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
既抓“扫黄”又抓繁荣
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长 陈至立
一年多来，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认真贯彻中央的部署，广泛发动群众，健全管理制度，进行综合治理，使上海的书报刊和音像市场得到初步净化，为繁荣出版事业、文化事业创造了一个较好的市场环境。
在深入“扫黄”的同时，我们把主要精力用在抓繁荣上。
为了支持文化事业的发展繁荣，市委、市政府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我们对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文化、电影等部门实行了为期５年的经济承包和税收返还办法，把这些部门上缴的所得税全部返还，支持他们多出好书、好作品，进行技术改造，逐步改善生产、工作和生活条件。近两年我们还设立了出版基金８００万元，用于支持研究、宣传马列主义的图书和优秀学术著作出版；设立３００万元书刊发行网点建设基金，扩大和改善图书销售网点；设立１０００万元的印刷技术改造基金。我们要求新建居民新村和小区，必须以一部分成本建新华书店和图书馆。
市委、市政府建立了文化发展基金，设立了社科研究成果奖和中长篇小说奖。还从去年起每年拨出１００万元支持和奖励优秀剧（节）目；今年起连续三年每年拨出３００万元支持优秀电影的创作和制作，还将提供１０００万元贴息贷款支持电影创作。与此同时，对某些高消费的文化活动，我们开始增收特种文化消费附加税。
现在，优秀著作出书难的问题已基本解决，一批戏剧（曲）、音乐舞蹈等作品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和专家、领导的好评。
第3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
依法办案 有毒必除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冯锦汶
全国各级检察机关，把“扫黄”作为一项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重要任务来执行。从去年八月至今年六月，全国检察机关共审查批捕“制作、贩卖淫秽性物品”案犯一千二百五十一人，其中重特大案犯八十一人；经审查起诉一千一百零七人，决定免予起诉九十九人。此外，根据犯罪不同情节，还依法分别以流氓罪、走私罪和投机倒把罪予以批捕、起诉。有力地打击了制造、贩卖、传播走私“黄毒”违法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检察机关参加“扫黄”斗争的几个主要作法是：
一、各级领导高度重视，作了具体安排。在各级党委领导下与有关部门协同作战。
二、积极开展“提前介入”，从重从快办理“黄案”。一是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开展统一行动，协助查处和抓获人犯，二是派员参加公安机关的侦查、预审活动，提前熟悉了解案情，为快捕快诉做好准备。三是发扬不怕艰苦，连续作战作风，及时结案。
三、加强对执行政策法律的指导，准中求快，保证办案质量。在实际办案中，加强具体指导。做到了及时发现、及时解决。
四、开展多种形式的法制宣传教育，把“扫黄”斗争引向深入。做到“打击与防范结合，执法与教育结合”。各级检察机关的监所检察部门，注意对大墙内滋生的“黄毒”的清扫，净化了改造环境。下一步全国检察机关应坚决贯彻这次会议的精神，抓好以下几点工作：
（一）广大检察干警，要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有毒必扫、有法必依、坚决打击、决不手软。
（二）继续贯彻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方针，充分运用法律武器，坚持开展提前介入、快捕快诉，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社会、政治、经济稳定服务。
（三）坚持一手抓打击犯罪，一手抓综合治理，结合办案，深挖“黄源”。
（四）继续有针对性地开展政策法律研究，及时分析研究犯罪状况与犯罪动向，提出对策；不断总结推广“扫黄”工作先进经验，使“扫黄”工作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
第3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
清理文化市场 加强队伍建设
辽宁省副省长 林声
去年以来，我们遵照中央的一系列指示和部署，在全省范围内扎扎实实地开展了“扫黄”工作，对书报刊及音像市场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清理和整顿。省委书记全树仁同志１９８９年４月到丹东市对文化市场进行了专题调查之后，省委、省政府派出了调查组分赴全省各地，对文化市场情况进行调查。去年６月，省政府发出了《关于查处非法音像制品和其它非法出版物的通知》，拉开了辽宁“扫黄”的序幕。
