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教育·科技·文化)
专栏：
组织十万大军 建立培训体系
乌盟靠科技振兴农牧业奏效
本报讯 内蒙古乌兰察布盟“组织１０万科技大军，依靠科技脱贫”的战略奏效。今年，在局部地区遭灾的情况下，粮食总产达１１．７亿公斤，夺得了高产年；油料总产９５００万公斤，创历史最高水平。
近几年，８．６万平方公里的乌兰察布大地，很少有风调雨顺的年头。即使没有全局性的自然灾害，每年受灾的耕地面积也在３０％以上。灾害无疑加剧了贫困，也使一部分人丧失了摆脱贫困的信心。担负全盟科技工作的盟科技处的同志，对全盟的３０多个乡镇（苏木）、１００多个行政村（嘎查）、１０００多户农牧民进行了调查，在１９８６年提出了在农牧区“组织１０万科技大军，依靠科技脱贫”的战略。
“组织１０万科技大军”的战略规划是：用５年左右的时间，通过建立盟、县、乡、村四级科技培训体系，为全盟６０万农户培养精通一两项农业技术的科技人才１０万人，加上脱产的科技人员，组成一支农牧业科技大军。５年来，这个战略已分层次实施。盟、旗（县）选派科技副旗（县）长、科技副乡长、行政村副主任，盟、旗（县）、乡（苏木）三级脱产科技人员总计４５００多人，全部到生产第一线承包项目，包村包户对农牧民进行学文化、学科学的指导；旗县设农牧业科技指导站、乡（苏木）设科技文化服务站，行政村设科技文化小组，建立三级科技服务体系；分层次培训农牧民科技人员、组织农牧民学文化，学科技。人们的观念发生转变。乡（苏木）的科技综合服务站经常人来人往，络绎不绝；科技培训班常常爆满；示范户的户主、技术人员成了最受拥戴的人物。到今年，已有８０多万农牧民接受过培训，精通一两项农业技术的农牧民已达７．４万人，农民技术员有２．５万人，其中达到助理农艺师水平，并经过考核发证的有９０００多人。
这几年，全盟科技战线的两个示范县，４０个示范乡，７２０个示范村，１．１３万个示范户，都经受了自然灾害的考验，夺得了丰收。大灾之年，领取的不是救济金，而是各级政府颁发的丰收奖。
示范县清水河县是自治区贫困县之一，位于黄土高原北端，年降水量不足３００毫米。他们在全县８万多农民中，选拔了近３００人作为农民技术员进行培养。通过滚雪球的方法，这支队伍发展到１０００多人，使这个县７０％以上的农民实现了科技种植和科技管理。到今年，这个县已基本实现主要农作物良种化，病虫害防治面积达９５％，畜病防治率高达９９％，农牧业走上了稳定发展的道路。
全盟７２０个示范村，１１３８８个示范户，灾年保平年的占６５％以上，灾年夺丰收的占３０％以上。许多受灾地区，村连村、地连地，可是到了秋后，一般村庄是饱受灾害的辛酸，示范村却是丰收的喜悦。
５年来，一群英雄好汉脱颖而出。全盟科技人员搞农牧业科研项目４６个，其中获国家首届科技星火奖１个，获自治区科研奖的１６个。近６００名各级科技人员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
高级农艺师宫国璞完成了“无毒种薯”的科研任务，荣获国家科委颁发的科技进步一等奖。
１０万科技大军中，农牧民是主流。他们之中，不少人已经不是一家一户的生产能手，而是一村一乡的带头人。
“组织１０万科技大军”的战略经受了实践的检验。今年乌兰察布盟盟委、盟行政公署及时作出了“依靠科技、振兴农牧业”的决定，旨在通过引进１０项新技术，推广６项新成果，抓好５００万亩高产攻关田，实现科技全程配套服务。
（宋复泉 吴俊章 张国新）
第3版(教育·科技·文化)
专栏：
“娃娃公司”海南创业记
本报记者 毕全忠
３年前，海南岛要辟为经济特区并将建省的消息一传开，人们从大陆蜂拥而至，形成了“海南热”，吸引了不少知识分子来到这里。
目前，中化海南有限公司共有４０多人，绝大多数是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有７人是硕士。全体成员平均年龄只有２０多岁，有人戏称他们是“娃娃公司”。可这个“娃娃公司”创办才两年多，年营业额却已近亿元，积累了８００多万元的固定资产，是海南岛上效益最好的企业。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代青年知识分子追求、奋斗、创业、成长的足迹。
“海南热”中的迟到者
１９８８年夏，中化总公司向海南派来了十来个青年。他们肩负的使命是在海南建立一个子公司——中化海南有限公司。为首的叫曲德臣，３１岁，工学学士并经济学硕士。他的副手王引平，２７岁，法学学士。其他几位也都是大学毕业生。他们有强烈的创业意识，要为国家创一分产业，在海南这个特殊的经济环境里树立一个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的形象。总公司很信任他们，放手让他们去开拓。
