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爱国主义的壮丽画卷
——推荐李尔重的长篇小说《新战争与和平》
王任重
李尔重同志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新战争与和平》。这部书共六卷，三百余万字，形象地描绘了从“九·一八”到“八·一五”十五年的中华民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举世无双的艰苦斗争。李尔重同志长期从事革命实际工作，业余进行文艺创作，积有成就。他在这部小说中，本着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结合深厚的历史功底，描绘了一幅壮丽的画卷。
这部书好像一幅《清明上河图》的长卷，既是一个长卷的整体，又有阶段分明的历程；从整体上看，如入万山丛中，群峰起伏，各臻其妙，从段落上看，则如奇芳斗艳，各有具相，独占风骚。全书用的是通俗流畅质朴的语言，简练、含蓄的笔调，起伏错落的安排，浓淡谐调的神色，能使读者行于平淡无奇的蹊径之中，不知不觉进入“山阴道上”。在这里体现了我们常见的中国文学传统的优点：简练含蓄、平淡出奇。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斗争，应该产生一大批辉煌的文学作品。不能说我们现在没有或少有描绘抗日战争的作品，或者说在这方面没有出现优秀的作品。但是，从这场战斗的全局上反映抗日战争的伟大斗争的作品，确实少见。已有的作品当然是大有教益的。它们大量地歌颂了人民英雄，歌颂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歌颂了中华民族威武不屈、坚韧不拔的英雄气魄，严厉地鞭挞了侵略者的野蛮凶残的豺狼本性，使我们懂得：一个民族是在团结战斗中求生存的：不与天斗与地斗，就不能建设发展；不与侵略者的武装侵略、经济侵略、和平演变斗，就不能独立自存。
我们的人民进行的抗日战争，的确是英勇无前的，坚韧顽强的，在铁与火的考验中体现了毛泽东的“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英明论断。许多文学作品生动地描绘了这个伟大的顶天立地的群体。《新战争与和平》也描绘了这个群体，同时，也回答了：这个群体在这个时代体现了这样伟大品格的原因。这个群体并不是单凭着朴素的求生存的热情和忘我的斗志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性的是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提供了三大法宝并使干部与群众普遍认识了提高理论水平的重要性，兴起了学习马列主义之风，使抗日战争摆脱了单纯武装斗争局面，使之成为在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的综合战斗。我们的武装斗争是一整套全新的武装斗争，我们的武装队伍是一个全新的武装队伍。党指示了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极其广泛的统一战线，这个战线中不但包括了工农兵、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还包括了曾长期跟我们敌对的表示愿意抗日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动摇性，由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合作抗日与反共投降的两面性，表露了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与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复杂性；在这个错综纷纭的复杂斗争中，仅有朴素的战斗豪情是不行的。中国共产党给人民指出了在统一战线的指引下，要遵循的正确政策与策略，既要独立自主，又要有理、有利、有节，既要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共投降进行坚决斗争，又要在它表示收敛时，与其团结抗日。《新战争与和平》形象地描述了用马列主义武装了的人民爆发出来的无穷智慧与战斗威力，他们就是杨靖宇、胡阿毛、邓铁梅、狼牙山五壮士、左权将军、叶崇焕将军等数不尽的留下名字的和没有留下名字的英雄们。
