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编者按
最近，本报文艺部为在文学领域中深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总结经验教训，端正创作思想，倡导深入生活，到基层去，推进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进一步繁荣，邀请部分作家举行了一次以“正确地认识时代，更好地反映时代”为主题的创作座谈会。与会的作家有：刘白羽、臧克家、姚雪垠、魏巍、阮章竞、朱子奇、胡可、李瑛、管桦、杨润身、曹世钦、周良沛、袁厚春、王宗仁等。他们的发言将在本报陆续刊出，本版是其中的三篇发言。
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必由之路
刘白羽
现在，文学创作上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必须正本清源，这就是生活与创作的关系的问题。
当我们回顾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经验时，在瞩目于主流是健康的、发展的、旺盛的、繁荣的同时，有一种现象，具有典型意义，很值得注意，很值得深思。就是有些作家开始发表作品时，他的作品不论在社会价值还是在艺术价值上，都相当好、相当健康、甚至相当完美，而同一个人在那以后，随着知名度的增高，他的作品就变得不那么好、不那么健康、也不那么完美了。最初从生活中涌现出来，带着一股人民的浓郁的气息，而后，这种气息就渐渐单薄、淡漠、以至消失，就像一个人患了贫血症一样，沿着这条路滑下去，有人走上了歪路、有人甚至走上了邪路。当然，我国大部分作家一直在现实主义道路上拚搏、进取，而且愈写愈好！不过，也有一开始就一头扎到污浊的泥潭中，从而愈走愈远的。我觉得，作为一个创作问题值得我们汲取教训的，还是我前面说的那一种。
从根本上说，当然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影响，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方向。但深入到作家和他的创作实践来考察，问题并不那么简单而是十分复杂的。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说：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我们文学阵地上布开一张魔网，好像有一股浪潮把我们这些作家从正确的轨道上冲出去，好像有一阵飓风把我们这些作家从坚实的大地上拔起来，而旋向虚无飘渺的空间，成为虚无主义灰色的迷雾。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文学上一场你死我活的争夺战，使某些文艺工作者经过熏陶演变，便脱离广大人民群众，变成少数精神贵族。这绝非简单地肯定或否定深入生活这个口号就能解决的问题，而必须彻底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因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从理论指导到创作实践一系列歪曲、乖戾、荒谬、反动的全部恶果所造成的。其核心，就是自有人类文化史以来，就在搏斗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分歧，是存在决定意识，还是意识决定存在这一根本问题。我们当然不赞成机械唯物主义，我们主张辩证唯物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美学观，就是客观现实反映与主观能动的结合。
这几年，文坛上很传来几声哀叫、几声哭泣。
说文学失去轰动效应。
说文学陷于停滞不前。
难道我们只沉沦于这种昏迷与怅惘之中，而不敢睁开眼睛正视现实吗？
我认为在经过去年那一场由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导致的动乱到暴乱的检验之后，我们每一个有良知的作家都应该清醒过来了，觉悟过来了，冷静地思考过去、思考未来、到了做出应有的判断的时候了。
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精髓就是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也就是说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这些年文学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就在于从理论上的向内转、内宇宙、非理性从而发展到创作上的自我、直觉、潜意识一直到性本能，从根本上否定了社会主义文学的性质而堕落到资本主义文学的腐烂的尸体之上。所以走到如此地步，根本一点就是全盘地、彻底地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精髓——生活是创作源泉，因而脱离人民的生活、割断人民的生活、抛弃人民的生活，当然也就不会有人民的文学。他们宣称自我是创作的上帝。一个不管人民生活，只管自己，欣赏自我，宣泄自我，玩弄自我，只剩下一个空空洞洞的自我臭皮囊，那就是最自私的人，而绝不是奉献于人民的作家。
这种种自诩为创新的、实际上只不过是加上一点调味佐料和粉饰色彩的新的概念化而已。为什么？因为失去了生活的鲜活的生命力，也必然失去了艺术的鲜活的生命力。这种概念化就是枯瘪、空虚、乏味的自我崇拜的必然的反应。
邓小平同志说：“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
