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性选择
内容提要
●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曾经是热忱的民主主义战士。他们抛弃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既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不是屈从于任何压力，更不是追逐时髦。这是他们认真地思考近代中国的历史经验并对各种建国方案进行反复的比较之后所作出的理性的选择。 ● 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为什么在中国行不通呢？因为中国是一个受外国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帝国主义列强来到中国，不是为了把中国变成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为了掠夺中国来发展它自己的资本主义。而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既然要靠帝国主义的支持维持自己的统治，既然要以地主阶级作为自己的社会支柱，当然也就不可能对中间派提出的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主张作出让步。 ● 应当承认，由于缺乏经验，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中，也发生过若干缺点或偏差，但就历史的全局来说，中国在５０年代选择社会主义是客观上的需要，不是任何人按主观愿望设计的。如果当时的中国不搞社会主义而搞资本主义，搞来搞去，中国就会又搞成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附庸了。
社会主义，这是中国人民的胜利的旗帜。
中国的先进分子是在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遭到破产之后，才在中国大地上举起社会主义的旗帜的。
资本主义建国方案在中国的历史命运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中国的先进分子曾经主张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封建阶级的开明派林则徐就已经睁开眼睛看世界、注意了解西方的真实情形了。魏源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当时他们提倡的学习西方，主要是着眼于科学技术的领域。到了太平天国时期，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就不仅主张办工业、开矿藏、兴银行，而且主张“准富者请人雇工”，对穷人则“宜令作工以受值”，即发展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的生产关系。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则把向西方的学习，从经济领域推进到了政治领域，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更主张系统地学习西方的思想、理论。他认为，“民智者，富强之原”，“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他通过译介西方的学术名著，在中国宣传了唯物论的经验论、古典政治经济学原理和三权分立等社会政治思想。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则第一次在中国提出了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他说过，“予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他提出三民主义，是直接参照了欧美的经验的。这些事实表明，中国人学习西方，不仅十分热烈和十分虔诚，而且是逐步深入和相当全面的。他们也不只是学习，还付诸行动。为此，他们建立过团体，组织过政党，进行过长时间的不屈不挠的斗争。问题在于，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得很多，收效却甚少。太平天国被中外反动派联合绞杀了；戊戌变法犹如昙花一现，仅只一百天就宣告夭折；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起来的“民国”却是虚有其名。总之，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努力，无一不是以失败而告结束的。中国并没有由此变成一个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变成了一个贫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事实，不能不激起一些人对西方资本主义建国方案在中国的可行性的怀疑。还在１９１６年５月，李大钊就讲过：“代议政治虽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１９１７年８月，青年毛泽东也指出，东方思想固不切于实际生活，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这种怀疑论推动人们去探索救国的新路，为人们尔后接受社会主义准备了土壤。
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社会主义，是在１９１７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十月革命由于发生在情况同中国相同（封建压迫严重）和近似（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而对中国人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它证明，“物质文明不高，不足阻社会主义之进行”（彭璜语）。它确实使陷于彷徨和苦闷之中的中国人民产生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曾经是热忱的民主主义战士。他们抛弃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转向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既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不是屈从于任何压力，更不是追逐时髦。这是他们认真地思考近代中国的历史经验并对各种社会思潮、各种建国方案进行反复的比较之后所作出的理性的选择。
在中国率先举起科学社会主义旗帜的是李大钊。随后，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陈独秀也起而批判资本主义、宣传社会主义。五四爱国运动的左翼如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周恩来等也先后成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初期骨干。同盟会的著名会员、孙中山的战友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等也走上了这条道路。稍后，孙中山本人也讲了“中国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的话，并成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的朋友。他的忠实追随者宋庆龄、何香凝等更沿着这个方向前进，后来成了杰出的共产主义者。
