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教育·科技·文化)
专栏：
我为什么选择中国
内蒙古哲里木盟库伦旗一中教师 乌云
编者按：８月３０日，内蒙古哲里木盟高级教师乌云在北京市向４００名教师讲述了她的事迹。现将她的报告整理发表，以飨读者。
（一）
我是华籍日本人，叫立花珠美，是遗留在中国的日本孤儿。１９３８年，我生于日本；１９４０年，随父母来到中国，住在内蒙古的王爷庙（今乌兰浩特）。日本人所建的新安东省就设在那里。
１９４５年，苏联红军进军东北，当地一些日本军政人员仓皇逃命。父亲是公务员，恰在这时去通辽出差，家里就剩下母亲和五个孩子。最大的姐姐１１岁，最小的妹妹未满周岁，我８岁，下面还有两个弟弟。
一天黄昏，母亲带着我们上了一辆日军派来的大卡车。第二天到了野外，四周是一片稻田。这里已聚集了许多老人、妇女和小孩。带队日本军官将我们集中在一起往东走。这样大约走了两天，我们到了哥根庙的后面。
这里四周是山，中间一块平原。平原中间一条东西走向的公路。公路南边是一条宽十多米的大沟。到哥根庙不久，我们就发现被苏军包围了。日军指挥官命令大家跳进沟里去。１１岁的姐姐一下跳了下去，被后跳的人压在最底层，就这样，姐姐被压死了。我扯着妈妈的衣襟不放，妈妈还背着小妹，所以等我们跳下去时，已是最后一批。
“轰”——一颗手榴弹在人堆中爆炸了。这是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不成功，便成仁。我们娘三个侥幸活了下来，可我们必须自杀。妈妈用战刀先杀死了妹妹，我乘机跑开了。跑了四五十米，回头一看，母亲已自杀倒在妹妹身旁。我拚命跑回妈妈身边，母亲还有口气。她睁开眼，断断续续地说：“兜里有钱和照片，带上去通辽找爸爸。”然后又让我去看姐姐和弟弟。姐姐已经死了。我爬上公路，发现两个弟弟也已死在勒勒车上。母亲挨了四五个小时，到黄昏时咽了气。
我在死人堆里又过了四天。饿了吃死人身上的食物，渴了喝混着血污的雨水。我要回日本，可我一个伴也没找到，只在死人堆上发现两个啼哭的婴儿。
这时东边走来一位中国老大爷。因为在王爷庙时我们常和中国人做买卖，所以并不害怕。他走近跟前，看出我是日本孤儿，便拍了拍我的头，又拍了拍自己的胸脯，往西指了指，意思让我上他家去。我摇了摇头，我怕被交给苏联人。他又比划着，我看出他是真心同情我，便跟他走了。到了他家，正是吃晚饭的时候，他们给我吃苞米粥，由于几天的饥饿，苞米粥吃到嘴里也觉得很香很香。
这位姓崔的贫农老大爷家很穷，家里５个孩子都还光着腚。他把我送给了一对没有孩子的夫妇，这就是我现在的阿爸、阿妈。
（二）
我的阿爸是蒙族，阿妈是汉族。他们视我如掌上明珠。从此我就有了慈爱的母亲，幸福温暖的家庭。就这样，我从小学一直念到大学，１９５７年，我大学毕业以后，走上了工作岗位。１９７２年，中日恢复邦交，田中角荣访华。听到这个消息，我寻找亲人的心愿便萌动了。
这时，有位叫萨木拉的日本华侨回国探亲，我便去呼和浩特市找他。我向他提供了几条关键的线索：我父亲、母亲、姐姐、我自己的名字，来中国的时间，父亲的工作。如果找不到父亲，我在日本还应该有个哥哥。在儿时记忆里，日本母亲常收到日本方面的来信，信中常夹着一个小男孩的照片，母亲每看到他的照片就落泪。母亲说：他是你的亲哥哥，我们出国时把他留在日本了。萨木拉先生也是蒙族，他很热情，听了我的线索，表示一定尽力去找，并安慰我不要着急。
萨木拉先生４月中旬回到日本，５月份我就接到日本方面的来信。信的署名是“立花甫”。我的心“格登”一下，这不就是我的亲哥哥吗？这是梦吗？３５年的分别啊！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拿着信发疯似地对周围邻居、同事们喊：“我找到日本亲哥哥了，我找到日本亲哥哥了！”让他们一起分享我的快乐。那一夜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心潮起伏，思绪万千，３５年的酸甜苦辣在我脑海里一幕幕地闪过。我要给哥哥写信。可拿起笔，泪水止不住流，写几行，眼泪便打湿信纸，直到天明才写完了信。
哥哥很快回信了，他要我回日本探亲，为父母扫墓。
１９８１年２月我得到了护照。可当时我正任初三的班主任，还差几个月孩子们就毕业了。他们听说我要回国探亲，依依不舍，含泪说：“老师，您当我们班主任都两年半了，再过几个月您再走行吗？”听着他们的请求，我感动了，我又何尝舍得下他们！所以直到这年８月７日，我才坐上中国民航机，飞抵日本。随着机身下降，我隐隐约约地看到了日本国土，泪水潸潸而下。
飞机在大阪机场降落。两位日本记者早已在此等候，我叮嘱女儿：“孩子，到了这个地方，你可千万别东张西望，丢了中国的尊严。咱们要昂起头，挺起胸，拿出中国人的志气来！”