经过一年多来的努力工作，我省文化市场过去那种混乱现象得到明显改变，对省内编、印、发等各个环节进行了有效的清理和整顿。
针对一些出版部门受“一切向钱看”的诱惑，参与了买卖书刊号的问题，我们从解决这些单位的领导班子入手，采取政治的、思想的、行政的甚至经济的手段，来进行处理，以达到教育的目的。我们对两家出版社进行了停业整顿，对有的出版社调整了领导班子，处分了个别领导人。近一年来，我们多次举办各种类型出版社、报刊社社长、总编辑学习班、研讨班。省委和省政府负责同志都到班上讲课。许多出版社、报刊社的社长、总编辑都表示，今后决不能从我们手中放出一个坏书坏刊，并要下大力气，端正方向，带好队伍，抓好选题，把提高质量当做系统工程来对待。经过一年整顿，在今年“扫黄回潮”中，我省没出版过一本坏书坏刊。今年以来，全省出版的图书、期刊中有１５６种图书、３５种期刊获省以上优秀图书报刊奖。还先后再版宣传革命传统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图书４６９种５００多万册，为配合全国学雷锋活动，有８家出版社推出雷锋系列书籍２２种１２０万册。文化、广播电视等部门也采取了许多繁荣文化市场的积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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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温州文化市场干净了
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 刘枫
温州市作为对外开放城市、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试验区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群众文化娱乐的需求也随之增长，一些个体户和个体合股企业竞相投资兴办文化事业。部分经营者只重经济收益、轻社会效益，一部分人铤而走险，干起了经营复制淫秽书刊和录像制品的违法犯罪活动，造成了温州市一些地方“黄货”的泛滥。
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整顿清理书报刊及音像市场电话会议，特别是中央领导同志指出了温州“黄货”泛滥的严重问题后，省市县三级党政领导迅速统一认识，加强领导，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全面整顿清理书报刊市场及音像市场，重点解决北白象镇、金乡镇的问题，以点带面，推动了全市“扫黄”斗争开展。现在，温州市重点地区的“黄源”已基本查清，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案件大多数已经处理，“制黄”、“贩黄”违法犯罪活动已经基本遏制。今年以来，“扫黄”斗争已从社会向单位、家庭中深入，温州市对单位内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制黄”、“贩黄”、“嗜黄”的几件案子，进行了严肃的惩处，教育了群众，也提高了党和政府的威信。如原文成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谢作曾带机关干部、未婚女青年观看淫秽录像带，温州市委、市政府已对谢作出了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的处分，在干部、群众中反响很大。
在“扫黄”斗争中，温州市委、市政府采取打击与建设相结合，健全管理网络，强化规章建设，以图长治久安；采取整顿清理与繁荣文艺相结合，挤出经费安排丰富多采的文化活动，满足不同层次的群众的需求。为适应群众家中录像机逐渐普及的现状，有关部门及时增设了录像带出租点，向社会提供了一批健康向上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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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巩固“扫黄”成果 促进侨乡发展
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许怀中
石狮原是晋江县的一个农村集镇，是全国著名的侨乡和台胞祖籍地之一。１９８８年９月３０日升格为县级市，人口２５万，面积１５９．５９平方公里。
改革开放以来，石狮商品经济迅速发展，成为以服装为主的小商品集散地。与此同时，海外敌对势力不断对石狮进行渗透，加上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石狮一些违法犯罪分子在１９８８年春夏之间，大量非法制作出售黄色录像带，在省内外造成极大危害。
去年，福建省委、省政府把石狮市作为我省“扫黄”的重点来抓。通过全面发动广大干部群众检举揭发制黄、贩黄、播黄等违法犯罪活动，清市面，扫死角，追源头，掏黑窝，严惩了一批犯罪分子。至去年底，共查获复制、销售、运输、播放非法录像带７．４９万盒、裸体扑克１４００多副、淫书淫画１．２５万册，还缴获了一批用于非法复制的彩电、录像机等。