然而，当他们开始要干时，发现面前困难重重。
当时海口市人满为患，数千家公司捷足先登，“娃娃公司”是迟到者，要找到合适的用房和其他办公条件很不容易。物价和各种费用已经很高。总公司给了他们２００多万元的开办费，他们拿着这笔钱，舍不得多用一分。很多公司开办时总是先买小汽车，找宾馆挂牌子，而“娃娃公司”只找了几间简陋的房间办公，买的是几辆自行车。
一位女职员骑车到印刷厂取公司的信封信纸。几十斤重的信封信纸放在自行车后座上，压得前轮翘了起来，没骑多远就倒了，撒了一地。万不得已才雇了一辆三轮车。他们脑子里有一种强烈的意识：我们是国营公司，资产是全体人民的，不能随便花费。这种“国营”意识来自多年的学校教育，支配着他们的行动。打字机等办公用品，只要总公司有旧的可用，他们就乘便从北京背来。自己办伙食要用锅碗瓢盆，在海口买太贵，也乘便从北京背来。甚至出差办事在外吃饭，也要仔细盘算哪里最便宜。来去北京、海口之间，除十分必要，都不坐飞机。当他们背着东西来往于大陆与海南之间时，人们很难相信他们是著名的中化公司的职员。
１９８８年８月，“娃娃公司”终于凑齐了必要的营业条件，就悄悄地开业了。
软头皮碰硬了
“娃娃公司”的经营方针是“以贸易为先导，以实业为基础，争取５年左右办成实业与贸易相辅相成的经济实体”。首先要开展进出口贸易。这些知识分子都未经过商，没有业务渠道，没有客户。当时岛上跟他们业务相同的已有许多家。怎么找到经营的机会？“娃娃”们在一起合计，决定分头挨户到各公司和业务部门联系。第二天，大家便骑自行车出去了。
女职员彭辉原来是某大学的青年教师，随爱人调到海南，进了“娃娃公司”。她骑车到一家公司，要见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可人家推诿不见，像打发乞丐一样。
其他人的遭遇也大抵如此。大家向“娃娃头”总经理曲德臣诉苦。曲德臣说：“开创阶段，就是要硬着头皮去闯，才能打开局面。”青年知识分子的头皮软，书生气，办事总讲正规，这时也只好硬闯了。闯了一段时间，渐渐联系了一些业务，开始做生意了。软头皮闯得硬起来了，然而，办事讲正规这种习气却始终没有磨去。
不久，这年的秋季广交会举行了，这是开展业务的好机会，公司派３个人去参加。可是广交会却只给他们一个名额，而且没给他们洽谈场所，连一张桌子都没有。他们轮流进场，向别单位借一张小桌子，两个凳子，用纸写了公司的名字，就跟外商洽谈。他们终于谈成了几笔生意。
局面打开了，到这年年底，营业额已达７００多万元。
“国营意识”
“娃娃公司”的业务渐渐多起来了。经济领域里的不正之风也向他们袭来。有送礼的，有来索贿的，有要回扣的，也有要给他们回扣的……然而，在公司成员的“国营意识”面前，这些都不起作用。他们办企业有自己的理想：国营企业代表国家利益，应当是公正、廉洁、高效、可亲的。从总经理到每个业务员都不愿玷污“国营”这两个字。他们进口的货物，销售价格在各公司中总是最低的，而且直接售给用户，不让其他人倒卖；他们出口货物总是保证质量，每笔按期交货；他们对顾客总是热情接待。他们在国内外树立了中国国营公司的良好形象，赢得了声誉，这是他们最大的竞争优势。
去年下半年，国内市场明显疲软，“娃娃公司”业务明显减少。他们凭着对国家高度负责的精神，艰苦开拓业务，一有机会就抓住不放，直到成交。艰苦的努力、良好的声誉使他们度过了市场疲软的难关，去年营业额突破了亿元。
“娃娃公司”在海南已深深地扎下了根，又先后从各地招聘了十几名职员，都是更小的“娃娃”。工作、生活条件改善了，但他们的“国营意识”并未减退。有些企业，包括一些国营企业连年亏损，可是个人的腰包却鼓鼓的。其中的“奥秘”，“娃娃公司”也知道，但他们决不这样干。
谈起这两年多的感受，曲德臣说：“以前在学校读书时，看到社会上的一些弊端，我们很不满意。但我们不相信社会主义国营企业没有活力，干不过资本主义企业。事实证明，通过改革和扎扎实实的努力，国营企业是可以有活力的，是可以做到高效的。”他说，“青年知识分子有个毛病，爱批评、抱怨别人。如果老是批评、抱怨，就什么事也做不成，重要的是自己要踏踏实实地去干。”这也是“娃娃公司”成员们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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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政治方向端正 出版图书质量高
中国青年出版社四十年出书六亿册