我望见哥哥了，我奔跑过去，哥哥也不顾检票口警察的阻拦往里冲，我们紧紧的拥抱在一起，热泪横流。
我家住在四国岛的德岛市，与大阪隔海相望。轮船靠近码头，我望见许多人站在那儿，打着“欢迎乌云先生”、“欢迎立花珠美”的旗子，那盛大的欢迎场面使我十分激动。
车到市郊我家附近，町里男女老少夹道欢迎，当地神社还特意开了个欢迎会，有县议员参加。县长给我家发了贺电，第二天又派县议员给我家送来５万日元的慰问金。我沉浸在与亲人团聚的幸福之中。
我哥哥在县劳动基准署做课长，嫂子在农民协理会工作。从他们口中得知，我父亲在找不到我们的情况下，已于１９４５年回国。１９７２年去世。这次回日本我最大的遗憾是未见到父亲。
尽管见到亲人很高兴，可毕竟和哥哥很陌生。哥哥也感到了这种隔阂。为了增进感情，他总是尽量挤出时间带我出去旅游，熟悉日本的风土人情和发展情况。我去了东京、大阪、神户，并到高崎市拜谢了萨木拉先生。说心里话，即使在游览名胜古迹时，我也愉快不起来，我老想念中国。
我想我的阿妈。阿妈，给了我很多的爱。她为了将我养育成人，吃了很多的苦。记得小时候，我得重感冒，烧得厉害，当时农村缺医少药，阿妈急得团团转。当我从昏迷中苏醒，发现阿妈盖着两层大被紧紧地搂着我，为我捂汗。我还记得，阿妈为供我念书，节衣缩食，老母鸡下几个鸡蛋都舍不得吃，攒够１０个拿出去换点钱供我上学。我还记得，阿妈在数九寒天到野外扫碱，熬成碱块卖钱，阿妈的一双手泡得都变了颜色。多好的阿妈，今天我能成为人民教师，是阿妈的心血！
我还想起了伟大的中国，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我所在的中学了解到我的身世，让我享受特等助学金；我没钱回家，学校给批了路费。后来我被保送上大学，特等助学金伴我大学毕业。我深深地感激党和国家，还在上中学时，我在一篇作文中表达了我的心声：“我爱中国——伟大的母亲”！
（三）
１９５７年，我被分配到库伦中学教书。库伦贫穷偏僻，旗所在地就在山沟里。房子连着沟坎，房下支着立木，悬在半空。就是这样的地方，我一呆就是３０年，后来，我还真离不开这山沟沟了。
在库伦，我与同校马老师（蒙族人）相处相爱，婚后生有一双可爱的儿女，家庭很幸福。可不幸的是，爱人患肝硬化，１９７１年去世了。这对我是个十分沉重的打击。两个孩子都不到１０岁，生活的重担都落在我的身上，我几乎失去了生活的信心。这时是领导和同事、学生们给了我最大的帮助。在爱人刚去世的日子里，他们怕我孤独寂寞，天天来我家，帮我做饭，给我作伴。上坟时，也是老师和学生们陪着去。直到现在，我孩子给他爸上坟，还有和他一块儿长大的孩子陪着。在生活上他们也处处照顾我。当地每年要打一次柴火，要背煤，要抹一次房子。学校领导关心我。不用我开口，柴火满了，煤也送到家，房顶上破例给我铺了瓦，连学校领导的房子上都没有瓦啊！我有病或孩子有病，他们跑前跑后地请医生拿药。孩子六年级时患了急性阑尾炎要做手术。那时他爸刚死两年，老师们怕我痛苦，孩子手术时，医院走廊里站满了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他们都是来陪我的。还有我们库伦旗的领导，逢年过节总是问寒问暖。１９８３年，库伦旗为表示对知识分子的关心，在经济紧张情况下盖了１５间北京平房，三间一户，一共五户，分给教育系统一户，这一户就给了我。我非常过意不去，一再找教育局，找组织部，找旗委书记，才把房子退掉。
中国人民给了我无比的爱，我又把爱给了学生。１９６０—１９７０年间，我一直任初中班主任。当地生源来自农村，刚上初一的孩子才十二三岁，离开父母都十分想家，我就担负起父母亲的责任，安定他们的思想，和他们做游戏，看电影，唠嗑。他们生活还不能自理，我就充当保管员，把他们的钱和粮票存起来。孩子们病了，我背着他们去医院看病，需要服药的，我就把药拿到家里去熬。有的学生要吃一两个月的药，我就坚持熬一两个月。学生病了，学校没有病号饭，我就在家里熬点粥，煮几个鸡蛋，带点咸菜给他们送去。
有个学生有夜尿症，这事儿你跟他说吧，怕他害臊，伤了自尊；不说，他就总睡在湿褥子上。我先做几个住得离他近的同学的工作，让他们每天半夜时叫他，然后每天趁学生上操时偷偷把他的褥子晾出来，中午差不多干了，在他下课之前将被子原封不动摆好，还定期帮他拆洗被子。半年后，他的病好了。
还有个学生叫包玉山，身体十分弱小。我就让他住到我家和儿子作伴，这一住就是三年。当时细粮很少，可每次义务劳动，我都要给他烙两张饼，炒几个鸡蛋带上，惹得儿子直撅嘴。一天晚上，包玉山肚子疼，我就给他揉啊揉，直到天明他睡着了，我才去睡。包玉山现在是哲里木盟医院的医生，每次回家，第一站就是去我家，吃完中饭才回他自己的家。