如果文学冷淡人民，人民必然冷淡文学。衡量一个作家是否真正人民作家的尺度，就是看他亲近人民、热爱人民还是远离人民、丑化人民。把提倡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等同于不要作家的主观能动性，那当然完全是误解或是歪曲。我们必须宣告：社会主义文学是最充分发挥个人才智的文学，是最充分发挥个人创造性的文学，是充满想象的翱翔与幻想的驰骋的文学，因为他是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汲取活力的文学，因此我们说：社会主义文学是真正自由的文学。
黑格尔说：“如果说本领、最杰出的艺术本领，就是想象。”黑格尔还说：“想象是创造的。”
可是想象又从哪儿来呢？
想象力的丰富来源于生活的丰富，反过来，生活的贫乏必然造成想象力的贫乏。这种生活贫乏的恶果只能是模仿、因袭，各式各样的装模作样的胡言乱语，而绝不是创造。
我凭我切身经验讲一讲遵从深入生活而成功与违反深入生活而失败的例子：
１９７９年对越自卫还击战爆发，军队动员全体作家都参加了那场猛烈而艰巨的战争，我们可以肯定无疑地说，没有亲身经受这一血与火的洗礼，也就不可能产生《高山下的花环》，如果没有参加老山前线作战，也不可能有《凯旋在子夜》，不是这种闪耀着纪实生活奇光异彩的艺术创造，不可能把军事文学推上一个新的高潮。
但我也有失败的痛苦。那是更早一些，１９６２年，我患神经瘫痪症住在医院。一位铁道部的领导同志特地到我的病房，告诉我一件十分振奋人心的消息，我国将要穿过大兴安岭的高山峻岭与原始森林，在渺无人迹的地方，修筑一条直达最北方国境线的铁路，他希望有作家去参加，能写出一部中国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这部描写远东建设的苏联长篇小说，当时是我国工业部门的人们所爱读的作品）。多么美好的愿望呀！我因为生病，把这一任务交给另一同志，可是后来我一查问，竟没有一个作家去，这条铁路大动脉经过开荒辟莽、流血牺牲已经修通了，可是我们没有相应地做出形象的文学的反映。对此我十分痛苦，欠了人民的债呀！还有大庆会战那样雄伟壮烈的生活，不就像风一样从我们手指间白白吹过去了吗？周恩来同志为此跟我长谈过，他深以没及时派大批作家艺术家去生活而引为遗憾。为了追回这逝去的遗憾，他交给我们补拍大会战的电影的任务，但是，只有新鲜的血液才是鲜红的。我们将为那永远追不回来的遗憾而遗憾终生。
我们不是主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以上两种检验证明，谁深入生活，必有所获，谁远离生活，一事无成，历史就是这样多情而又这样无情的。
这里，我想作一段小的插曲，就是作家必须树立自己的美学观。毫无疑问，我们的文学观就是马克思主义美学观。但是每一个作家自己，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综合自己对中外优秀文化遗产批判的继承，各种艺术的鉴赏与熏陶，经历人生的雨雪风霜，沧桑变幻，陶冶了性情、锤炼了品德，从自己不断的生活与创作的深入探索中思考、提炼、升华，才能把书本上的美学，变为自己血与肉、生命与灵魂凝成的自己的美学观。有这个美学观与没有这个美学观大不相同，这几乎是检验一个作家是否成熟的标准。歌德的《谈话录》与罗丹的《艺术论》绝不是偶然写出来的，而是他们生命的结晶、思想的结晶、美学的结晶。一个作家如果有自己的美学观，对生活持什么态度，用什么方法反映生活，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崇高什么是卑下，才有自己独特的、独创的评价与理解，一个人欣赏水平有十分能创作出五分艺术水平的作品就不错了，如果一个人欣赏水平只有五分要创造出十分艺术水平的作品那怎么可能呢？总之，一个作家审美的格调不高，要想写出格调高的作品是绝对不可能的。读过托尔斯泰作品的人，再读一读托尔斯泰讲过的这一段话是很有益处的。他说：“艺术的颓废是文明的颓废最准确的标志。哪儿有理想，那么由于这些理想便产生了艺术作品；而当像目前我们这里那样不存在理想的时候，也就没有了艺术作品！有的只是文字的游戏，声响的游戏，形象的游戏。”在我们玩弄自我的人们那里，事情不就是这样的吗？作家呀！对人民，对人民的事业是热爱还是冷漠这是作家的灵魂的问题，如果作家自己没有崇高的灵魂，又哪能塑造出别人的崇高的灵魂呢？你有崇高才能给人以崇高，如果你只有卑贱那就只能给人以卑贱，这也是一种主观能动性吧！严峻的事实正是如此，作家，警惕你所站的悬崖绝谷的险境吧！
现在，我们迈进了二十世纪最后的十年，这是不平凡的、关键的十年，在九十年代里，全人类都不能不卷入一场决定二十一世纪人类命运的大格斗，以决定最终是导致共产主义还是“自由主义”。我们中国大地上的建设与创造，每一寸成长，每一寸前进都是九十年代大格斗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反映这些瑰丽生活的庄严的作品不但是对九十年代大格斗的参予，而且是决定共产主义最终必定战胜资本主义的一种精神力量、道德力量。在我们的文学上，不要再留下空白，再留下遗憾吧！为了振兴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文学，我们必须纠正脱离生活的倾向而投身人民火热斗争中去。最近，江泽民同志向全体新闻工作者提出一个殷切的希望：“到生活中去，到群众中去。归根到底，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群众，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群众。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是新闻作品写作的原料、灵感、思想和艺术技巧的无尽源泉。”我想，这段论述对于文艺工作者也是完全适用的。要实现江泽民同志提出的要求，我以为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学战线上必须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和斗争坚定地进行下去。我们应该用到人民中去的热潮来回答、驳斥那些谬论，把贩卖唯心论哲学私货的本末倒置的、用空洞无物自我的内宇宙来代替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的、拾资产阶级末流牙慧的理论与创作给予彻底的揭穿、坚决的抛弃。我们到了摆脱这种貌似高深、实则肤浅的谎言与诡辩的时候了。为了把我们的文学创作提高到与我们时代相称的高度，让我们与人民亲密拥抱，与人民以劳动与智慧所进行的创造亲密拥抱吧！
