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全面挖潜 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杨承训 郭红军
牢固树立提高经济效益的指导思想
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指出，在治理整顿过程中，各地区、各部门和各个企业都必须端正指导思想，切实纠正片面追求发展速度的倾向，真正下大功夫改进经营管理，提高技术水平，讲求经济效益，走投入少、产出多、效益高的经济发展路子。这是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治理整顿不仅要坚持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而且要十分重视经济效益，使我们的整个经济由以往片面追求发展速度，真正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把千方百计地提高经济效益作为整个经济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我国四十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就是巨大的，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指导思想上也有过多次失误，最重要的教训表现为一个“急”字：脱离国情，超越国力，急于求成，造成大起大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自觉不自觉地把高速度当作社会主义的经济特点，片面地认为速度越高，成绩越大，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越显著。而在速度中又片面地以产值作为核心指标，不仅多次造成经济过热，重大比例失调，固定资产投资过多，而且使得经济效益低下，财力、物力、人力严重浪费。五中全会强调千方百计提高经济效益，就是要把我们的整个经济工作真正转移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这可以说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从一般原理看，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指出，对效用和劳动花费的衡量，节约劳动，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经济规律。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最根本的表现为社会财富的增加及其生产手段的改进，表现为较少的投入获取最大的产出，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归结起来，集中表现为全面地不断地提高经济效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生产力的促进，更应当表现为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行中，增殖更多的新价值，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那种片面地追求以产值为中心指标，不讲经济效益的过高速度，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是虚假的速度，不但有重复计算的问题，而且掩盖了投入多、产出少、质量低、浪费大的不合理现象。只有把经济工作真正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才有可能扎扎实实地发展生产力。
从当前情况看，狠抓经济效益，确实是在治理整顿的环境下摆脱困境的有效途径。目前，许多地方、企业都出现了经济“滑坡”的现象。对于这种“滑坡”现象，要进行具体分析。相对于前些年过高的增长速度，现在增长速度下降一些，应当说是在向正常的增长速度靠拢。但要特别注意的，是在以产值计算的增长速度下降的同时，经济效益的下降。如果我们在提高经济效益上狠下功夫，就可以弥补由于增长速度下降而影响经济效益下降的情况。现在许多企业由于流动资金不足、原材料能源短缺、产品销售不畅而产生的困难，通过狠抓经济效益，采用新技术、新工艺，节约能源原材料消耗，加快流动资金周转，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就有可能得到很大缓解。
坚持重视经济效益的指导思想与坚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思想是统一的，互为条件的。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是整个国民经济和各地方、各企业经济获得最佳效益的条件，也必然会带来整个国民经济的最好经济效益。同时，也只有各个地方、各个企业都从片面追求发展速度转向追求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才能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例如，经济结构不合理，正是片面追求过高速度的畸形产物。如果注意宏观经济效益和微观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便必然要去研究和建立合理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再如，供需总量的不平衡，也是过高的发展速度造成的。如果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必定要千方百计地增加有效供给；同时，微观经济的真实效益和宏观经济调节机制相结合，也必然有助于实现总需求和总供给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
全面挖潜是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基本途径
把整个经济工作转入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对于多数企业来说，关键在于真正眼睛向内，全面挖潜。目前必须克服困难压头、无潜可挖的情绪，全面地认识经济环境，全面地认识企业自身。