我们班还有个学生叫金小，面临辍学的危险。她父母年迈多病，家庭困难。为了上学，每周总吃炒面，从不订饭。我看到后非常同情，就用自己的钱给她垫上，后来干脆让她到我家来吃。她后来上了大学，当了教育局干部，至今与我关系密切。
除非躺倒起不来，否则我一定坚持给学生们上课。我爱人是１９７１年２月８日去世的，我承受了巨大的悲痛，可想到周围有那么多的同事、学生关心我，我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３月１日开学，我又出现在讲台上。还有一次劳动，我正害眼病，眼睛肿得厉害，仍坚持和学生一起干。那天是堵河，要迅速往河里填土，否则堵不住。可能是干得太猛，觉得眼睛很模糊，仿佛镜片擦不干净似的。因为怕耽误课，过了几天才去医院，医生说我已落下永久性白翳。现在我双眼的视力只有０．１、０．０５。一次学期期末，我胸疼得厉害，可当时正是学生最需要我的时候，便坚持上课。直到元旦那两天，我病倒了，被送往医院检查，是胸膜炎，先后抽出胸积水２０００毫升。
我把爱给了学生，学生们也把他们的爱给了我。记得一天正上课，外面电闪雷鸣，狂风大作。下课时，学生们都冲出去了。我很疑惑：他们干嘛去了？结果学生每人捡一个大树枝子往我家拖呢，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就喊：“同学们，可别再拖了，别把你们淋坏了，别让雷击着。”上课了，我面对学生想谢谢他们，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还有一次我感冒不舒服，正在备课，有几个学生敲门，我让他们进来，他们都把手放在衣襟下面，互相看着笑嘻嘻地却一言不发。大点的一使眼色，几个人每人拿出一个苹果，那苹果还带着孩子的体温，热乎乎的。我说干嘛呀，他们说：老师，我们看您脸色不太好，一人花５分钱给您买一个苹果。那是１９７０年，５分钱的苹果对这些孩子来说是稀罕的，有的孩子根本就没吃过苹果。我简直无法报答孩子们的情意，只好煮了一锅地瓜，大家边啃地瓜边聊天。
现在，我的学生可以说遍及内蒙古各个盟。每到节假日，他们结伙成群地来看我，我感到十分骄傲。就是这些学生揪着我的心啊！我要快点回中国。
刚去日本时，哥哥让我定居，我没表态。过了一段时间，大家坐在一起，正式讨论这个问题。他们说，房子已经买下了，家用电器我们给你凑钱买一套，你和女儿的工作也好安排。日本最受尊敬的职业是教师，你们仍可以做教育工作，你儿子是学医的，３５岁以后可以开私立诊所，那时你就成了“尊贵的夫人”了。可我觉得我和他们想得不一样，我的心里一直惦记着中国那一摊子。１１月，大阪有个超级世界女排赛，那天晚上，中、日争夺冠军。我那时为中国女排捏了一把汗啊！她们要胜了，我就高兴，她们要是没打好，我就唉声叹气。这种情绪被一旁的兄嫂注意到了。后来我嫂子问：“你到底是站在中国立场上还是站在日本立场上？”当时我只是笑笑。可兄嫂已经明白，我的感情在中国。所以他们表示只要我在中国生活幸福，就让我回中国。但他们还是挽留我看了樱花再回国。可我思念阿妈，思念我的学生，思念我的库伦，思念我的祖国，所以，不到半年我就回来了。当我重上日本飞机飞越大海时，我流下了眼泪，因为我离开了日本亲人。可我看到中国大地，我又是那样激动与轻松。我今天在这里做报告，我要说：我爱日本，可我更热爱社会主义中国！ （高进贤 陈晓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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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颗赤诚的中国心震撼千万人
内蒙古城乡开展学习乌云活动
新华社呼和浩特电（记者杨兴国）一颗赤诚的中国心，震撼着千万人。近日来，从呼伦贝尔草原到阿拉善戈壁，一个学习乌云、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活动正在内蒙古城乡兴起。
乌云是在侵华日军投降前屠杀自己同胞中幸存的日本孤儿，内蒙古的一对蒙汉夫妇把她抚养大，党和政府用特等助学金培养她大学毕业，成长为一名高级教师。后来，日本的亲属多次劝她去日本定居，但她热爱社会主义中国，放弃优厚的物质生活条件，毅然回到库伦沟，把一腔爱倾注给草原上的教育事业，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贡献，先后被授予“自治区民族教育先进工作者”和“全国三八红旗手”的光荣称号。