从宏观的高度去观察和描述这１５年的历史，使若干人怀疑这样一部著作很容易成为政治的论述，没有艺术的光彩，失去给人以美感的可读性。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新战争与和平》作者的笔下显示了作者懂得：政治与艺术是矛盾的统一，政论的逻辑思维与艺术的形象思维是矛盾的统一。不论逻辑思维或形象思维所追求的内涵都是同一的——即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把握不到事物本质的逻辑思维，必然得出错误的论述；把握不到事物本质的形象思维，必然制造歪曲历史的艺术形象，不具有真、善、美的所谓“艺术”美。深邃的政治家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的形象的语言表述，在毛主席著作中找这种例子是很多的，他的政论是生动活泼、深入浅出、朴素易懂的；这种语言也是艺术创作中应该吸取的。在《新战争与和平》中，作者是努力向这个方面下了功夫并有所成就的，也就取得了用平淡质朴的形象引人入胜的效果。
典型的威力是无穷的。《新战争与和平》用群体的典型描绘出中华民族的自信、自立、自强的爱国主义的光辉。这个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正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才勇于向侵略者、压迫者作殊死的斗争。为了和平幸福的生存，我们不去侵犯别人，也坚决反对别人的侵犯。我们为了和平生存，不畏强暴，自信有力量能战胜任何暴力，在暴力袭来时，我们的男女老幼，一起顽强地战斗，为了消灭邪恶和暴力，我们甘愿牺牲一切，直到世界上没有邪恶与暴力的存在。我们愿意中华民族享有和平的幸福，也愿意全人类享有同样的幸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战争，是一场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我们得到了世界人民的支持，也为保卫世界和平尽了最大的努力。《新战争与和平》描述的是与国际主义密切结合的爱国主义，这支为和平而战的队伍里，既有中国的英雄，也有与我们共同战斗的外国英雄，既有战斗在我们国土上的英雄，也有战斗在国土以外的英雄，这支队伍开创了新型的爱国主义，它是现在奉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出发点。
这部著作展示了１５年斗争中所绘出的伟大爱国主义，展示了中华民族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起死回生的斗争，展示了新民主主义的由来和创造社会主义的昨天，从根本上展示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真理。
要认识中国现代史，要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读一读这部书是有好处的。它不但给你知识，给你力量，而且给你美的享受。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谈湘剧《琵琶记》的改编
郭汉城
改戏难，改名著更难，改编像《琶琶记》这样的古典名著，可以说是难上加难。篇幅长，容量大，勉强把它装在两个半小时以内，难免“削足适履”。再加上思想倾向复杂，精华糟粕辨认不易。有这二难，使许多人有心问津，又望而生畏。前不久，湘剧《琵琶记》来京演出，彭俐侬、范舟在解决这二个难题上是成功的。
原本《琵琶记》四十二出，在所有传奇剧本中，它保留在舞台上的折子戏是最多的，其中包含着丰富的表演艺术，是历代艺人智慧的创造。面对这种情况，《琵琶记》的改编必须做出抉择：要么大砍大杀，向时间就范；要么突破一夜的限制，把它的艺术精华尽可能多地保留下来。改编者经过慎重考虑、权衡得失，采用二场演出的形式，把“称庆送别”、“饥荒抢粮”、“赏荷盘夫”、“临终嘱托”、“描容上路”、“扫松下书”、“赵氏闯帘”、“书馆悲逢”、“打三不孝”等长期脍炙人口、至今活在舞台上的精采折子，容纳在上下本中。演出效果表明，改编者的选择是对的。
但是，这里所说的“保留”，既不是将老折子戏原封不动地移入改编本中，也不是简单的“冰糖葫芦”式的串演，而是溶进了改编者新认识的在原基础上的再创造。对于《琵琶记》这个戏的主旨，历来众说不一，莫衷一是。实事求是地说，体现在作品中的作家的思想，并没有超出正统儒家学说的范围。高则诚作为元代一个深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学说陶冶的士人有其阶级局限性。他同情人民的苦难，又向往着圣君贤相的“至治”；他愤慨于现实的黑暗，又幻想着回复到旧日的“天堂”。这样的思想反映在《琵琶记》中，就使作品呈现出一幅极其矛盾、复杂的景象：一面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统治者，一面又希望他们幡然悔悟；一面同情受害者、赞美他（她）们的行为，一面又把他们看作是封建道德的身体力行者；一面通过真实的生活场面的描写，深刻暴露了封建道德的虚伪性，一面又时时处处使人感觉到作者在处心积虑地经营着一个“忠孝双全”的“大团圆”结局；一面显示出作家巨大的文学才能，一面又感到他的狭窄的精神世界。