据新华社北京１２月１３日电 （通讯员卢向韬、记者李忠诚）“中国青年出版社政治方向端正，出版图书质量高，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好，不愧是国家重点骨干出版社。”国家出版署署长宋木文今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国青年出版社成立４０周年座谈会上称赞说，“中国青年出版社为新闻出版界增添了光彩。”
出版社总编辑阙道隆在座谈会上介绍说：４０年来，我们出版图书３６５５种，总发行量达５．８亿多册，其中有７１种发行量在百万册以上。在８０年代获全国性奖的图书有８１种。《红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等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最近出版的大型综合性丛书《青年文库》内容精粹，雅俗共赏，发行量近３００万册，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中顾委常委、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康世恩在座谈会上发言说：中国青年出版社是广大青年的良师益友，４０年来为青少年读者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受到了广大青少年和其他读者的喜爱。
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延东说：中国青年出版社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科学文化知识武装青少年，把继承和创新结合起来，为出好书，育好人作出了贡献。
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徐惟诚、文化部副部长高占祥等既作为领导、又作为中青社的读者在会上讲了话。他们感谢从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中受益，赞扬中国青年出版社在过去的工作中把握了政治方向，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希望今天在新形势下作出新贡献。
在今天的座谈会上发言的还有刘导生、管桦、韩树英等。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严济慈、全国政协副主席程思远、中顾委常委李德生等出席了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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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总结经验 强化监督
我国将加强农村食品卫生监查
本报讯 记者艾笑报道：卫生部副部长何界生１２月１２日在全国食品卫生工作会议上指出，“七五”期间我国食品卫生质量有明显提高，人民群众基本满意。
“七五”的５年中，全国食品卫生监督监测工作全面开展，管理部门依法参与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设计审查、监督从业人员健康检查和卫生知识培训，基本杜绝了无证经营现象；巡回监督３８８４万多户次，及时查处违反食品卫生法的案件３５５万多起，防止了许多危害健康的恶性事故发生；这期间共制订了７７个与《食品卫生法》配套的单项法规、规章和２８７个食品卫生国家标准，管理一步步走向科学化、规范化。全国食品产品卫生合格率已由１９８５年的７１．３％提高到１９８９年的８０．３％。进口食品卫生合格率也达到了９８．１１％。
对于当前我国食品卫生监督工作面临的任务，何界生指出，由于食品卫生监督力量匮乏，监督覆盖率仍达不到要求。农村食品卫生管理失控的问题还没彻底解决，食品中掺杂使假活动依然猖獗，食品中滥加药物，进行虚假、夸大的疗效宣传，造成无病吃药等问题，今后必须扩大监督的覆盖面积和增加监督频率，从严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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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微型学校遍兴山
陈爱社 徐永才
高山峻岭遍布全境的湖北省兴山县，近年来儿童入学率一直高达９８％以上。之所以有这样的成绩，是一批微型学校立下了功劳。
兴山县从山脚到山巅相差３００—１８００米的大小山头３８５０座。入夜从山下望山上，分不清哪是灯，哪是星。县教委同志对我说：“这儿山有多高，学校就有多高”。
