家机械委确定由中国通用机械工程公司提供设备和资金、清华大学组织科研人员、武钢供水厂提供技术参数和试制现场，进行攻关。三方经过几年的通力合作，试制的大型高速过滤器各项主要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它的研制成功对提高国内工业废水的处理质量，减少工业污染均具有较大的效益。（童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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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九次获奖不登台
——记全国先进工作者周开达教授
新华社记者 师文宴 陈明
北京，１９８８年国家发明奖颁奖大会。
乐曲，掌声，获奖的科学家们正在与中央领导同志合影……
此时，以首创“籼亚种内品种间杂交培育雄性不育系及冈·Ｄ型杂交稻”而荣获国家发明一等奖的课题负责人周开达，却没有登台领奖。
作科学的殉道者
１６年前，四川农业大学助教周开达选择这一课题时，就没想过要登领奖台。
１９７２年，根据周开达的要求，四川农业大学把“水稻雄性不育杂种优势利用”列入了科研课题。当时，杂交水稻的研究正处于黯淡时期，全国只有很少数几个人在黑暗中摸索。在这之前，设在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曾专门聘请几位世界知名的水稻专家从事这一研究，搞了几年终无结果。
为什么人们如此关注这一研究呢？因为这是杂交水稻研究中的一道“世界难题”。迄今进行杂交水稻研究是用野生稻与栽种稻杂交，属远缘杂交；而籼亚种内品种间杂交是栽种稻杂交，相对来说属近缘杂交，这种方式不仅能为杂交稻研究开辟一个新途径，而且稳定性更强，更便于推广。
周开达有一个纯朴的想法：中国是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国家，耕地又那么少，如果能在杂交水稻上开辟一个新途径，更方便千千万万的农民去推广，这将有助于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
一切为了科研
在一块水田里，一位脸色黝黑、裤脚挽得老高的中年人正在犁田，汗水湿透了他的衣衫。他就是周开达。作为“水稻雄性不育杂种优势利用”课题组唯一的一研究者，他开始了５８００多个日日夜夜的科学长征。从犁田、播种到插秧、打谷，全靠他自己动手，人们很难分清他是大学教师还是农民。
５０００多个日日夜夜里，他绝大部分是在田间度过的。课题组上马后，虽然给他增加了两个助手，但他仍样样带头干。夏、秋天在学校试验田里工作，冬、春季去海南岛搞繁育。学校里人人都有的两个假期，对他几乎等于零。暑假，水稻正值生长发育的旺盛期，他无法休息；寒假，正是“南繁”的关键时期，他更离不开试验场，甚至好几个春节都是在海南岛度过的。
吃苦对周开达来说是家常便饭，已经无所谓了，他最怕的是耽误了科研。１９７６年初，正当他们头年培育出来的冈型杂交稻经过多点试验，获得比常规稻亩产增长１００多公斤的好成绩，需要加代繁殖时，他却被派到外地去搞“学朝农”试点，这可急坏了他。他给家里一个多月写不了一封信，而每星期却要给留在学校课题组的同志写信，询问、交流情况，并且悄悄在山坡上开了一块水田，种下自己所培育的新品种。每个月有３天假，他回家把包一放，就直奔试验田。
女儿生病，被诊断为可怕的红斑狼疮。家里和学校给远在海南的周开达发电报，催他赶紧回来。可是，当时正值水稻扬花期，如果弄不好失败了，又要从头来，这至少要损失一两年时间。耽误一年就是多少粮食啊！他权衡再三，还是没有丢下科研。
当授粉完成赶回家中见到妻子和女儿时，他没有了言语，眼泪夺眶而出。
成就归于大家
