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评“美术新潮”
王仲
在新时期的中国文艺大舞台上，最具有社会轰动效应的艺术，恐怕莫过于“新潮美术”了。它肇始于７０年代末，中兴于８０年代中期，而在１９８９年《中国现代艺术展》上伴随着枪声和卖虾的吆喝声达到了极盛的顶峰。今天，已势去潮退。几年来，“美术新潮”的理论家们一直鼓吹它是中国美术革新的“前卫”和“先锋”，目前还有人著文肯定它符合中国现代化的方向和世界潮流，预言它必将“东山再起”。如何正确地认识由“新潮美术”和“新潮美术理论”构成的“美术新潮”现象，及其基本倾向和实质，是本文所要谈论的内容。
一、“美术新潮”要破坏的艺术传统
“美术新潮”以“破”字当头，展示了自己“革新者”的面貌。其理论家们和艺术家们自豪地说：我们“有这么一个共同推崇又颇受人非议的口号，即‘全面反传统’和‘全面引进西方文化’”，要“对传统实施破坏之举”，“借助外来文化来彻底抗击传统文化结构”，“用西方文化的他山之石击碎传统文化这结实的团块结构”。这个由“全面反传统”和“全面引进西方文化”构成的二位一体的口号，高度概括了“美术新潮”的基本运作态势。
这种“美术新潮”要全面“破坏”、“抗击”和“击碎”的中国文化艺术传统的范围他们自己有大量的表述。一位说：“如果说‘五四’时期借以‘反传统’的武器是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近代文明，这次则主要是２０世纪以来包括科学、哲学、美学和艺术在内的西方现代文明”。这就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排除在外了；一位说：反传统“其矛头所向，包括古典的中国美术、古典的西方美术和近４０年的中西综合美术”，而“近４０年的中西综合美术”则是指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社会主义美术；另一位更简明扼要：“对传统的破坏尤其是对近几十年来形成的一元化新传统的破坏”，即对马克思主义一元多样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传统和社会主义新美术传统的破坏。大量类似的理论主张及其实践，表明“美术新潮”要反的“传统”，主要不是年代遥远的封建社会的旧文化传统和旧美术传统，主要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占主导地位的封建主义旧文化传统残余和“左”的教条主义影响，而主要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传统和社会主义新美术传统，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文艺理论和社会主义美术的基本原则。
“美术新潮”全面否定世界社会主义的美术传统，把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术全当成“左”的教条主义的艺术典型，并贬得一无是处。这是不科学、不公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术并非完美无缺，也不是社会主义文艺唯一的创作方法和艺术流派，社会主义文艺应该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交相辉映，不断发展具有丰富多采的风格流派的一元多样局面。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术在奠定和形成社会主义美术的历史地位上所具有的伟大历史功绩和巨大历史成就，今天依然充满着生命活力，依然是社会主义美术中一支强大的主要力量。这是任何人抹杀不掉的。
“美术新潮”的理论家提出了“精英艺术和通俗艺术双重变奏”的中国现代艺术史观，认为：“五四”运动造成了以“个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尺度”为核心的中国精英艺术的“崛起”，但“抗日战争爆发后就不同了”，尤其是“１９４２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锤定音”，造成“通俗大众艺术的兴起和狂盛，中国的精英艺术失落了。精英艺术乃至精英文化的失落使中国文化艺术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漫长时期里走入低谷，丧失活力和创造力”，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艺术“千篇一律，空洞和苍白”，“当中国进入毛泽东以后的时代，缚在政治战车上的通俗大众文艺迅速褪色与分化”。精英艺术要重新“再生”。“美术新潮”认定“前卫艺术、现代艺术、先锋艺术，就是真正的精英艺术”。
