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几个问题
肖前
近几年来，我国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若干问题进行了研讨，发表了各种各样的意见。本文仅就有关的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
在确认实践观点是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的意义上，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上就是实践唯物主义，但不应当把它进一步看作是实践本体论或实践一元论。
我承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践范畴不仅具有认识论和历史观的意义，而且具有本体论的意义。这绝不意味着认可实践本体论或实践一元论。实践既不是世界上万事万物的本原，万事万物也不统一于实践。毫无疑问，在没有人类也没有实践的远古，客观的物质世界早已存在，怎能说实践是世界的本原！在人类实践达到的范围以外，还存在着一个自在的物质世界，又怎能说世界统一于实践！
实践本体论或实践一元论的基本观点是：我们面对的整个感性世界都是人类的历史实践的派生物，因此，实践是“万物之本原”。实践本体论常常引证马克思、恩格斯下面的一段话。社会实践“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感性世界的基础”。这是一种误解。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指的只是，人类生活在其中的经过人类实践活动加工改造过的自然界，是打上人类意志烙印的自然界，是人化自然。他们并没有否认超出人类实践范围的“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他们并没有把实践看成“万物之源”。相反地倒是，他们坚决反对“实践创造一切”的论点。马克思明确说过：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的表现，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按照马克思的意见，财富仅占万物中一个极小的部分，劳动实践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显然不能把实践看作“万物之源”。而且，实践仅是无数种物质活动中的一种，也不能概括物质世界整体。
能否这样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对劳动范畴作的是狭义的理解，实践本体论是对劳动范畴作广义的理解，把自然界作为劳动对象包括在劳动范畴之中，因此，实践本体论批判地吸取了自然本体论的合理部分，又超越和克服了自然本体论的局限性。我认为这样讲缺乏说服力。这里的问题在于，劳动对象能否包括全部自然界，能否把尚未成为劳动对象的那部分自然界排斥在统一的世界之外。显然不能。诚然，马克思也讲过：“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但能否由此得出马克思认定那些人类实践尚未涉及的原始自然、自在自然对人都是无，可以排除在统一世界之外的结论呢？我认为不能这样理解。马克思在这里所反对的是把自在自然与人抽象地孤立地固定分割开的形而上学观点。这种观点把人化自然和自在自然的界限看作是固定不变的，看不到人类实践能力的历史发展，实践范围的不断扩张和加深，使自在自然不断地转化为人类实践的对象，转化为人化自然。马克思所否定的只是那种人类实践永远无法触及的抽象的孤立的、固定与人分离的自在自然。这样的自在自然对人类说当然是无。实践本体论的观点，看来是要抬高实践，实质上却是贬低了实践，否认了实践能力无限发展的可能，把实践局限在某个固定范围之内。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只能是物质本体论或物质一元论。我们所面临的世界是不依赖人和人的实践的客观物质世界，人和人的实践只能改造物质世界不能创造物质世界，人和人的实践倒是客观物质世界在特定条件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劳动实践使猿变成了人，产生了能思维的人脑，方产生了精神，使统一的物质世界一分为二，有了精神和物质的矛盾运动。精神和物质的矛盾是在实践中产生的，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解决，达到暂时的相对的统一。这种统一表现在正确的认识（主观精神符合于客观物质）和成功的实践（主观精神在改造客观物质的过程中转化为客观的现实），而成功的实践只有在正确的认识指导下才可能取得。因此，这种统一是统一于客观的物质世界。固然，这种统一只有在实践基础上才能达到，但却不是统一于实践。离开了实践观点，我们无法科学地说明物质和精神的矛盾对立以及世界的物质统一性。这就是实践观点的本体论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于以往的一切唯物主义，它充分肯定实践观点的本体论意义。它是实践的唯物主义、科学的唯物主义。承认物质本体论或物质一元论是对任何唯物主义都毫无例外的最起码的要求。实践本体论或实践一元论无法划清自己与那些打着实践旗号贩卖唯心主义的西方哲学（最突出的是实用主义）之间的原则界限。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二
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应当承认，马克思把“当作实践去理解”和“从主体方面去理解”相提并论，把它们当作一回事，是我们以往注意不够的。这说明，实践唯物主义的提法本身就包含着要求突出主体性的内容。
在实践中，人再也不像动物那样消极被动地适应自然，把自己消融在自然之中，听任自然的摆布。人自觉地把自己和自然区分开来，意识到自我的存在，有了主体意识。自然不能满足人，人就通过积极的实践活动主动改造自然，迫使它满足人的需要。实践显示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实践观点作为自己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际上也就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摈除了旧唯物主义的直观的被动的机械论和弊病。
过去，我们往往仅从实践和认识的矛盾关系中论述人的实践的主体性，这是不够的。主体性不仅表现在实践要有一定认识的指导，而且表现在实践被一定的感情欲望所激发和受一定的意志力量所支配。知、情、意是体现现实主体性的三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劳动实践的论述就兼顾了这三个方面。