企业是否真的无潜可挖了呢？对多数企业来说绝非如此。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找差距才能找到潜力。且不要说同国际上的先进企业相比，我国很多企业在物耗、能耗、产品质量、管理水平、劳动效率方面相差甚远，即令同国内先进水平相比，也会发现多方面的差距。有关材料表明，国营工业企业百元销售额实现的利润，１９８１年为１６．９元，１９８８年则降到８．７元，下降了４９％。仅此一项，每年就少收利润６６０亿元。再拿“萝卜快了不洗泥”来说，确实使一些企业一时发起来，但同时害了它们，暂时的生意兴隆掩盖了自身一系列先天和后天的缺陷，妨碍他们对人、对己作认真细致的解剖和比较。事实上，正是因为落后，潜力才很大。
这里我们所以强调全面挖潜，乃在于：第一，只有认真细致地剖析生产经营的全过程，才能产生全面的认识，克服“潜力到顶”的思想；第二，只有在全过程大小环节全面挖潜，才能积少成多，从各个方面降低成本；第三，只有全面挖潜，才能发现带动全部链条的关键环节，抓住主要矛盾，重点突破；第四，只有将挖潜贯穿于生产经营的全过程，才能产生整体效应，使得各个方面协调运转，防止顾此失彼，实现良性循环，形成整体效应。
如何全面挖潜？从我国目前实际情况出发，多数企业至少应在下述几个方面和环节下功夫。
扩大视野，全面分析市场。市场是工业企业活动的场所，是商品生产的前提条件。由于治理整顿的实施，近一年来市场变化很快，部分商品由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许多企业面对市场疲软手足无措。这就不能老是盯住原有的市场空间和表层，守株待兔，而应扩大自己的视野，全面调查和仔细分析市场。不仅要分析城市市场，而且要分析农村市场；不但要研究某一地区市场，而且要研究全国各类地区市场；不但要面向国内市场，而且要打开国际市场，在国际市场中还要进一步摸清各类国家和地区的市场特点。这样，就不但可以尽力巩固原有的阵地，还能开拓新的市场，从市场挖潜力。有不少厂家原来主要面向城市，在城市市场疲软之后便着力开拓农村市场，很快打开新的销路。天津飞鸽自行车公司就是这样做的。企业家们切不要为市场一时骤变迷惑起来，事实上多数商品的需求量还是很大的，关键在善于发现“新大陆”。
适应消费者要求，开发新产品，提高老产品。企业作为商品生产者，产品更新换代是正常现象，而且从国际市场看，更新的周期在缩短。但是由于我国长期形成的“卖方市场”，加上统得过死和“吃大锅饭”的体制，企业缺乏产品更新换代的压力和动力，这是造成产品结构不合理的重要原因。如今部分商品“买方市场”的出现，对企业通过产品换代参与竞争是一个促进，企业应该在这方面下硬功夫。在调查市场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科技力量研制适销对路的新产品，或者把贮存的新产品拿出来，以新致胜。对于老产品，也要采取分析态度，哪些是真正无销路必须淘汰，哪些是暂时销路不畅需要改进，哪些质量、声誉不如别人应当提高，在排队的基础上调整产品方向。能够少品种、大批量固然可以争得规模效益；但如缺乏这种拳头优势，也可以采用多品种、小批量的经营战略，形成产品系列化，以多品种和系列化取胜，产生“东方不亮西方亮”的多极效应，然后逐步形成新的特色和新的拳头产品。目前，对于多数企业来说，准备多手是非常必要的。
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和价值工程全面分析和改进工艺的全过程，从各个环节、各道工序、各种机械配件降低物耗、能耗，力争在关键部位有所突破。基于技术、设备、劳动素质、管理水平等因素，目前我国企业的工艺水平是比较落后的，有的非常粗陋陈旧，导致消耗大、质量差、劳动生产率低下。应当抓住治理整顿这个机会，认真地抓一抓工艺的改进。为此，需要技术人员、经营管理人员与广大职工结合，组织起来，全面分析工艺流程的各个环节，从小的漏洞发现大的潜力，并且以产品为龙头，运用价值工程，既改善效能，又降低成本。值得注意的是内地企业耗能高，在目前能源短缺的情况下，着力抓好节能工作，也是挖潜的重要方面，这也要对设备、工艺动动手术。有的产品可以改进配方，调换原料。由于过去靠投资增效惯了，有些企业一说技术改造、工艺改进，就伸手要钱，实际上只要把技术人员和广大职工动员起来，完全可以不花钱或少花钱、多改进。最近几年，物化劳动在工业成本中的比例提高了５个百分点，其中除管理费用外，主要是工艺落后造成的。只要认真改进，潜力很大。
强化经济核算和仓库管理，挖掘资金和物资潜力。目前许多企业存在着资金短缺和原材料供应不足的难题，这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企业资金占用不合理，周转速度慢，管理比较混乱，是资金紧张的一个重要因素。现在首先要向内挖潜，最重要的手段是加强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经济核算，适当调整企业内部的资金结构，充分发挥厂内银行的分配、协调和监督作用，克服企业内部吃资金大锅饭的现象。最近郑州市在各企业中开展“三清一挖”（即清收企业逾期贷款，清收个人拖欠公款，清理企业互相拖欠，挖掘企业内部潜力），两个月盘活资金３亿多元。原材料也是如此，一方面短缺，另一方面又在各小仓库里积压这种现象比比皆是，浪费、损坏与盗窃并存。这方面的漏洞很大，如能严于管理，合理配置，科学使用，精心保储，便可挖出很大的潜力。
优化劳动组合，增强职工素质，千方百计地提高全员劳动生产率。我国企业最大的浪费是劳动力的浪费，有效工时太低，闲人多而杂。挖潜的第一要素是人。在治理整顿中，企业应当适应市场变化、产品调整、动力供应、工艺改进等新情况，及时调整劳动组织，尽可能达到优化组合和满负荷工作，腾出一部分劳动力开辟新门路和脱产培训。从国外发展的趋势看，企业的专业化和兼业化往往是并行的，混合公司日渐趋多。我国的企业为适应产业结构和市场的变化，也要探索专业和多业的结合，更好地发挥劳动力优势。不但一线职工需要优化组合，二线职工也要优化组合，利用他们的所长向广度和深度开拓新路，潜力非常之大。即使抽出一批职工培训，也比出工不出力的群体效应好得多。
加强购销队伍，改善经营方式，搞好优质服务。现在市场虽然出现部分疲软，但和六十年代初的经济困难不可同日而语。问题在于一些企业在用户中的形象不佳，名牌优质者架子太大，中等企业又多无真正的信誉，劣等企业则舞弄不正当手段，最终使消费者受损。作为社会主义企业应当培养和组织一批文明的销售、采购队伍，不但路子宽，而且要对用户负责，建立信得过的关系。有条件的可以发展为联合体，共担风险，互补互济。尤其是优质服务，不要停留在一时的口头宣传上，一定要落实，有缺陷不护短，而要切实改进，以优化企业的形象。这无论对国内市场还是对国际市场，都至关重要。
当然，所谓全面挖潜，并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平均使用力量，而是在企业运行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全面挖潜的基础上发现和抓住重点环节，加以突破，然后带动其它环节，提高整体水平。这里有两个关系：（１）所有环节点滴挖潜与重点突破重大挖潜的关系；（２）上一循环挖潜与下一循环挖潜的关系，实际上包括整体水平的提高和重点环节的转换，形成不断深化挖潜的联动机制。然而，惟有立足于对于全过程各个环节、各个方面认真细致的经济技术分析，方能认识和把握这种联动机制。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领导干部交流好处多