报告文学《她的中国心》发表后，乌云的事迹在塞北边陲引起强烈反响。９月下旬，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作出决定，通令嘉奖乌云，号召全区广大教师、干部和各族人民学习乌云热爱社会主义中国、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各盟市、各部门相继召开报告会、座谈会，认真学习乌云的事迹。近一段时间以来，内蒙古城乡的校园、机关、街头，人们热烈地谈论着乌云。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高校工委书记陈奎元说，乌云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体现了我国人民的精神风貌。许多科技人员和高校师生纷纷表示，要以乌云为榜样，到工农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改革实践中去，努力学习和锻炼，为祖国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内蒙古林学院一位三年级的学生说，乌云抵达日本时，叮咛女儿“中国人民养育了咱们，咱们从中国来，要有中国人的志气。”我们是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更要有中国人的志气，勤奋学习，无私奉献，报效祖国。十几位曾不安心教育工作、申请调出草原的青年教师，听了乌云的报告深受感动，主动收回请调报告，表示要像乌云那样，用全部心血为祖国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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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新型素质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中国少先队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全体会议 李源潮作工作报告
本报北京１０月１４日讯记者王娜梅、廖玒报道：全国少工委主任李源潮今天在中国少先队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说，少先队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发展，培养具有新型素质的建设者。今后５年，少先队教育作为少先队工作的首要任务，要努力贯彻这个指导思想，继续坚持以“五爱”为起点的基础的共产主义教育。
李源潮在题为《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加紧工作》的全国少代会工作报告中，回顾了６年来少先队事业的发展。他说，过去的６年，是少先队工作全面发展、少先队组织探索创新的６年，从中可以获得许多重要启示：少先队教育必须按照党指引的方向，坚持基础的共产主义教育；少先队组织必须体现少年儿童为主体的特征，充分发挥他们的自主精神；少先队工作应当依靠组织优势，不断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少先队活动应当遵循少年儿童教育的规律，形成“寓教育于活动之中”的特色；少先队教育应当与学校的课堂教育紧密衔接，坚持由团教齐抓共管，少先队应当按照少年儿童成长需要，推动少先队教育的社会化。
他指出，加紧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要求，是当代少年儿童身心发展的根本要求。要对少先队员坚持进行以爱国主义为基础的理想教育，以学英模为主要内容的革命传统教育，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道德教育，以培养自立能力为起点的劳动教育，以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公民为基本目标的民主与法制教育。
