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政治·法律）)
专栏：
八年前，女工杨淑贤被确诊为不治之症，六位亲人也相继去世。然而，她休息更少，工作更加发奋。为的啥——
刘远
“不白当一回共产党员” （一）
１９８２年５月的一天，塞外包头，阴云沉沉，冷风阵阵，要下雨了。包头拖拉机配件厂４２岁的喷漆女工杨淑贤拖着疲惫的身躯迈进家门，她刚从北京看病归来，首都几家大医院的诊断是：母系家族遗传性肾炎，目前是不治之症，男性患者寿命不超过３０岁，女性患者稍长。
母亲、４个弟弟的相继去世，不正是这可怖的诊断的证实吗？杨淑贤痛苦地望着丈夫和几个孩子，丈夫一支接一支地抽烟，３个未识愁味的儿子在嬉闹。杨淑贤不忍再看，闭上双眼，任由眼泪顺着苍白浮肿的脸滚落。
“我该怎么办？”她喃喃自问。
“我曾向党宣过誓：把一切献给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是党把我从不懂事的农村姑娘培养成共产党员，我怎能辜负党的多年教育？”杨淑贤暗暗地下了决心：“决不能被个人和家庭的不幸所压倒，要为党工作到最后一刻。”
杨淑贤理了理纷乱的头发，走到窗前。雨丝蒙蒙，树木葱茏，生活多么美好！她仿佛忘却了旅途的疲劳，对丈夫张义说：“你好好睡个觉，我去厂里了。”说完，她抄起那件穿了１０多年的工作服，急匆匆地跨出了家门。
（二）
同事们发现，杨师傅从北京回来后干起活来更泼了，时常一个班下来又接着干下一个班。了解杨淑贤的人说：“她是在补看病耽误的时间。”几天后，病情诊断不胫而走，全车间的同志都默然了，几个徒弟拉着杨淑贤的手直掉泪。有的说：“师傅，您别干了，坐着指挥就行了，您的活我们全包了！”有的劝：“杨师傅，您病成这个样，还不快回家养着！”
杨淑贤说：“我的时间不多了，多工作，多贡献，就等于延长了生命。”
到年底，大家粗略地算了一下，杨淑贤多工作１２００多小时，并为国家节约了价值６００多元的原辅材料。
何止是１９８２年！杨淑贤参加工作后，无论是在水泥厂打石子，还是在汽车大修厂当修理工，她都勤勤恳恳地工作。后来，组织上调她当喷漆工，在这个又苦又脏的岗位上，她一干就是２０多年。当了班长以后，她更是以身作则，时时处处干在前。
１９８３年夏天，杨淑贤腰上、腿上长了几个大疖子，加上肾病，疼痛使她蹲不下、站不起，大家劝她休息两天。杨淑贤想到有一批活要出口，喷漆任务急，在这个关键时刻，怎么能躺倒呢？她咬着牙坚持工作。同志们让她坐着指挥，她却往活多的地方挤。在搬一个部件时，不慎碰了腿上的疖子，一阵钻心的疼痛使她险些跌倒，一个徒弟扶住她，心疼地责怪她：“杨师傅，您真是不要命了。”就这样，她硬是为了不耽误生产挺过来了。
１９８４年，全厂生产任务成倍地增加，部件源源不断地堆入喷漆工序。为了不拖全厂的后腿，杨淑贤就像一座上满发条的钟，又连班转起来了。她和大伙儿一块儿干完上午的活，别人都下班了，她一个人留在车间，冒着７０多度的高温烤完上午喷出来的部件。下午又经常加班到深夜。劳累了一天回到家，她浑身的骨头像散了架，有时连饭碗都懒得端。但是，一个共产党员如果把生命融入工作和事业，苦和累还算得了什么呢？一次，她胳膊扭伤了，肿得像小碗口一样粗，挂一件３０多斤重的烤漆件，她要费好大的劲，不巧挂部件时又被钉子扎了脚，血流不止，她匆匆包扎了一下又干开了。女儿给妈妈送来午饭，偌大的车间，只见妈妈一个人一拐一拐地来回搬运，头上的汗珠顺脖子往下流，满身、满脸，甚至连牙上都是油漆。女儿说了声“妈妈，您吃饭吧”，就抽泣着从妈妈手中接过部件，随即又去搬另一个部件了。
一天，杨淑贤患了重感冒，肾病也发作，高烧３９度，她挣扎着爬起来，吃了两片药又上班了。傍晚，在回家的路上实在支撑不住了，昏倒在厂区的路上，领导和同志们发现后，把她抬回家，从她的衣袋里发现了揉皱的病假条和几个药片。在场的人被这情景深深感动了，难怪同志们称她为“铁打的女将。”
（三）
杨淑贤深深地爱自己的家，千方百计地让孩子们生活得欢乐、幸福些。尽管她工作很忙，在节假日，还是同丈夫带着孩子们去公园游玩。尽管她家生活很困难，仍按时给住在农村老家的公婆寄钱。
然而，在她心的天平上，厂总是比家沉。
