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深切怀念李天佑同志
伍修权 孙毅 刘海清
忠贞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军杰出的军事指挥员和优秀的领导干部李天佑同志，离开我们２０周年了。
天佑同志为党为人民的事业英勇战斗、忘我工作４０多个春秋，积劳成疾，１９７０年９月２７日，年仅５６岁就过早地去世。我们痛惜他的早逝，又永远铭记他为革命作出的贡献和他的优秀品质。
奋斗一生 无私奉献
天佑同志在战争年代负伤多次，并患有慢性肾炎和其它疾病，５０年代医生就建议他离职休息并抓紧治疗。他不仅对家人隐瞒自己的病情，也从不让同志们向军委、总部的领导报告。当时他代理广州军区司令员，正忙于加强部队正规化训练和海防、边防建设，随时准备迎击敢于来犯的敌人。他克尽职守，照常跋山涉水，察看地形海情和巡视部队。他跑遍了从闽粤交界到中越边境的千里海防线，视察了华南沿海的大小岛屿，在两广许多高山峻岭留下了他的足迹。１９６２年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时，罗瑞卿总长指示他每年外出休养一次，他也因丢不下工作而没有照办。“文革”开始后，总参谋部的主要任务如国土防卫、战备工作和军事援外等等，都分工天佑同志来管。当时美国扩大侵越战争，不断派军舰飞机侵犯我领空领海，台湾当局经常叫嚷“反攻大陆”，北方邻国也重兵压境；而“文革”动乱又把国内闹得地覆天翻。天佑同志时刻注视着境外的动向，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具体组织落实战备工作和援越抗美斗争任务，还要按照中央的指示，安排部队去“支左”和制止武斗，他自己也多次受周恩来总理的派遣，到外地去制止造反派闹事。他执行这些任务，都是在众多的干扰中进行，工作的繁重和困难都是空前的。在总参机关内部，有时这位部长被造反派包围了，他要去解围；那位部长被造反派揪走了，他要到火车站去制止。为保持党委领导和机关的稳定，保证总参正常的工作秩序，天佑同志东奔西走，呕心沥血，废寝忘食，每天都要忙碌到深夜，有时通宵达旦，夜以继日。同志们见他身心交瘁、疲劳不堪，劝他在家里办公，他说：“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不能离开机关。”每天吸吸氧气坚持上班，深夜入睡后还常被叫醒。他内心的痛苦不可言状，但他表示：“现在搞得许多同志不能工作，我只要还能工作一天，就要尽力多做工作。”他经常以文天祥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来自勉。直到１９６９年秋天病情危重，他才离职治病，但为时过晚，医治无效。大家都说，如果没有“文革”的动乱，天佑同志能早一些抓紧治病，他肯定还能为党为国家工作多年。
天佑同志出身于广西临桂县一个贫农家庭。他１４岁就被迫到桂系部队李明瑞部下当兵。在南宁教导总队，他受到张云逸等共产党人的教育，于１９２９年１０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１２月，他参加了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等同志领导的百色起义，从此开始了他为共产主义事业艰苦奋斗的戎马生涯。
天佑同志在战场上表现无比英勇。他１６岁当红七军特务连连长，一手执钢刀，一手举驳壳枪，带头冲锋陷阵，专打硬仗恶仗，被称为“小老虎连长”。他１８岁在中央苏区当团长。在东征福建中，他率领全团歼灭了号称“铁军”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六十二师三六六团，开创了红军一个团在运动中歼敌一个团的纪录，受到彭德怀军团长的称赞，并荣获红星奖章。１９３４年１月，２０岁的李天佑升任红五师师长。在第五次反“围剿”的一次战斗中，他指挥部队打退敌人在飞机大炮配合下的数十次冲击，坚守阵地三昼夜。长征中突击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时，天佑同志奉命带两个团在广西灌阳新圩阻击桂系两个师的部队，从左翼掩护中央机关渡过湘江。天佑同志沉着机智，指挥若定，每天要打退敌人几十次冲锋，苦战３天３夜，完成了任务。抗日战争初期，担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六团团长的天佑同志，在举世震惊的平型关战斗中，带领两个营参加主攻。他指挥部队打下日军占领的老爷庙制高点，多次粉碎日军的反扑，为迅速取得战斗胜利创造了条件。
天佑同志身经百战，身先士卒。１９３２年打赣州，他带领突击队在敌人枪林弹雨中抢登城墙，身上连中三弹，血流如注，失去知觉。同志们把他当烈士抢出阵地。
指挥攻坚 迭克名城
天佑同志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又能刻苦学习军事理论。抗战时期，他曾经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解放后又在刘伯承元帅主持的南京军事学院读书，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天佑同志勤于思考，注意不断提高自己的军事素质和指挥艺术。
