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理论)
专栏:

  思想政治工作要讲政治
李卫
思想政治工作要讲政治,本来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一题中应有之义在前几年却被忽视、淡化、甚至抽掉了。结果,思想政治工作在实际中出现了一些简单化倾向。思想政治工作其本质特征就是思想与政治相结合。思想政治工作既要讲思想、又要讲政治。鉴于前几年的教训,当前需要突出讲一讲政治。
思想政治工作讲政治,主要是要讲:
党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直接为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服务,是一项具有鲜明党性的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并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真理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化为群众的实际行动。当前,面对国际复杂的政治形势和国内各种思想问题,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对干部、群众进行深入、广泛的社会主义教育,引导人们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满怀信心地把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推向前进。党性原则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原则。这一原则要求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既是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遵守的政治纪律,也是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的政治方向。
阶级性——思想政治工作是做人的工作,而人在一定历史时期是划分为不同的阶级、阶层的。因此,思想政治工作又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现阶段,剥削阶级虽然在我国大陆已经消灭,但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当前,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还有一定的市场,国际上“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还将长期存在,如果思想政治工作放弃阶级分析的方法,我们就无法在复杂的政治风云面前保持清醒的认识,就无法同“和平演变”进行坚决有力的斗争,也就不能坚持有效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
战斗性——思想政治工作本质上是战斗的、批判的。它要排除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遇到的阻力、干扰和破坏。它要反对和抵制一切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相抵触的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腐朽思想和小生产意识、习惯势力等。当然,思想政治工作的战斗性是以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为前提的。对于人民内部的各种思想问题必须坚持以正面教育、引导为主。但是,这决不意味着不要用正确的思想纠正错误的思想。实践证明,不用正确的思想克服错误的思想,错误的思想就会日益泛滥。
笔者在这里强调思想政治工作要讲政治,决不是主张恢复过去“左”的一套做法,也决不是反对思想政治工作还要讲传统、讲艺术、讲方法、讲利益、讲关心、讲感化等,只是为了强化一下一度被淡化了的政治问题,以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我党的政治优势。
        (作者为山西省化学纤维研究所党委副书记)


第5版(理论)
专栏:思想政治工作新探黄河杯征文

  形成继承与创新的良性机制
宋重冰 王相成
长时期以来,在思想政治工作继承与创新的问题上反复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当强调思想政治工作对传统的继承时,常常把创新视为“标新立异”,背离传统;当强调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时,又常常把继承视为“九斤老太”、“僵化、保守”。毋庸讳言,这种在继承与创新问题上存在的恶性循环现象,导致思想政治工作经常陷入时“左”时右、时冷时热的窘境。
思想政治工作之所以一直摆脱不了这种现象,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舆论宣传上习惯性的“矫枉过正”、“走极端”倾向,以及由此造成的人们习惯性的“一边倒”、“顺风推”的思维定势;二是人们对“传统”以及“继承传统”的认识有片面性。第一个原因已多有文章论及,笔者不再赘述。这里只就第二个原因略陈管见。
传统是什么?笔者赞同这样的观点:传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传统作为主客体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产物,总是一个不断扬弃、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的过程。每一种传统都是这样。如果不是动态的、发展变化的,那么这种传统早就停止了,也就无所谓“传统”了。比如,当我们提到思想政治工作传统的时侯,就不能仅仅局限于我们党初创时期如何如何,还要想到我们党在后来革命发展过程中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创造和形成的一系列正确的原则和成功的经验。无疑地,传统的动态性正是社会发展的动态性决定的。当然,我们说传统是动态的、发展变化的,并不是认为传统中后来的东西总是对原有的东西的一概排斥和否定,而是认为传统总是在不断继承过去阶段真正优良的东西的基础上发展和丰富起来,在这一点上我们同热衷于搞“改造”的人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如果我们否定了思想政治工作用马列主义启发人、教育人、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个本质和规律,也就无所谓思想政治工作了。
可是长期以来,人们在提到思想政治工作传统的时候,往往先把它凝固化,当成一成不变的东西,然后再放到现实中分析、对照、评价。如果感到它与现实吻合,在目前管用,就认为完美无缺,绝对肯定,讳言创新;如果感到它的某些内容与发展变化了的现实已经不太适应,就认为不合时宜,全盘否定,需要推倒重来。而没有认识到作为传统,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适应过去情况的某些具体内容和做法,不适合今天的情况是正常的;适合今天情况的某些具体内容和做法,不适合于将来也是正常的。
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再不能在思想政治工作的继承与创新问题上来回折腾了,应当尽快形成一种思想政治工作继承与创新的良性机制,努力使思想政治工作这门科学的运行与发展沿着科学的轨道前进。
形成继承与创新的良性机制,要求舆论导向、激励系统、心理环境和广大思想政治工作者形成这样的“共振”:
——认识思想政治工作是一个不断的继承和创新的动态体系,不断地继承优良传统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本质要求,不断地创造新经验、新方法也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本质要求;继承和创新有机地统一在思想政治工作的整个过程中。
——作为一个不断继承的过程,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和规律是永恒的,不会改变的,任何诋毁和否定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启发、教育、提高人的原则和规律,任何轻视和否定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是要坚决加以反对的。
——作为一个不断创新、不断充实、不断发展的过程,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是丰富而生动的,方式方法是灵活多样的,任何一种成功的经验对别人只是一种启示、一种借鉴,而不能成为一种“模式”、一种“标本”;要努力克服思想政治工作中“一刀切”现象。
——继承不是简单重复,而应当紧密结合发展变化了的情况;创新也不是另起炉灶,而应当在保持思想政治工作质的规定性的前提下进行。社会倡导继承,但反对僵化、教条;社会鼓励创新,但反对自由化、随意化。
——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强化继承和创新意识,具有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和心理品质,不唯书,不唯上,不唯“风”,忠于职守,勤于思考,勇于创新,使思想政治工作永葆活力。
(宋重冰为中共中央办公厅机关党委干部;王相成为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干部)