１９８２年夏天，厂里的汽车要喷漆，到外头去喷这批活，要花好几千元，杨淑贤向领导请求，这批活喷漆班全包了。为了尽快完成任务，她几天没回家。可正在这时候，她的二儿子病了。几天后，她回到家里，孩子的病加重了，哭闹着什么也不吃，而丈夫又领着全厂的人抗洪去了。杨淑贤急忙背着孩子来到医院。虽经医院全力抢救，但凶恶的病魔还是无情地吞噬了孩子１５岁的生命。
孩子去世以后，杨淑贤的心像刀剜了一样。几天都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但她强压悲痛，在孩子去世的第３天，又投入了工作。
１９８４年端午节到了。杨淑贤一清早就对丈夫说：“下午咱们吃凉糕吧，我买白糖。”下午一下班，张义一边和孩子们逗乐，一边做凉糕。不一会儿，黄米的、江米的凉糕发出诱人的香味，孩子们围在桌子旁等妈妈回来，一直等到１０点多，杨淑贤才拖着疲倦的身子回来。孩子们盼回了妈妈，蜂拥着扑到妈妈怀里：“妈妈，白糖呢？”杨淑贤歉意地摸着孩子的脸蛋——她工作一忙，早把买白糖的事忘了。看着妻子如此忘我，张义的心矛盾极了。为了她的身体，得让她休息；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理解妻子的心。
（四）
几年来，杨淑贤先后６次被评为厂、市、自治区劳动模范，１９８３年被命名为全国“三八”红旗手，１９８７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杨淑贤没有减慢工作速度来欣赏一下荣誉，她干得更猛了。
１９８４年底，市总工会和厂领导关心杨淑贤的健康，让她去青岛疗养，她开始说什么也不去，在领导再三劝说下，她抱着一线治好病的希望去了，但总惦着厂里的生产任务，结果，３个月的疗养期，她２０天就回来了。
厂里领导考虑她的身体，几次要调她到厂工会工作，她执意不肯。她说：“喷漆工作又脏又苦，但又必须有人干。我是个党员，应当做最艰苦的工作。”领导拗不过她，只好依了。
去年７月，全厂质量大检查，杨淑贤因为贡献大受到厂里表扬，并得到奖金５０元。她把钱交给车间主任说：“功劳是大家的，不能记在我一个人的帐上。”厂里几次调资，她总是让，说：“我是一个党员，在物质利益面前应该首先想着别人。”
杨淑贤太累了。有一次她正在喷漆，突然大口大口地吐起血来。领导闻讯赶来，大惊失色，下令：“快送医院！”她急得哭了：“让我再多干点吧，党对我的恩情胜过我的贡献。”说完，她又操起喷枪。
１９８７年，杨淑贤退休了。许多厂家以每月２００元至３００元的高薪聘请她，她放着大钱不挣，却办理了退休留用手续，继续在原岗位上工作。别人都说杨淑贤太傻了。按照劳保条例，“全国三八红旗手”退休费百分之百。如果受聘，她的月收入将不下３５０元。然而，留在厂里，一分不多拿。有些人不解地问：“杨师傅，您这样没命地干，你究竟图个啥？”杨淑贤却笑笑说：“不图啥，只图不白当一回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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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物资部长下基层
洪水坤
农历正月初六，京津公路白雪皑皑，车少人稀只见两辆轿车，低速行驶着。车里坐的是物资部部长柳随年和几位司长。他们惦记着严寒中坚持生产的储运职工，更关注着物资部这个最大的实物流通企业的长远发展问题……
“我就住仓库”
下午，柳随年来到物资储运总公司天津公司南仓三库，职工们又惊又喜，忙着安排住宿。柳随年说：“别忙乎了，我就住仓库。”这下子大家犯难了：部长近６０了，听说春节这几天紧张地赶写给国务院的报告，上车前才脱稿，没有休息。今天，又驱车几百里地，一路劳顿，在仓库这样条件简陋的地方住，这怎么行呢？天津市有关部门也一再邀随年去天津最好的“迎宾馆”。但柳随年坚持住在仓库。他说我此次就是来基层调查研究的，住仓库方便，不要安排别的地方了。就这样，老柳在低矮平房里，过了３个夜晚。仓库工人感慨地说：“部长能来仓库看一眼就不错了，又和咱工人一样，把仓库当家，跟咱住在一起，吃在一起，这回咱真服了。”