在谈到今后５年少先队的基本任务时，李源潮说，少先队要坚持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方向，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深入开展以学赖宁为主题的榜样教育活动；进一步加强少先队教育系统化建设；加强少先队基层组织，特别是少先队集体的建设；全面提高辅导员队伍素质；努力建设少先队理论体系；进一步扩大少先队工作的社会渠道，把少先队培养成为具有新型素质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在讲话中指出，少先队辅导员在少先队教育中起着主导的作用。他要求各级教育部门要协助团组织从政治、工作、学习和生活上关心辅导员，建设一支稳定的素质良好的辅导员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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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孩子们的心里话
——少先队员代表提案发布会侧记
本报记者 王娜梅 廖玒
“谁先开第一炮？”小主持人程天乐话音刚落，上百双小手就举了起来。
十月十四日，京丰宾馆二楼，全国少代会少先队员代表提案发布会正在举行。
北京代表团的崔楠楠首先发言：“亚运会上我国男足输了，我很伤心，为什么输，别人不知道，我可知道，就是没从小抓起。足球对男孩子有吸引力，可是没有地方练球。我希望亚运会场馆和所有体育场馆对我们青少年免费开放。”
来自江苏的吴婷婷说，一本坏书就像一个坏朋友。希望作家、出版社多写、多出反映少年儿童生活的好书。她说，现在书装璜很漂亮、很精致，其实没必要。我们看书是看书的内容，想多读些书，价格太贵，我们买不起。
青海的吉海滨同学希望社会关心老少边穷地区的孩子。他说，我省七十万少先队员，每年的活动经费很少，许多学校没有鼓号，有的学校甚至没有一面队旗，搞活动时只能在墙上画上一面。
湖北代表李勇的一番话引起人们的深思。她说，我来京参加少代会时，很多同学围着我。一位同学告诉我一件事，他在遥远的山村碰到一个小学生，那小学生根本不知道红领巾什么样，许多偏远地区农村中学没有教学器材，连红领巾都没有，我听了很难过。未来不仅属于城市的孩子，应该属于全中国、全世界的孩子。
孩子们心目中的好老师、辅导员应是什么样子？四川的陈靓秋同学说：“他（她）应该是可亲、可敬，能和我们说心里话的。”
江西陈静同学对有的老师动不动就罚学生款提出意见：这样既破坏了师生关系，又容易让学生养成伸手向家长要钱的坏习惯，甚至让同学们为弄到钱而走上邪路。
安徽吴季琴同学道出许多孩子心声：“我们的书包太沉了！希望老师减轻我们的负担。”
山东的周昕蔚同学代表少先队员想对爸爸妈妈讲几句心里话——别过分溺爱我们，我们能做的事尽量让我们自己做。
听了四十多名同学的发言，应邀参加座谈会的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徐惟诚说，这么多小朋友，谈了这么多好意见，看得出，你们是在学习做国家小主人。
为少年儿童事业奋斗半生、深受孩子们爱戴的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老演员方掬芬激动地对孩子们说：“我真希望天天和你们在一起，我爱你们。”赢得了孩子们热烈的掌声。
全国少工委主任李源潮感谢少先队员提出的建议，感谢社会各界对少年儿童的关怀。他希望少先队员们想一想，“我为少先队做了什么”。
听了孩子们的心里话，我们愿同社会各界共同思考：我能为孩子们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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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市职工大学成绩显著
十年培养大专生四千多 培训职工一万多
本报北京１０月１４日讯今天，北京市总工会职工代表隆重集会，庆祝北京市总工会职工大学建校１０周年暨北京市总工会干部学校建校４１周年。
北京市总工会职工大学创建于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６年与市总干校合并，校名定为北京市总工会职工大学，担负工会干部教育和职工教育的双重任务。这所学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加强工会干部教育和职工教育，突出工会办学特色，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为提高工会干部素质和职工素质，为首都建设培养“四有”合格人才服务，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目前已开设１５个大专专业，３个中专专业，形成了多层次、多规格、多形式的办学体系。１０年来共培养大专毕业生４２０４人，并开办各类培训班，结业学员达１．５万余人次。在该校学习过的市级以上劳模和先进工作者５００多人，其中有１４８人取得了大专学历。