主体性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历史发展而发展的。在远古，在人们与动物相去不远的年代，人们在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支配下，显得十分软弱无力和被动，主体性还微乎其微。只有在社会化的大机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在消灭了私有制和社会全体成员平等自由地联合的基础上，人们的主体性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扬，人们才有可能摆脱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统治而自由自觉地活动。只有这种自由自觉的活动才是最好地发扬人的主体性的活动，才是把人的实践和动物活动最后分开的、最符合人类本性的活动。社会发展的这个阶段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是它的初级阶段）。实践唯物主义论证实践及其主体性的发展，也就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必然。实践唯物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世界观。
在共产主义社会内，每一个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不但不应妨碍、压制而且要有利于其他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这就是《共产党宣言》中所讲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种自由观根本不同于以损害他人自由为条件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观，因此我们决不应放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没有社会每个成员的自由自觉的努力（即最大限度地调动每个社会成员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是建不成社会主义的，更谈不上向共产主义过渡。增强每个社会成员的主体性，提高人们的主体素质，是十分重要的。要有适合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知识和专业技能，要有对祖国、对人民、对无产阶级、对党的无限深厚的感情，要有为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不屈不挠奋斗终身的坚强意志。总之，要在知、情、意三方面全面提高自己的主体素质，把自己造就成一个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有用人才。
综上所述，主体性原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能否因此可以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根本的原则呢？不能。因为主体性原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有不可丝毫忽视的另一方面——承认外界世界及其运动变化规律的客观实在性，即客观性原则。实践既显示了人的主体性，又揭示了外界世界及其规律的客观性。问题很清楚，在实践中如果人们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不按客观规律办事，就不能达到目的和实现自己的主观愿望。发扬主体性而不管客观性，得到的将是它的反面——丧失主体性，使自己身不由主地陷于尴尬被动的境地。主体性不等于主观性，它需要的倒是客观性。谁要是忽视这一点，就会偏离唯物主义路线而陷入唯心主义。
在实践唯物主义看来，主体性原则和客观性原则是紧密相连的双方，不可忽视其中任何一方。固然，发扬主体性离不开坚持客观性，但坚持客观性也离不开发扬主体性，特别是现代实践所面临的对象的极度的错综复杂，如果不提高主体的素质，增强主体的认识能力，没有主体积极努力的探讨钻研，是难以掌握它的客观规律性的。
实践唯物主义不同于旧唯物主义，它强调主体性，但丝毫没有贬低客观性。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了人的，人的问题是它的核心问题。这种提法太笼统太抽象，我们难以简单地肯定或否定。问题在于真理是具体的，必须做具体的分析。
可以抽象地说，世上一切科学和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都是为了人的，以人为核心的。因为，它们至少是为了满足一部分人的需要或满足某些人的某一方面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不关心任何人以及人的任何需要的东西，是没有人理睬的，无法存在的。就连压抑人性崇尚神性的宗教也不例外。宗教之所以能吸引人，就在于它标榜能拯救人的灵魂，使它的信徒得到某种心灵上的安慰。
但是不能抽象的说为了人，一定得具体的指明为了什么人。因为在存在阶级对立的社会内，不同阶级的人的利益是各不相同的，不同阶级的人各自需要的是不同的、适合本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是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马克思一再强调：“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抽象地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了人的，抹杀了它的阶级性，显然是不正确的。当然，无产阶级是人类社会发展中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它的历史使命是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解放全人类。不解放全人类就不能解放无产阶级自己，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与全人类发展的利益相一致的。是否可以依据这一点，就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了一切人的呢？不能。因为，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必须坚决反对那些与人类发展利益相敌对的腐朽没落的反动阶级或个人。这就不能说它是为了一切人。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的阶级、所有人的都那么关心全人类的利益，只有首先坚定地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才能做到这一点。
笼统地把研究人的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问题，并用以代替哲学基本问题——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显然是不对的。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不研究人的问题，而是因为人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很多学科都研究人的问题，例如医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历史学、经济学……等等。因此，必须具体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这种种学科有什么区别，它究竟是从哪个方面研究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人的问题并不排斥物质和精神的关系，恰恰相反，它是以物质和精神的关系为轴心来透视人的问题的。物质和精神的关系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