这种史论，直白地否定毛泽东文艺思想，否定半个世纪以来为抗战服务、为解放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和美术，宣扬为个人主义服务、为艺术而艺术的美术。这是故作新奇之论。优秀的艺术家和作品不是自封的，是受历史检验和由人民确认的。艺术地表现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思想和感情以及理想和追求，是社会主义文艺和一切进步文艺与资产阶级文艺以及一切剥削阶级腐朽没落文艺的根本区别和标志。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服务，这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和社会主义新文化、新文艺和新美术的基本传统和根本传统。“美术新潮”大反传统，主要就是为了反掉这个传统，把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美术变成早已过时的为个人主义服务的美术，这显然不是革新，而是倒退。
二、“美术新潮”要建立的文化价值
“美术新潮”全面反传统和全面引进西方现代文化，为的是重新恢复、高扬和建构那个失落已久的“新文化价值”——人本主义。它的一位理论家说：“‘五四’新文化运动（２０年代）的核心——人本主义和实用理性到３０—４０年代开始向阶级意识、集体主义转化，行为态度变为工具主义，至６０—７０年代，传统纲常伦理以阶级意识、共产主义的新道德观的形式复归，这时的行为准则是权威主义，至８０年代重新追索‘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价值核心——人本主义和实用理性。”这是在重复和宣扬“新启蒙运动”的纲领及其文化史观，并通过“新启蒙运动”，重新复归到“五四”右翼的以个人主义为本位的资本主义文化。
为了重新确立人本主义（实为个人本位主义）的“新文化价值”，“美术新潮”引进和模仿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思潮和美术样式，构建了由三种“人本主义美术”组成的“中国现代美术体系”。这三种“人本主义美术”是：
（１）“形而上的人本绘画”，即“理性绘画”。这种绘画主张超越现实的社会生活和“伦理、道德范畴”，去探索艺术家的“自身生命本体”和“绘画的终极目的”，即追求一种混杂着东西方神秘主义哲学的彼岸世界的“理性精神”和“宗教精神”。这种绘画表现了艺术家对社会和人生的极度悲观和冷漠否定，大部分画面所展示的是一种死寂、凝固的虚空境界，而置身其中的人则是物化为圆柱体的孤独木然的无灵物。据“美术新潮”的评论家介绍，这种绘画“类似于宗教布道似的追求，其目的无疑是要创造一种新的信仰，呼吁人们参加他们的行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术新潮”曾激烈地反对“文革”中的信仰主义，但自己又在这里大搞新的信仰主义，而且宣扬的还是这种极度否定人生的信仰主义。
（２）“形而下的人本绘画”，即“生命之流绘画”。这种绘画从艺术家的生命本体出发，“强调人的潜意识和本能”，“推崇直觉和经验”，“选择人的潜意识作为艺术的母题”，追求一种尼采、弗洛伊德、柏格森式的生命潜能宣泄。他们宣称：“别了，沉思苦想，在冲动下创造，欲望的再生淹没了陈词滥调”，“理性在这里只能熄灭”，他们主张“狂暴”与“诡怪”的艺术语言，声明他们的作品就是不要使观众“发生愉悦”。正如“美术新潮”的一位评论家用肯定的口吻所表述的那样，“在他们的作品中，曾经是构成和谐特质的诸种因素如透视、比例、色调、构图的多样统一、均衡、对称、质感、笔墨韵味、节奏等等，都被任意变态或抛弃；其情境、表情和风格常常是怪异、恐怖、荒诞、丑和充满神秘性”。
（３）“客体人本主义美术”，即“实物艺术”和“行为艺术”。这种美术主张“从彻底否定‘人’”出发，强调在“放弃了人本的基本范畴，即人类的理性、意志以及非理性”的条件下，用“主体的非控制、偶发性”来创造实物和行为的艺术，并以此来证明艺术家和非艺术家、人和物质世界都是同样没有理性没有界限的“纯粹客观的实在”。这是一种故弄玄机禅意的反人性、反文化、反艺术的把戏，也与其追求的人本主义自相矛盾。
有人说，“美术新潮”和我国实行的改革开放路线是“相吻合的”、“同步的”。对这种社会主义审美理想失落，鼓吹个人中心主义文化价值观，高扬宗教神秘主义、生命本能主义和反理性、反人性、反文化的所谓“人本主义美术”，我们党既没有倡导，也没有鼓励，而是高扬文艺的社会主义旗帜，那么，其吻合与同步之处何在呢？可见，“美术新潮”论者心目中的“改革开放路线”，是和我们党主张的改革开放路线背道而驰的。
三、“美术新潮”与中国艺术发展方向
“美术新潮”的理论家认为，“现代形态的艺术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它与一个现代社会同步到来”，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艺术是西方社会现代化的产物，中国社会要想现代化，中国艺术也就必然要同步地走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艺术的道路，并认为这是符合中国社会和中国艺术的发展道路的。