这当然不是说，从此以后，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就没有人再提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也还是面临着三种可供选择的建国方案。一种方案是主要由国民党统治集团代表的，他们主张实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使中国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一种方案是由某些中间党派的领袖人物或中间人士代表的，他们主张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中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一种方案是由共产党代表的，他们主张建立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使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三种方案在中国人民的长时期的政治实践中受到了反复的检验。其结果是：第一种方案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它的代表者的统治也被推翻了；第二种方案不仅没有得到中国人民的赞同，就是原本持有这种主张的人，除极少数走向反动外，多数也在实际斗争中同共产党站在了一条战线，并且最终承认了共产党领导的正确；只有共产党的方案，逐步地赢得了全国人民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的真诚拥护。１９４８年，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新的政协会议、筹建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号召，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各民主党派和广大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就说明了这一点。
历史的事实表明，中国人民抛弃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走上以共产党为领导力量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具有必然性的。
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为什么在中国行不通呢？因为中国是一个受外国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帝国主义列强来到中国，不是为了把中国变成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为了掠夺中国来发展它自己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毛泽东语）
为了反对异常强大的敌人，中国革命需要有坚强的领导者。但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对外国垄断资本有相当的依赖性而不敢彻底反帝，由于同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密切而不敢彻底反封建，更不敢放手发动人民群众。如果说，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民主派虽然没有进行广泛的人民动员，还是举起了武装革命的旗帜；那么，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们连这点勇气也消失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声称，“改良道路是今天中产阶级要走的道路”。他们把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希望，寄托在反动统治阶级将会作出原则性让步的前提上。但事实上，中国的反动派既然要靠帝国主义者的支持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也就必然要为帝国主义势力深入中国敞开大门；既然要以地主阶级作为自己的社会支柱，当然也就不可能去进行反封建的土地改革。由于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极其狭隘，他们在政治上更是十分虚弱的。他们认定，不仅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制度，就是英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也是不能行之于中国的。他们根本不可能对中间派提出的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主张作出让步。比如，按照１９４６年的政协协议，中国将建立一种类似英国或法国的政治制度；同时，在地方自治的名义下，解放区将继续实行人民民主制度。采取这个办法，本来是有可能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一个机会的。但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很快就把这个协议撕毁，这个机会也就丧失了。这样，最后就只剩下一种可能的选择，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人民共和国，走向社会主义去。
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的必然选择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建国之初，由于实际的需要，党和政府已经开始采取某些社会主义的或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如没收官僚资本、发展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引导农民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等。不过，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占有重要的地位。１９４９年，资本主义工业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的６３．２％，私营商业在１９５０年占全国商业机构批发额的７６％、零售额的８５％。在农村中，小农经济更是一个汪洋大海。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完成以后，为了适应１９５３年开始的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这个根本任务的要求，党和政府才提出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系统改造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全面确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问题。因为：
第一，国营经济力量比较强大，它理应成为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主要基础。
由于旧中国的官僚资本是国家垄断资本，在没收官僚资本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一开始就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首先要依靠国营经济。事实上，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建设任务，主要地就是由国营经济来承担的。因此，就有必要相应地解决同社会主义经济争原料、争市场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
