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2月22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国际专页)
专栏:文化交流

  卫礼贤——“伟大的德意志中国人”
杨武能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二三十年代,中国传统文化继17—18世纪一度风靡欧洲的“中国热”之后,又一次在西方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只不过在稍早而更加汹涌澎湃的“西学东渐”热潮的掩盖下,不大为人注意罢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这一不可忽视的“中学西播”的一位功臣,就是靠自学成为大汉学家的卫礼贤。
卫礼贤(亦作尉礼贤)的德文原名叫理查德·威廉(Richard Wilhelm,1873—1930)。1899年,他应聘为基督教同善会的传教士,奉派来到刚被德国强占的青岛,正赶上我国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和随之而来的八国联军的入侵。当时,甚至一般西方人对中国人都怀着极大的偏见,懒惰、狡猾、残忍等恶名通通加到了我们头上。然而出身劳动阶层并受到西方人道主义思想影响的卫礼贤,却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怀有深切的理解和同情。他认为,只要受到人道的对待,“中国人就会是世界上最友善、最诚实和最可爱的人民”。对于义和团兴起的原因,他也持与帝国主义者乃至一般西方人截然不同的看法,认为那是“真正的民族精神的振奋”,因而对八国联军的入侵和野蛮行径大加谴责。一次,他不顾自己同胞的误解和个人的安危,从疯狂报复和滥施烧杀的德军的炮口下拯救了一座和平村庄的居民,因而受到清朝政府的赏封,成了一位洋道台和胶东地区有名的“卫大人”。
卫礼贤初到青岛时对汉语可谓一字不识,在与中国民众的交往中深感不便,于是发奋学习汉语。没过多久,他不仅学会了说和读,而且对我国古老的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通过经年累月地认真研读古典经籍以及与康有为、辜鸿铭、劳乃宣等中国著名学者的交往,久而久之,他实实在在地变成了一位中国文化迷,变成了孔老夫子的忠实信奉者。
从1899至1921年,卫礼贤第一次在华逗留了22年之久,足迹踏遍了半个中国,对我国的民情风俗、文化古迹都有深入的了解,并出版了大量著译。四书五经等中国古典,几乎都被他重新直接从汉语译成了德文,在著名的迪特利希斯出版社作为“中国丛书”——有计划地出版,并流传至今。此外,他尚著有《中国文明简史》、《中国文学史》、《中国的人生哲学》、《中国之魂》等等。特别是他对《易经》的翻译和研究,在欧美堪称首屈一指。到回国的1921年,他已成为一位名传遐迩和名符其实的大汉学家,就连一向讲究资历和名份的德国学术界,也不得不予以承认。
1922年他再度来华,任德国驻华使馆的科学顾问,第二年又受蔡元培校长之聘做了北京大学教授。1924年年底,卫礼贤依依惜别他生活了25年的精神故乡。回到德国,他立即不辞辛劳地筹划奔走,在蔡元培和杜里舒等中德两国文化界有影响的人士的支持下,于1925年11月在法兰克福建立了德国第一所中国学院,该院的分院也在慕尼黑宣告成立。拿卫礼贤的话来说,这是“集他许多年之前开始于中国的事业之大成”,从此,他便以中国学院为基地,为在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弘扬中华文明,为促进中德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中西文化交流,付出了最后的心血和精力。
卫礼贤一生的业绩可谓伟大,在德国乃至整个西方思想文化界的影响深远。仅仅“中国丛书”的出版,照赫尔曼·黑塞看来就算得上是欧洲本世纪前三十年“精神生活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使包括黑塞自己以及瑞士大心理学家荣格在内的整整一代知识分子受到了中国文化的熏陶和影响。
卫礼贤晚年曾经骄傲地对人讲,他作为传教士一生未给任何一个中国人行过洗礼,自己反倒变成了忠实的孔教徒。其实,应该说中西精神,特别是中德两国的伟大人道主义传统,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和谐的融合,因此,在德国,人们送给他一个意味深长的雅号,称他为“伟大的德意志中国人”。
顺便提一下,“伟大的德意志中国人”卫礼贤有两个儿子;两人都曾经在北京大学当过教授,其中一位叫卫德明,更是子承父业,也成了一名很有成就的汉学家。但是,卫礼贤的伟大事业的继承者并不只他的儿子卫德明;在当今联邦德国汉学界,卫礼贤的景仰者大有人在,而且都以他的学生自居。为了纪念他和缅怀他的功绩,联邦德国设立了卫礼贤翻译文学奖,第一位因成功地翻译了张洁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而获得头等奖的年轻汉学家,就是目前设在北京的歌德学院的院长阿克曼先生。