这个观点和“新启蒙运动”一样，是以丹尼尔·贝尔等人的“后工业社会论”作为自己理论主张的历史哲学基础的。建筑在这种历史观基础上的中国社会发展论和中国艺术发展论，完全抹杀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对前者必然取代后者的历史大趋势充满了悲观主义，饮鸩止渴地鼓吹中国走资本主义的社会道路和艺术道路。
我们和“美术新潮”的理论家的根本分歧，不是要不要改革开放，不是要不要现代化，不是要不要学习和借鉴世界文化艺术，而在于：中国美术到底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和文艺理论指导下走一条社会主义艺术道路，还是在形形色色的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美学和文艺理论指导下走一条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资本主义艺术道路。拒斥前者而遵行后者的——正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美术界的具体表现。
四、做开拓社会主义艺术的强者
社会主义文化是人类文化史上新兴的文化类型，社会主义文艺是人类文艺史上新兴的文艺类型，社会主义美术是人类美术史上新兴的美术类型。虽然历史决定了社会主义艺术是人类艺术史上最辉煌的艺术，但它并不会自发地在艺术地平线上冉冉升起，其曲折发展呼唤着具有强烈使命意识和伟大实现意志的马克思主义艺术强者。只要一代一代的社会主义艺术家，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始终与人民大众保持血肉关联，始终对人类进步事业充满乐观主义的信念，始终对人类艺术一切优秀传统采取继承和革新的诚实态度，始终对列宁所展望的“真正新的伟大的共产主义艺术”充满着实现的创造意志，社会主义艺术就必定可以一步一步地向高层发展。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赋予古典名剧新的艺术生命
郭汉城
在我国浩如烟海的戏曲艺术遗产中，包括一大批古典剧目。这些古典剧目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已很难在舞台上窥其全貌，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第二届中国戏剧节上，江西省赣剧团演出了由黄文锡改编，刘安琪、孙蓓君导演，梅花奖获奖演员涂玲慧主演的赣剧青阳腔《荆钗记》，以其清新、凝练的艺术风貌，充分发挥戏曲艺术的表现手段，重新塑造了钱玉莲的形象。整个演出和谐优美，体现出编、导、音、美的完整综合，给人以美的享受，给首都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古典名剧加以改编整理，重新恢复其艺术生命，弘扬民族优秀文化，《荆钗记》的演出在这方面做出了成绩。这是件极有意义、可喜可贺的事情。
《荆钗记》是元代南戏流行于明代初年的作品。在南戏作品中，有不少“婚变”题材或与婚变有关的剧目，像：《王魁负桂英》、《赵贞女蔡二郎》、《荆钗记》、《拜月亭记》以及后来弋阳腔的《珍珠记》、汤显祖的《紫钗记》等，围绕“富易交，贵易妻”这个主题反复阐释、不断改调歌之，无论是对负心者的鞭挞或是对爱情忠贞的正面歌颂，在反映出人民顽强追求美好生活理想的同时，也都不能摆脱封建道德观念的束缚。今天搬演古典名剧，如何取其精华、剔其糟粕，使其与时代相沟通，以求古典名剧的内涵与现代意识的融合，这既是现代戏曲工作者们共同追求的目标，更是摆在他们面前一个现实的课题。赣剧《荆钗记》的成功就在于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用今人的眼光和审美取向观照古典名著，以真实的历史描写引起现实的审美共鸣，找到现实与历史的契合点，赋予古典剧目崭新的思想艺术风貌，而不是脱离历史任意褒贬，以致失去古典名剧深邃的生活意蕴。《荆钗记》保留了古典名剧的总体框架，对原著的一些重要关目如“逼嫁”、“雕窗”、“投江”、“见娘”作了加工改造，主要在挖掘剧本深层意蕴和深化人物内心世界上用力；还新创了“荐亡”、“舟会”二折戏。全剧不是简单地敷衍王十朋与钱玉莲夫妇悲欢离合、破镜重圆的故事，而是着力于通过描叙钱玉莲的爱情波折，塑造了一个心地高洁、善良真挚、顽强自重的古代妇女形象，把现代意识的渗透与传统美德融合一体，体现着对“义夫节妇”的封建教义和“富易交，贵易妻”的封建等级的价值观的否定。它既是古典的又是现代的，它引起今人的感情共鸣和产生的艺术魅力不是仅靠形式上的花样翻新，而首先是内容上作了高层次的深层开掘。