一种观点以为，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是远离人的，远离人的生活的。这不符合事实。恩格斯指出，哲学基本问题的萌芽形式是梦与身体、灵魂与肉体的关系，由此产生了原始人的“万物有灵”、“灵魂不死”的思想，这实际上也就是人的问题。在人的生活中，活动的形式多种多样，极其丰富多采。归结起来无非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要改造世界，以及为了有效地改造世界必须认识世界。无论是改造世界还是认识世界，它所处理的都是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要使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因此，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是在任何工作中，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都碰到的问题，每一个人都逃避不了的问题。而且对这个问题处理得恰当与否，直接关系着人的命运，关系着人的认识是否正确和实践是否有效。把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与人的问题隔离开来、对立起来，甚至用以否认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仍然是哲学的基本问题，这会使我们丧失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科学标准，模糊二者的原则界限，得出超越唯物唯心的结论。
有一种观点认为，应以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代替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这样做更能突出人，因为主体就是人，而且无论认识世界或改造世界，都体现的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这种观点看来很有道理，实际并不科学。要知道，精神和物质是比主体和客体更高级的科学抽象，不了解精神和物质就难以具体深入地弄清主体和客体。就以主体——人来看，他本身就有精神和物质（灵与肉，思想与身体）两个方面，他自己的身体也可以作为他思想研究的客体，甚至他以往的思想也可以成为现时思想研究的客体。毛泽东曾经讲：“只有我们的头脑（思想）才是研究的主体。”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可以更具体地表现精神和物质的关系，但无力具体地说明精神和物质的关系。只有弄清精神和物质的关系，才能更深入更具体地说明主客体的关系，因而它是最基本的，不可替代的。我这样说，丝毫不否认对主客体关系展开深入研究的必要性。
我们强调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无非是要科学地解释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从而使人们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获得自由，从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统治下获得解放。人类要获得自由解放，唯一正确的道路就是革命地改造世界，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马克思指出：“对实践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他又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实践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二者并不是对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前者又是后者，强调唯物主义的实践性并没有贬低或削弱它的辩证性。恰好相反，只有突出实践观点才能真正辩证地解决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这一哲学基本问题，而把唯物主义路线贯彻到底。旧唯物主义者曾经企图把唯物主义原则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得出“环境决定人”的唯物主义结论，接着碰到了“谁改变环境”的问题，形成了难以解决的二律背反。他们无力辩证地解决二者的对立，而陷入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只有突出实践才能摆脱这二律背反的困扰。马克思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实践的（同时也是辩证的）唯物主义才是彻底的完整的唯物主义。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报刊文摘
听党的话是雷锋精神的重要特征
钱天祝
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扬雷锋精神，需要研究、把握雷锋精神的特征，抓住实质学雷锋。那么，雷锋精神究竟具有哪些特征呢？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概括出雷锋精神的许多特征。如周恩来同志指出的“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就是雷锋精神的特征。再譬如，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甘当“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艰苦奋斗，“钉子精神”，热爱集体，助人为乐等等，则是从另外的角度具体阐述的雷锋精神的特征。在这些不同角度阐述的特征中，坚决听共产党的话，永远跟着共产党走，是雷锋精神的重要特征。为什么这样说呢？一是从雷锋选择的人生道路来看，雷锋所走的道路，就是党所指引的革命之路。雷锋出生在湖南的一个小山村，是在苦水里泡大的。解放后，雷锋从党和人民军队的奋斗目标和宗旨中，从广大干部为人民服务的行动中，从对新、旧社会的切身体验中，逐步懂得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革命道理。于是，他下定决心要“坚决听党的话，一辈子跟着党走”。他毅然走上革命道路，并且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优异的成绩。二是从雷锋贯彻党和军队的宗旨来看，雷锋的一言一行，都在模范地实践着我党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正确地解决了“为谁活着，怎样做人”的问题。三是从雷锋对待革命分工的态度来看，他忠实地听党的话，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甘当“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在本职岗位上充分地实现了他的人生价值。四是从雷锋向往和追求的事业来看，雷锋坚定地听共产党的话，一心向着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上述四个方面问题的正确解决，都是他努力实践党的教导的结果。