今年入夏以来，石狮市区的个体酒家，发廊和舞厅等竞相开业，个别酒家、发廊、舞厅出现用色情招徕顾客苗头。市委、市政府高度警惕，研究决定把酒家和发廊也列入特种行业，由公安、工商等部门强化管理。
石狮市通过继续深入“扫黄”，今年的“黄丑”案件比去年明显下降。
石狮的“扫黄”，促进了侨乡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市工业产值完成２．４５亿元，财政收入完成３８７２万元，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２８％和８５％。目前，已投产三资企业９０家，今年上半年产值达１．１亿元，占全市上半年工业产值的４５％，出口创汇１４５９万美元。
石狮市委、市政府在“扫黄”同时，大力抓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发动企业单位和社会各界人士集资和接受华侨捐赠兴办文体设施，还成立书画、摄影、南音等２３个协会和群众文化体育团体，开展丰富多采的群众性文化娱乐活动。文体创作方涌现出一批优秀人才和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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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公安系统学雷锋先进代表会聚北京
本报北京十月二十七日讯 记者苏宁报道：来自全国基层公安机关的十七名公安干警昨日会聚北京，出席公安部召开的学雷锋先进代表座谈会。他们中有被群众誉为“活雷锋”的武汉市江汉区民意派出所民警胡永华，素有铁道“神鹰”之称的福州火车站派出所民警陈善珉，北京市“最佳交通民警”、西城文警大队民警苏俊栓，“全国十大杰出青年”之一、福建闽安公安检查站站长张思荣等。十个省、市的公安厅局政治部主任，也参加了座谈会。
为期五天的会议，将交流各地公安干警学雷锋活动的先进经验，研究公安机关今后如何进一步深入持久地开展这一活动，使之经常化、制度化的措施和方法，并将在北京举行三场先进事迹报告会。公安部副部长胡之光今天在座谈会上讲话时，要求全国公安干警立足本职工作学雷锋，做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艰苦奋斗，廉洁朴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敌人所畏惧、为人民所喜爱的雷锋式的人民警察。参加会议的十七名会议代表，向全国公安干警发出了在公安系统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的倡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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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村级组织配套建设”成书发行
本报北京十月二十七日讯 记者杨传春报道：《加强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组织配套建设》首发式，今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这本书由中央组织部组织局、中央政策研究室党建组、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司、团中央组织部、全国妇联组织部主编，改革出版社出版。它收集了中央领导同志在全国村级组织建设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全国各地的六十多篇经验材料，对于帮助农村党支部、村委会、团支部和妇代会明确当前的任务、职责，有学习和参考价值。刘澜涛、陈锡联等出席了首发式。
第3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
“我保人人，人人保我”
——沙县农村救灾保险的调查
本报记者 贾昭全
问题的提出
传统的救灾体制，是５０年代在集体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核心是国家、集体拿钱救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一方面集体抗灾救灾的能力大大削弱了；另一方面农民中存在着“丰收归自己，受灾靠国家”的思想，缺乏自我保障的意识。同时，由于一家一户，势单力薄，农民也没有抗御严重自然灾害的能力。
传统的救灾体制还是建立在中央统收统支财政制度上的。中央实行“分灶吃饭”、分级负责的新的财政体制后，仍由中央包揽救灾经费的存在条件起了根本变化，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
福建省沙县是个自然灾害历来比较频繁，１９８６年农村人均收入只有３００多元的山区县。沙县政府认为，保证受灾农民的基本生活，帮助他们恢复和发展生产，任何时候都是人民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在改革的新形势下，农民受灾完全靠国家包下来，既不可能，也不应该。怎么办？