１９４７年，我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队开始了战略反攻。怎样打好攻坚战，夺取国民党坚固设防的大中城市，是一个新课题。当年６月，东北我军发动夏季攻势，天佑同志作为第一纵队司令员同政委万毅同志一道，奉命指挥两个纵队加一个师和配属炮兵攻打四平。这次攻坚战打得不顺利，歼灭了大量敌人，攻占城区６０％，最后因敌人援兵逼近，不得不撤出战斗。对这次不成功的战斗，天佑同志主动承担责任，又多次深入基层，征求广大干部战士的意见。他亲自主持，总结出一套攻坚战术。在集中群众智慧的基础上，他提出要克服轻敌急躁的思想，认真摸清敌情，既要看到城市守敌的困难，又要看到其有利条件。要集中优势兵力，做好攻击准备。总攻开始的时间，应以攻击准备的成熟程度来决定。攻城的主要突击方向，至少要有两个以上。突破后要实施穿插分割，一个营打一条街。他还对攻坚战中的步炮协同、突击队的组织、纵深爆破等，都作了具体总结和研究。四平没有打下，林彪不公正地把大部分责任推到天佑同志头上，但对天佑同志总结的经验却很重视。林彪提出的“四组一队”和“四快一慢”，其实就是天佑同志和部队同志总结出来的。东北各部队推广这些攻坚战术，迅速提高了攻坚作战的能力。１９４８年３月，天佑同志和万毅同志再次受命指挥３个纵队攻打四平。总攻发起后仅半个小时，主攻部队就突入四平城内，激战２３个小时，国民党守军近两万人全部就歼，四平城永远回到了人民手中。
此后，天佑同志成为组织指挥攻坚的名将，第一纵队成为攻坚劲旅，有攻必克，无坚不摧。１９４８年秋辽沈战役初期，第一纵队被作为攻打锦州的总预备队。在辽西歼灭廖耀湘兵团之后，第一纵队又挥师向沈阳急进，天佑同志指挥突击部队迅速突破敌前沿，直捣铁西工业区，并勇猛地向纵深发展，占领了国民党“东北剿总”大楼。沈阳守敌当即瓦解，沈阳宣告解放。
在平津战役中，第一纵队改编为第三十八军，天佑同志任军长，担负了攻取天津的任务。我天津前线指挥部根据地形和敌情，拟定了东西对进、拦腰截断的作战方案，在城东和城西分别以两个军实施主要突击，预定在金汤桥会师，指定天佑同志和梁必业政委统一指挥三十八、三十九两个军加上一个师，由西向东进攻。１９４９年１月１４日战斗打响，天佑同志指挥城西部队先攻到金汤桥，并活捉了守敌司令陈长捷。战斗仅进行２９个小时，国民党自诩为“固若金汤”的天津市迅即解放。
肃清匪患 保卫边疆
１９４９年底广西解放。天佑同志在北京参加了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和开国大典之后，出任第十三兵团副司令员兼广西军区副司令员。
由于桂系军阀的长期统治和白崇禧溃逃前的精心布置，解放后广西全境匪患严重。１９５０年上半年，我驻广西部队虽歼灭了近１０万名土匪，但匪势仍然十分猖獗，且有发展之势。毛泽东主席一再来电督促。天佑同志针对前一阶段剿匪工作存在的问题，明确提出对捉到的罪大恶极的匪首要坚决镇压，对民间的枪支要彻底收缴，并要深入发动群众。他根据毛主席“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思想，提出从桂西北和一些边沿城镇抽出部队，加强桂东桂南的兵力，实行“重点进剿”。天佑同志的主张，得到了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同志和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陶铸同志的支持。广西省委、军区以天佑同志的建议为基础，作出了新的剿匪决定和计划，重新调整了兵力。１９５０年１２月，天佑同志率领前方指挥所到剿匪重点大瑶山地区指挥会剿。他根据瑶山周围的地理条件和土匪分散隐蔽、四处流窜等特点，对兵力采取两线配备。第二线部队承担封路封江，组成千里包围圈；第一线部队在包围圈内进行驻剿和搜剿。把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结合起来，把剿匪和开展反霸斗争发动群众结合起来，组成了军民围剿土匪的天罗地网。天佑同志还深入山区前线，指挥部队以集中对集中，以分散对分散，机动灵活地与土匪作战。使土匪既无藏身之处，又无逃脱之路。经过５０天艰苦奋战，大瑶山周围１０多个县的土匪全部就歼，从根本上扭转了广西剿匪斗争的局面。从１９５１年初到５月底，共消灭土匪近３０万人，基本上肃清了股匪。毛主席两次致电嘉奖。天佑同志升任广西军区司令员。天佑同志指挥剿匪的动人事迹，得到广西各族人民热烈称赞，至今不能忘怀。
１９５７年底，从南京军事学院毕业的李天佑，就任广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１９５８年任代司令员。１９６２年秋升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直到病逝。在这十多年间，天佑同志为贯彻中央军委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在加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方面，提出许多正确建议，做了大量工作。他在广州工作时，林彪曾提出华南沿海不要搞什么防御设施，把敌人放进来打。天佑同志则认为：现在我们已建立全国政权，不同于内战时期，对来犯之敌，既要坚持在运动中消灭它，又不能轻易放它进来，祖国的一寸土地也不能随意让给敌人。他主持制订的御敌作战方案，符合毛泽东军事思想，受到罗瑞卿总长的赞赏。南海中的西沙群岛，历史上向无居民，解放后我国也未派兵驻守。天佑同志得悉南越反动当局阴谋派兵侵占西沙某些岛屿，便立即报告中央，同时命令部队协同武装民兵到岛上驻守。他这一果断措施，维护了祖国的领土主权，受到周恩来总理的表扬。担任副总参谋长后，天佑同志从我国的战略全局出发，提出调整全国兵力部署，建立和加强战略预备队的建议，被中央采纳，并逐步付诸实施。这些都体现了他远大的战略眼光。事实证明，天佑同志从任红军战士、初级指挥员到解放军高级指挥员，他没有辜负党的培养和信任，从战术、战役指挥，直到参与国家战略决策，他都有出色的贡献。天佑同志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和中央的战略方针，做到了认真学习、坚决贯彻；又能结合实际，随着客观情况的发展变化，及时提出相应对策，并在许多方面发挥他的创造性。