１６年中，周开达和他的课题组，已经９次获奖，其中有四川省的、有农业部的、有国家的。他主持的冈·Ｄ型不育系和冈·Ｄ型杂交稻的培育，开创了水稻品种间杂交培育雄性不育系的新途径。国内经由这个途径育成的新组合已达１６个，国外也在运用这个方法开发新的细胞质源，不仅对丰富和发展杂交水稻科学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为国家和人民创造了巨额财富。
付出了如此艰辛劳动的周开达，当之无愧地该领奖了。然而，一次、二次、三次……到第九次，答辩都是他参加，却一次也未登过领奖台。他说：“我的目的是贡献，而不是领奖。”每当领奖的时候，他不是以现场科研紧张抽不开身，就是以有其他急事要办而让人代劳。总之，他尽量把荣誉让给他的伙伴。
一位同他工作过多年的同志说得好：“周开达虽然在有的获奖名单上没有排第一，但在我们心里，他永远是排在第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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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扁鹊遗韵的凝聚力
——记天津市名中医门诊部
本报记者 肖荻
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５日。天津市名中医门诊部。台湾一位来津探亲的于老先生来到药房，心情焦虑。他为８岁儿子的癫痫病慕名来此求医，明天即将登机返台，还有许多事要办……。药房全班人马出动，不到半小时抓齐６０副药。于老先生连连作揖而去。
港、澳、台同胞心系大陆，大陆的华陀古风和扁鹊遗韵也成了一个重要凝聚点。天津名中医门诊部正是这样一个荟萃中医界精华耆宿、服务于各方患者的宝地。
这里有４０位主任医师、８位副主任医师，他们行医数十年，挽救过无数生命，如今多已须眉皆白而先后离退。他们本可在家抱孙养花颐养天年，但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从１９７８年起，他们相约建立这个门诊部来“余热发电”。这样，使一般平民百姓直接受惠于高层次的回春妙手。两年来，这里共诊治内、妇、儿、外、骨、心、肾、脑、肝胆、胃、咳喘、血液、血管、风湿痛、皮肤、男科等各种病患１０余万人次。
南开大学有位１７岁的早慧大学生，患结核性脑膜炎，遍医无效，父母悲痛欲绝。经别人介绍，他们来到名中医门诊部，请年逾古稀的津门名医、温热病学家王季璘老先生去会诊处方，进药两剂，病人从昏迷中醒来，几付药后便霍然病愈。肝病专家吴宗璘使肝硬化腹水的患者沉疴好转；肾病专家金梦贤使出国在即，却浮肿乏力的体育教练病愈如期赴任……
１９８８年底，一纸飞鸿来自台北廖定五先生，述及爱女廖康龄在美求学时遇车祸重创，至今僵卧在床，只能用哭声示意。来函说：“在返乡旅途中得悉王季璘、何世英大医师擅治脑意外，劳神惠赐佳音，以宏中医国粹……”王季璘老先生见信后立即复函，建议服用“十香返魂丹”。过数月，台北又来函说要继续服用，但当地难买。王季璘叫工作人员跑遍天津各药房，仅得１０付，悉数寄去，又破例将十香返魂丹的原方抄写得一清二楚寄去台北廖家，并嘱工作人员写复函时不要用简化字，要多用“令爱”、“阁下”等词儿，以利沟通。
这些老中医阅世已深。他们不但在医术的天地里神驰八极，在人生的价值观念上也趋于洞明。他们一向憎恶“门难进”、“脸难看”，动辄“孔方兄开路”的不正之风，并誓以自己的余生树点正气。曾任天津中医医院院长并多年从事中医内科、妇科的李振华大夫在家接待患者，不收分文。不久前的大年三十，一个病人为过好年来到脉管炎专家杨飞家延医。杨飞立即前往。病人过意不去，就悄悄在杨大夫皮包中放入３００元人民币。但是大夫走后，病家发现那３００元原封不动在自家茶几的茶碗下。这些老中医只取应得的一份收入即挂号费的一半，倘若挂牌“走穴”，那收入本是十分可观的。
在这座不起眼的小楼里，华陀、扁鹊、孙思邈、李时珍的传人们正以其“春蚕到死丝方尽”的精神做着不懈的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