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笔谈
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对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巨大贡献
王洪模
从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新时期党在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继往开来的伟大实践中，遇到并解决了许多新问题，随之在党的建设的理论和方针上也就不能不出现许多新特点和新内容。总括这十几年，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遇到并解决了党的建设上的三大问题：一是使党从“文化大革命”的困境中走出来，踏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二是使党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成为坚强领导核心；三是使党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和平演变斗争中成为中流砥柱。围绕解决这三大问题，邓小平提出的建党理论和方针也有三方面的新特点。它表现在：
一、在拨乱反正中恢复毛泽东建党思想的科学原理，体现了对毛泽东建党思想的继承性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使我国开始进入历史新时期。面对百业俱废的局面，从哪里入手拨乱反正才能使党的事业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呢？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老一辈革命家认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必须从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抓起。只要在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上排除林彪、“四人帮”破坏造成的伤害，排除“左”倾错误的干扰，就能使党和社会主义事业走上康庄大道。正是在邓小平同志等老革命家倡导下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解决这个问题上起了伟大作用。从粉碎“四人帮”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邓小平同志致力于在拨乱反正中加强和改善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在党的建设上提出了许多重要论断。
其一，为了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克服林彪、“四人帮”和“两个凡是”造成的混乱，重新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邓小平同志首先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至１９８２年，第３９页）、要“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同上，第１２１页）、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同上，第１３０页）、“要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同上，第２５６页）等等。这就在思想理论建设上引导全党开展了拨乱反正。
其二，为了纠正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端正党的政治路线，邓小平同志于１９７８年９月在东北视察工作时就提出，要适时地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其后，他在１９７９年７月接见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的讲话中又指出：“我们的政治路线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四人帮’提出‘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同上，第１７６页）这就在党的政治路线上引导全党进行了拨乱反正。
其三，为了恢复在“文革”期间遭到破坏的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邓小平同志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着重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他又说：“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这种状况不改变，怎么能叫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四个现代化怎么化法？”（同上，第１３４页）这是引导全党从组织原则上进行拨乱反正。
其四，为了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邓小平同志还在党的十一大闭幕词中指出：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泽东为我们党树立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这是在作风建设上引导全党进行拨乱反正。
邓小平同志在恢复和发扬毛泽东建党学说的科学原理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的上述重要思想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所采纳，并为全党所接受，从而指导我们党迅速从“文革”的严重影响中走出来，坚强地领导人民实现了由“文化大革命”的困境到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新局面的伟大转变，党的工作也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景象。
二、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提出党的建设的新观点新理论，对毛泽东建党思想做出了新贡献
新时期党的建设，不仅是在拨乱反正中进行的，也是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展开的。邓小平同志适应这种新情况，率领全党实事求是地改变了过去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某些建党原则，明确提出要从领导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需要来建设党，使党不仅能够领导阶级斗争，而且能够担负起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重任。他先后发表了数十篇论述，阐述了他的新观点新见解。
首先，他在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上，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作为党在新时期领导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总的指导思想，从而给毛泽东思想增添了新内容。这个新理论是由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构成的，其中包括：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的观点；关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集中力量实现现代化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观点；关于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对外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重要特征的观点；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相互结合、缺一不可的观点；关于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来实现国家统一的观点；关于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观点；关于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外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的观点；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观点，等等。这些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轮廓，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规划了我们前进的科学轨道。显然，这是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必须具有的理论武器。没有这个理论武器，我们党就会成为盲目的、不清醒的领导者；有了这个理论武器，我们党就能驾驭中国这艘社会主义航船，绕过暗礁，渡过险滩，胜利地达到预期目的。人们常说，邓小平同志在新时期提出的建党理论和方针，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正确的。但它不是一般的组成部分，而是反映一个历史新阶段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构成一种相对独立的思想体系，这个体系的理论支柱就是把党建设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由此引出一系列新问题和新观点，发展了毛泽东建党学说。
其次，他在新时期党的建设的奋斗目标上，提出“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２５—２６页）把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我们党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都要坚持的共同目标，而使党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则是新时期党建目标上的新内容，反映了时代的特色。
再次，他在组织建设上，强调要健全民主集中制，要在干部队伍建设上实行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以及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等等。邓小平同志根据新时期建设和改革的繁重任务的客观要求，认为建设一个具有健全民主集中制的党，才能保证党领导的正确性和党组织的战斗力。他指出，“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至１９８２年，第１３４页）他又指出，“各级组织、每个党员都要按照党章的规定，一切行动服从上级组织的决定，尤其是必须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同上，第３２６页）“一个党如果允许它的党员完全按个人的意愿自由发表言论，自由行动，这个党当然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意志，不可能有战斗力，党的任务就不可能顺利实现。”（同上，第２３５页）他反复说明民主同集中是辩证统一的，不可偏废，偏废了哪一方面，都会使党的组织和组织建设出现偏差，使党失去战斗力。他认为民主集中制反映了党内民主建设的辩证规律。关于干部队伍要实行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更是邓小平同志为党提供的创造性决策。在干部队伍的“四化”建设中，革命化是第一位的。没有革命化，知识再多对人民也没有益处。但是，有了革命化这个前提条件，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就显得十分重要。因为自从全党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之后，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年龄老化、文化程度低、专业知识少等问题就明显暴露出来。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缺少一批年富力强的、有专业知识的干部。而没有这样一批干部，四个现代化就搞不起来。”（同上，第１９３页）他又说：“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同上，第３５２页）与干部队伍“四化”相联系，邓小平同志还提出逐步废除领导职务实际存在的终身制问题。他的这个主张有两个出发点：一是从党的事业的连续性出发，建立老干部的离退休制度和新干部的选拔制度，实行新老干部的交替与合作。二是从克服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改善党的领导来考虑。