夏雨
早在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同志就提倡党政领导干部交流。这是一项有深远意义的措施，也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一个干部调过来调过去，长期呆在一个地方工作是很少的。这也是当时的客观环境造成的。但是，在党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以后，干部相对稳定，已成为必要。实践证明，一个领导干部长期固定在一个地方工作，有利也有弊。有利条件是情况比较熟悉，但也出现不少弊端。后来，军队干部的交流做得好一些。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地方干部交流制度没有能很好坚持下去。小平同志曾多次强调领导干部交流的必要性。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抓党的建设中，也强调干部交流的必要性，并已开始采取了一些措施。
历史上封建王朝的各路“诸侯”有各自的势力范围，终至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这种现象在封建时代是经常出现的，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只有我们党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党的干部是马克思主义武装的，靠共产党员的党性，靠组织纪律性，绝大多数同志能坚决服从党的安排和调动。有计划地进行领导干部交流，是保证党的政治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得以顺利执行的有效措施之一。这些年来，一些地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原因固然比较复杂，但某些领导干部长期囿于一地，形成自己的一伙人，不按党的政策办事，对上抵制，对下封锁，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最近，一些地方的省、地、县领导干部有计划地进行交流，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总的说来，大多数干部对此表示欢迎。有的认为，某些长期在一个地方工作的领导干部，该动一动了。“流水不腐”。对有的领导干部来说，换个地方，大有好处。否则，长久局限一地，不利工作，也不利干部本人的成长。还有少数不很称职的领导干部，利用长期在一处的熟人关系，工作不思进取，若换个新的地方，无所依恃，势必要兢兢业业地努力工作，这也是好事。但也有的同志认为，干部在一处搞熟了，又无大错，何必调来调去。有的认为，把干部调到一个新的地方，不如在原来的老地方熟悉情况，“一动不如一静”。这些看法其实是对干部交流的误解，不是从积极方面去理解有计划交流干部的重要意义。根据党的事业的需要，干部从一个地方调到另一个地方，是很正常的事，也是我们党的干部工作的优良传统。
一个领导干部长期工作在一处，熟人熟路，自以为对情况很熟，对当地事物习以为常，很易丧失新鲜感和敏感，一谈到当地特点，往往是多年一贯制的几句老话，而不去花功夫深入研究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情况不断发生变化。如果一个领导干部总以为驾轻就熟，很容易出差错。另一方面，一些地方的事实表明，如果领导干部本人稍不注意，时间一长，很容易有自己的人，搞亲亲疏疏的一套，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一个小圈子，其危害甚大。有的本籍领导干部有意无意地把同乡、同学、同事等亲信人物，分别安插在要害部门。这种现象不利于调动“五湖四海”干部的积极性，不利于团结和稳定。更有个别领导干部利用这种“亲密的”人际关系，实行家长制，独断专行，听不得不同意见，甚至压制和打击有不同意见的同志。这些现象虽然属于极少数，但却值得严重注意。如果能有计划地进行干部交流，这些弊端就有可能避免。当然，干部交流的积极意义主要不在这里。但是仅从这个方面看，它对于廉政建设，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提高党的威信，也是很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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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读《中国历史学四十年》
乔还田
肖黎主编的《中国历史学四十年》一书最近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总结了建国四十年来史学界在许多重要领域所达到的科研水平及其得失。
通过本书，人们能够看到四十年间我国的历史学取得的瞩目成就。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占领了历史学阵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历史研究，已成为史学家们的自觉要求。诚如某些学者所言，马克思主义好比一把钥匙，它把唯物论和辩证法运用于社会历史研究，从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揭示了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阐明了经济因素和政治、思想、法权、民族、地理、人口等多种因素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了客观历史的基本规律，使历史的研究真正成为科学。一个治史者，倘若不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就会堕入史料的海洋而不能自拔，面对纷如乱麻的众多史事而困惑难解；或者可能对单个的制度、事件、人物有深入的研究，而对事变的总体却难以作出科学的说明。这种说法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史学工作者自觉意识到需要正确理论指导研究工作，自然是新中国诞生以后的事。四十年来，史学工作者在“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过程中，虽也犯过简单化、教条化的偏差和失误，诸如抽象地进行所谓阶级分析，对剥削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的历史作用一概加以否定，或用现成的套语去贴标签，把千差万别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公式化、概念化等等。