实事求是 光明磊落
天佑同志既有精深的军事素养，又有高尚的政治品德。他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仗义执言，光明磊落、公道正派。他的优秀品质，平时即为同志们所称道。在“文革”中复杂混乱的情况下，人们看得更加清楚。看到一些好同志在“文革”中无端受冲击，天佑同志内心极感困惑和痛苦。总参内部分工，他不主管运动，但作为总参党委副书记，他多次挺身而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想尽办法减少损失。“文革”开始不久，总参所属某学院造反派给学院院长、政委戴上“修正主义分子”帽子，多次围攻天佑同志逼他表态，天佑同志坚持严正立场，同造反派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始终未退让一步。他在总参党委会上提出，凡要批判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经过党委批准；凡没有分清矛盾性质的，先按内部矛盾处理；查清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再按什么性质处理。有一位部长曾做地下工作多年，有些人怀疑他历史有问题，要打倒他，天佑同志坚持先调查清楚再说；另一位部长家庭出身有些问题，也有人要揪他出来，天佑同志坚持要把家庭问题同本人分开。他反对仅凭一封群众来信，或敌伪档案的一句话，就把干部打倒。他这样做，使不少老干部免受冲击。对有些受审查的干部，天佑同志也严格要求按政策办事，不准武斗和虐待。许多老干部至今还感激天佑同志的保护。正因为这样，１９６６年冬天某些军事院校的造反派声称“李天佑执行资产阶级路线”，把大标语贴到天安门广场。有人攻击天佑同志是压制文化大革命的“消防队长”。他听后坦然地说：“这个称号不错嘛！保护干部群众生命和国家财产的安全，有什么不好！”
由于有多年的上下级关系，天佑同志对林彪、黄永胜等人自有看法。尽管这些人飞黄腾达，除工作关系外，天佑同志和他们从没有不必要和不正常的来往。早在１９６５年夏天，林彪怀着结帮拉派、篡党夺权的目的，找天佑同志到家里谈话，要天佑同志“经常同我通气！”接着在总参会议上，罗瑞卿同志问天佑同志林彪找他有何吩咐？天佑同志襟怀坦白，把林彪的话当众和盘托出。林彪感到李天佑不听话，１９６７年就策划把他调出总参，让一位新调来的副总长逐步接替天佑同志的工作。１９６９年１０月，黄永胜等人在下达所谓“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前召集会议，大讲“防止敌人突然袭击”，要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天佑同志抱病到会，他根据自己对战争规律和国际形势的认识以及情况的了解，感到这样做脱离实际，必然会引起各方面的震动，给全军带来混乱，当即在会上表示不赞成这样做。他的意见当然得不到黄永胜等人的理睬。“第一个号令”下达后，总参机关也进入“紧急状态”。天佑同志气愤地对身边的同志说：“咱们都被人家骗了！”１９７０年９月上旬，天佑同志病危，在医院中听到中央关于批判林彪同伙陈伯达的决定，他表示坚决拥护。
克己奉公 关心群众
天佑同志献身革命４０年，在战争时期为革命出生入死，别无所求；到和平时期虽身居高位，仍然坚持与群众同甘共苦，克己奉公，廉洁自守。他一生甘于粗茶淡饭，不讲究吃喝玩乐，不追求生活享受，同豪华奢侈无缘。５０年代他带领广州军区机关干部到各处看地形，带头不住高级招待所，不接受请客吃饭，自己也不吃好饭菜。同志们看着他身体虚弱，给他杀个鸡他也要制止。他到万山群岛视察，连一些只有几名战士的小岛也爬上去看望。战士们感动地说：“想不到在这荒岛上还能看到了我们的上将！”他发现岛上的战士床铺很潮湿，立即指示后勤部门给战士发毛毡毯。他看到岛上战士文化生活单调，又指示政治机关组织文艺小分队上岛巡回演出。广州军区的“海上文化工作队”就是由此办起来的。机关干部说：“随李代司令员外出，一没有好吃好喝，二不逛古迹名胜，三不能带回好东西，但却能学到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凡同天佑同志接触过的干部，都感到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不摆架子，不发脾气，能倾心听取下边意见，关心群众疾苦，始终不改劳动人民艰苦朴素的本色。