《琵琶记》经过在民间数百年的流传，现实主义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从总体上看，没有也不可能完全突破原作思想体系的局限，民间的改编并没有完成，还有待于今天的作家对它作辩证的、历史的、审美的分析和改编。
湘剧《琵琶记》改本的演出说明，改编者对原本从整体、局部到具体细节都作过认真的研究，因而能高屋建瓴地发其要旨、抉其幽微、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成功地进行了推陈出新。概括地说有以下几点：一、保留和发扬了原作的人民性，删蔓去芜，更集中、鲜明地突出了富贵与贫贱、邪恶与善良对比的总体格局。“大团圆”结局改造的成功，成为全剧思想境界升华的决定性因素。改编者从作品的实际出发，区别同时存在于这个结局中的作家宣扬封建道德的主观意图和客观的悲剧因素，作为“大团圆”结局核心的两个老婆的问题，改编者把它作为古代社会一种客观的生活现象，也不抽象地论断它的是非。改编者摆脱了这些思想障碍，就可以顺着戏剧情势发展的趋势，删去“一门旌表”等情节，加强对牛相的讽刺，深化了赵五娘、牛小姐、张大公等由这场悲剧造成的心上的伤痕，使“大团圆”的形式，烘托着大悲哀的实质，唤起观众沉痛的深思。二、调整了人物关系和人物性格。原本中罪魁祸首的牛丞相，由悔悟达到了自我完善、回归“正道”，完成全剧封建伦理大胜利的主旨。改本中对他批判贯穿到底；原本中对蔡伯喈曲为回护，改本既同情他的受害、不幸，也批评他的软弱、动摇；在原本中，赵五娘的形象真实地体现着中国劳动妇女善良、勤劳、坚韧的美德，但“孝妇典型”的影子也紧紧缠绕着她，干扰着对她的丰富、复杂的心理的开掘，改本把她的行动从作家的封建观念中解脱出来，加强对她的心理刻画，使之成为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有是有非、有爱有恨的真实而丰满的艺术形象。改本把原本的“赵氏闯帘”，由“一闯帘”改为“三闯帘”，把她经过人生的巨大苦难磨练出来的深沉、智慧、勇气和对命运的执著追求的性格更充分的表现出来，是一个成功的创造；至于牛小姐的形象在原本中是最苍白的，改本使她成为一个善良的被损害者的悲剧形象。端正、丰富这个人物性格，从而奠定这个悲剧的基石。三、牢牢地把握审美的原则。改编者善于把自己的认识、理解寓于真实的形象之中，没有拔高人物而“直奔主题”，也没有把自己的思想混同于人物的思想。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秋天的期待
——读刊札记
毕胜
大凡明智的编辑面对读者的多样选择和需求时，既要保持自己刊物的既定风格特征，又要适应变化的审美时尚进行创造，即便是形式版式的革新，也追求日新月异。没有创新就不能争取读者。
《河北文学》素以沉稳质朴见长。身居燕赵大地，古朴的民风，悠长的历史文化，使之成为发表农村题材、反映乡土文化为特色的有份量的文学刊物。然而，他们又不沿旧套，常常变换花样，突出专题，推出专集，为文坛增加色彩。今年第９期的农村题材专号上，发表了一组反映当代农村生活的小说、诗歌和散文。
专号中九篇小说大多表现了当代农村经济改革后人们心理情趣、生活方式以及民俗风习方面的变化。五行八作，九九归一，在当前经济承包中，由物质文化的不断丰富，精神追求的不断提高，人们的自主自立意识不断增强。过去的梦境变为现实，昔日没曾想过的事情今天不再是奢侈之举和非份之想。《飞机场上》描绘的是农村大嫂们自费坐飞机旅游的事，尽管作者没有描绘她们乘飞机上云天的喜悦，但通过几位农村妇女在候机室指点时政、议论乡里村头的承包大事、评说干部作风等等，活现出当代农民在改革年代激活出的一种舒放自由的心态。《最后一坡映山红》是少年明西从砍春柴谋生到立誓“个体开矿”的心态变化的剖析。大山沟公路的延伸带来了经济活动者生意人，公路的延伸也把外面世界诱惑的种子撒播在农家之子的心中。《难题》中文化局小马干事来到乡下“密切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住进了赵大伯家。僻乡穷壤的孤寂冷清与城镇的热闹繁华间的反差考验着党的干部，但重要的是农民对干部因疏远而更恭敬或许是下乡干部工作开展中的难题。《晚唱》中上大学的女儿为老母再婚而费心，两代人的理解和沟通使亲情关系又得以升华，尤其是十多年孤独的心灵到老来得以慰藉，展示了农村婚俗在改革生活中的新变化。