但从总体看，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多数治史者逐步学会了完整、准确地领会其精神实质，马克思主义史学已成为中国历史学的主流，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指导下的中国历史学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重视史学的社会功能，运用各种形式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也是新中国历史学的一大成就。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是，社会主义的中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继承了中国历史上全部优秀文化传统，同时它也受到旧时代遗留下来消极的、黑暗的东西的负累。科学地分析历史，会使人们看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扬光大中国的古老的文化，也才能最终消除一切消极的历史遗迹。四十年来，广大史学工作者牢记自己的社会责任，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展示祖国的过去，以唤起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满怀热情地建设祖国的现在，追求祖国美好将来的信念。不少治史者从追溯神州大地远古人类发展的足迹，到讴歌近百年来爱国者和革命者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奋斗经历；从记述我们祖先辛勤创造的光辉灿烂的科技成就，到介绍源远流长而又绚丽多采的优秀文化；从描写中华儿女对包括我国宝岛台湾在内的一些地方的经营和开发，到反映组成我国民族大家庭的各族人民的生活和斗争——通过一桩桩、一件件具体而生动的事例，再现了祖国的伟大和可爱。一些青年，正是通过学习祖国的历史，增强了民族自豪感，提高了民族自信心，从而使蕴藏在胸中的爱国主义激情得到进一步的迸发。
至于对重大学术专题研究的不断深化及新领域的开拓，更是中国历史学四十年的重要成果。早在五六十年代，学者们就相继讨论了中国古代史分期、中国历代土地制度、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汉民族形成等五个问题，被史学界称为“五朵金花”。到了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伴随着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学者们不仅继续讨论了一些老问题，还不断扩大视野，探索新问题，开拓新领域，着重研讨了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历史创造者问题、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问题、社会形态问题、史学理论问题、历史学的社会功能问题、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潮流问题等。对于世界史的研究，在打破“欧洲中心论”的观念之后，加强了对亚、非、拉美史的探究，并提出一些有别于西方学者的见解。近几年，不少学者又从现实社会的需要出发，使中国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成为“热点”，且形成方兴未艾之势。
当然，本书所展示的新中国史学成就决不止于上述几个方面。但是，诚如肖黎在本书《序》中所言，“中国历史学正处于世纪转变的历史年代”，“当我们为中国历史学四十年所取得的成就高唱赞歌的时候，也应清醒地、理智地看到，中国历史学在这四十年间尚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的确，从本书４０多位作者对各专题研究所作的“展望”、“反思”中也可以看出，以往研究中的不足，既有具体的，也有理论的；既有微观的，也有宏观的。诸如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历史学的指导必须加强而决不能淡化；对我国传统史学理应批判继承，切莫全面否定；对西方的史学理论应有选择地吸取，决不能全盘接受；中国历史学必须面向社会，贴近大众，切莫远离现实，搞经院式研究等。对于这些有关中国历史学变革的重大问题，是每个有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史学家必须在实践中身体力行的。只有肩负起时代和社会赋予的神圣使命，通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我国的历史学才能走出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路子来。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安徽省哲学学会讨论 干部学哲学问题
安徽省哲学学会年前召开一九八九年年会，着重研究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大家认为，根据江泽民和李瑞环同志多次讲话的精神，这次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总结历史经验，提高领导工作的科学性和预见性。
许多同志在发言中指出，我们有些同志为什么不能正确地理解和掌握党的基本路线中的辩证关系，不能正确地分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在经济建设中为什么“急于求成”，在思想方法上为什么搞片面性，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少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因此必须搞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
大家一致提出，要使学习能够收到较好的效果，高级干部的学习、一般领导干部的学习和基层干部的学习应分别组织。要总结历史经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哲学工作者要为干部学哲学贡献自己的力量。
（殷保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