１９６２年调到北京，分配给他的住房比较老旧，总参管理部门要给他整修。他说：“住着很好，不用修！”分配给他的吉姆车，已跑了１０多万公里，不时在中途抛锚，驾驶员要求换新的。天佑同志说：“给什么车就坐什么车，有毛病就修一修！”管理部门负责同志对天佑同志的家属和身边的干部说：“李副总长身体不好，需要什么你们就直接找我们，我们可以格外照顾。”天佑同志知道后说：“不经我的许可，谁也不准向管理部门要这要那！”他自己严格按规定标准办事，从不提额外要求，后来总参领导调整住房，也要给他换房子。他去看过后推辞说：“我住的不错了，这院子大，房间多，给别的同志住吧。”当他病重时，有关部门请一些老中医来会诊，事后请中医吃饭，他坚持要自己掏钱。病危时，他对医务人员说：“我不行了，不要给我用贵重的药，浪费国家财富。”周围的同志都说，天佑同志每时每刻不忘党和人民的利益，不愧为忠贞的共产主义战士，优秀的无产阶级将军。
当２０年前天佑同志逝世时，被林彪、江青控制的舆论工具，对他的贡献和品德避而不谈，但是广大群众尤其是我们这些老同志，对天佑同志是忘不了的。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更应以天佑同志为榜样，发扬共产党人无私奉献的精神，发扬实事求是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为党为人民作出新的贡献。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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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伟人的失落
李宏
陈独秀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他曾经一度投入时代洪流，奋勇搏击前进，对中国革命的发展，有过杰出的贡献。他上承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等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下启五四时期的一代革命知识青年。受他启蒙、培育和影响的广大青年和进步分子，称他为“新思潮之首领”，“政治革命之先驱”。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等等，对陈独秀的功绩给予了肯定。陈独秀的一生，前期是一个站在时代前面、推动历史前进的叱咤风云的人物；后期从时代前进的列车中跌落下来，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角色。回顾陈独秀一生所走过的道路，可以引出深刻的教训，以为后人的借鉴。
１８７９年１０月８日，陈独秀出生于安徽怀宁县渌水乡陈家破屋。陈家是一个官宦之家，书香门第，人称“安庆望族”。陈独秀自幼讨厌八股文，对科举不感兴趣。在辛亥革命时期，他已经是一个爱国、反清的革命民主派。辛亥革命失败后，他激流勇进，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旗手。他在《青年》杂志创刊号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中，首先提出“科学”和“民主”的口号，顺应了历史前进的要求，成为这场运动的主要内容。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陈独秀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同时，也在行动上为创建中国共产党而努力奋斗。１９２０年８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首先由陈独秀等７人发起成立上海共产党。党的名称，开始曾叫社会党，经陈独秀写信与李大钊商讨，确定叫共产党。自此，各地建党工作都与陈独秀和上海小组有关。从１９２１年７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到１９２７年４月第五次代表大会，陈独秀历任中共中央局书记、委员长和中央总书记，是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陈独秀有密切关系，中国革命事业的兴衰、进退、成败，都和陈独秀息息相关。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在政治上消极、动摇，后来又进行分裂党的活动。１９２７年中共中央召开的“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撤销了陈独秀的党的总书记和其他领导职务。陈独秀不仅没有接受党的批评，认真改正自己的错误，反而对党极为不满，对中国革命悲观失望。他认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中国无产阶级只有等到将来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认为无产阶级在现阶段，应力争彻底的民主的国民会议，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他拒绝参加党的六大，反对六大的正确路线，打着发扬民主，反对“官僚集权制”的旗帜，煽动一些党员反对六大所产生的党中央，并为他们非法的小组织活动制造舆论。１９２９年春，陈独秀从莫斯科回国的托派分子那里得到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小册子和文章后，逐渐接受了托洛茨基思想。