这些云雾中的学校规模都很小，一间屋就是一所学校的全部，所以当地人称之为“微型学校”。全县学生数在２０名以下的学校１０９所，其中１０名学生以下的学校５６所。
县教委对微型学校的教学质量极为重视。他们组织专班，通过大量调查，编写了专供这类学校使用的《微型学校教学手册》。这本手册被宜昌地区和鄂西自治州的一些山区学校抢购一空。县教研室常常组织这些学校的教师“点课汇教”，评选县级优质课。教师们也经常开展联校联片教研活动，不断提高了教育质量。
县委、县政府尤为关心微型学校的教师。每逢节假日县里的领导还专程看望边远大山里的教师，与他们交心谈心，解决办学条件。
去年还给全县民办教师评定了相应职称（微型学校教师绝大多数是民办教师），工资由全县统酬，与公立教师一样按职称兑现了工资。
微型学校的教师工作兢兢业业，也不搞什么滥收费，因而备受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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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南地区动物资源调查完成
本报讯 记者张平力报道：“七五”期间中国科学院动物学重大科研项目——《西南地区动物资源调查和评价》日前在北京通过专家鉴定验收。
《西南地区动物资源调查和评价》项目是由中国科学院所属五个研究单位２００多名科研工作者承担，在湘、黔、川、鄂四省交界处、总面积约十万平方公里的武陵山区进行的。这一地区地形复杂，为具有不同生态特性的动物提供了栖息生存的条件，是目前我国动物资源十分丰富的地区之一。３年多来，科研工作者风餐露宿，艰苦作业，开展了多学科、多门类的野外课题研究，共采获动物标本１８万号。到目前为止，已鉴定标本５０００多种，从中发现２８０多个动物新种，写出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百余篇，有７本学术专著即将问世，并为编写我国动物志积累了大量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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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酸雨研究获重大进展
本报北京十二月十三日讯 国家“七五”科技攻关项目环保专题“西南地区酸雨来源、影响和控制对策”于十二日在北京通过国家环境保护局和中国科学院组织的鉴定验收。该项专题由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承担，大气物理研究所、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金属腐蚀和防护研究所、重庆市、四川省和贵州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二百多名科技人员参加。专题研究涉及到贵州省和四川省的酸雨分布形势、降水化学特征、酸雨形成机制的大气化学和大气物理过程等。其中，酸雨对林木危害后果、利用集水区酸化模式发展用于研究土壤酸化的临界负荷、经济损失估算方法等三项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沈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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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科技新成果
蒸空锤改电液锤技术获得成功
专家称这对锻锤是开创性突破
本报北京１２月１３日讯 由北京理工大学和２９６厂等共同承担的“蒸空锤改为电液锤技术”研究日前在京通过了专家鉴定。
这项技术是由马永怀教授率领的研究组经过２０多年的研究获得成功的，所开发的３个液压阀已获得了３项专利，解决了现有电液锤的动作不灵活、打击频次低、不能收锤、不能进行自由锻的问题。新研制成功的电液锤原理先进、结构简单、能够急停收锤、安全可靠，向上撞顶和向下打高压油都有保险。
同国内外相似设备相比，这种电液锤电机容量小、能量利用效率高、节能效果好、造价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据专家估测，如果把全国现有蒸空锤的１／３进行改造，直接经济效益将超过１亿元。