第5版(理论)
专栏:

  把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
周才耀
提出这个问题,是有感于某些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在去年春夏之交发生的那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中,犯了支持、参与动乱的严重错误。这些先进集体和个人(除极个别冒牌的以外),在以往的工作中确实是取得了这样或那样的成绩,他们所在单位的领导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也确实是下了不少的功夫的。但为什么又经不住严峻斗争的考验呢?确实有必要进行反思和探讨。
出现这种反常情况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恐怕是这些单位的党政领导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忽视了或没有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换句话说,这些单位虽然也抓了思想政治工作,但他们抓的往往是工作作风、业务思想、个人品质等一类问题(这无疑是必要的),而没有紧紧抓住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根本。
政治是灵魂,是生命线。政治方向对头,加上好的作风、好的技术,可以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很大的贡献;反之,方向错了,劲头越足,本事越大,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损害也可能会越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了。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实现四化宏伟目标,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任务。然而,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不是别的什么现代化。这是我们要时刻注意把握的方向。在我国,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国际反动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他们采取“和平演变”的战略,妄图使我国蜕变为资本主义国家。因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觉,防止在纷繁复杂的斗争面前迷失方向。我们在从事经济建设、坚持改革开放时,一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决不能一手硬,一手软。
可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赵紫阳同志忽视思想政治工作,放任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一些同志忘记了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着的阶级斗争,丢掉了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最基本的原则,不能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政治与其它工作的关系,以致在关键时刻经不起考验,自觉或不自觉地走偏了方向。这就充分说明,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多么的重要,思想政治工作不着力解决方向性问题会产生多么严重的后果!
当前,强化思想政治工作的“大气候”已经形成。我们在思想政治工作中,一定要联系现实斗争和思想实际,着力解决方向性问题。要使同志们懂得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极端重要性,明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的道理,从而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作者为湖南省直机关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副会长)


第5版(理论)
专栏:

  坚持虚实结合
张东成
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往往跟是否坚持虚实结合有着很大的关系。这里所谓虚,就是对事对问题不满足于就事论事,而要由表及里,从理性的高度去认识,去开导,使被教育者多懂得一些“为什么”,真正做到以理服人。所谓实,就是遇事、处理问题,要从实际出发,以事实为依据,不扩大,不缩小,不瞎说一气,不以势压人。
思想政治工作只有坚持虚实结合,以虚指导实,或者就实论虚,才能做到使人心服口服,心悦诚服。例如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在医院的核心问题是解决以医谋私的问题。这就既要注意职业道德教育的系统性,又要注意解决问题的针对性,前者是虚,后者是实,只有这二者紧密结合,才能使医院的思想政治教育入耳入脑,收到应有的成效。
政工干部和其他领导干部要做到虚实结合,首先本身要做到理论和实践统一,言行一致,遇事以身作则。再具体点说,就是要经常注意处理好公与私、主人和公仆、权利和义务、局部和整体、对上级负责和对群众负责等关系。特别是在一些“热点”问题上,如住房分配、奖金分配和其它福利待遇上,能否出以公心,思想境界是否高尚,非常重要。
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坚持虚实结合,这不仅是个思想认识问题,精神境界问题,也是个工作方式方法问题。虚实结合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我们在做思想政治工作时,既要反对只注意形式而忽视内容的形式主义,也要反对只顾内容而忽视形式的倾向,善于运用一定的形式为内容服务。
近几年,为了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结合我们四平市中心人民医院的实际,我们对方式方法进行了一些新的探索,概括起来主要是“一主两辅”的三条渠道和灵活多样的形式。所谓“一主两辅”的三条渠道,就是以正面灌输为主,以自我教育和电化教育为辅助。在虚实结合的前提下,由于我们在思想政治工作实际中,注意了内容和形式结合,充分发挥了多种形式的作用,医护人员和其他职工均反映较好,收到一定实效。(作者为吉林省四平市中心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


