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向曾三同志学习
冯文彬 康一民 刘华峰 裴桐 王明哲
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中直机关党委副书记、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国家档案局局长、中央档案馆馆长曾三同志逝世了。噩耗传来，我们大家都感到十分悲痛。曾三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无线电事业的先驱者之一，新中国档案事业的开拓者和杰出领导人。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同志和好领导。我们把曾三同志一生中追求真理、献身革命、英勇斗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某些片断写出来，作为我们对他逝世的悼念。
（一）
曾三同志早在青年时期，就追求真理，积极参加了１９２２年长沙的学生运动。１９２４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１９２５年参加中国共产党。这个时期，曾三同志已经成为一名有觉悟的共产主义战士，参加的革命活动就更多了。１９２５年下半年曾三同志领导了长沙长郡公学的学生运动，当时校长张有晋压迫学生，不批准组织学生会，并收买极少数学生进行破坏。在学生会开成立大会时，校方竟宣布开除曾三、唐自刚二人的学籍，激起罢课，曾三等人被捕，又激起长沙各校大罢课，并发展成全省的学潮，这时才不得不把曾三等人放回。大革命失败后，曾三同志根据党的指示隐蔽待命，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环境下，失掉关系，但怀着共产主义必胜信念的曾三同志，不怕困难，不畏险阻，辗转到汉口，终于和党取得联系，并于１９３０年５月被派到上海中央特科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
（二）
大革命失败后，由于蒋介石叛变革命，有许多共产党员被屠杀或被捕入狱。当时，我们党的情况，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说的“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就在这段最困难的岁月里，我们党从各方面总结了经验，其中之一就是我党我军为战胜敌人，必须要有无线电通讯事业。为此，在周恩来同志筹划下首先培养干部。先是在国外，在苏联，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培养干部；后是在国内，在李强同志和张沈川同志创办的我党我军的第一个训练班，开始了培养红色无线电通讯者的工作。他们不仅学习发报，而且学习制作收发报机。他们常常是一边学习一边制作，后在李强同志的领导下，不仅有了收报机，而且也有了发报机。当时在上海，一片白色恐怖，生活也很艰苦。曾三同志从武汉来上海带的钱很少，因为交不起房租，卖过蚊帐，又卖过大衣。有时候连饭也没得吃。饥一顿，饱一顿，是常有的事。记得曾三同志生前曾经这样说过：“有一天正是端午节，我们没有吃的了，就只好假说到朋友家去吃饭，在街上等了半天，结果也没有碰到送钱的人，只好当了一件衣服，买了一碗阳春面吃了。”当时，他们每天晚上都是１点到３点才工作，以免引起敌人的注意。但他们并不感到苦，并且以苦为荣，以苦为乐。 １９３１年３月党派曾三同志和伍云甫、涂作潮等经香港到苏区，并参加了二、三、四、五次反“围剿”。从第一次反“围剿”以后，苏区就有了第一部电台，当时冯文彬同志是电台政委。后来伍云甫、涂作潮等人在前方，曾三同志在后方做电台工作，１９３１年９月中央红军和上海的党中央第一次取得联系，报务员就是曾三同志。我党我军，有了电台就有了耳目，就有了快速的通讯联络工具。这样，我党我军的行动就自由多了，就更能做到知己知彼和驾驭自己的行动了，就更容易立于不败之地了。所以，我党我军无线电事业的建立和发展，不能不具有特殊的意义，尤其是在中央苏区，耳目灵通、知己知彼往往是至关重要的。当时，曾三同志对于从事这项工作非常重视，他做得非常自觉和认真。自从到苏区以后，在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的领导下，曾三同志和其他同志一起，就开始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的无线电事业。曾三同志先后担任过苏区中央的电台政委、台长，并兼任过红军通讯学校政委。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曾三同志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并且始终在中央做电台工作，为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服务。