专家们认为，此项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对锻锤是一次开创性的突破。据悉，该技术已被列为北方工业（集团）总公司的三大节能推广技术之一。
（鞠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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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教科文简讯
●《中外名人画像》由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这套画像绘有４５幅革命领袖、优秀工农兵人物、中外文化名人、中外科技名人、英雄青少年的生动画像。
（刘如森 袁晓京）
●钱信忠的力作《人口新篇》日前出版发行。该书分析了我国人口素质的现状及提高我国人口素质的途径，阐述了优生的基本原理、优生学的新观点和新措施等。 （冯树生）
●北京自学成才的青年画家郑连杰日前获得第８届国际美术大奖展水墨画银奖，获奖作品《何处望归舟》以野逸的灵气表现了中国古典美学空灵的境界。
（山人）
●段达球、唐平岳主编的《社会主义教育通俗系列丛书》，日前由中国华侨出版公司出版发行。这套丛书包括《社会主义实践在中国》等５册。
（陈柯平）
●张小乔编著的《普通心理学应用教程》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为适应普通高校心理学教学的需要编写的，它吸收了国内外的最新研究成果。
（夏冬）
●由文硕编著、中国审计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审计史》近日问世。该书叙述了各主要国家的国家审计、民间审计、内部审计发展的历史。
（付磊）
●我国第一部论述伪病鉴别诊断的专著《伪病的确认与处置》由群众出版社出版。伪病，就是没病装病。伪病的鉴别一直是劳改劳教工作中的一大难题。
（孙杰）
●由中国医科院、协和医科大学与中国药理学会生化药理专业委员会联合举办的“架起联接生化药理与传统药物的桥梁”国际学术会议，日前在京举行。来自日、美、苏、英、中国等９个国家和地区的１００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个会议。
（汤国星）
●由航空航天部七一○所承担的国家科委重点软科学课题“中国价格体系改革与宏观经济调控系统研究”近日在京通过了国家科委组织的验收鉴定。
（袁一）
●我国太极计算机公司与美国ＤＥＣ公司合作协议签字仪式１２月１２日在京举行。双方共投资６００万元，在深圳建立一个旨在开发我国内应用软件技术开发中心，从事计算机通讯、制造业和网络应用的软件开发。
（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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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虾好吃谁解其中味
——来自青岛“海洋科学城”的趣闻之二
新华社记者 张荣大
我国人工养殖虾集三个世界第一于一身：产量第一，出口量第一，育苗量第一。１９８８年，全国人工养殖虾总产近２０万吨，占世界总产量的１／３。
中国大虾以壳软、肉质细嫩、营养价值高而著称于世。每到秋高气爽的１０月前后，雄虾性腺成熟，而雌虾性腺没有成熟，雄虾与雌虾交尾，把精液输送到雌虾的储精囊内，然后它们成群结队地游到黄海越冬。待到来年３、４月，大虾向渤海回游。５月中旬是产卵盛期，雌虾的排卵孔一边排卵，储精囊一边将储存半年之久的精子排出，卵在水中受精，逐渐发育长大。中国大虾的这种生活规律是稳定的。
人们习惯称大虾叫对虾，似乎大虾真的成双成对，形影不离。其实，大虾并没有成双成对而居的习性，只是交尾的时候雌雄虾才在一起，平时都是杂居。大虾被叫成对虾是因为过去卖虾人习惯将虾一对一对地卖，顾客也习惯一对一对地买，对虾的名字就这样被约定俗成地叫了起来。
５０年代初，海上捕捞工具比较原始，加上群众消费水平低，海虾捕捞基本处于良性循环。之后，由于捕捞工具机械化水平提高，社会需求逐渐增大，国家又缺乏对海洋资源开发的长远打算，海虾遭到掠夺性捕捞。渤海上几乎布下了“天罗地网”，里三层外三层围剿海虾，伤了渤海虾场的元气。
在教训面前，人们开始清醒过来，认识到掠夺性的开发，对现在和将来都是极为不利的。政府把海洋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提到了议事日程，从只是捕捞到重视养殖，捕养结合，科学管理，终于找到了一条振兴海洋水产的新路。
