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经济专页)
专栏：
从实际出发搞好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
山西省省长 王森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山西的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基地建设和发展的过程是坚持从实际出发，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基地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是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胜利。
一、建设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是符合我国国情和山西省情的战略决
策。
１９８９年山西原煤产量达到２．７５亿吨，比１９７８年增长２倍多，煤炭产量已占到全国总产量的１／４，当年外调煤１．９９亿吨，占全国产煤省市净调出量的近８０％。煤炭和电力的开发，也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发展，促进了山西经济的振兴。实践证明，建设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的决策是正确的。当然，由于近几年煤炭价过低，煤炭开发带来环境污染、水资源破坏等问题，有人对建设能源重化工基地产生不同看法。对这些问题应该实事求是地作具体分析。首先，要从本质上看问题。煤炭是山西最大的资源优势。紧紧抓住煤炭优势，发展煤炭生产，是振兴山西经济的重要途径。煤炭生产发展中带来的问题应该重视和解决，但不能因噎废食，舍本逐末。其次，认识和处理问题，必须从全局出发。一方面，全国的经济发展了，才能有力量支持地方发展；另一方面，全国的发展要靠地方积极性的发挥和地方的发展。当然，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也可能发生矛盾。出现这种情况，局部必须服从全局。这也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因而，这几年我们坚持建设能源基地不动摇。同时，重视和解决煤炭资源开发带来的问题，努力处理好支援全国和兴晋富民的关系，使能源基地建设健康发展。
二、从实际出发，走出一条中国式的发展煤炭工业的路子。
确定建设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之后，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进行建设，走什么路子。过去几十年，由于受单一所有制思想的束缚，我国发展煤炭工业主要靠建设国营大中型煤矿。但是单靠发展大中型煤矿是无法适应国家建设对煤炭的需要的。我们面临的实际是，一方面，国家建设急需煤炭，但我们缺资金，建设大中型煤矿周期长，少则三五年，多则七八年，远水不解近渴；另一方面，山西煤炭资源分布广，全省８０％的县（区）地下有煤，老百姓有挖煤的传统和经验，实行联产承包后，农村也有余劳力，可以从事煤炭开发。这些，都为兴办乡镇煤矿，加快能源基地建设提供了条件。正是依据对这些客观实际情况分析研究，我们提出了走大中小并举，国家、集体一起上发展煤炭生产的路子。实践证明，这是一条投资省、见效快、效益好的路子。
到１９８９年，全省乡镇煤矿由１９８０年的３０００多个发展到６０００多个，煤炭产量由３０００万吨增加到１．１３亿吨，超过了国家在我省的统配煤矿的产量。现在，乡镇煤矿的产量已占到全省煤炭产量的４１％，成为山西煤炭工业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山西乡镇煤矿生产能力由３０００万吨扩展到１．１３亿吨，只用了国家几亿元贷款，主要是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和煤矿自身的积累。
乡镇煤矿在发展中一方面显示出它的优越性、生命力，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它的缺点、不足以及我们政策措施上不完善的地方。主要是矿点过多，井型太小，技术装备差，资源回收率低，安全状况不好。针对乡镇煤矿发展中的问题，我们实行开发与保护并重，搞活与管好同步的方针，对乡镇煤矿进行整顿。省政府成立了煤炭资源管理委员会，加强了对资源的统一管理。限制个人办矿，提倡联合办矿，狠抓了乡镇煤矿以安全生产为重点的改造、整顿、提高工作，一批乡镇煤矿的生产条件得到改善。
三、正确处理能源和其它产业的关系，促进全省经济的协调发展。
