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理论)
专栏：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笔谈
用科学的态度认识社会主义
余心言
社会主义的命运如何？全世界都有人在议论。有的有信心，有的悲观失望，有的已经给社会主义算了到哪一年必然灭亡的命，有的为此兴高采烈，有的忧心忡忡。这都是正常现象。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诞生以来，这种议论就没有停止过，自社会主义从一种科学发展为地球上现实的社会制度以来，这种议论更没有停止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有些西方的预言家就曾经断定我们维持不了两年，理由是解决不了这么多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这当然是个难题，过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就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然而４０年过去，中国的人口增加了一倍多，耕地还有所减少，中国人却吃得比过去饱些，也吃得比过去好些了。不过想要否定社会主义的议论并不因为这个那个问题的解决而减少。随着形势的变化，起伏是有的。当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风暴来临的时候，对社会主义攻击的调子相对要低一点；当资本主义进入暂时稳定和发展的阶段，对社会主义的攻击劲头更大一些。这都是意料之中的。我们作为社会主义的实践者，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是随着实践而逐步深化的。重要的是在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形成科学的认识，才不至于随风摇晃。
社会主义在实践中，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制度已经是实实在在的现实的存在，作为社会制度它已经诞生７０多年了。无论有些人怎么说它不该诞生，它总归是已经生出来了。无论什么人都不能闭着眼睛不看这个事实。一个社会制度在亿万人中存在那么长时间，总有它存在的根据，这不是轻易能够否定得了的。马克思主义说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但是从来没有说过这是个不该诞生的制度。相反，马克思主义正是从分析资本主义诞生的根据入手，来论证它自身发展的必然规律，论证它内部的矛盾运动及其必然趋势。
社会主义社会是工人阶级和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者起来共同掌握政权和生产资料的社会。它以此与过去一切剥削制度的社会相区别。要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不能不从这一点开始。
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被压迫、被剥削阶级总是不甘心受奴役，总是想起来反抗，推翻骑在自己头上的剥削者。剥削阶级则利用“天命”等各种方法来证明自己是不可能被推翻的。这个问题早已被古代劳动人民多次起义斗争解决了。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使那些暴君头上的王冠落地，打破了剥削阶级统治万古不变的神话。
但是，这些斗争解决不了劳动人民自己起来做主人的问题。当时生产力的水平决定了人类只能采用那样的生产关系。即使是最激进的革命，剥夺了大批剥夺者，结果还是要产生新的皇帝，新的地主。直到本世纪初鲁迅写《阿Ｑ正传》，阿Ｑ梦见革命党来了，自己也成了革命党，造反做了主人，原来的地主以及其他的帮工等人则跪在地上，听从他的摆布，实际上成了他的奴隶。在那个时候人们不可能想象人人都成为主人，而没有奴隶的情况。
资产阶级革命的划时代贡献在于它在新的生产力的基础上产生出一种新的生产关系，使劳动者在形式上取得了同剥削者平等的地位。双方成了买卖关系。一个愿买，一个愿卖，公平交易，岂不平等！但是一个有钱，掌握了生产资料，他们就有权购买别人的劳动力来为自己创造剩余价值。另一方则没有钱，他要劳动，要同生产资料相结合，就只有一条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供给资本家剥削。当然卖不卖有他的自由，但是如果不卖就只有饿死的自由。所以对于劳动者来说，这种自由同强迫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资本主义使生产的规模飞速地扩大了。生产的社会性使生产资料归全社会占有成为可能和必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伟大发现在人类历史上是不可磨灭的。实现这种转变的物质力量就是当代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社会的诞生证实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预见。尽管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幼稚的，不完善的，还带有许多弊病，然而毕竟在几千年的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由不受剥削和压迫的人民自己做主人的国家，而且居然存在了７０年之久。这个铁的事实证明了这样一种社会是可以出现的，可以存在的。这才真正是历史的新纪元。
但是这还不等于问题的最后解决。或者说，离问题的最后解决仍旧有相当长的距离。劳动人民自己掌握政权并且可以保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还不等于一定能够永远把人民自己的政权保持下去。人民已经作了主人也不等于就没有重新沦为奴隶的可能性。实践还没有提供这样的证据，还有待于我们努力。有两个方面的问题特别值得注意。一是社会主义是首先在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取得胜利的。这也是有道理的。因为这是受压迫最深的地方。带来的问题是：同资本主义大国相比，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过大。１９１３年俄国的工业产值大约只有美国的１／３０。旧中国更是几乎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现代工业，有的只是“一穷二白”，只是“东亚病夫”的称号。