人工养虾也是一步一步艰难地走过来的。开始，在北方海区实行港养，就是把一个滩涂筑起拦水坝，围起万亩水面，潮涨时期进来鱼虾苗，但数量不多。一亩水面仅能生产二、三斤大虾。而在南方采取的是鱼塭养殖，性质和港养差不多，不同的是涨潮时灌进海水，落潮时用网隔断鱼虾的回路。这种办法带有捕捞养殖特点，鱼虾苗相对多一点，一亩水面年产大虾也不过１０斤左右。
粗放的围海养殖产量低的根本原因是虾苗和饵料的来源不足，单纯靠大自然恩赐自然虾苗，是靠天吃饭。要彻底解决问题，非得人工培育虾苗和投饵不可。
一些海洋科技工作者瞄准了人工育虾苗这个科研课题，孜孜不倦地开展工作。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吴尚勤，为了争先育出人工虾苗，常常通宵达旦，废寝忘食。失败的苦恼与成功的兴奋伴随着她，虾苗育出来不几天，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一些虾苗死去。吴尚勤难过得几乎掉下泪来，但她没有灰心，一天到晚坐在显微镜下，聚精会神地观察虾苗的形态变化，终于发现虾苗在发育的初级阶段，进食有个转化过程。原来虾苗开始吃一种植物性饵料，不几天口型发生变化，不再进食植物性饵料，再继续供应植物性饵料，虾苗就会饿死。经过反复观察，试探供给虾苗一种动物性饵料，终于摸清了食性变化，闯过了虾苗“绝食关”，在实验室人工控制下培育出了人工虾苗，当时的水产部在１９６０年召开了现场会。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对虾组，是一个团结奋进的战斗集体。在前组长王堉研究员的领导下，也成功地培育出了虾苗。他们还针对虾苗越冬问题，对其生态习性以及环境条件做了较深入的研究，保证了虾苗安全越冬。１９６７年后，在组长赵法箴的组织下，他们又对人工养殖对虾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并在推广应用上更上一层楼。对虾组被国家经委等四部委评为“在农林科技推广工作中作出优异成绩的先进集体”，赵法箴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
从１９６０年到１９８０年的２０年间，青岛的海洋科研单位为发展我国人工养殖对虾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并在应用方面积极推广新技术。但是，由于养虾生产还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虾苗资源仍然满足不了实际需要。于是国家水产部门１９７９年专门召开会议，决定组织全国性对虾攻关，要在两三年内完成对虾工厂化育苗，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当时日本在一立方米水中能育１至２万尾虾苗，美国更高得多，而中国在一立方米水中仅能育几千尾。凭着这种低水平育苗，群众性养虾热是起不来的。本着共同的目标，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青岛海洋大学、山东省海水养殖研究所、浙江省水产养殖研究所等单位，集中优势兵力进行攻关。他们相互取长补短，实现了亲虾产卵孵化优质增养全过程的人工控制，取得了大规模工厂化育苗成功的战果，有的一立方米水育苗３０万尾，创出世界高水平。这项对发展我国人工养殖对虾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科技成果，被评为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从此，群众养虾热一发而不可收。
９、１０月份，正是对虾收获季节，要是能亲临养虾场观看收虾时“群虾跳龙门”的场面，会使人兴奋不已。能品尝一下刚出池的人工养殖对虾，更会使人留连忘返。
人工养殖对虾有今天，浸透了海洋科学工作者的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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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天津市蓟县孙各庄满族乡夏家林小学青年教师刘宏泉，扎根山区教育十二年如一日，先后有200多名孩子从他的复式班毕业。这个土生土长的山里人，把自己全部的爱，都无私地奉献给了山区的人民和他们的子孙。 毛旋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