曾三同志有时也和同志们回忆长征。他说，在长征中间，不管到了哪里，一住下来第一件事就是架好电台与各部队联系。那可是紧张得很。有时候连饭也来不及吃就发报，甚至刚把电台架好，又要搬家、又要开拔。这个时候电台就更加重要了。前有堵兵，后有追兵，有时左右还有敌兵夹击，如果没有电台、没有耳目或者不能及时同各部队取得联系，那怎么得了。在我党我军只有生存才能战胜多于自己数十倍的敌人的情况下，电台是决不能没有的，电台是立了大功的。有一段时间曾三同志生病，必须由担架抬着走，他说他坐担架很不好受。部队既要随时准备打仗，又必须随时照顾我，心里实在不忍。当时有的领导同志，即使有担架，有时也不坐。因为徒步行走都是很困难的，抬着担架走的那就更困难了。在长征路上，挨饿是家常便饭，草根、树皮、野菜等什么都吃过。真是艰苦极了！到了陕北就不同了，那才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呢。人们高兴得无以复加。从此以后，我党我军的无线电事业，就随着整个形势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重大发展。
（三）
从１９４７年春天开始，蒋介石、胡宗南妄想一口吃掉陕甘宁边区，派了３０万大军想把党中央一网打尽。但是，从进攻延安开始，在毛主席的英明指挥下，他们却一步一步地走向失败，走向蒋家王朝在全国范围的覆灭。当时毛主席和党中央早就算好，少则三年，多则五年，蒋介石是非失败不可，败局已定，无可挽回。于是我们就决定主动放弃延安。当时，曾三同志在中央办公厅任秘书处长。毛主席、党中央给曾三等同志的指示是“要有计划的转移，不要惊慌失措。片纸只字也不能落入敌人手里。”必须让档案材料安全转移到目的地。这次转移从上到下各有明确分工。曾三同志负责中央机关档案的转移，贺龙同志负责档案的安全。从延安出来经过瓦窑堡、延长、青涧、宋家川再东渡黄河经临县到兴县，最后住在兴县的刘家曲。在曾三同志的率领下疏散转移档案，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为躲避蒋军飞机轰炸，白天休息，晚上走路。因为大批档案，一箱一箱用驮骡运送，目标很大，所以同志们必须学会白天睡觉、晚上行军。另一个特点是：吃得很艰苦，不仅天天是小米咸菜，而且有时还吃不饱。但是，同志们在曾三同志的率领下，都是满怀必胜信心，非常乐观。因为我们不是无准备的瞎跑而是有准备的撤退，是为了夺取全国的胜利而撤退。在完成了党中央的战略转移到达平山后，形势就看得更清楚了，的确是已经离全国的解放不远了。
在刘家曲住下来以后，曾三同志又根据刘少奇和朱德同志的指示，领导大家对档案区分机密程度和重要程度。经过一年的努力，同志们把全部档案都进行了整理和区分。在整理和区分的基础上曾三同志还做了总结。总的精神是，过去的材料科虽然做了很多工作，但比较零乱、被动和缺乏制度。经过这次转移，我们才知道没有把研究和保管结合起来，只保管，不整理，不研究是不行的。要保管好就必须研究好，就必须培养干部、建立制度。这次总结对大家都有很大的提高。１９４８年又从晋绥转移到河北平山西柏坡。这时全国解放已经胜利在望了。在曾三同志的领导下，终于胜利地完成了安全转移中央档案的任务，为党保存下来一大批档案史料。
（四）
新中国成立以后，百业待举，百废待兴。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要把革命进行到底，必须努力学习我们不懂的东西，必须医治战争创伤，必须加紧学会经济建设工作。从那个时候起，全国四面八方都向北京发报发文，中央机关的文件就开始多起来，电报也比过去多了。在这种情况下，曾三同志又把精力转到建立中央机关文书档案工作上来。因为我们的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建立新的国家机关决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随便用一个什么纸条就可以写文件或写电报；档案也积存了不少，如何进行整理使之发挥作用等等，都必须作出全国性的规定。于是就开始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并开始在中国人民大学创办档案专修班，把干部培养出来。到了１９５４年，在曾三同志的主持下召开了党的全国档案工作会议，讨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和省市机关文书处理和档案工作条例》，并经过中央政治局批准下达到全国执行。这个文件不仅对党的机关，而且对政府机关，军事机关和群众团体等都起了很大作用，也可以说这个文件树起了新中国档案事业的第一块里程碑。与此同时，１９５４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提议讨论通过成立了国家档案局。国家档案局的成立，是周总理事先采纳曾三同志的建议的结果。国家档案局，一经成立，全国就有了统一管理的机构。曾三同志被任命为这个局的局长。从此曾三同志就对档案工作呕心沥血，下决心带领大家学习和钻研。他工作的主要特点是：一方面积极调配干部，从一点一滴作起，特别是从调查研究入手开始工作；另一方面，他又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主持起草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经周总理批准发布执行。在这个决定里，曾三同志就把一个自上而下的全国档案工作组织系统基本提出来。例如必须建立起一套全国自上而下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必须从根本上把各个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的档案工作做好，必须着手规划和成立全国各级各类档案馆，必须加强档案教育工作，不断提高干部的业务素质，必须加强研究工作，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同时文件中还强调要建立健全文书处理制度，作为建立档案制度的先决条件。