１９２９年９月，他同彭述之、尹宽、郑超麟等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后改名为“无产者社”，进行分裂党的活动，被党开除了党籍。１９３１年春，托洛茨基多次给中国托派小组织写信，要求各托派小组织以陈独秀为中心统一起来。同年５月，四个托派小组组成了“中国共产党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建立了统一的托派中央机构，陈独秀任总书记，出版机关刊物《火花》，并建立了托派的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１５日，陈独秀、彭述之因同伙被捕后供出其住址而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在这次被捕之前，陈独秀曾四次入狱。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我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下，陈独秀被提前释放。
陈独秀在关押期间，始终没有屈服和投降于国民党。他获释后，立即给《申报》馆写信声明：“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罪应属他人”。１９３７年９月，陈独秀由南京到武汉，后又由武汉到重庆。１９３８年夏天，从重庆迁居江津，在江津渡过了他一生中最后的四年。他从重庆迁徙到比较偏远的江津，是和他的思想越来越消沉、颓废有关。虽然他有爱国心，并且拥护发动全民抗战，但在抗战的领导权和指导路线等问题上，却反对我们党的主张。１９３９年以后，他对世界的前途，人类的命运的看法日益悲观。他认为落后的殖民地国家，企图由民族斗争而产生出新的国家，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德国、日本取得胜利的可能性最大。他的最后政治见解，表明他已经彻底背叛了马克思主义，重新坚持他曾经抛弃过的资产阶级民主制。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２３日，他致郑学稼的信中说：“弟主张重新估定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人物……之价值。”“更不屑以布尔什维克自居也。”
陈独秀晚年陷于贫困潦倒之中，但从不接受一文不义之财，而安于清贫自立的生活，终日埋头学术研究和写书。如果说陈独秀最后的政治见解已淹没在污泥浊水之中，那么他的文字学著作却堪称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一颗闪光的明珠。他在江津县城居住不到一年，又迁到离县城３０多里的偏僻山岗鹤山坪居住。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７日，陈独秀于孤独寂寞中病死在江津鹤山坪，终年６３岁。
纵观陈独秀坎坷的一生，他曾经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而又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为创立中国共产党作出了杰出贡献而又背叛了党；参加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而又提出了取消中国革命的主张。陈独秀这种复杂曲折的变化，固然同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党的状况及共产国际的指导有密切关系，但更主要的是：他的思想很庞杂，在接受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并未彻底克服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并未系统地、完整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如他１９２２年８月在《陈独秀文存》自序中所说，五四以来的“几十篇文章……没有什么有系统的论证，不过直述我的种种直觉罢了”。因此，他不能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中国革命的历史车轮已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他仍然以旧民主主义观点观察中国革命问题，当革命处在低潮时，他的信念就发生了动摇。
他在背叛马列主义的斜坡上滑下去而不能回头，还同他的生活和性格有关。一方面，他有好学深思，积极进取、敢作敢为，尖锐泼辣的品质；另一方面，他有顽固守旧，轻率急躁，孤傲自负，放浪不羁的特性。当他的傲骨面对反动势力和国民党的威逼利诱而不为所动时，他的行动是高尚的，他不失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和民族气节的伟人；但是当他的傲骨对着人民群众和共产党，坚持偏见，拒绝党的帮助时，他就不能不成为一个悲剧式的人物。
由此可见，任何伟大的历史人物，必须顺应时代的潮流，参加到历史前进的行列中去，使自己的言行符合历史进步的方向，绝不能违背历史发展方向，一意孤行，否则他就会由伟大变得渺小，由英雄变成小丑，由明星变得暗淡无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