在生活与创作关系这一根本问题上，必须把被扭曲的扭转过来，把被颠倒的纠正过来，我们必须坚持人类历史前进的法则，这是无往不胜的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法则。
珍惜社会主义作家这个称号的人们，坚定地、豪迈地走上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必由之路吧！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编者按
最近，本报文艺部为在文学领域中深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总结经验教训，端正创作思想，倡导深入生活，到基层去，推进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进一步繁荣，邀请部分作家举行了一次以“正确地认识时代，更好地反映时代”为主题的创作座谈会。与会的作家有：刘白羽、臧克家、姚雪垠、魏巍、阮章竞、朱子奇、胡可、李瑛、管桦、杨润身、曹世钦、周良沛、袁厚春、王宗仁等。他们的发言将在本报陆续刊出，本版是其中的三篇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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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与人民同心，才能与时代同步
臧克家
正确认识时代，更好反映时代，是作家们的一项神圣职责。古今中外，称得起大作家的，无不是深刻地表现了现实生活，成为他那个时代的一面镜子。他们灿如明星，他们的伟大作品，千古不朽，为文学史增辉添彩。
我为什么把时代与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不从人民生活，他们的精神状态，他们的希望与追求出发，时代，时代精神，会成为一个空洞而不可捉摸的名词。作家，深入现实生活，与人民同心，才能与时代同步。
如何认识时代，由于作家的立场、观点不同，甚至相反，时代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也就各异了。对于社会主义中国的作家，要求他们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深入到人民群众精神抖擞地为四化而拚搏的行列中去，去正确而不是歪曲地试按时代的脉搏，这样，才不致被一些纷纭复杂的表象所迷惑，用正确的思想、观点，去分析乱麻一般的生活现象，从而看清它的实质，在自己的作品中确立主题，深入地反映现实，使它既富于生活气息，也富于思想性，这样的作品对读者说来，既得到教育启发，又得到美感享受。
要作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既要求作家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又要求他们有深刻的思想性，这两者缺一不可。当然，作家没有高深的文化、文艺修养、缺乏高度的艺术表现能力，希望伟大作品产生，也是难以实现的。
近十年来，在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上，时代精神顿然消失了它的踪影。有一些作家，受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恶劣影响，一提时代精神，就扣上“老生常谈”、“思想僵化”、“保守”的称号。他们标榜什么“脱离时代”，“远离”、“淡化”生活。他们倡导“到处是生活”，作为自己脱离人民，孤芳自赏的借口。他们自己制造了一个“精神世界”，拚命挖掘“自我”。在这一点上，他们逐时代潮流而进，南辕而北辙。另外，他们在学习借鉴方面，又是“外向”的。对西方的弗洛伊德、劳伦斯、乔伊斯、马尔克斯，比对祖国的李白、杜甫、白居易、辛弃疾、陆游更为亲切，更为崇拜。他们对社会主义，对时代，对人民，感情淡薄，相去甚远，这样，他们的作品，就可想而知了。
今天，举国兴起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浪潮，中央号召作家深入生活、繁荣创作，希望产生出富有民族气节、民族风格的好作品、大作品来。号称“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作家们，我觉得，应该以时代精神、人民生活为镜子，照一照自己的“灵魂”。下点功夫认真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邓小平同志的著作，以净化我们的“灵魂”，提高我们的思想境界，推进创作的繁荣。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期望于文艺工作者
魏巍
（一）
在当前国内外形势下，我们要更高地举起自己的旗帜——共产主义的旗帜。不久前发生的一系列引人深思的事变，足以说明：资本主义势力与社会主义势力正进行着生死交战。表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斗争的实质仍然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场斗争不仅关系到革命成果能否保持，而且关系到民族的命运和前途。在这重要的历史关头，一切有觉悟有良知的作家，都要以高度的责任感，为保卫和发展社会主义而斗争。
（二）