一部成功的戏曲作品，剧本是基础。但有了好的剧本还需要精湛的表演艺术和完美的舞台整体体现。要达到这个目的，导演便是舞台总体把握的关键。该剧导演在把握戏曲舞台审美规律的时候，很重视对戏曲艺术美学精神的追求。《荆钗记》舞台艺术所体现出来的创新意识，不是玩弄某种导演手法，或在“观念更新”的口号下搞新的概念化，比如用哲理意念代替艺术形象，把演员变成导演“主体意识”的若干消极符号。《荆》剧导演强调戏曲重意趣，讲神韵，情景交融，虚实相生，在再现中表现，把内部的体验转化为外部技巧的体现，把舞台的体现统一在艺术意境的追求上。“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例如“投江”一折，在原著中只是一个过场戏，赣剧《荆钗记》中的“投江”另辟蹊径，通过钱玉莲在投江路上，惊闻犬吠，露水沾衣，望月感叹，镜波照面及下水后的挣扎沉浮，运用身段、眼神、唱腔和高难度的水袖技巧，让观众看到了月夜荒郊一个悲痛欲绝的女子，死前对生的依恋、对爱情的真挚，曲折尽情，不由你不受感动，舞台上虽只有钱玉莲一个人物在表演，却把观众带到了无穷遐思的意境之中，任你品味，供你欣赏。
接下来的“荐亡”一折戏，钱玉莲投江遇救后在明月庵中带发修行，１０年后与王十朋再度相见，把已经平静的“池水”再一次搅乱。当钱玉莲认出荐亡者就是王十朋，是相见还是不见？钱玉莲心绪翻滚，在内心复杂矛盾激化面前，一大段“滚唱”，把她的内心世界由死后的懊悔、对王十朋深埋心中的情感、急欲相见的激动、到不愿争夺空有虚名而无情感的夫妻名分而毅然决定离去，再次把戏推向高潮，入情入理，感人肺腑。在整出戏中涂玲慧的表演非常吃重，但她演得动静有致，刚柔相济，感情真挚，淋漓尽致，密切结合人物心情的高难度水袖功夫更令人叫绝。继《送饭斩娥》之后，《荆钗记》的演出，可以看到她的表演艺术更趋向成熟。
《荆钗记》的演出获得了大家高度的评价，认为这是江西省赣剧团继１９８６年来京演出的《邯郸梦记》之后又一次成功的艺术实践。无怪乎有些同志提出对这一作品需要静下来作专门的研讨。我觉得应该看到在戏曲改革的道路上，该团的艺术走向，较好地处理了继承与革新二者的辩证关系。不妄自菲薄，不搞民族虚无主义，这种为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在实践中严肃认真踏踏实实的精神，更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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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艺动态
▲最近，在江苏省作协分会、《雨花》杂志社和昆山市文联联合举行的讨论会上，青年作家杨守松的报告文学新作《昆山之路》（发表于《雨花》一九九○年第十一期）得到好评。《昆山之路》较成功地刻画了改革的带头人、市长吴克铨的感人形象，突出了主人公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以及具有现代科学管理者意识的思想。
（苏宣）
▲《蓝旗兵巴图鲁》漫谈会日前在京举行。满族部队女作家庞天舒在今年《昆仑》第三期上发表的这篇小说，以清代历史上几次重大事件为背景，刻画了英勇善骑的满族将士，渗透了对满族历史、文化的思考。与会者由此引出了对当前满族文学的现状分析。
（边）
▲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第十一届学术讨论会最近在广西柳州召开。一百五十多人出席了会议。主题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澄清理论是非，反对文艺领域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分析和评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文艺思想。
（阳晓儒）
▲《文论月刊》和《长城》编辑部联合召开盖祝国的中篇小说《三个老病友》讨论会。与会代表认为该作是描写老干部的好作品，主题具有多义性，可在不同读者中产生不同的理解和共鸣，人物刻画生动，生活开掘较深，文笔简练。
（李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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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展群众文化工作漫议
张其华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向前发展的同时，群众文化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中国大地掀起了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潮。经济的发展像一股温馨的春风，吹绽了群众文化的百花。几年来，群众文化活动由文化部门独立办，转为文化部门主抓，全社会参与办；由文化部门关起门来办，转为走出大门在社会上办；由文化部门被动地受经济条件制约，转为主动参与经济活动，创造条件来办。开始活跃，初现繁荣的群众文化活动，使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得到一定的满足。