“救灾保险”是一条新路
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全国农村基层社会保障工作座谈会提出：“救灾工作要走社会保险道路”，给沙县领导指出了方向。
试点工作是从１９８７年年初开始的。他们的具体做法是：
建立机构，培训队伍，宣传群众。经县委、县政府批准，县成立了农村救灾保险互济会，乡（镇）成立分会，村设协保员；机构成立后，对工作人员进行了业务培训。救灾保险是一项新的工作，群众不了解，甚至有一些疑虑。县、乡（镇）、村通过各种形式，作了广泛深入的宣传，真正做到了家喻户晓。他们把宣传工作贯穿始终，特别注意用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说话。
制定保险条款和实施细则，照章办事。沙县从实际出发，在广泛征求乡、村干部和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分别制定了农房、水稻、劳力、耕牛保险条款和实施细则。几年来，全县从投保到理赔都照章办事，没有出现大的争执。
实行县、乡合作承保，责权利挂钩的管理方法。由于查灾定损范围广、技术性强、难度大等情况，沙县实行了县、乡合作承保，盈亏倒“四六”分摊的管理方法。实践证明，这种管理方法好处很多：一是有利于增强乡镇干部对救灾工作的责任心，二是有利于乡镇救灾保险基金的积累和赔付能力的提高，三是有利于提高查灾定损的准确度和赔付的合理性，四是有利于调动乡镇防灾抗灾、避免和减少损失的积极性。
坚持“三低一高一平衡”（低保额、低费率、低保障、高保面和收支基本平衡），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原则。沙县农村救灾保险共开辟了４个险种，即农房、水稻、劳力、耕牛保期，除水稻收获保险是从插秧之日起至收割之时止外，其余险种均为１年。保险费率，农房为２‰，保额可相对提高；水稻农民自保三成，三成以上因灾造成损失时视田地好坏分档次理赔，费率为２．５％；劳动力意外伤害保险，每份保１０００元，费率为每人３‰，一人可保数份；耕牛意外伤害保险，每头保额４００元，费率为３％。１９８７年到１９８９年，全县人均保费分别占当年人均纯收入的０．４％、０．６％、０．７％。由于保险双方，一方保得起，一方赔得起，所以有了高保面。“三低一高”又促进了“一平衡”。
柳暗花明
农村救灾保险给沙县救灾工作带来的可喜变化有：
——拓宽了救灾资金的来源渠道，增强了抗灾救灾的经济实力。
——扩大了救灾的覆盖面，提高了救灾水平。现在，群众只要入了保，受灾后都能得到理赔，救灾的覆盖面大大增加。同时，救灾水平也提高了。
——有效地增强了农民的自我保障意识。开展救灾保险后，农民必须先尽交纳保险费的义务，然后才能享受理赔的权利。这样自觉或不自觉地培养了农民依靠自己、依靠集体、互助互济，抗灾救灾的自我保障意识。
——传统救灾工作中层层向上申请救济、发放救济物优亲厚友等弊端。实行救灾保险后，这些弊端得到了较好的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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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侨乡纪行
辽海鼓荡赤子情
本报记者 姚小敏
我们踏上辽沈大地，感觉“海风”习习。风荡起于黄海之滨，渤海湾畔：丹东市举办中外实用新技术新产品交易洽谈会；大连市举办第四届出口商品交易会……
大连，辽宁省乃至整个东北的出海口，以其良好的投资环境引起了世界的瞩目。目前，客商投资兴办的企业共４３４家，其中华侨、华人、港澳同胞投资的占６２．８％。
碧龙海珍品有限公司，是一家由旅美华侨宋卓敏先生与大连水产学校、旅顺龙凤养殖场合资的企业，主要从事鲍鱼的养殖。鲍鱼养殖本是个风险性较大的项目，碧龙又何以选定养鲍鱼呢？公司总经理陈德若对记者说：“１９８４年，宋卓敏先生（我中学时的同学）对我说，他想到祖国投资，让我替他选项。我想，要办就办生产型企业，能给国家创造财富。我建议他养鲍鱼。当时水产养殖很热门，对虾、海参等都时兴，但这类养殖技术已基本成型，难以发展。鲍鱼当时在我国产量极少，国际上也因环境污染，产量下降，价格上涨。只是我国的鲍鱼养殖技术尚未成熟，风险大些，但有发展前途。我如实将情况告诉宋先生，他说：‘只要对祖国经济发展有利就行，我到祖国投资不是为了获利的’”。几句平静朴实的话语，透着对宋先生的深深敬意。
我信步来到海边，天空云雾沉沉，海面浮筏点点。“这浮筏下都是一笼笼的鲍鱼。通常，小鲍鱼在育苗池里长成一公分大小后放到海里放养，回收率低。我们则采用浮筏笼式养殖，保证了较高的回收率。这是鲍鱼养殖技术的一大突破，世界首创！”公司企业管理部副部长王赞泗不无自豪地说。
丹东，一座玲珑小巧的边境城市，虽然在走向世界的历程中迟缓了几步，但现在它正积极捕捉机遇。目前丹东拥有外资企业４４家，而其中３９家是侨资企业。
风景秀丽的锦江山下，耸立着一座１１层现代化旅游宾馆——鸭绿江大厦。这是丹东第一家合资企业，合资的外方便是旅日华侨徐礼绪先生。提起徐先生，辽宁省侨联副秘书长许宝琛说：徐先生豪爽豁达，虽不善言辞，但却有一颗炽热的赤子之心。１９８３年他在沈阳开办友园宾馆，成为在辽宁投资经营合资企业的第一位海外侨胞。在大连、北京、天津等地也有他投资的企业，现在徐先生虽然故去了，但他的儿子徐东升已经表示要继承父业，将父亲在中国的事业办好。