仅有的一点财产，几乎都以赔款等形式被帝国主义勒索干净，成了人家的原始积累。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不可能也采用对外掠夺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原始积累问题。靠别国的援助也不现实。只能靠自己勒紧裤带来搞社会主义建设。可是差距并不是短时间能够消除的。这当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过错。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至少有几十个国家其发展远不如社会主义各国。但是由于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社会主义国家更富裕，它们就有可能挟其财力来发挥其影响，社会主义国家中也必然会有一部分人产生羡慕、甚至追随资本主义的心情。特别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国际不等价交换对发展中国家掠夺了大量的超额利润，使它们有可能在国内实行某种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使国内的工人阶级分得若干好处，这就更增添了它的迷惑力，使一些人一时难以看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转而接受改良主义或者机会主义的政策，导致劳动人民重新丧失主人的地位。
另一个问题则在于社会主义自身是一种崭新的制度，劳动人民如何共同来做主人，如何共同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来发展社会生产，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探索，一些做法需要经过多次反复的试验才能逐步完善。在这个过程中矛盾是不可避免的，有些矛盾有时还可能发展得很尖锐。弄得不好就会被人作为可乘之机加以利用。
从历史的角度看，一个新制度的诞生，不可能没有激烈的斗争，不可能没有曲折和反复。资产阶级取代封建地主阶级的革命，就曾经经历过多次复辟，也犯过多次错误。但是历史的趋势终究是不可改变的。反复的较量，只能使新生的制度不断在斗争中吸取经验教训，使自己发展得更加完善，以至于最后站稳脚跟。
现在，实践中的社会主义提出了许多需要人们思索的问题。这正是我们进一步用科学的态度来加深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好机会。许多同志为此作了有益的努力。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同志来共同研究。只要我们的态度是科学的，我们的研究越是深入，我们也就可以越加坚定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
第7版(理论)
专栏：
文化书社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纪念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七十周年
郑士德
在风雨如磐的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创办了不少书店。其中，创办最早而经营时间最长的则是１９２０年９月９日毛泽东在长沙创办的文化书社。今天，我们纪念文化书社成立７０周年，学习毛泽东创办书社的革命实践，对于办好我国社会主义出版发行事业，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毛泽东在早期革命活动中，以马克思主义为“一面旗子”，实现民众的大联合。为此，他创办了文化书社，推广新文化，唤起民众的觉悟。１９２０年７月３１日，毛泽东在长沙《大公报》上发表《文化书社缘起》，指出：“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用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２５１页）经过紧张筹备，文化书社于９月９日在长沙潮宗街开业。最初发行的书刊有２００多种，报纸２种。其中，《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阶级争斗》、《科学社会主义》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读物，深受读者欢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机关刊物《新青年》杂志，每期发行２０００份，《劳动界》每期发行５０００份。毛泽东总结那时的发行情况说：各种新书报“均很畅销，社里总是供不应求。一面固因为本社资本太少不能向外埠大批买书，小批则随到随尽的缘故；一面也是社会对于新出版物的需要骤然迫切起来，受了新思潮的正面激刺和旧思想的反面激刺，一时感发兴起，尽力购读，实在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买书的人，自然以学界为多，但如《劳动界》等小册子销于劳动者间的也不少。”（同上，第２８３页）他还强调说：“大家晓得现时的急务，莫要于传播文化；而传播文化有效，则莫要于办‘文化书社式’的书社。如果经营得法，一个书社的效，何止抵几个学校的效。”（同上，第２８０页）１９２１年１月３日，新民学会会员在文化书社开会，讨论改造中国等问题。毛泽东说：“文化书社最经济有效，望大家设法推广。”（同上，第２８页）会议一致同意把“推广文化书社”列入改造中国的“基本事业”之一。１月１６日，新民学会继续开会，讨论“会友个人的进行计划”，出席２１人依次发言。毛泽东谈自己的进行计划说：“在长沙做的事，除教育外，拟注力于文化书社之充实与推广。”（同上，第３３页）何叔衡等人提议办印刷局。文化书社有此计划，因书社只是发行部门，还要组织一个印刷局及编译社，后因条件不具备，这个计划没有实现。
“庶使各种有价值之新出版物广布全省，人人有阅读之机会。”（同上，第２５２页）这是毛泽东为文化书社确定的宗旨。这个宗旨在毛泽东撰写的《文化书社组织大纲》、《文化书社社务报告》中多次提及。文化书社在售出的书籍中夹有《敬告买这本书的先生》信。信中说：“我们社里所销的东西，曾经严格的选择过，尽是较有价值的新出版物（思想陈旧的都不要）……我们的目的——湖南人个个像先生一样思想得了进步，因而产生一种新文化。我们的方法——至诚恳切的做介绍新书报的工作，务使新书报普播湖南省。”（同上，第２７７页）１９１９年毛泽东主编《新湖南》周刊时提出：“什么都可以牺牲，惟宗旨绝对不能牺牲。”（《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第３９页）他创办文化书社也坚持了这一信条。当年，书社的经济条件相当困难，开业后的几个月，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书社五名职员，都没有拿书社的工资。不论经济如何困难，他们决不牺牲自己的宗旨去推销那些可以带来巨额利润的庸俗下流读物或黄色读物。文化书社的崇高宗旨和目的、方法，在７０年后的今天，仍然是我们社会主义出版发行部门应该学习、继承和发扬光大的。