能源基地建设初期，由于当时全国能源供应紧张，急需山西多生产煤炭，所以我们在基地建设中把精力主要放在增加煤炭生产上。那几年，煤炭产量上得很快，但交通运输能力不足，农业基础薄弱，轻纺工业落后，日用消费品供应不足等矛盾日益尖锐起来。实践使我们认识到，作为一个省，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应有正确的产业政策，形成合理的地区经济结构。作为能源重化工基地，不能孤立地发展能源。首先，农业这个基础必须有相应的发展；第二，其他产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必须跟上；第三，科技、教育、文化事业必须协调发展；第四，人民生活水平必须有相应的提高。总之，能源基地建设要促进全省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要把支援全国同兴晋富民统一起来。
本着这样一个指导思想，从山西实际出发，在“七五”规划中我们提出了我省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注意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一是能源基地与农业基础的关系。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没有农业，能源基地就没有稳固的基础。我省农业基础薄弱，粮棉油不能自给。尤其是开展能源基地建设以来，来我省的外地建设队伍和采煤工人不断增加，使我省粮油供应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一度因细粮供应不上造成外地采煤工人回流而影响生产。为此，我们总结了经验教训，逐步理顺能源和农业的关系，大力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几年来，我们不断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引导各级政府把通过煤炭生产积累的资金，主要用于开发农业。一些重点产煤县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煤炭——农业经济，即以农业为基础、以煤炭为支柱，煤炭与农业互促、互补、协调稳定发展，具有山西特色的、符合产煤县经济特点的发展道路。经过努力，目前重煤轻农的倾向已经扭转，粮食产量日升，农业基础得到加强。二是煤炭生产与交通运输的关系。随着煤炭生产的发展，交通运输能力不足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全省煤炭一度大量积压，在一些山区，由于煤炭和农副产品运不出去，摆脱不了落后面貌，农民要求修路的呼声强烈。为此，在国家对山西铁路干线进行技术改造的同时，我们从１９８５年起，集中省内财力，把公路建设作为重点来抓，先后修成了１３条晋煤外运出省公路和一批县乡公路、矿区公路，全省公路交通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去年公路外运煤炭达到３０００多万吨。５条地方铁路建设也正在进行。晋煤外运能力不足的矛盾有所缓解。三是能源生产与日用消费品工业的关系。山西是重型经济结构，消费品工业薄弱，省内所需的日用消费品约有一半需要从省外调进。现在，大部分日用消费品价格已经放开，而煤炭和原材料产品大部分由国家定价，这就造成山西价值的双局流失，影响兴晋富民的步伐。为此，这几年我们逐步重视轻纺工业的发展，努力开展与兄弟省市的技术经济协作，加快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提高轻纺产品质量档次，增加花色品种，开发新产品，改善了全省经济结构。四是速度与效益的关系。山西重工业占的比重大，发展速度受资金、运输、原材料供应制约大，不可能太快。因此，我们经济发展上，坚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不和沿海省市攀比速度，而在提高经济效益上下功夫。在煤炭生产上，坚持以运定产、以销定产的方针，不盲目扩大产量。在考核各地、市各部门经济建设的成绩时，主要不是看发展速度快慢，而是看经济效益的高低。由于坚持这样一个指导思想，因此，这几年我省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平稳，没有大起大落，做到了持续稳定发展。
四、坚持调查研究，努力实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
这几年，我省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发展比较顺利，主要是我们每个大的经济决策和改革方案，都经过广泛调查研究，认真听取广大干部群众的意见，尽可能做到弄清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来龙去脉，弄清事物与周围其他事物的关系，从中引出正确的结论。