对于卫礼贤这位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对于这位弘扬中华文化的功臣,对于这位“伟大的德意志中国人”,中国人民自然也是永远缅怀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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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自然灾害:人类面临的严重挑战
胡锡进
本世纪的最后十年被联合国确定为“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旨在通过一致的国际行动,将当前世界上各种自然灾害特别是给第三世界国家造成的损失减轻到最小程度。
随着科技发展,目前,人类已经有了一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尽管这样,自然灾害给人类造成的损失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有上升的趋势。由于人口密度在世界大部地区不断增加和经济活动的过分集中,现在一场自然灾害的危害程度与过去无法相比。一次地震就死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人,这在几个世纪前是无法想象的,但在本世纪却发生了不止一次。自然资源的逐渐减少使过去不太引人注目的森林大火成为导致生态环境和国民经济受损的真正灾难。由于各国的经济分布态势已经形成并难以改变,人类在不断演变的世界气候面前,失去了像她在几个世纪前的那种应付灵活性,如仅降水分布的改变就使许多以农业为主的国家难以承受,全球气温升高而引起的海平面上升也正在使许多沿海城市受到日益严重的水患威胁。
根据有关资料的统计,最近二十年中,受各种自然灾害影响的人口有八亿之多,死亡人数至少有一百五十万,其中八十年代的死亡人数是七十年代的两倍多;每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达二百亿美元。
目前,受自然灾害影响最大的是第三世界国家。由于拿不出足够的钱从事抗灾活动,这些国家在灾害报警、抗灾设施和灾后救援等方面都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比如,在台风肆虐的亚太地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居民在接收台风预报方面就有困难,而且人们对接收到的台风警报也难以充分理解和采取对策。在孟加拉国的历次洪水中,许多人躲过了洪峰,但却死于洪水后的饥荒和瘟疫。频繁的自然灾害给这些国家孱弱的经济以沉重打击,使它们陷入更深的贫困,反过来进一步又削弱了它们的抗灾能力。
自一九八九年底联合国公布国际减灾十年计划以来,许多专家就防灾减灾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其中包括:
一,各国政府要高度重视防灾减灾工作,建立有效的自然灾害预警系统,同时与科学家密切合作,重视并相信他们的判断,切不可存侥幸心理。在这方面,历史上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惨痛的教训。一九零二年西印度洋群岛的蒙普莱火山爆发,造成重大伤亡,以后在该火山再次喷发前,科学家及时发出了警告,当地政府也采取了相应措施,使全岛居民化险为夷。然而几年前哥伦比亚鲁伊斯火山爆发前夕,由于当局对科学家的预报警告重视不够,结果造成二万五千人死亡。
二,各国科学家和政府应加强横向合作,包括交流信息,协调行动,富国给予穷国更多的援助并为它们培养抗灾人才等。
三,减灾活动不能只搞短期行为,而应制定长远对策,搞有效的综合治理。对自然灾害首先要立足于防,把防灾活动与经济活动融为一体,从根本上杜绝人为破坏大自然的行为。
四,提倡全民防灾教育,提高防灾意识。经验表明,事前受过抗灾教育或训练的人,在灾变中往往不惊慌失措,因而能够设法死里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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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世界剧场之都——伦敦
于作龙
英国首都伦敦目前共有各种剧场50多座,被称为世界剧场之都。伦敦剧场演出的剧目之多,节目之精彩,是世界上任何城市都无法比拟的,既有莎士比亚创作的老剧目和其他古典剧目,又有现代戏剧和场面壮观的音乐喜剧。新来乍到的外国游客,要想欣赏一下伦敦的戏剧,真不知选择哪家剧场为好。
伦敦最老的剧场——威廉姆·莎士比亚剧场是一座全木结构的建筑,建于1576年,至今已有414年的历史。4个世纪之后,英国在泰晤士河南岸建起了国家剧场。1982年,又在伦敦建起了巴比肯中心,该中心是一个包括2座剧场在内的大型艺术建筑群。
伦敦的大多数剧场建于本世纪初,其中大都集中在伦敦城西。德鲁里·莱恩皇家剧场是迄今伦敦仍在使用的一座最老的剧场。该剧场建于1794年。1921年内部重建。英国18和19世纪大部分著名的戏剧都是在这里演出的。在过去的60年中,该剧场又成了许多音乐喜剧的演出场地。
另外一座历史剧场是皇家歌剧院的考文特园,它既是英国歌剧的摇篮,也是皇家芭蕾舞剧的诞生地。该剧场于1858年在原来的2座剧场的基础上改建而成。