第二、资本主义经济极其弱小，它不可能成为国民经济起飞的基地。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大。民族资本中，绝大部分是金融资本和商业资本。民族工业资本１９４９年（按１９５２年的人民币计算）不过２０．０８亿元，而且主要投资于轻纺工业。雇工５００人以上的工厂只占资本主义工厂的０．１％，６９．７％的工厂工人不到１０人，７９．１％的工厂是工场手工业。富农经济尤其弱。富农一年平均只雇７８个劳动日的工；富农户年收入为１２９７元，每人平均只２０９元。资本主义农场基本上不存在。从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开始，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发展了七八十年，只搞成了这个样子。在这个基础上，沿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中国的经济是不可能迅速起飞的。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同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矛盾，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同社会主义经济的矛盾，由于资本主义企业内部工人和资本家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人们开始认识到，资本主义工商业不仅需要改组，而且需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改造为社会主义经济。
第三，为了给国家的工业化创造条件，个体农业也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土改以后，农业生产由于摆脱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而得到相当大的发展，同时又仍然受到个体经营的极大限制。首先，个体农户平均只有十来亩耕地，经营规模极度狭小。其次，生产工具严重不足。据典型调查，贫雇农每户平均只占有牲畜０．４７头，犁０．４１个。再次，资金极端缺乏。据典型调查，每个农户全年用于购买生产资料的支出平均是５２．３０元，其中用于购买生产工具的仅６．５０元。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农民要兴修农田水利设施、使用改良农具以至机器来耕作土地、实行分工制度发展多种经营等等，都有极大的困难，甚至几乎是不可能的。很多农户不仅不能进行扩大再生产，甚至连简单再生产都很难维持。以粮食产量为例，如果１９５２年为１００，１９５３年则为１０１．８，１９５４年为１０３．４，发展很缓慢。这说明，只靠个体农民在几亩地上拚命，没有多大出路。因为个体农民很难有大量的投入，而没有大量的投入，就不可能使生产条件有大的改变。所以，搞农业互助合作，确实是农村生产发展本身提出的要求。
应当承认，由于缺乏经验，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中，也发生过若干缺点或偏差（比如，一些原本可以保留的个体工商业也被“改造”掉了。１９５５年下半年以后，农业合作化的步子过快；等等）。但是，就历史的全局来说，中国在５０年代选择社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是客观上的需要，不是任何人按主观愿望设计的。
能不能设想，当时的中国不搞社会主义而搞资本主义呢？答复是否定的。理由是：
第一，由于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不能构成一个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独立以后的中国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工业就仍然不能摆脱对外国资本的依赖，中国就难免成为外国垄断资本的加工厂和廉价原料、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地。这样，我们的经济不仅不可能迅速发展，连已经赢得的政治独立也可能丧失，搞来搞去，中国就会又搞成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附庸了。
第二，资本主义经济得以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大量有人身自由、但丧失了任何生产资料的无产者的存在。这个条件的创设，意味着广大农民将要失去他们在土改中得到的胜利果实，大量手工业者也将走向破产，这是解放了的中国人民所不能同意的。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社会就会不稳定，建设事业也不可能顺利进行。
第三，资本主义经济得以充分发展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大量的货币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的积累。我们知道，西方资本主义时代是从１６世纪开始的，经过一二百年的发展，依靠残暴的殖民掠夺，依靠对农民的剥夺，到１８世纪下半叶才进入资本主义的确立时期；而在１８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以后，又经过２００年的发展，其经济才达到今天的水准。我们当然不能采取它们的那种办法，不能去强占殖民地，不能去捕掠和贩卖奴隶，不能去搞圈地运动，等等。这样，积累资本就只有靠加紧剥削工人和让小生产者自发分化这两种方法。这将是一个缓慢而且痛苦的过程。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这种办法是不可取的。
诚然，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能不能搞社会主义，这是长期以来就有严重争论的问题。第二国际的首领们就认为，俄国的生产力还没有达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并且以此作为评价俄国革命的唯一论点。对于这种责难，列宁在１９２３年所写的《论我国革命》一文中作出过总结性的答复。列宁指出，如果“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那么，“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因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不懂得这一点，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革命辩证法“一窍不通”，就是对马克思主义采取“迂腐到了极点”的态度。由此可见，认为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没有资格搞社会主义，是站不住脚的。
当然，由于我们是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度里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事业不能不遇到一系列特殊的困难，不能不经历长时期的、艰苦曲折的斗争。正因为这样，我们党确认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认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都必须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我们在处理面临的各种社会、经济、政治等问题时都必须使之带有同这个基本国情相适应的特点。
正确看待社会主义中国的四十年