当年，为实现文化书社的宗旨，毛泽东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发展书社事业。文化书社的社员多数是追求进步的新民学会会员，后来有不少人成了共产党员。经毛泽东多方联络，有些上层人物如长沙县长姜济寰、长沙商会会长左益斋等，社会知名人士如第一师范校长易培基、周南女校校长朱剑凡等，也慷慨投资成为书社社员。１９２６年，湖南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谭延闿为标榜“民主自由”，也向书社投资４００元毫洋。这些人士投资，在经济上支持了书社发展，在政治上扩大了书社的社会影响，为推广新文化，增加了助力，减少了阻力。可以说，这是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早期实践，而且是非常成功的实践。
推广新文化，光靠一个书社的力量是有限的。毛泽东很注重发行网的建设。他联合各地有识之士先后在平江等９个县建立了文化书社分社，还在长沙的７所学校建立了书报贩卖部。建党以后，各地的党团组织都协助文化书社发行书报。从这里我们得到启示，发行工作不仅是宣传文化工作、商业工作，也是一项组织工作，只有把各种发行力量组织好，才能书畅其流。
在毛泽东的帮助教育下，书社工作人员都具有较高的觉悟和坚定的革命意志。１９２７年５月２１日，国民党右派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文化书社被捣毁，各分社也相继被毁。第二任书社经理李庠被反动军警逮捕，敌人用烧红的烙铁烙他，逼他供出中共临时省委的机密。他正义凛然，光荣牺牲。同他一起被捕的书社职员冯福生，受尽酷刑，后来越狱成功，继续为党工作。毛泽东的三弟毛泽覃也在书社工作。他和书社另几位职员许文亮、刘大身等，后来都到了中央苏区，先后在几次反围剿战争中牺牲。
毛泽东这样重视文化书社的作用，就是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五四”以后的新文化，除了民主、科学的启蒙，还增加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要革命，需要革命的学说；要反帝，需要反帝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正是这样的学说和武器。今天，我们纪念文化书社７０周年，就是要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事业，向广大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
第7版(理论)
专栏：
《新疆日报》重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宣传
《新疆日报》在社会主义教育过程中，结合本地特点，在该报“求是”专刊开辟了“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的专栏，发表了不少重要文章，还设立了“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答问录”，就民族团结中的一些问题，如“民族团结为什么是稳定大局的关键”、“民族分裂主义有哪些主要表现”等问题进行论述。
刘宾的文章《评“历史文化共同体论”》指出，某些文章完全抛开对文化社会性和具体性的分析，否定人的社会本质，纯粹以文化形态的分类为依据，主张所谓的超历史、超现实、超社会的“历史文化共同体”，反映出一种“文化分离主义”和“政治分裂主义”的倾向。阿不都秀库尔·吐尔迪和林声的文章《怎样理解民族平等》指出，所谓民族平等，就是说民族不分大小、贫富、强弱、肤色等，都在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等方面处于同等的社会地位，享有同等的社会权利。除此，给民族平等再附加任何内容或条件，都是不对的。民族平等的前提或者基础是消灭私有制，确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以此标准来检验我国现在的民族关系，可以完全肯定地说，我国各兄弟民族不分大小都是平等的。
杨发仁的文章《民族分裂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反动》，分析了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在新疆和祖国的关系上，打着“东突厥斯坦”的旗帜，制造民族分裂，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刘志霄的文章《统一、团结、进步——论我国历史的逻辑走向》，分别就统一、团结、进步这三个在我国历史长河中居主导地位的逻辑走向进行了分析，指出这个逻辑走向所反映的，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历史过程和历史事实，也是我们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强大内聚力和推动力。艾则孜·玉素甫的文章《借民族自决之名，行民族分裂之实》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自决的含义和历史意义，指出民族自决和民族自决权主要是解决帝国主义时代被压迫民族的政治独立问题，至于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内部有无民族自决问题，是由该国内部的民族关系决定的。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由于铲除了产生民族压迫的根源——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了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则不存在民族自决的问题。文章指出，马克思主义主张的民族自决与民族分裂是根本不同的。任何民族分裂活动，都是无产阶级和其他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革命的破坏因素，都是为国内外剥削阶级、压迫民族效劳的。 （曹孔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