这个文件在全国起了很大的作用，也可以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公布以前，它就是“档案法”。经过几年的努力，又经过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性变化和努力，我国的档案工作已经建立起一套自上而下，门类齐全的全国档案工作组织系统，并且有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基本规章制度。使档案工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这里我们还必须提到曾三同志对科技档案、城建档案、档案学和地方志的关心。早在１９５６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以后改为国家科委），就要求国家档案局把科技档案抓起来，从那时起曾三同志就让干部从调查研究入手，看看科技档案究竟包括一些什么内容，是不是应该抓，一旦把情况分析清楚以后，曾三同志就下了决心。他特别对于宣传使用科技档案吃了甜头，不重视使用科技档案就吃了苦头的例子，很感兴趣，要求多选些这种事例进行宣传；并且要各机关算一本账，看看究竟是用很少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把科技档案管好合适，还是管不好合适。因此，才有１９５９年的大连会议和１９６０年哈尔滨会议。这两次会议，以及后来所制定的一系列文件，都对科技档案的建立和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曾三同志从一开始就对档案学十分重视，他的档案学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是他给我们留下的一批宝贵财富，我们要认真研究，并加以继承和发扬光大。至于地方志，这也是曾三同志特别强调的。他主张档案工作必须同地方志结合起来进行。他对这项工作也倾注了很大的热情。
在“文化大革命”中，曾三同志遭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但曾三同志始终不渝地坚信党和毛泽东同志，同林彪、“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曾三同志得到彻底平反。曾三同志非常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拥护党的基本路线。他以顽强的毅力和充满活力的热情又重新走上工作岗位。此后他先后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档案馆馆长，以后又担任过中央办公厅顾问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在曾三同志退居二线以后，他仍然继续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大事，特别是始终一贯地关心档案工作的建设和发展。他十分重视档案的基础工作，也十分重视历史档案的开放工作。他认为保存档案的目的是为了利用，但是搞不好基础工作，利用工作就很难开展。曾三同志还特别重视档案的现代化管理，他一恢复工作首先就抓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历史档案的开放工作，中央就是根据他的建议做出开放历史档案的决定的；另一件就是现代化管理，他曾经带领一些同志多次去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研究所参观学习。他主张只要有可能就用现代化代替手工操作，以期高效率、高质量地为党中央服务，为中央和地方各部门服务，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五）
曾三同志还曾长期担任中直党委的领导工作。从１９４５年起到１９６６年止，在２０多年的岁月里，曾三同志始终重视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干部的理论学习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１９４８年少奇同志在西柏坡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对机关党的工作任务、工作方法讲了许多意见。他认为机关党委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在职干部学习，提高革命觉悟，保证机关工作的顺利完成，同时监督每一个党员，遵守党的纪律。以后，中直党委按照毛主席和少奇同志的思想，写出了“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的支部工作纲要”，曾三同志积极地参与了这项工作。