（摘自《吉林日报》）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优点
滕世宗
中国的国情包括历史和现实决定了中国不能搞多党制。只有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才是最佳选择。它不仅合乎国情，顺乎民意，而且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突出的优势。
第一，这种政党制度可以避一党制之短，有利于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共产党执政，各民主党派参政，能使执政党及其政府更广泛地联系群众，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意见和建议，从而改进自己的工作。而且，民主党派中不乏精英，他们为国献计献策，也有利于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减少决策上的失误。
第二，这种政党制度有利于加强执政党建设和政权建设。历史经验证明，不受监督的权力是要走向腐败的。共产党要使自己出污泥而不染，保持自己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防止和克服腐败，一要健全党内自身的监督机制，二要健全人民群众的监督机制，三要健全民主党派与共产党相互监督的机制。民主党派参政，就可以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带动各级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改进作风，保持社会公仆的美德，使我们的政府保持廉洁。
第三，这种政党制度可以克服资本主义的多党制带来的社会动荡、工作效率低下的弊端。资本主义的多党制，即使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政党共同组阁，但由于各政党之间的利益冲突，这种联合缺乏稳定性，经常更换内阁。这既不能有效地开展工作，也不利于社会稳定。我国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能长期友好合作，和衷共济，不互相倾轧，也不会出现资本主义国家常有的反对党“倒阁”事件，保持政局的稳定。而且由于共产党居于领导地位，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可以真正提高工作效率。
（摘自《河南日报》）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建设和改革都要防止急于求成
李红锋
我们的基本国情决定，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将是一个艰苦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建设和改革都要时刻注意防止急于求成的倾向。
建国四十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之所以发生大起大落，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方针没有很好贯彻，在指导思想上，最根本的教训，就是建设和改革都存在着急于求成的倾向。
彻底克服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的倾向，最重要的是要牢固树立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先后提出了两个转变，即：全党工作的重心要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经济建设的重心要转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从实践看，前一个转变实现较好，后一个转变未能很好实现，经济效益差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我们的一些同志，一讲到发展经济，首先想到的是加快速度。在生产力的基本结构和经济效益水平没有大的改善的情况下加快速度，必然是上速度——扩外延——争投资——高积累——挤农业，从而导致过热——调整——再过热——再调整的不良循环。这种状况是我国经济的致命伤，也是当前经济困难的症结所在。不改变经济效益差的状况，很难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大起大落的问题。
建设不能急于求成，改革也不能急于求成。一方面，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具有强大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改革又是一项涉及到体制、利益、权力、观念的巨大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前进过程中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前一方面说明了改革的必然性和不可逆转性，后一方面则说明了改革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只看到后一个方面，把改革的困难看得过重而丧失改革信心，是毫无根据的；同样，只看到前一个方面，对改革的困难准备不足而急于求成，也是没有道理的。前些年，由于急于求成，有些改革措施出台过于集中，有些措施配套性不够，有些政策调整过于频繁，从而带来了一些不应有的震荡。事实说明，建设要从我国的国情国力出发，改革也要从我国的国情国力出发。
（摘自《黑龙江日报》《认真汲取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一文）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商品经济的阶段特征》
杨承训主编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本书以列宁的商品经济思想为主线，系统地分析了商品经济各个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论述了简单商品经济、次发达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初期商品经济各个阶段的个性和共性，对于我国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曹德本著《中国传统思想探索》已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乔治·勒费弗尔著、顾良等译《法国革命史》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