“就加个白菜粉条豆腐”
部长到仓库，仓库的同志总想让他吃点好的饭菜。可行前老柳就捎了话：到仓库就吃面条、烙饼、馒头、有点小菜就行；吃米饭就炒两个菜，或者一菜一汤。到仓库后，老柳又重申上面的话。仓库的同志见老柳坚持，只好按他的意思安排。到仓库的头天晚餐，吃的是打卤面，以后几天也是烙饼、包子、小米粥，副食是几碟小菜。
２月４日，柳随年就要结束在天津的调研了，上午要在唐家口仓库与物资部驻津１６个机构党、政负责人座谈。仓库同志考虑有兄弟单位的同志来，午餐时打算多搞点菜。老柳说：“有兄弟单位来也别破了规矩，就在原定两个菜的基础上加个白菜粉条豆腐吧。”中午时分，当１６个单位的同志吃着老柳点的菜时，都会意地笑了。
“大家一起坐大车吧”
在津期间，平均气温都在零下６—７度。部长要到仓库实地与作业工人了解情况，有时一上午要检查１００多万平方米的库区。大家担心他的身体，建议他坐有暖气设施的小轿车，他谢绝说：“还是和大家一起坐大轿车好。”这样他和同志们一起顶着凛冽的寒风，前后到了南三、南一、检验所、物流研究所、储运学校等１４个储运基层单位，看望和慰问一线作业的工人，了解物资库存、周转、发运的情况，座谈储运搞活的途径，研究更好地发挥储运主渠道作用等问题，并一再勉励储运职工“同心协力，勇于开拓，储运并重，创新搞活，为加速物资流通作贡献。”
老柳的调研，虽然只有短短的３天，但他的言行已在仓库职工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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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直言不讳
执法要严
王礼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到目前为止，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颁布的法律八十七件，对法律的修改和补充决定六十二件，国务院制定或修定的行政法规五百一十七件。在我国的社会、政治、经济领域里，已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
那么，我们国家的法制建设工作，是否都已做到令人满意了呢？当然不是。一方面，有的重要的社会关系还没有法律加以调正，例如已成立了那么多公司，却没有公司法；另一方面，很多人的法制观念还比较薄弱。目前，人们议论较多的，一是在环境保护法颁布以后，一些工厂并没有按照环保法的规定认真治理“三废”，继续污染水源、空气、土地；一是森林法颁布以后，有些地方滥砍滥伐现象仍然相当严重，对毁林行为执法不力，打击不狠；还有一个突出问题，是土地管理法颁布以后，占用耕地建私房的违法行为，在许多地方仍不断出现。
例如，某市的郊县，每人平均耕地本来就少，一九八七年和一九八八年，违法占地建房的面积竟达三千五百零三亩。出现上述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有关部门没有严格执行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民建房占用耕地，需经乡政府审核报县以上政府批准。但这个市郊县的不少用地批文，是由不具有主体资格的乡基建站、村镇规划办公室等单位批准的。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民使用原有的宅基地、村内空闲地等非耕地建房，乡政府批准即可；于是，有的乡政府就自作主张，把农民房前屋后的自留地作为非耕地批给农民建房。当这些违法现象被县政府发现后，因房已建起，只好无可奈何地加以默认。
上述情况说明，一项法律颁布以后，一定要从生效之日起就严格执行。不仅要严格执行这项法律规定的原则，而且要严格执行这项法律规定的程序。如果一项法律颁布以后，不从生效之日起就严格执行，那就会降低法律的权威，在群众中引起思想混乱。既然是法律，那就从始至终都要严格执行。要在执法问题上做到“善始善终”。在“严格”二字上下功夫。