特拉法尔加广场附近的圣马丁剧场建于1952年,尽管历史不长,但却是一座演出场次最多的剧场。英国著名侦探小说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扑鼠器》,是当今世界上最长的连续剧,到1988年底,共演出1.5万场次,观众达750万人。据英国报刊报道,没有任何剧目达到过如此高的纪录。近年上演的几部音乐喜剧也久演不衰,观众要提前几个月才能订上票。这些喜剧包括新伦敦剧场的《猫》、阿波罗·维多利亚剧场的《星光快车》和国王陛下剧场的《歌剧的幽灵》。
伦敦除了戏剧享有国际声誉外,音乐也蜚声世界,许多剧场专供演奏音乐用。巴比肯中心有一座可容纳2000人的音乐剧场,伦敦交响乐团经常在这里举行音乐会。此外,沿泰晤士河的皇家节目厅和伊丽莎白女王厅,也都经常进行音乐演奏,它们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管弦乐器、乐队指挥和演奏家。
(附图片)
图为坐落在泰晤士河南岸的国家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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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意大利足球场何以变“冷”
意大利足坛群星荟萃,璀璨夺目。足球运动员的精湛球艺和拚搏精神吸引着国内外千千万万的球迷和观众。然而,自去年以来,意大利足球场逐渐变“冷”。过去3年中,大的足球场平均每场观众约3.9万人,而1989年则低于3万人,有的足球场甚至仅达1.8万人。
足球场为何变“冷”?近年来,意大利足球场上的骚扰不断增多。少数球迷酗酒、起哄;有的乱掷瓶子和燃着的报纸;有的还扮成恐怖分子,戴着死神面具,手持旗帜,狂呼“我们是暴徒”,“决不放下手中的枪”。足球场上的这种骚乱酿成许多悲剧。据统计,过去3年中,有2人死亡,1226人受伤,600名肇事者被抓。
最近,意大利足球协会搞了一次民意测验,被调查者中46%的人认为足球场上的骚扰减弱了许多人去足球场的热情。为不失去更多的观众,意大利政府、警方和足球俱乐部采取许多有力措施,以制止足球场上的骚乱,但收效甚微。
足球场变“冷”的另一个原因是电视台实况转播足球比赛越来越多。据统计,意大利电视台每年转播足球比赛时间竟长达1500小时。而且,荧光屏上的足球比赛神奇变幻,千姿百态,令观众目不暇接,同时还可避免在足球场上的飞来横祸。因而不少球迷和观众更愿坐在电视机前观看比赛。意大利俱乐部一再呼吁,电视台应减少转播时间,否则足球场上的观众会更少。然而,电视台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对此置若罔闻。
足球,意大利人最喜爱的体育运动,正面临着问题。看来,要使足球场重新由“冷”变“热”并非易事。
               步青 编译(附图片)
图为意大利球迷在佛罗伦萨球场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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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约军中女兵多
柯宝成 柯戎
北约国家武装部队中服现役的女兵越来越多,所起作用也越来越大。这是英国《简氏防务周刊》对近几年西方“军事史”进行研究后作出的报告和结论。它已引起各国军事观察家的关注。
据该刊统计,眼下,北约武装部队中女兵总数已接近30万人,比60年代的6万人,增加了5倍。由于宗教信仰等因素,北欧、北美诸国比他们南方各伙伴国更加开放许多。荷兰、挪威和丹麦等国,一直在军队中充分吸收女兵,大胆放手让她们发挥才智。比如,荷兰不少女兵担任直升机驾驶员,还有一些人在地对空防务部队中任职。在海军中荷兰女兵也相当多,有时,她们奉命到护卫舰上执行海上任务,表现也很出色。
挪威女兵一贯“英姿飒爽”。长期以来参与了国家防务工作,在战斗中发挥了作用。特别受世人赞许的是,挪威籍女兵自在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中供职以来,各项工作深受大家称赞。
英国女兵多而猛。近来,英国空军又向女兵敞开大门。英国皇家空军去年招收了作为驾驶员和领航员的女兵,打破了该军创建71年的不收女性的惯例,显得反差特大,格外引人注目。
法国女兵量大质优。陆军中有女兵8467名,空军中有5894名女兵,海军中也有1632名女性,甚至连宪兵中女性也增加到1457名。法军中女兵分布在各个兵种,军官数量也相当可观。
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土耳其等国的武装部队,由于宗教原因,原无女兵,现已开禁。西班牙已于1988年底通过一项女兵服役法律。意大利不甘人后,也开始辩论类似的法律。土、希、葡等国也已开始考虑和实施招生女兵。总之,北约军中女兵将与日俱增。
西方女军官和一些专家认为,在战场电脑化后,女兵的作用无疑将会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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