进城以后，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面对着我党已经成为执政党这样的重大转折，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提高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干部的理论水平，学习文化知识以提高工农干部的文化水平，成了十分迫切的任务，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才能完成新时期的任务。曾三同志对于这个任务十分重视，并且做了大量组织工作。经过学习，许多知识分子干部提高了阶级觉悟和理论水平，许多工农干部提高了文化水平，并陆续成为各方面的骨干。现在很多同志回想起来，都感到当时对这项工作抓得很及时，很得力，效果也比较好。
曾三同志特别重视培养教育青年干部，非常注意给他们锻炼成长的机会，同时也非常注意对青年干部以个别的帮助。他还特别强调不要有当“官”的思想，他说在中央机关没有那么多的“官”好当，主要是要学好本领，把工作做好，老老实实地为党中央服务。只要我们能把一件一件的具体事情做好，那就能学到本领。在中央档案馆，他特别强调要做研究工作。研究工作需要很多高水平的同志。他还曾经以曾习三的笔名发表文章，和青年同志谈心，交流思想，介绍经验，帮助他们正确对待和解决入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在曾三同志的帮助下，不少青年同志学到了正确处理问题的能力。
曾三同志从青年学生到共产党员，又从我党我军无线电事业的先驱到新中国档案事业的开拓者和杰出领导者，他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现在他不幸逝世，每一位认识他和知道他的同志都会感到悲痛。我们应该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的革命品质；学习他无私奉献、默默耕耘的事业精神；学习他艰苦朴素、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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嬉笑斗逆境 丹心为人民
——缅怀廖承志同志
罗青长
廖承志同志与我是挚交好友，半个多世纪以来，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对人民的一片忠心，使我深感钦佩。他的音容笑貌，常萦心怀，兹值《廖承志文集》出版之际，特撰此文，以慰亡友。
我与承志同志第一次见面是１９３４年９月间在川陕苏区的巴中县，我１６岁，他长我１０岁。当时他刚从白区进入苏区任川陕苏区省委常委、省工会秘书长，我在省委宣传部当干事。他筹备川陕苏区第四次党代表大会会场的布置工作，会址选在巴中县中学堂。他带领我们一些青年一起到巴中山上砍松柏树枝搭牌坊，装饰会场。他和大家一起劳动，有说有笑，欢天喜地。当时，我们只知道他是刚从白区大城市来的洋学生。川陕苏区的条件极为艰苦，他冲破重重困难，舍弃优越的生活条件，投身革命来到苏区，这对他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他多才多艺、能文善画，会场的标语、口号等都是他亲自动手书写的，马克思和列宁的像也是他画的。工作之余，他也给同志们画像，他画得既快又好，寥寥数笔就能惟妙惟肖地勾勒出一个人的轮廓。他还自编自演活报剧，如《半升米》，表现了地主阶级对贫苦农民的剥削，颇受当地军民的欢迎。
１９３４年１１月７日“十月革命节”时，川陕苏区第四次党员代表大会按时召开。会议的主题是：全党动员起来，完全粉碎川陕会剿。承志是正式代表，我以少共身分列席会议。当时省委书记是周纯全，组织部长是谢富治。这次大会完全受张国焘控制，代表又多是新发展的农民党员，大多不明真相。会议一开始，就宣布代表资格审查经过。当时有人提出何柳华（承志同志当时的化名）的代表资格问题，说他的父亲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母亲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问他够不够代表资格？只听见台上台下一片起哄声，台下喊：“不够代表资格。”台上喊：“不够代表资格怎么办？”台下喊：“取消代表资格。”台上又喊：“取消代表资格后怎么办？”台下喊：“交工农革命法庭审判。”接着就看见四个警卫员带着驳壳枪和马刀把承志同志押出了会场。当时还逮捕了一些别的人，包括原白区党四川省委书记、省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会主席罗世文等同志。事后才知道这是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一个大阴谋，他把不满他的红四方面军和四川白区党的同志都陷害了。承志同志因反对张国焘也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押了起来。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当红四方面军长征渡过嘉陵江以后，听说一些人在撤退时被张国焘杀害了，我想他也可能“革命成功了”。１９３５年４月间，我们行军到了川西北的北川县一个石崖下避雨，雨下得很大，我突然发现他被保卫局的警卫人员押着从我面前走过，看他还活着，我又惊又喜。迫于当时的环境，我们没有搭话，但我们心照不宣，在我注视他的一瞬间，他向我偷偷地吐了一下舌头，做了个鬼脸，若无其事地走了。后来知道，张国焘怕将来中央追问廖承志同志的情况，又因为他能文善画，才被留下来控制使用。以后他一直在保卫局的监视下行军。张国焘利用他画宣传画、写标语、布告。有的标语、布告写在木板上，顺着岷江可以一直漂流到灌县、成都，引起下游敌人的恐慌。