我国社会要保持长期稳定，在极大的程度上有赖于建立起法制的权威。管仲说过：“百官服事者离法而治则不详”，只有“不知亲疏远近贵贱美恶，以度量断之……以法制行之”，才能使社会长治久安。这些话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在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都应坚决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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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女儿情深
——记涿州市向阳乡敬老院服务员朱彦荣
李成福 李振祥 崔和平
她，河北涿州市向阳敬老院的服务员，一位普普通通的姑娘，在短短的３年时间，先后受到省、地、市的多次表彰和奖励：１９８７年，河北省民政厅授予“模范服务员”的荣誉称号，保定地委、行署颁发“精神文明奖”，１９８８年荣获地区“双立功活动先进个人”，被团地委授予“新长征突击手”。
一
２３岁的朱彦荣刚到向阳敬老院当服务员时，有些有世俗偏见的人冒出凉风：哎！干那么个差事，将来找对象都困难。彦荣没有打退堂鼓，她留了下来，用火一样的真情，温暖了一颗颗孤寂的心。
８４岁的孟庆祥老大爷，腿有残疾，走路一瘸一拐的，乍来敬老院，生活不习惯，不洗手、脸，更不洗脚。为使老人改掉这些老毛病，彦荣一边讲解卫生常识，一边打来清水，帮大爷洗脸、洗脚、剪指甲。孟大爷患有老年性便秘，时常解不下大便。有一次犯病，弊得直喊。彦荣买来“开塞露”药水，要给大爷肛门里注射，孟大爷怎么也不让，说：“闺女，怎能叫你干这种事呢？”她说：“大爷，您老见外了，您比我爷爷的年纪还大，有什么不好意思，您就把我当成亲孙女吧。”她执意为孟大爷注射了药水。有时药不在手边，她就用手指一点一点往外掏。
有天夜里１２点多钟，忙碌了一天的彦荣刚刚躺下，听到“扑通”一声。她急忙披衣下床，来到隔壁房间，只见８９岁的宁春华老人一丝不挂地栽倒在地，不醒人事。见此情景，彦荣顾不得害羞，用尽全身力气把老人抱到床上，擦去老人因大小便失禁沾在身上的屎尿，叫醒老院长照看，自己跑到卫生院去请医生。由于抢救及时，老人很快脱离了危险。为了便于照顾宁大爷，彦荣搬进他的屋里住，每天接屎接尿，喂水喂饭。宁大爷躺在床上喝水不方便，她买来奶瓶，像喂养婴儿那样给大爷喂水。在她的精心护理下，大爷恢复了健康。
二
敬老院的老人大多有慢性病，有的常年卧病在床，需要精心照料，特殊护理。为使他们生活舒适、愉快，彦荣宁愿自己吃苦受累。她把老人的欢乐，视为自己的幸福。为解决院里老人理发难的问题，她拜师学会了理发：夏天怕老人热，她用剃刀给老人剃头，冬天怕老人着凉，就用推子理发。她还坚持夜间查房，按时给老人屋里送开水，包着全院的被褥拆洗，缝补针线活。闲暇时间，陪老人们聊天、解闷。
１９８７年１２月，７３岁的周士才大娘下肢瘫痪，双目失明，整天床上吃，床上拉。因怕大娘着凉，不敢开窗通风，尽管彦荣及时换洗尿布，屋里还是有臭味。大娘的亲属来看她，到屋里站一会就走了，可彦荣日夜守护在大娘身边，洗脸、梳头、抓屎擦尿……大娘卧床６个月，彦荣从未嫌弃过。老人临终前，拉着她的手，断断续续地说：“姑娘，有你这样照顾我，我知足了……”
敬老院，可以说是人生旅途的最后一站。老人们来到这里时，大多无依无靠，也没有任何遗产。侍候他们，非但没有额外的报答，有时甚至不被人理解。有一录姓老人，卧病在床，有次把裤子尿湿了一小片，正好赶上老人的女儿来看他。女儿很是不高兴，责怪彦荣对老人不尽心。彦荣委屈地哭了。老人去世后，火化厂的车来拉尸体，按当地风俗，需女儿给死者净面。而老人的女儿又没来，怎么办？彦荣说：“我给大爷净面吧，我就是大爷的亲闺女。”３年时间，小朱送走５位老人，每次都是她给死者整容、穿寿衣，料理后事。
三