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倪志福为职工大学题词表示祝贺；全总副主席陈秉权和北京市有关领导人白介夫等前来参加庆祝活动，并向辛勤耕耘的职大教职工表示诚挚的问候。（大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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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苏设立金陵科技著作出版基金
据新华社南京１０月１３日电（记者牟维旭）江苏省设立金陵科技著作出版基金，有重点地支持优秀科技著作出版。
科技著作、特别是学术专著，因专业性强、读者面窄而难以出版。江苏省科技出版社采取“以丰补欠”的办法，每年拿出３０—４０万元来补贴科技专著的出版，去年共出书３００多种。近日，基金管理委员会已正式成立，并对资助出版的著作作了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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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教科文简讯
教科文简讯
△一套汇集了中国少年报４０年精华的丛书《小学生班级书架》已由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１０月１２日国家教委、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办了这套丛书的首发式。胡乔木、康世恩、严济慈、徐惟诚以及国家教委、团中央、新闻出版署的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了首发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同志亲笔题写了书名。国家教委、团中央、全国少工委要求小学生、少先队员都来读这套书。 （王娜梅）
△据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问卷调查，９６．６％的市民对亚运会的新闻报道表示满意，８６．６％的人是通过电视来了解亚运会的比赛情况的，９５．９％的人认为在亚运期间北京市的市容、社会风气、社会秩序诸方面有较大的改善。（金里所）
△首届国际消化内镜治疗和胃肠病学术会议１０月９日至１２日在京举行。数十名来自日本、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医学专家与４００多名中国同行进行了为期４天的学术交流。
（赖仁琼）
△由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和甘肃省物理学会主办的国际重离子物理及其应用讨论会１０月８日至１１日在兰州举行。来自美国、苏联等１０个国家的２３名核物理科学家和近百名国内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为纪念治理淮河４０年所取得的成就，邮电部定于１９９０年１０月１４日发行纪念邮资信封一枚。纪念封邮资图案是毛泽东同志的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信封图案是我国第一座钢筋混凝土连拱坝——佛子岭水库大坝。（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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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暨肿瘤研究所是亚洲规模最大的癌症防治研究中心。它集医疗、教学、科研为一体，每天可接纳1000人就诊。经这里治疗出院的癌症患者，5年存活率达45％以上，在国际上处于领先水平。10年来，他们获得84项科研成果。图为肿瘤医院放射科医务人员用先进的电子直线加速器为肺癌病人进行放射治疗，放疗有效率达90％。
新华社记者 薛铁军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