当代农村生活由于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价值取向上也呈现多元景观。新生的脆弱，传统的愚顽，构成了对旧有的依恋眷顾，对新生的期待和迷茫。专号中有的小说描绘了经济改革带来变化和勃发的生机，但又一方面旧有的秩序和既定的思想准绳失衡，引起人们的思想情感上的惶惑和迷失。《香与香》不仅揭示出农村政治、经济政策对五叔们一代农民命运的影响，也是对那种逆来顺受，由被动遭冤到自主意识增强的农民精神风貌的刻画。父亲五叔早年因养牛受宠失宠，儿子爱社因开修理铺致富。儿子的狡黠聪明，算计阴鸷，是小农意识在经济改革大潮中不可避免的表现，但毕竟他们在不安份地摆脱命运的拨弄，逐渐走向新生。《鱼菱村的故事》中，“右派作家”被贬到山村，温暖的人情给世态炎凉中的不幸人以生活的信心，然而，新的历史时期不和谐的落后风习又令作家惶惑。回乡的金蛋先是为工作走门路求作家疏通关节，后又因婚事再找作家说情，借与名人合影来光耀身价。这虽是乡野中的特例，但它真实地记录了当今农村改革生活中价值观念的新情态。《山村教师》中军官的同学，为山村教育事业胼手胝足，但菲薄的待遇，令军官不免嗟嘘。教师的敬业精神，热爱学生，付尽心血，耽误了儿子的招兵。世俗的流弊又不能不浸淫素来清静淡泊的教书先生。天贺为了儿子前途不致再受妻子的埋怨，他不得不求助于同学走走后门。现实就是这样多情又无情，生活既幸运又无奈。作家面对严峻现实，他既同情不幸者又要描绘希望。
专号作品风格色彩斑斓，或厚重沉实，或机巧诙谐，或截取一景，或雕刻人生悲壮故事，无论是纵写还是横取，作家们以贴近当今农民心态为旨归，以写实写真为主。专号中作家阵营也很可观。有名家也有新手。像刘绍棠、铁凝、乔典运、贾大山、周大新、赵新等农村题材的作品都曾引起过反响。
具体每篇作品来看，参差不齐，有的近乎素描特写，但整体看却把变动发展的农村景象生动地描绘了出来，尤其是编者有意为之组合一集，可以纵览当今农村人世风俗大观，也为推动农村题材作品的繁盛做出了贡献。
９月是金秋时节，秋光秋色斑斓明丽，也热烈深沉，或许是对秋天的祝愿和收获的期待，编者奉献了这个专号，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新人新作
淋漓世态 纷繁人生
——范小青近期小说掠影
黄毓璜
陆文夫论及“小说”时有过一番戏谑：小说，小说，就是抓住“小”处细细地“说”。范小青在她的近作中似乎有意于此，总是絮絮叨叨地叙说着芸芸众生的生活琐屑，说得细，说得碎，说得随意轻松，说得有板有眼。现实主义小说的艺术取向如果确实可用“故事取胜”跟“生活取胜”作出一种区分，范小青当属后者之列。她落笔为文展现活脱脱、毛茸茸的小城生活。
这跟她先前的作品比较，显然已经突出一种差别：彼时，从为知青生涯写照到给大学生活剪影，乃至确立写市井生活之初，范小青虽说也曾为寻找自己而频频改弦易辙，却大体离不开指向特定主题目标的事件形态，离不开内涵有所提纯和定向的故事范式。如今范小青不再属意事件的龙脉分明和故事的精致圆通，执著的是生活固有的情状。这种转型和调节标示着范小青追求生活化、世俗化、文化化的艺术意志和艺术目标。
从故事型到生活化，是淡化主观色彩、尊崇客体自然形态的一种走向。范小青近作中伴随故事形态萎缩和潜隐的，往往就是形象本色的加强和生活蕴藉的扩大。《杨湾的故事》名为“故事”，也存在一个征招女兵的事件框架，但实际上征招女兵的事儿本身并不存在什么曲折的原委，并不构成足以支撑故事的“中心事件”。它只不过是一种偶然的触机，一面虚设的镜子，触发和映照出的是一批女中学生及其家长们的应世态度和临事反应，是特定年代的生活在杨湾多向度、多层次的自然展现。《豆瓣街的迷案》似乎有一条沈寿绣品失落的故事延伸线，而实际上作品中的这个“故事”却带有“近于无事”的性质，在大跨度的空白上凸现的乃是梅氏姐妹、赵氏父子、王氏母女们散在的生存情状和充满偶然性的生活际遇。“迷案”以及“谜底”的揭示绝对无关紧要，耐人品味的只是生活在杨湾展现的无穷变幻和无限可能。
不难看出，范小青的消隐故事，判然有别于那种颠覆秩序、玩弄叙述游戏，以扑朔迷离为指向的故事操作。在她的作品中，一方面是故事形态的潜隐；另一方面是叙述层面上始终保持着生活般的素朴和实在。她并非超脱生活、钟情虚幻的玄思型作家，她恰恰是在潜入到生活的底层和深处之后，体察和领悟到那些最平淡、最琐屑的生活中隐藏着很多靠通常的思考难以企及的“意义”，才借助原生生活，面对繁复多义的生活内情。唯其如此，在疏淡事件和故事观念的同时，生活把握的整体感和流动性才得到有效的调动和强化。
值得注意的是，范小青的艺术世界不是孤立、静止的世俗图谱。她善于在那些平民化的凡人小事中，在那些体现生活常态、感性常情事理上，感应着历史和时代的人生情味。像《采莲浜苦情录》、《锦帆桥人家》这样的长篇中，人物的时间生活固然得到充分的关注，无论是回城的下放者群体还是一批个体经营者，差不多都历经过一番人生之旅，人物通常是从人生舞台的幽深处走来，世俗的人生往往叠印着历史大潮和时代风云；即使是一些人物素描式的短篇，也力图借助虚实相生的有机调度，呈现出具有时间长度的人生形态。《白手绢》中僵化的戴保成老人去世时遮在脸上的一块白手绢下面，分明掩藏着一段关于他年轻时动人心弦的爱情生活，《老人角》中的一个三角井圈，显然熔铸了几位老人早年的一番有声有色的命运纠葛。“世相”因此不再是一种孤立的、静止的“生态”展览，而是展现为一种具有空间限定和时间沧桑的人生的活体流程；“世俗”的表现也因之不再是那种居高临下、定位静观的愤世嫉俗、感时伤世，而是展现为真切的人生品味和深沉的世俗发现。