一个时期以来，在文艺领域泛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严重地伤害了我们的文艺，污染了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心灵，疏远了文艺和群众的关系，也腐蚀了作者自己。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既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又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基础，为什么不可以化为作家的血肉呢？清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恶劣影响，端正我们的文艺方向，只会促使文艺在健康的基础上更加繁荣，这是用不着担心的。
（三）
走出“象牙之塔”，走出“黄金之塔”，走出“桃色之塔”，走出犹豫彷徨的迷雾，下决心投身到群众之中，热爱他们，加强同他们的血肉联系。工农兵和知识分子永远是人民的主体，永远是历史的创造者，永远是革命文艺的主人公。在一段时间里，他们不幸在文艺作品里失掉了主人公的地位，现在我们该把他们找回来了。只有作家、艺术家真正同群众结合起来的时候，艺术上的黄金时代才真的会到来。
（四）
离开民族的土壤，是不可能产生伟大的艺术的。艺术就是要有点“土”味，有点泥土的香味，这样的艺术才有魅力和生命力。那种卑视民族传统和革命传统，盲目崇洋生搬硬套的倾向，确实错了。近几年来，某些人狂妄自大，否定五四以来的新文艺，否定三十年代以来的革命文艺，贬低解放区的文艺，这只能说是文艺运动中的一股逆流，是应当彻底抛弃的。
（五）
反对洋八股，树立有中国气派的新鲜活泼的文风，应当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其重要性当然要远远超过文艺领域。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是一次大解放。但是那时的白话文刚刚从文言中解放出来，有些还难免带一点儿小脚放大的“改组派”的味道。经过文学家们的长期努力，尤其是经过解放区作家和群众的进一步结合，在语言的群众化上大大跨进了一步。这个意义是不能低估的。可是出人意外的是，近几年的文风，却突然扭过头去走了一个“之”字，返回去了。而且比原来的洋八股还厉害，简直看不懂。不仅一般人看不懂，连教授、大学问家都喊看不懂。而这些文章的内容却往往很浅薄。这不能不说是文风上的大倒退。发展下去，是要贻害子孙的。编辑同志责任重大，希望帮助树立好的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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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革命文艺——应该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
——一次讨论会侧记
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和《文艺理论与批评》编辑部于二月十五日召开了“关于文艺的党性原则问题”的学术讨论会。
与会者对文艺党性原则的提出及其在我国革命文艺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作了历史回顾，并集中地讨论了列宁提出的文艺党性原则的重大意义、基本内容、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党性与创作自由的关系等问题。
与会者一致认为：列宁提出的文艺的党性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原则之一，对社会主义文艺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是，这些年来，文艺的党性原则却被看作是一个僵化的“左”的概念，遭到种种歪曲和非难。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则乘虚而入，在我们的文艺领域造成了很大的思想混乱，是非颠倒，黑白不分。因此，重申列宁的文艺党性原则，是时代的要求。
会议认为，列宁提出的文艺党性原则包括的基本内容有：一、革命文学艺术是党的整个革命事业总构成的一部分，必须与无产阶级的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二、文学艺术要为千千万万劳动者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而不是只为少数人服务；三、党要领导文学艺术事业。党的领导包括政治、思想、组织三个方面。
在讨论到文艺的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问题时，前一时期有些人认为，人民性高于党性，并将人民性与党性绝然对立起来，这是错误的。
在讨论关于文艺的党性原则与创作自由的关系时，有的同志指出：历史学、哲学、政治学上的党性与文学上的党性不完全是一回事，在普遍性之外，文学的党性原则还有其特殊性，它体现在文艺的创作过程中，也体现在文艺的认识、教育、审美的功能上。同志们认为，列宁的文学党性学说正确地解决了文艺和政治、文艺和人民、文艺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关系问题，摆正了文艺工作和党的领导的关系，科学地解决了党性、阶级性和人民性等关系。毛泽东文艺思想和邓小平同志的《论文艺》光辉地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文艺党性思想。时代呼唤我们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党性的理论，重申文艺的党性原则。
（文理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