第5版(理论)
专栏:

  领导干部要读书、想问题
——王任重著《读书笔记》读后
范康
最近,先后听到三位同志说:读了王任重同志的《读书笔记》,感到很有收获,思想上得到不少启示。这都是一些担负一定领导责任的人,有这种反映,足可见作者出版这本书是合乎实际需要的,是能够在我们干部中间引起反响的。
王任重同志的这本书,是读《资治通鉴》的笔记。分两部分,有关唐太宗李世民的,作于1961年5、6月;有关汉纪的,作于1962年6、7月。当时作者正担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他抽公务繁忙的空隙,读史籍,写笔记,目的何在呢?在《我的一点说明》中,王任重同志说:“是为了帮助干部学习一点历史知识,总结‘大跃进’时期的经验教训。重点说的是反对主观主义、命令主义,提倡实事求是和发扬党内民主作风的问题。”原本在党内刊物《湖北通讯》上刊载,看到的人并不多。在“文化大革命”中,随着作者遭受劫难,这些用心良苦、富有教益的读书心得,突然被蒙上“美化帝王将相”的罪名,受到显赫一时的反革命文痞姚文元的大张挞伐。结果适得其反,知道王任重同志有本读书笔记的人越来越多了。想找来一读为快的大有人在。近年来,有些同志多次建议作者加以公开出版,一则是了结一桩历史公案,让世人再一次看看“文革”中的所谓“批判”是如何荒谬不经;一则是促使更多的干部比照历史,想一点事情,更好地改进思想和工作作风。作者同意了。在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一本装帧典雅的小书就献到了广大读者面前。
照我看来,各级领导干部读一读王任重同志的《读书笔记》,对于开阔思路是大有好处的。
暂且不论笔记的内容,先就读书这一点说说。我接触过一些在地方工作的同志,都说一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连看文件的时间都没有,更谈不上读书了。我听了不免心中一怔。做领导工作特别是负全面责任,不读点书怎么行呢?许多过来人都有这种体验:好些问题就事论事总是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如果从狭小的圈子里超脱出来,翻翻书,从一个更高的层次或者不同的角度去考虑,思想便会豁然开朗,点子也就源源而来了。当然,读书的目的不能是仅仅为了处理眼前急迫的事情,根本的意义在于它是领导干部加强全面修养,提高思想理论素质之所必需。有这样的认识,便会产生不可抑止的读书欲望,工作再忙也总能挤得出时间来。六十年代初期的王任重同志,肩负湖北省委书记的重任,又处在克服经济困难的紧张时期,其忙碌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然而他有读书的自觉性,千方百计挤出时间研读《资治通鉴》。自然,他不是为读书而读书,而是要鉴古知今,在“大跃进”的狂热中冷静下来之后,总结一些经验教训,使今后的工作少走弯路,多出成绩,为人民实实在在地办更多的事情。读书比不读书好。得法的读书比不得法的读书又要好。所以读书还要讲究方法。1962年7月9日,王任重同志在《读书笔记》之二的序言中写道:“我一直在提倡这种又读又想的学习方法,我以为这是一种好方法。读,好比吃饭;想,好比消化。不读书,等于不吃饭;只读不想,等于吃小米、拉小米。人的身体缺乏营养就会害浮肿病、干瘦病,人的精神缺乏营养同样会害干瘦病的。我们有些同志成天忙于实际工作,舍不得拿出一些时间来学习。我认为这种观点和作风是不好的。”这里讲了读书的重要性,也讲了又读又想的方法的重要性。又读又想的学习方法,按照王任重同志自己的实践来说,还可以展开成为又读又想又写的方法。写,是把又读又想的心得、体会记录下来,整理成有条有理的见解。对自己而言,是认识深化的一个小结。如果贡献于公众,那是向大家交流思想。从领导工作而言,这又是向下级干部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种生动有效的方式,无疑地是一件大好事。
王任重同志在六十年代初选读《资治通鉴》,当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有所为而发的。1958年搞“大跃进”,全国上下一片欢腾。当时估计经济形势是好得不得了。很快问题便暴露出来了,而且越来越严重。任何一个关心国计民生的人都不能不思考此中的原委。何况处在一个重要领导岗位的王任重同志呢?他脑子里带了一大堆实际问题去涉猎唐汉历史,进行比较研究,以求得某些有助于认识和解决当前实践的结论。“大跃进”的错误主要原因在于指导思想上的“左”倾偏差。但是,不少干部中滋长的主观主义、命令主义、浮夸风,直接造成很多恶果。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读书笔记》主要从后一方面去提出和说明问题,是可以理解的。在今天的条件下,我们来回顾一下这段历史教训,未尝没有一点现实意义。