“文化”色彩的贯注使范小青作品愈来愈见沉郁。她近期小说能够感人心神地拓示出特定的地理人文背景，能够将那些古塔旧园、苏式小巷、诗书工艺、吴侬软语等一方风物描摹得绘声绘色。这毫不奇怪，作家笔下的一方天地，原是她刻骨铭心的衣袍之地，血肉相连的生命之源，在这里，真正浸淫着她梦魂萦缠的依恋和摇人心旌的意绪；加上一种“文化”，总是在乡俚村舍、里弄小巷中最能传其神采、褒其韵致，当范小青把艺术的表现方位专注于市井世俗，她就更足以熟练地播布开苏州色调极为浓厚的人文氛围。
范小青小说的“文化化”倾向，主要还不是着眼于那些方土、方志、方物、方言等等的文化外象。读她的近作，往往能够进入到某种深层文化之中，即感受到渗溢于作品中人物的心态结构、构成人物精神气质的某些文化特征。梅氏姐妹们的古雅、陆茀民们的散淡、陆师母们的小小精明（《老人角》）、陈王氏（《瑞光》）们的封闭恋旧，以及作品中表现出的种种计较和谅解、隔膜和沟通，乃至做夫妻、轧朋友、吵相骂、打相打……莫不显示着古老而厚积的吴文化的规定和造化。虽然还不能说范小青揭示文化因素对人物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制约，其意仅仅在于文化批判，但多次以“小家子气”自命的范小青在她的作品中显然寄寓了冲击和突破小巷文化心理的一种呼唤。
如前所说，范小青小说叙述上的总体风貌，是像生活本身那样素朴平实，保持着现实主义的基本叙述形态。但是读者可以发现，她在近作中颇为热衷于涂抹神秘色彩。生活和人生确实存在着诸多未必可以穷尽的奥秘，作品中出现某些神秘感也就未必可以一概加以厚非。问题在于：神秘乃是世事万物的无限性和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存在物，如果离开这种生活的固有性来人为地制造神秘，那神秘也就很难化为艺术有机的血肉。例如《白手绢》中一块白手绢的失踪，《瑞光》里瑞光塔上的奇异喊声，以及《豆瓣街的迷案》中九头鸟的出现和王小红脸上的青印记等等，这样一些神秘显然是作家外加的浮光游影。我想，这或许是范小青还缺乏足够的艺术自信心和自持力所致。范小青在自身的不断嬗变、不断协调中，对此该有足够的清醒。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纪念抗美援朝新书
十月二十五日，是中国人民抗美援朝四十周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一批新书，作为纪念。长篇纪实文学《抗美援朝战争回忆》的作者洪学智将军是当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他以自己亲身经历，生动地记录了这场战争中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抗美援朝散文选粹》是反映抗美援朝的优秀散文集锦。有些是作家们的作品，有些出自志愿军英雄们之手。王树梁的长篇小说《缺口，从这里打开》，以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某部在板门店谈判前后同敌人展开错综复杂的斗争为主线，刻画了一个个志愿军将士的艺术形象。还有靳洪的叙事长诗《春天，战士把你呼唤》等。 （黄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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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西新时期十年文学作品选
中国作协江西分会，与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合作，最近推出一套《江西新时期十年文学作品选》分《中篇小说卷》、《短篇小说卷（上、下）》、《报告文学卷》、《散文卷》、《新诗·散文诗卷》、《儿童文学卷》和《文学评论卷》，计七卷八册，共二百五十万字。收入了江西数百名作家、作者的近千篇作品。对一个省的文学界来说，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文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