由于群众文化活动是一项参加者多、活动范围大、内容丰富多采、同群众日常生活工作联系紧密、影响广泛深远的社会性活动，所以在管理上也有很多困难。这样一些特点，决定了对群众文化活动必须加强管理，使其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下去。对群众文化进行引导，必须注意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坚持群众文化的社会主义方向，处理好群众文化的教育功能与娱乐功能的关系。群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性是明显的，因而也是不容忽视的。在改革开放的复杂情况下，在落后愚昧的习惯势力和传统观念尚未彻底清除的情况下，滋生的杂草不能不影响群众文化这株鲜花的健康生长。一些不健康、消极的东西很容易混杂到群众文化活动中。我们必须用健康、文明、积极的活动来占领群众文化的阵地，并寓教于乐，使群众在娱乐的同时得到教益。为此，需要用旗帜鲜明的健康的专业文化来导向，使群众文化活动在专业文化活动的直接引导下进行；需要精心组织一些群众文化活动来占领活动阵地，保证群众文化活动的主流呈现欢乐、祥和、文明的气氛；需要对那些倾向不好，内容不健康的文化活动进行整顿，尤其要严厉打击“制黄”、“贩黄”等活动。
二、坚持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群众文化活动只有坚持民族化、民间化、地方化，才会使群众喜闻乐见，被群众所接受，才会有生命。因此，群众文化活动必须认真地继承民族文化传统，不断地发掘整顿民族民间地方文化遗产的精华，同时使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放光彩，发展提高。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创新，在发展创新中给悠久的民族文化以新鲜的时代精神、现代意识。这样，群众文化才会有新的活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应该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和提高。
三、坚持一手抓“扫黄”，一手抓繁荣，处理好破与立的关系。“扫黄”活动是繁荣群众文化的基础和重要条件，繁荣群众文化是巩固“扫黄”成果的建设性措施。两者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统一的。必须树立常抓不懈的思想，努力把“扫黄”斗争引向深入，使“扫黄”活动既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打击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阴谋的重大斗争，又是发展群众文化，改善社会环境，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工作。
四、群众文化的发展必须坚持群众路线。群众文化活动既是面向全社会，就应努力使全社会都来参与。因此，群众文化活动必须依靠社会来办。广泛的群众性是社会主义文化的主要特征。群众路线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的重要途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不仅享有政治上、经济上的民主权利，同时也享有文化上的民主权利，推进文化领域的民主建设，就是要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在文化活动中的创造权和享用权。
发动社会有关方面甚至个人投资赞助群众文化活动，是社会办文化、群众办文化的重要内容。发展社会办文化必须掌握好分寸。要从实际出发，尊重参与者的意愿，不能生摊硬派，谁出力谁受益，让参与者享有一定的权利；负责统筹协调的部门和组织一定要认识为参与者服务；群众文化社会办，群众办，不仅活跃了群众文化活动，同时也将推进这些投资赞助者自身的文化建设。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１１亿中国人民的事业。只有人民群众真正参与文化的创造，真正享用文化建设的成果，社会主义文化才能繁荣。目前，方兴未艾的企业文化、农村文化、军营文化、校园文化、街市文化、家庭文化为群众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展示了非常美好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