还是从领导干部的视角来说吧。我认为,王任重同志在《读书笔记》中提出的不少观点,至今仍然发人深省,值得各级领导干部主要是县以上领导干部认真思考。
领导者善于自处是第一要紧的事。通常都是开头比较谦虚谨慎,有了一些成就,便逐渐骄傲起来,不能正确估计自己,最后不免要犯错误。唐贞观十一年,魏征有鉴于唐太宗李世民求善上进之心比以前差了,上书劝戒曰:“陛下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时,闻过必改少亏于曩日,谴罚积多,威怒微厉。乃知贵不期骄,富不期侈,非虚言也。”王任重同志读到这里,写了一则笔记:“‘贵不期骄’,一个人当了‘大官’就可能不知不觉地变得骄傲起来;‘富不期侈’,一个人有了钱就可能不由己地奢侈起来。我们有个别的老干部以功臣自居,骄傲自满、铺张浪费以至腐化堕落,应当引以为戒。”还有一次,李世民向给事中孔颖达询问《论语》中“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一段话的意思,孔趁机进言:“若位居尊极,炫耀聪明,以才陵人,饰非拒谏,则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王任重同志又就此评论:“领导者不要自以为是,盛气凌人。我们有些同志,走到群众里面,一见面就自己先说一大通,把群众想说的话都堵回去了,其结果是自己封锁自己。”又有一年,李世民同魏征讨论他的政声。魏以为不如过去。理由是在贞观初年唯恐下面不说话,鼓励进谏。中期对于正确的批评还乐于接受。现在可不同了,不主动听意见,有时勉强听了,却摆出一副难看的面孔。举了一些具体事例。李世民无可辩驳,最后只得说:“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对此,王任重同志感慨万端,写道:“要‘高价征求批评’,要鼓励、引导批评,才能使下情上达。压制批评,杜塞言路,就一定要犯错误。这几年的教训很深,应当切记。”在《读书笔记》之二中,作者还就汉文帝同臣下探讨治乱之道一事,发表看法说:“阿谀逢迎、歌功颂德、报喜不报忧,这是一种很坏的作风;形成这种作风的一个重要原因,又在于民主空气不够,更不必说那种‘纵欲恣暴、恶闻其过,震之以威、压之以重’的了。我们一方面要实行‘三不’,一方面要提倡‘五不怕’;而就一个领导者来说,首要的问题还在于要在自己周围树立民主空气,使人们敢于讲话、敢于提出和自己不同的意见。‘直谏’往往逆耳,要听下去。少数人提出一些过火意见,正是充分发扬民主的一个标志,倘若完全没有,倒不一定就是正常;因此也不要怕。”所有这些见解,联系历史和现实品味一下,难道不是很有意义的吗?
在工作上,一个领导者需要妥善处理的问题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王任重同志的《读书笔记》也有不少令人开窍的论述。目前通过干部制度改革,新旧交替、互相交流是经常的事。接任者如何对待前任者的举措呢?王任重同志就《汉纪》中“萧规曹随”的史事,作了一个充满辩证法的回答。他说:“一个人调到一个新的地区接替别人担负领导工作,万不可下车伊始,哇哩哇啦,不可否定一切,必须把原有的一切好政策、好办法继承下来,把不好的东西逐步加以改革,决不可为了显示自己而标新立异。当然,也不能因循守旧,苟且偷安,应革应兴之事还是必须做的,不然就成为现状维持派了。”领导干部怎样处理好自己同下级的关系,也是当前存在的一个问题。王任重同志在近30年前读史札记中提出的一些意见,至今还是发人深思的。比如:“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必须推心置腹,互相交心。欺诈权术是一丝一毫不能有的。”“领导者必须以平等态度待人,不能使人望而生畏。”等等。尤其是这一条:“上级要爱护下级的威信”,很令人深思。扶持下级成长是很不容易的。究竟这是领导者的主要职责之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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