国务院确定把山西建设成为全国的能源重化工基地后，为了把基地建设综合规划编制好，使之符合山西的实际，成为指导基地建设的蓝图，省委、省政府邀请了省内外２００多个单位的１４００多人参加规划编制，他们当中既有领导干部和实际工作者，也有大批专家、教授。这支队伍用一年的时间，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山西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做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先后搜集了几百万个数据，基本摸清了情况，得出比较全面系统的结论。在此基础上，编制出行业规划和总体规划，并采用数量经济、技术经济和系统的程度现代科学方法及电子计算机等先进手段，编制了３０个不同类型和规划模型，对基地建设的不同方案进行模拟和评价，在定性研究的指导下，作出了科学的定量分析。规划草案出来后，进行了充分的论证。由于调查研究工作做得充分，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综合规划做到了立足于我省资源条件和经济现状，反映了能源建设在山西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示了基地建设的规律和发展前景，较好地体现了中央利益和地方利益的结合。
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引我们克服困难，做好工作，不断前进。以往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取得成绩靠的是实事求是，今后要把山西能源基地建设搞得更好，推进兴晋富民的伟大事业，还必须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第5版(经济专页)
专栏：
目前，我国离退休职工人数已相当于４个丹麦或５个挪威的全国人口，公元２０００年，我国将开始进入老年型社会。一个严峻而又无法回避的数据在呼唤国人注意——
中国：２２００万
吴光 哈晓斯 戴春华
我国将于２０００年开始进入老年型社会。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则已超前于全国成为老年型城市。
目前我国离退休职工人数已超过２２００万，相当于４个丹麦或５个挪威的全国人口。预测显示，１０年后，这一数字将接近４０００万；再过３０年，可能还会成倍增长。
１９８９年，全国离退休费用开支达３７５亿元，超过５个扬子３０万吨乙烯工程总投资或１５个北京亚运会的预算投资，接近同年国家财政收入的１／７。今后几十年，这笔费用将会几倍、十几倍地增长。
老龄化与老年保障，这一关系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的重大问题，将直接间接影响到还没有充分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的每一个中国人。
２２００万，现代中国发展中一个严峻而又无法回避的数据。
一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荣的传统美德。然而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旧中国，除邮电、海关、银行等官办企业和少数外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有一些零零星星的保险待遇外，几乎没有社会保险。
１９５１年，一部《劳动保险条例》的诞生，标志着新中国社会保险事业的开端。那时，全国退休职工仅有２万人。“文革”动乱中，全国总工会管理的企业职工退休费用统筹不幸夭折，养老金改由企业自行支付。这是养老由社会保险转向“企业保险”的一大退步。从此，退休职工迅猛增加的企业开始在养老问题的重荷下喘息，这样的企业实在难以胜数……
大连综合修配六厂，这家坐落在沙河口区一条狭窄胡同里的小厂，有９９名在职职工，而退休人员却多达４４５人，９９∶４４５。这家厂子，年利润不过２０来万元，而每年需支付的退休费用高达３７万元，１０年间共欠发退休费和各类补贴３４万元。尽管厂长走马灯似地先后换了１７任，可谁也没本事开出一剂救治这个企业的灵丹妙药。
不妨听听六厂退休女工丁力荣唠唠家常：俺１９８２年退的休。俺老头是大钢（大连钢铁厂）劳模，４７岁就得癌症没了。俺一人拉扯４个孩子。退休头一年，厂里每月还能给俺开３０块钱，第二年就只有２０来块了。就这点钱，还没个准儿。逢到开饷，俺心里就犯怵，生怕看到厂门口小黑板上“延期开饷”几个字。那时，一到开饷，厂长、书记都躲着不照面，你着急也没用。有好几次，老姐妹们合计每人凑３块钱上访，俺也掏了钱……