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由此，我们的民族摆脱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而赢得了完全的独立，我们的国家结束了分裂割据、战乱频仍的局面而实现了真正的统一和安定，我们的人民从被奴役的境遇中解放出来而第一次成了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尽管我们的经济建设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废墟之上起步的，它仍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历史性成就。从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８９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２３．３倍。我们已经建成了一个独立的、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我们用世界上７％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上２２％的人口。我们的综合国力由弱变强、稳步上升。我国人民的生活也显著改善。这些基本的事实，有力地说明，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选对了。
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也犯过错误，但是，新中国的历史绝不是如某些人所说“只是一系列错误的延续”。在大部分的时间里，比如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时期等，工作基本上搞得比较好；就是遭遇挫折的时期，也并非一无是处。比如，我们根本否定“文革”，但那十年间也有不属于“文革”的成就（经济上有所发展，科技、外交等方面的工作有若干重大进展等）。
对于错误和挫折，也还是要进行具体的分析。第一，许多错误之所以发生，主要是由于我们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没有完全认识清楚，也是由于处在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其某些具体制度还不够完善，而并不是由于我们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第二，正因为如此，这些错误都是依靠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力量，由我们党自己领导人民来纠正的。第三，当这些错误被纠正之后，社会主义事业又大踏步地前进了，而且比以往要进展得更好、更快一些。这个事实，也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力。
有人问：既然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优越性，为什么西方国家的经济远比中国发达呢？为了答复这个问题，有必要注意以下几个事实：首先，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建设是在比西方国家落后几百年的基础上起步的。１９５０年，美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是中国的６２．３倍。要求中国在短时期消灭这种巨大差距，否则就说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这难道是实事求是的吗？其次，中国已经落后几百年了，而中国搞社会主义才４０年。这种落后，从根本上说，是封建主义束缚和帝国主义压迫的结果。要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对此负责，这难道是合理的吗？再次，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比起西方国家来，是丝毫不逊色的。比如，工业生产的年增长率，１９５１—１９８５年，世界平均为４．９％，发达国家为４．２％；中国从１９５１—１９８７年为１１．５％。当然，这种比较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因为这里也有若干不可比的因素。但是，中国搞社会主义之后，经济发展的速度不是放慢了，而是大大加快了，这难道不是铁一般的事实吗？
全世界一百六七十个国家，绝大多数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其中只有少数国家或地区，如西欧、北美国家和日本以及亚洲“四小”等，经济比较发达；其余多数国家，尤其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国家，仍然是相当贫弱的。就工业年平均增长率来说，１９５１—１９８５年，发展中国家为５．９％；１９５１—１９８７年，中国为１１．５％。就人民生活水平来说，世界银行１９８０年的报告指出，中国“过去３０年中最显著的成就，则是在生活需要方面使低收入群众比其他穷国同类人好得多”。这就是说，与起点较为接近的国家相比，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境况是比较好的。这个事实也说明，中国搞社会主义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有人问：既然社会主义有优越性，为什么搞资本主义的中国台湾，其人均国民收入大大高出中国大陆？这个情况能不能说明整个中国也应当走资本主义道路？为了答复这个问题，有必要弄清楚以下几个基本的事实：
第一，台湾的经济是在一种非常特殊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战后，国民党统治集团从日本手里接收了一批为发展现代经济所必备的基础设施和大小１２００多家企业。它逃离大陆时，又带走了大陆的大批资产。台湾现有１００家最大的集团企业中，有２１家是大陆资本，占资产总值的１／３弱。从１９４８年冬到１９４９年上海解放前夕，从上海等地运往台湾的国库黄金为２７０多万两，银元３５００多万元，珠宝、外币不计其数。它还得到了美国和日本资本的大力扶持。到１９８３年６月，西方给予的“援助”，贷款为１７０亿美元，加上外国私人投资，总计是２３０亿美元。在台湾这个只有３．６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投下这么密集的资金、设备和技术力量，其作用是可以想见的。而在９６０万平方公里的整个中国大陆要筹集到如此密集的资金、设备和技术力量，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第二，台湾的经济基本上是加工出口型经济。其特点是进口——加工装配——出口。由于自身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它对外国资本有相当大的依赖，所以很难把它看成是一种独立的资本主义经济。台湾报刊承认，这种“对外依存度偏高的出口加工经济，是一种相当脆弱的经济体系”。中国大陆有必要引进适度的外资，发展一些加工装配业，但是不可能也不应当把整个大陆经济变成台湾的类型。前面已经讲过，如果这样做，不仅经济不能起飞，连政治上的独立也难以维持了。
第三，台湾的经济既然按照资本主义的原则组织起来，它的收入分配就只能是极不公正的。台湾报刊指出，在台湾，“人口至多５０万的大资本家和权贵家族，控制了比例极大的财富，这些家族的平均财富全在１亿美元以上”。这种情况，难道是可以仿效的吗？
所以，台湾的例子，不能证明整个中国应当走资本主义道路。
总之，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生活都告诉我们，为了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我们的任务，是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通过改革，使长时期内遗留的问题逐步得到解决，使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完善起来，使它的优越性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以便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更快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全面进步。总结新中国４０年的经验，我们就是要坚持这么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