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走向世界与“西洋情结”
余斌
近些年来，文艺界对“走向世界”的问题讨论得很多，见仁见智，在所难免，但究竟怎么个“走”法，总觉有些朦胧。我认为，需要弄清的核心问题是：我们的起点在哪里？目标是哪里？似乎存在两种对立的认识。一种见解是立足于民族性的张扬，把中国的好东西拿出去，以在世界文学之林中争得应有的地位，对人类有所贡献。另一种认识着眼于“世界性”，以为海外已有一个“世界文学”的范式放在那里，我们的任务只在于甩掉民族性这个包袱，径直向海外范式看齐，以求得人家的认同。这第二种认识就值得研究了。当然，这也许还不能算作“认识”，而只是一种潜意识，一种“西洋情结”。
关于世界文学的问题，最早给予理论阐释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此之前，歌德曾有过独到的见解。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位巨人，无论是革命家还是文学家，都没有把民族文学、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文学对立起来。１８２７年，歌德在与爱克曼的谈话中认为，“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歌德的这个预言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歌德并不把“世界文学”看作超然于世界各民族文学之外的抽象物，恰恰相反，这位伟大的德国作家正是在他对世界各民族的文学有所了解之后才作出上述预言的（令人感兴趣的是，歌德是在谈到他读了一篇中国传奇之后作出这个预言的）。他说他“喜欢环视四周的外国民族情况”，并且希望他的德国同胞“跳开周围的小圈子朝外面看一看”。第二，歌德是把“世界文学”作为一个历史过程、一个“时代”来认识的，这位诗人虽然未能就此作出明晰的理论表述，但他显然是这么感觉的。第三，他特别强调，虽然“我们一方面这样重视外国文学”，但“另一方面也不应拘守某一种特殊的文学，奉它为模范”。这第三点我以为是特别重要的，它显示出歌德思想的睿智：并不存在某种特定的“模范”文学可以作为“世界文学”的代表（虽然他格外推崇古希腊文学，视其为模范）。
但歌德的思想毕竟尚欠理论上的成熟。要做到这一点也许并不是一个诗人的任务。１８４５—１８４６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指出，由于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的逐渐消失，“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后来他们又进一步揭示了历史的世界一体化进程在文学上的表现。在１８４８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恩格斯透彻地分析了出现世界文学的历史条件，指出由于世界市场的出现，“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而且不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尤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两位导师不但论证了文学世界一体化进程的不可逆转性，而且阐明了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的关系。在他们看来，世界文学不但不排斥民族文学，相反，他们认为没有民族文学就没有世界文学，因为世界文学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而“形成”的，而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才能成为人类“公共的财产”。
在我国近些年关于民族性与走向世界的关系的讨论中，有的同志认为，为了使“民族文学同步于世界潮流以求不断发展”，就得“调整本民族文艺与他民族文艺的关系”。话未讲得很明白。什么是“世界潮流”？我的理解，这不是指某种特定的思潮或流派，而应当指世界各民族文学走向世界一体化的总趋势。对于特定的思潮或流派，哪怕它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我们也不必跟人家去“同步”，继续走自己的路就是了。对于各民族文学走向世界一体化的总趋势，则我们不仅应当同步，而且应以自己民族文学的活力与生机去推动这一趋势的发展。这实际上是一个“碰撞”与“共振”的辩证关系问题。各种异质的民族文学（民族性互异的文学）汇合到一起，必然发生冲突、交锋，经过相互间的渗透、交融，于是发生共振。如果一种文学放弃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性，则这种文学连参与碰撞的入场券也拿不到，还谈什么“同步”呢。而我们有的同志却恰恰在这个关键问题陷入了“误区”。所谓“调整本民族文艺与他民族文艺的关系”，实际上是淡化以至放弃民族性的一种委婉说法，因为在这种观点看来，所谓“世界潮流”实际上是由特定的“他民族文艺”来领导或代表的，而所谓“同步于世界潮流”实不过是对特定的“他民族文艺”的尾随、趋同罢了。有的同志不是讲过要“侧重继承他民族的习惯”吗？这就很明白了。
这种主张淡化甚至放弃民族性以“走向世界”的观点，在自称为“世界公民”的马克思的其它著作里也很难找到理论根据。的确，马克思说过，“我是一个世界公民”（见保尔·拉法格：《回忆马克思》），然而这是一位极为重视民族性、民族特点的“世界公民”。１８６６年６月２０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对第一国际的“青年法兰西”代表的一种错误观点提出批评，因为他们“说一切民族特性和民族本身都是‘陈腐的偏见’”，他们不但“否定民族特性”，而且似乎主张要“由模范的法国民族来吞并各个民族了”。马克思对这种蒲鲁东派的施蒂纳思想作了辛辣的讽刺。