六厂穷在哪里？职工也在议论。
“咱们一人养活四五个人，谁能养活得起？”在职的职工说。
“厂子是咱们打下的江山，到底谁养活谁？”退休的职工说。
类似大连修配六厂的企业，全国有一大批！
进入８０年代后，建国初期参加工作的一大批老职工陆续进入退休年龄，新老企业之间退休费用负担畸轻畸重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在纺织、粮食、盐业、搬运等传统产业，退休费用相当于工资总额的５０％以上，个别企业甚至超过工资总额；而在电子、仪表、化工等新兴产业和新建企业，退休费用不到工资总额的５％，个别企业一个退休职工也没有。当时的办法是企业“自扫门前雪”，而每个企业门前的雪却厚薄悬殊。越来越多的企业感到难以承受了。
在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中，家庭承担着赡养老人的风险与全部责任；在社会化大生产形成的过程中，劳动力社会化的程度和风险的社会性越来越高，责任也就越来越多地要由社会共同承担。
……
１９８４年国家劳动人事部受国务院委托，在广东省东莞市、江门市和四川省自贡市开始试行企业职工退休费用社会统筹。
统筹，是国家按企业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从企业征集退休养老基金，经过通盘调剂，再按照企业实际需要的退休费用，返还给各个企业的社会养老管理办法。这是大数法则在社会保险中的具体运用。统筹使企业责任转化为社会责任，让社会来保障退休职工的生活。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奄奄一息的综合修配六厂也参加了大连市职工退休费用社会统筹。到１９８９年底，前后共受益３１万余元。今年头３个月，六厂缴纳的统筹基金为６４００元，而从社会保险管理机构调剂支付的实际退休费用接近８万元。企业负担大大缓解，并能按国家规定，为所有退休人员增加一个工资级差的退休费。六厂退休工人紧锁的眉头舒展了。那些过去常年上访的老太太，如今争先恐后地为养老保险作宣传，其中有几位还上了电视。去年冬天，厂里第一次给退休工人发了取暖费。那天，丁力荣和几个老姐妹流了泪：“感谢党！感谢政府办的养老保险！”
一面“社会保险，利国利民”的锦旗，由六厂退休工人送到大连市社会保险管理机构，至今悬挂在会议室里。六厂的今昔，是社会保险制度发挥保障作用，为企业复生增加活力的一个实例与缩影。
历经六个春秋，这项大有前途的事业在全国各地方兴未艾，并已初具雏形。
据劳动部提供的材料，目前全国国营企业已有５０００万在职职工、９００余万退休职工参加了退休费用社会统筹。社会保险管理部门年调剂、支付退休费用已达１００亿元；全国已有１０００多个市、县实行了集体企业职工退休费用社会统筹；全国１２００万劳动合同制职工也参加了养老保险；全国各级劳动部门已建立２７００多个社会保险管理机构，拥有社会保险专职干部２万多人。
二
１９８９年末，中国的经济在整顿中面对着严峻的形势：银根紧缩，市场疲软，工业生产速度下降，部分企业陷于停产半停产困境。
退休职工的生活怎么办？
丹东，中国最大的边境城市。年初经济发展速度、效益居全省第一，年底一跟头栽到倒数第一。
丹东丝绸四厂，从６月起就有部分车间停工待料，最多时全厂有８００多人停工回家，占职工总数１／３还多。停工要减工资，从厂领导起无一例外。幸亏参加了社会统筹，市社会保险部门拨来了３０万元，使１０００多退休工的退休费分文没少发。
以生产孔雀表著称的辽宁手表厂，在市统筹单位中历来是多交少收的大户，去年陷入窘境：流动资金，一个月至少要６００万“开门钱”，现在一分没有；全厂上万张嘴等饭吃，１至３月靠贷款才开出工资；从元旦起，全厂职工医药费一分没报……
没想到，社会保险管理部门找上门来，告诉他们，统筹基金可以缓交，退休费用市里照拨。这真是雪中送炭！
在国务院一次会议上，劳动部长汇报说：到目前为止，参加统筹的９００万离退休职工，不论是在退休职工多的企业，还是在停产半停产企业，都能按规定如数领到离退休费。
在经济产生波动时，社会保险表现了保障生活、稳定人心的功能。在不可抵御的自然灾害袭来时，同样如此。
在１９８８年发生于云南耿马、澜沧的地震中，２３０户参加退休费统筹的企业或轻或重都遭到破坏，４０００多名退休职工的生活立刻成了问题。是社会保险管理部门调剂的３８万元救了燃眉之急。
１９８９年盛夏，一场特大洪灾淹了浙江金华地区２００多家参加统筹的企业。社会保险管理部门对受灾企业减免统筹基金近２０万元，同时调剂退休费用近１０万元，帮助企业和退休职工渡过难关。这已是两年中的第二次了。
三
保险事业社会化，涉及企业和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再分配，必然会引起经济的、道德的、观念的种种冲突。
得到实惠的企业自然是连声说好。有的甚至因统筹项目少，还觉得“不解渴”。