为了更好地照顾老人，彦荣吃住在敬老院，两三个月难得回一次家，即使回去，也是来去匆匆。父母想她时，只好到敬老院来看她。母亲理解女儿的心。
１９８７年９月，她和华北新型建材厂的小唐订了婚。为了照顾正在患病的周大娘，她和小唐商量一推再推婚期。１９８８年元月，彦荣因病住进了医院，她从昏迷中醒来后嘱咐守候在一旁的丈夫说：“你赶快去把孟大爷屋里的火炉封好，不要让老人中了煤气。”
没有鲜花簇拥、歌声陪伴，她就在这个平凡而特殊的岗位上，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住院的９位病人，最大的８９岁，最小的６８岁，他们在旧社会生活了大半生，大都没有结过婚，有人连饭都不会做。在这里，他们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享受了人间的真情。
为丰富老人们的文化生活，彦荣组织那些身体较硬朗的老人在院里种花、养草，利用空闲地，种菜、种花生。她还到外地学习养蝎子技术，在敬老院养起了蝎子，既改善了敬老院的生活条件，又使老人们重新体验到田园生活的乐趣。
１９８９年７月，彦荣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她说：“人生的价值，就是在自己的岗位上无私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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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雷锋 树新风
战士自有战士的爱
——记武警志愿兵王大义
张自录 井西玉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爱家人，爱祖国，也有人爱名利地位。而山东省武警某部志愿兵王大义也有自己的爱——爱雷锋精神。１４年来，他为此默默地奉献了一切。
１９７６年冬，１８岁的王大义从沂蒙山区的临朐县入伍来到山东省军区某部。
从技术兵到哨兵
王大义算得上军营的技术员。他入伍前就能组装矿石收音机。来到部队不久，他便被挑选到团机关电影组，当了放映员。在济南军区组织的全区放映员技术考核中，他以优异成绩获得三等技术资格证书。组织上把他作为业务骨干进行培养。他还利用自学的无线电修理技术，为部队干部战士修理电视机、录音机、收音机２００多台次，受到普遍好评，连续两年荣立三等功。
就在这时，部队有新的任务，他被分到淄博市人民武装部执勤分队，执行站岗警卫任务。
随后，王大义收到了在煤矿医院工作的姐姐的来信，姐姐在信中说：你复员回来吧，父母已联系好让你在县城开个照相馆或无线电修理门市部。
走，还是留？王大义喜爱无线电修理技术，可当兵就得听党的话。他给姐姐回信说：“组织上没有决定，我不能走！”
说来也巧，给姐姐回信不久，王大义回家探亲，有人给他在县城介绍对象，女方听说他“有技术，会放电影，还会修理无线电”，很高兴见面。可见面后一听说他是“扛步枪站岗”的，女方就说：“当兵有技术回来才有出路，站岗能学啥呀。”王大义没答应，与对象也只见了一次面……
王大义把心扑在班里工作上。站岗执勤他争着为战友替岗，军事训练门门取得优秀。业余时间，他发挥自己的特长，为连队出黑板报，办俱乐部，还为部队干战家属和地方群众修理各种家用电器。这一年他被部队评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个人”。
他的“第二岗位”
１９８３年１月，部队电影组缺少放映员，领导想到了王大义。他又干起了放映员。
王大义还有“第二个岗位”，那是他用业余时间坚持下来的。先后参加了武警总部在石家庄、合肥、广州、西安、南京等地举办的电子视听技术培训班，自学了《黑白、彩色电视机原理与维修》、《录相机原理与维修》等２０多种书籍，一个人承担起部队二十几套电影放映设备，数百台电视放像设备以及各种电子文体器材的维修工作，保证了全省武警部队都能及时看上电影和电视、录像。