我见过他画的红旗插遍全中国的形势图，其中除主力红军外还画了琼崖红军。从他的宣传画中，我是第一次知道海南岛还有红军，深受鼓舞。他同罗世文同志一起编写布告，记得其中有一张是这样写的：“照得工农红军，宗旨为国为民，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土豪劣绅，解放劳苦工农，实行土地革命……”由于张国焘的罪行，红四方面军被迫过了三次雪山和草地，主力受到很大损失，在长征途中最艰苦的这一段，是承志同志被当成犯人押着，其处境更可想而知。有一次廖承志同志几天没吃东西，饿得实在走不动了，他就给小勤务员用草纸画了个像，小勤务员很高兴，就分给他半碗糌粑吃。１９３６年红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被迫取消伪中央，成立了西北中央局。当部队进入甘肃南部后，廖承志、罗世文、朱光等同志到宣传部帮助工作，他编辑了一个油印的《新闻简报》，很受欢迎。虽在监视之下但他毫不在乎，成天乐哈哈的。我当时兼做“列宁室”工作，行军一停下来，我就找他画马克思、列宁的画像，画宣传画，写标语，他总是满足我的要求。这时我们接触又多起来了，每天在一起有说有笑，无话不谈。我不时为他那渊博的知识和诙谐的语言，特别是他那蔑视困难、蔑视权势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所感动。
三大主力红军会合后，我们都到了陕北。１９３６年１１月间经党中央提出，张国焘被迫恢复承志的党籍和自由。当时承志同志随身携带着个笔口袋，当他知道党的这一决定后，立即把那个口袋挂在窑洞的墙上向它作了三个揖，感谢它救了他一命。廖承志其人，由此可见一斑。到延安后，他到清凉山《解放》杂志社工作，我到桥儿沟中央党校学习。我们相距不太远，他那时有一点稿费收入，另外他妈妈也经常接济他这个独生子，所以到星期天我们常去找他“打牙祭”，他总是请我们在小馆子嘻嘻哈哈吃一顿。他对同志坦诚相待、平易近人。大家都非常喜欢和他交往，我也非常尊敬他这个同志和兄长。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他被党中央派往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到香港和广州两地组建八路军办事处。１９４２年听说他在广东被捕，我一直为他的安全担忧。我当时在延安很注意从敌情中了解他的消息，知道敌人对他百般威胁利诱，但他终不为所动，敌人无可奈何，最后把他押往重庆。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代表团曾就释放叶挺和廖承志同志，多次和国民党交涉。１９４５年１０月，国民党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等率部进攻解放区，被我军俘虏，蒋介石这才同意以我方释放马法五等人为交换条件，释放了叶挺和廖承志同志。承志同志１９４６年夏天回到延安，他曾同我谈到在监狱中，嬉笑怒骂、冷嘲热讽，以漫画为武器，斗倒敌人耍的美女计，令人捧腹。
承志同志在解放战争期间和建国以后，长期负责宣传、统战、侨务、外事、对台等工作。我们同在周总理的领导下，工作联系和个人交往就更多了，“文革”中同样受到迫害。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２日，周总理召集外事口的“造反派”头头开会，点名要当时已被打成“黑帮”的承志同志和我等几个人参加。周总理强调：外事工作很重要，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声誉，因而工作一刻也不能停。一些干部我了解，你们（指当时到会的“造反派”）是从下面看，我从上面看，都要历史地全面地看待干部。我们看人的角度不同，但都要支持他们的工作。这是周总理为外事口的干部说话、撑腰。外交部、外贸部的“造反派”和总理争辩，总理严厉地批评了他们。散会后，我在国务院会议室外面遇到廖公，我悄悄对他说：“‘造反派’向我调查你，没事，要顶住。”他笑了笑，点点头，又一次吐了一下舌头，做了个鬼脸，还像３０年前一个样。
１９７６年９月我们在“四人帮”批邓时，因病同住在北京医院，我当时已病危。记得１０月７日清晨，他兴冲冲地来到我的病床边，用手势示意四个人被抓了，我一时未解其意，后来看到他欣喜若狂的样子，我才恍然大悟，肯定是我们经常在一起咒骂的“四人帮”被抓起来了。我们都皆大欢喜，病情也随之减轻不少。
１９７９年９月廖承志同志因心脏病，需到美国做手术治疗，临行前我去看他，开玩笑说：你到美国可不要去见马克思，一定要回来。后来，他给我写了一首打油诗的条幅作为纪念：
把手相逢君十六，严颜庙后山犹绿。
嘉陵江畔浪滔滔，几度含杯嚼狗肉。
忽作楚囚在通江，从兹变幻辰与参。
雪山草地都踏遍，相逢最后在延安。
回首当年俱少年，如今抱孙发皤然。
酸甜苦辣都尝过，捂着尾巴是神仙。
上戏作供罗青长同志一笑
这首诗是承志同志坎坷多难战斗生涯的缩影，也是他和我半个多世纪革命友谊的真实写照。俗话说，文如其人，从这首诗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他豪爽豁达的性格、临危不惧的品质、谦虚谨慎的美德和对战友的深情厚谊。
１９８３年５月，承志同志因病住在北京医院，我常去看望他，他很关心川陕老区的人民，很怀念那一段艰苦历程。我们相约要重返川陕老区和雪山草地长征路，孰料他夙愿未酬、遽尔先去，我只有珍藏他的遗诗、遗墨，作为对老友的永久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