另一些企业却看法不同了。有的因平添一笔负担而牢骚满腹，说是“杀富济贫”，“平均主义”，个别企业甚至拒交统筹金。
社会保险制度的不完善造成的难题也越来越突出。丹东市社会保险管理部门却对着统筹基金账面上的赤字发愁；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广州市，社会保险管理机构同样在慨叹“收钱难”。出路只有一条——要提高养老保险的社会化程度，由市、县统筹向省级统筹过渡。
立法也是一大问题。养老保险已重建６年，涉及全国市县总数的９３％还多，至今仍无一个符合现实需要的全国性法规。这也使社会化程度难以提高。
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社会保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有待解决的问题是多方面的：
要将社会保险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要建立完整的社会保险体系，在改革中产生的失业保险办法尚需完善，医疗、工伤保险的改革尚在尝试；
仅就养老保险而言，目前覆盖面也须扩大。２２００万离退休职工中，尚有一部分集体企业职工未参加，另有４６０多万机关事业职工仍是由国家包下来。
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国亿万农村老人的赡养问题，则是一个有待探索的更为广阔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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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黑龙江垦区目标：五十亿公斤商品粮
刘成果
为了缓解我国的粮食供需矛盾，黑龙江垦区确立了这样的建设目标：经过５至７年的努力，争取年粮豆总产量达到６７．５至７１．５亿公斤，提供商品粮５０亿公斤至５４亿公斤，即比垦区“七五”期间合同定购任务１３．７亿公斤新增商品粮３６．５至４０亿公斤。
我们有发展粮食生产的优势和潜力。
一是有资源潜力。除了２９１０万亩耕地外，还有可垦荒地１０９４万亩，以及林地、草地、苇塘等丰富的自然资源。垦区的水资源也极为丰富，为发展水田和水浇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二是有增产潜力。垦区现有的２４００万亩中低产田，只要适当增加投入，依靠科技进步，就可以大幅度提高单产。而且只要把玉米、水稻播种面积由目前的１１２万亩和６６万亩，分别扩大到５５０万亩和４５０万亩，同时达到规划设计的单产指标，每年就可增产粮食３５亿多公斤。
三是物质装备水平较高。垦区现有固定资产３９．５亿元，农机总动力２７０万千瓦，田间作业机械化程度９０％以上。已有现代化种子加工厂１３座，工厂化粮食处理中心７８座，农航站１座，拥有进口农用飞机８架。
四是科技力量强。总局有农垦科学院、管理局有科技推广中心、农场有推广站的体系，有一支１０．８万人的专业技术队伍。８年来垦区获国家、省、部级以上的科技成果奖１５６项。
五是有较丰富的利用外资进行农业开发的经验。１１年来垦区引进外资１．５６亿美元，其中２／３用于农业开发，同时在治理低湿地、三江平原小区综合开发等方面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
我们具体的工作思路是“四靠”：
——靠政策。坚持深化改革，稳定和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把“大农场”的优越性和“小农场”的积极性都发挥出来；坚持开放，继续积极稳妥地引进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积极推广与国内发达地区的横向联合；
——靠科技。坚持“科技兴农”的方针，坚定地依靠科技进步推动生产力发展，全面落实科技兴农的各项措施。要以改造低产田和提高单产为主，走内涵为主的道路；抓好推广应用和引进消化，同时强化科研，搞好技术储备；要办好各类教育事业，不断提高垦区劳动者的文化技术素质。
——靠投入。在积极争取国家必要的投入的同时，努力拓宽增加投入的渠道。要发扬北大荒人自力更生的光荣传统，通过企业和职工自筹增加农业投入。同时要搞好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
——靠北大荒精神。过去，我们靠“艰苦奋斗、勇于开拓”的北大荒精神，使垦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发展；今天同样要靠北大荒精神团结教育广大农垦干部、职工和家属，在“为建设５０亿公斤商品粮基地而奋斗”这个庄严的口号鼓舞下，努力拚搏。
（作者为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