辽宁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侨乡，但是在走向世界的历程中，华侨、归侨和侨眷却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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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结合“扫黄”深入开展除“六害”斗争
公安部副部长 俞雷
去年１１月，各级公安机关按公安部的统一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扫除“六害”的集中统一行动。今年以来，又结合“严打”坚持不懈除“六害”，取得了很大成绩。
各地公安机关一是针对本地突出的“六害”违法犯罪活动，在“严打”期间组织不同规模的专项斗争，抓住重点行业和突出问题进行专项治理。福建、浙江等省公安机关开展了对淫秽物品的“堵源截流”工作。６月２６日昆明市召开万人群众大会，当场焚毁了近两年缴获的５２０公斤鸦片和４８０公斤海洛因，宣判执行了１４名严重贩毒罪犯死刑，在云南省引起很大的反响，群众热烈拥护。
二是加强侦查破案，重点打击“六害”犯罪团伙。各地公安机关查获一大批危害严重的“六害”犯罪团伙。今年６月初，广西合浦县公安机关查获一个专门拐卖男婴的５３人的犯罪团伙。
三是结合经常性的治安管理工作扫除“六害”。各地公安机关结合户口整顿和人口普查工作发现了一大批线索，破获了一批案件。
四是制订除“六害”的政策法规，使除“六害”斗争经常化、法律化。
为巩固“扫黄”成果，把斗争进一步引向深入，这项工作要成为年内及明年全国公安工作的重点，继续抓紧抓好。
１、结合全国性的“扫黄”再组织一次除“六害”的专项斗争，解决各地存在的一些突出的问题。
２、为了因地制宜地搞好“扫黄”、除“六害”斗争，增强打击效果，公安部将协调一些省区采取区域性行动。希望各级党委、政府针对本地的实际情况作出具体部署。
３、动员全社会力量开展对“六害”问题的综合治理。
４、严密治安管理，加强防范工作。我们将继续在打击的基础上，切实加强公共复杂场所、娱乐场所和文化市场的治安管理，防止淫秽物品的传播蔓延，有力打击毒品犯罪活动。
５、抓紧对“六害”案件人犯的处理工作，掌握好政策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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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严肃执法 促进“扫黄”斗争的深入进行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林准
“扫黄”是我们党和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关心，并且必须坚决办好的一件大事。据统计，１９８９年８月至１９９０年８月，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共判处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犯罪分子１０６９人，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黄毒”案件，是以投机倒把罪、流氓罪和走私罪判处的。人民法院通过对这些案件的审判，有力地打击了“制黄”、“贩黄”等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对遏制“黄潮”的蔓延起了一定作用。
关于今冬明春的“扫黄”工作，最高人民法院有以下一些打算：
一、要进一步加强领导，精心组织。我们要求各级人民法院，都要把“扫黄”斗争同除“六害”紧密结合起来，在当前刑事审判任务已经很重的情况下，要统筹兼顾，精心调配，充实办案力量，再接再厉，把“扫黄”斗争继续坚持下去。
二、坚持依法从重从快惩处的方针，严格执行法律、政策和有关司法解释。要把打击锋芒始终指向“制黄”、“贩黄”等犯罪活动的主犯、累犯、教唆犯等严重犯罪分子，该重判的就要重判。对于初犯、偶犯、未成年犯等，要依法从宽处理。
三、加强调查研究和审判监督工作。注意把审判中遇到的法律问题，集中起来，加以分析，及时进一步作出司法解释。上级法院要加强对下级法院“扫黄”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四、进一步搞好公开审理和公开宣判，加强法制宣传，积极参与综合治理。
第3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
武警医校党委注重加强学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图为该校政委高俊和学员们一起学习时事。
钟长洪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