第四，他在党的作风建设上，除了继续要求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之外，针对执政和改革开放条件下出现的新问题，着重提出反对官僚主义和以权谋私这两股不正之风，以及反腐败等重大课题，并动员全党力量来解决。他在党内思想教育的主要内容上，强调要进行共产主义理想、道德和纪律教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艰苦奋斗教育，引导全党抵制在开放条件下西方资产阶级拜金主义和其他腐朽思想的侵袭。
第五，他在党的领导制度建设上，提出要改革党的领导制度，以保证党的领导的正确和党组织的战斗力。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中，要求消除党的领导的具体制度上的弊端，包括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等等。在这篇讲话中，他阐明了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六项重大政策措施，为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提供了一个根本纲领。
如上几点，远没有囊括邓小平同志根据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提出的建党思想的诸多内容。但仅据上述举例，已可以看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新时期的建党理论和方针的重大意义。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我们党在领导工作中虽然也有失误（如建设和改革曾出现急于求成，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一度不够得力等），但总的说，我们党还是较快地学会了正确地领导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使国民生产总值从１９７９至１９８８年，平均年增长率将近１０％，相当于当时的世界最高水平。我国社会秩序稳定，人民生活普遍提高，成为建国以来的最好时期之一。这是同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正确的建党理论和方针分不开的。
三、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中，强调党的领导作用，体现了捍卫毛泽东建党学说的坚定性
邓小平同志根据党面临的新情况新任务，强调要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的同时，还强调不应忽视国内在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他不断告诫全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敌对分子作斗争，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作斗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不久，当极少数人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散布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而党内个别同志竟然给予某种支持时，他在１９７９年３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针锋相对地指出：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１９８５—１９８６年，当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又有所抬头时，他于１９８５年５月，在《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谈话中又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实行开放政策，就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
他在１９８６年１２月《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谈话中讲到：学生闹事，大事出不了，但从问题性质看，是一个很大的事件。凡是闹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态度不坚决，旗帜不鲜明。他又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几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
去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了建国四十年来从未发生过的如此大规模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我们党经受了一次极为严峻的考验。事实表明，从总体上说，党的组织和党员是好的，我们党是坚强的，是任何敌对势力摧不垮的，同时，也暴露出我们党内存在的严重问题。几年来，特别是赵紫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来，由于他纵容、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加剧了党内思想混乱，削弱了党的战斗力。国内外敌对势力所以能够兴风作浪，以至制造动乱和反革命暴乱，问题主要出在党内。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们党在这场关系生死存亡的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们一定要认真地吸取这场风波的经验教训，充分认识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性。从现在起，各级党委要下决心解决好当前党的建设中的迫切问题，否则就会留下隐患。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地贯彻邓小平同志的上述思想，狠抓党的建设，使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进一步巩固，社会稳定，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也取得了新进展。联系当前国际共产主义遇到曲折发展的情况，我们深深感到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建设上，反复告诫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极端重要性。
综上所述，新时期邓小平同志的建党理论和方针，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的许多新特点是在解决新时期遇到的新问题中产生的，它把毛泽东建党学说推进到一个新高度和新水平，成为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论基础。我们要把毛泽东建党思想和邓小平同志的新贡献，作为党的宝贵财富认真学习和掌握起来，更好地运用到当前和今后的党建工作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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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部分研究人员编著的《马克思主义人才观的新发展——学习邓小平关于人才问题的论述》一书，最近已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人才问题是关系革命与建设事业成败和民族兴衰的大问题。邓小平同志在他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一贯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曾对此阐述过许多重要而深刻的思想。在革命战争年代，他根据当时党的中心任务和武装斗争的需要，对加强军队的教育训练和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军队素质，对干部工作中的知识分子问题等，有过许多重要的论述。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长期担负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对科技、教育、知识分子问题，对建立健全教育和人才培养方面的政策、制度都提出过许多精辟见解和主张。尤其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主动提出亲自抓教育和科技工作，大力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对人才问题发表了许多新的重要论述，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措施。这对教育和人才培养方面的拨乱反正，加快四化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书把邓小平同志关于人才问题的大量论述，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综合归纳和分析研究，概括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对“左”倾错误及其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重新恢复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人才观；用好管好科技人才，建设一支宏大的科技大军；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实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大力培养军地两用人才；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和不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组织人事制度；坚持任人唯贤，提倡干部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社会主义新人；全社会各行各业都要重视培养人才，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等等。书中根据这些内容分为若干专题，对邓小平同志的有关论述发表的历史背景、深刻含义以及这些论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现实指导意义都进行了较深刻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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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西方伦理学，资料浩繁，歧义丛生，流派众多，且对立冲突激烈，曾给我国社会思潮和伦理趋向带来过不小的影响。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评论之，是伦理学界孜孜以求的一种事业。万俊人的《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年版）就在这方面作出了可贵的探索，给人以有益的启示。
这部著作旗帜鲜明地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分析现代西方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并在对具体流派和伦理学家的评述中努力一贯地运用之。作者深信：现代西方伦理学虽有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上至叔本华，下至八十年代，也有各自的理论特色，但无一例外地是现代西方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产物，是人们经济交往关系和社会心理的道德反映。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悲观主义既是现实的人生喻意、资产阶级内心情愫和心态的写照，同时也是非理性主义的、非道德主义的理论汇合，是人的生命价值的讽刺性漫画，其悲观厌世及其拯救的理论，是灰阴暗淡之论，是出世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现代翻版。作者善于识破现代西方伦理学家的理论要旨，能够抓其要害，辨其是非，论其功过，评其得失，并在道德历史的轨迹上展示之。作者评述它们的目的是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而不是食洋不化，更不是为了全盘西化；其出发点、写作原则和目的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评判西方伦理学，认识“善”“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