去年１１月，有人告诉王大义，一位地方干部家的电冰箱坏了。王大义听说后，骑着自行车来到离总队机关８里多路的那位干部家，检查出毛病后，又骑车去市里商店买来配件，往返三四趟，直至修好电冰箱。那位地方干部家属过意不去留他吃饭，他没吃，留下电话号码说“有事可随时找我”，便回去了。
有人给王大义粗略统计一下，近７年间他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为部队家属、干部战士以及地方群众义务修理电视机、收录机、录相机、电冰箱等家用电器３５００多台次。
王大义对自己的一手好修理技术也从不保守，只要有人求教，他总是诚心诚意地教给人家。他先后在３期省级电影放映员和无线电修理培训班当教员，为部队和地方培训学员１２０多人。去年１２月，山东省武警总队在淄博举办电影放映培训班，王大义病了，嘴上烧起了燎泡，但他始终没有离开培训班，带病讲课，手把手地教学员们修理，学会看各种电路图……经过考试，５３名学员全都获得山东省文化厅和武警总部颁发的放映合格证书。
爱的选择
王大义修电器出了名，找他的人也多起来了。一天，一家商店的经理慕名找到王大义。“每月给你６００元，来我这里干怎样？”经理说。王大义摇了摇头。
一天，又有人找上门了。这是王大义的一位同乡，他在一家宾馆当经理。宾馆每个房间配有彩电，他正愁着没有懂行的人管理，于是想到了王大义。
“大义，你每晚抽出１小时的空到宾馆瞧瞧，有故障你就修修，没故障你就回去。每月３００元……”
同乡的好心同样被王大义谢绝了。是王大义不缺钱花？不，他每月津贴８２元，除留下生活费外，全都寄给在农村种地的妻子和父母。至今，他家里唯一的“高档家用电器”，是一台半导体收音机，还是１９８７年他在西安学习时，自己组装后花５元钱买下的。
去年夏天，武警总队坏了的彩电和基层中队、机关干部家里送修的彩电有２００台，急需修理。王大义白天参加警卫执勤任务，夜晚回到摆满视听机器的工作间，常常修理到深夜１２点。
这期间爱人带着孩子来队，部队机关住房紧张，临时住在市里一个大杂院里。一天夜里１１点多钟，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里，妻子不给开门，后来，门总算开了，可妻子的眼圈都哭红了。妻子流着泪埋怨他说：“每天这么晚回来，让人牵挂着。你这是图啥？论职务，你只是一个志愿兵，技术虽好，可连职称也不能评；论地位，和你一块入伍的同乡，现在有的是正营、副团，你是啥？和你一块当兵复员回去的有的当了乡干部，有的成了万元户，而你……”
结婚７年，他和妻子从没吵过嘴。这次，面对妻子的埋怨，他也只是好言劝慰妻子：“家里的事我是该多管，可现在国家处于特殊时期，总不能让那些等着看新闻节目的人着急啊……”
有一天，由于过度劳累和修理机器时产生的有害气体，使他晕倒在工作台上。战友小于把他送到卫生所，医生让他休息几天，可他第二天又去执勤，晚上照样回到工作间修机器。１９８９年，他为部队节约修理经费１２５００元。而他，没要一分钱奖金，也没要一分钱加班费。
王大义１４年坚持学雷锋，没有搞小家庭的现代化，为党和人民奉献了青春年华。他拥有的崇高品格和社会的褒奖，这是任何金钱都买不到的。入伍１４年来，他先后两次荣立三等功，６次受部队嘉奖，被授予“社会主义建设精神文明先进个人”荣誉称号，还被山东省武警总队机关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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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中央军委授予“学雷锋光荣标兵”称号的朱伯儒被任命为成都军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后，地位变了，工作忙了，但他仍然坚持以雷锋为楷模，到工厂和学校，宣传雷锋事迹，传播雷锋精神。这是朱伯儒和成都市第七中学的同学在一起交谈。阎正浩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