主张“民族文学同步于世界潮流”的观点，实际上是（也许只是在潜意识里）将某种“模范”文学视为“世界潮流”的，而心目中的“模范”文学实指西方现代文学。诚然，西方现代文学有其值得借鉴的一面，但不能笼统地说那就是世界潮流，何况对潮流还得作历史分析呢。曾致力宣传西学、抨击守旧的梁启超，在他赴欧考察于１９２０年返国之后写过一篇题为《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的长文，其中一节对文艺复兴与１９世纪文学作了比较，认为两者“气象”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偏于乐观，后者偏于悲观；前者多春气，后者多秋气”。这样的结论是很有历史眼光的。有如此眼光的梁启超才能击掌一般地批评那些“沉醉西风”的人们，说他们“把中国什么东西都说得一钱不值，好像我们几千年来，就像土蛮部落，一无所有”，认为这种看法十分“可笑”。梁启超的思想庞博而欠精深，且谬误屡见，如说“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见《中国之社会主义》），令人读来颇觉滑稽，但８０年代我们有的同志在文化观念上唯西方马首是瞻，甚至唯“诺贝尔”是瞻，视之为“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梁任公先生如泉下有闻，怕也会觉得好笑的。
走向世界要靠“走”，以民族性为起点朝前走，以民族的大步一个脚印一个脚印地走。如果不甩掉“西洋情结”这个精神包袱，一味淡化甚至放弃文学的民族性，那样走下去，恐怕还没走到“世界”，自己早就不存在了。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报告文学的选题
——兼谈《昆仑》近年来的报告文学
李炳银
从１９８９年开始，当不少人意识到报告文学创作将会出现严重危机，报告文学创作自身也表现出某些退坡趋向的时候，《昆仑》的报告文学创作却开始了默默的，然而却又是十分明显的跃动。继１９８８年中夙的《侨乡步兵师》、正言的《国之大事》后，这一年间，又先后发表了郭高民的《错位的星群》、杜守林的《瘦虎雄风》、王友齐的《脚踏着祖国的大地》、中夙的《大势》，张嵩山的《星辉》及李荃的《中华之门》等作品。
这些报告文学表明，在报告文学创作产生危机苗头，阵脚出现某种迷乱的时期，《昆仑》显然未被这种创作的态势所干扰，表现了一种坚定不移，浑厚沉雄的精神与品格。
这些报告文学，比较突出、集中地以部队的生活为报告对象，以部队的现实生活状态和军人的心灵为报告对象。这在《昆仑》来说，似乎既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坚定的追求目标。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他们向所有的军人敞开自己博大的胸怀，报告了步兵、海军、空军、导弹兵、测绘兵、边防武警等军兵种的生活，把军队的大门向读者放开了，也把军人的心灵和情感之门向读者启开了。这种题材相对集中的情形，不仅仅是一种外观的现象，它实际上反映了编辑对自己刊物形象和性格的塑造意识。当然，对于任何一家文学刊物来说，文学创作本身对谁也不存在亲疏关系；谁也无权如跑马占地似的为自己圈定一块私土。然而，土分五色，人各有异，谁更适合在哪一块土地上耕耘，却是应当选择和可以做出选择的。事实上，正是这种自觉而又适当的选择，造就了不少各具风格特点的作家和刊物。这些报告文学之所以出现跃动之态，首先的原因正在于它没有轻易地随波逐流，像有的刊物编者在选题时更多的表现着追捕、跳动式保留的情形，而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题材范围内作出比较深入地开掘，实现有致律动。“跳动”的行为，或许可以不断创造出夺人眼目的特写镜头，但“律动”的行为却有利于产生某种分明的整体特性。
报告文学不同于小说、诗歌那样，是作家深入地感受过众多的客观生活，经过反复的咀嚼后再以分明的主观性色彩表现出来，而是要求作家在真切地接触并感受生活之后，更加确切地描绘与表现客观的真实。在这里，作家的主观性尽管不会是全然被动的，可它始终都在受着客观性的制约。正因为这样，报告文学作家在题材的选取方面，远不能与小说家、诗人那种灵活性相比拟。报告文学的选题阶段之所以被编辑、作家们格外看重，其原因就在于它是报告文学成功的始点和基石。然而，由于诸多原因，不少的编辑和作家，并没有为自己的报告文学选择到理想或合适的题材，使之从一个好的始点出发，最后走向成功。前两年，有人视报告文学为热点，这从当时文学发展的实际状况看，确实是这样。但是，随着这一热点的出现，一种无形的趋热风潮逐渐在报告文学创作中生起。一时间，报告文学的田地里，到处都是抢种抢收的人，都是那样的焦急，都是那样的匆忙。结果，在一种属于文学创作的范围内，竟也产生了小小的题材危机，题材保密的怪现象。开初是专找热门话题来写，不久似乎什么都变成了热门话题！后来又不知如何地一变，又专找冷僻怪异的题材去写，又似乎愈是生僻的题材愈具有热度。纷纭熙攘，喧腾之极。可是，并不是任何一个问题都具备普遍的社会意义；也不是任何一个看似热点的现象都是具有内在性的社会热点。可恰恰是在这些地方，我们不少编辑、作者把问题弄含混了，以致使不少的作品流向芜杂，流向浮泛，影响了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严肃性，也危害了报告文学去着力对真正的社会热点问题的发现与报告。在报告文学的题材表现出多样花色的风潮时，《昆仑》以一种持久的冷静和耐力在专心设计着自己的营垒。结果在纷攘过后，他们却从军队生活这一面走向了社会生活的中心，走到了生活现实的真正热点，最终完成了对现实生活作近距离的，同时又是深层次的描述与报告。
像《错位的星群》、《瘦虎雄风》、《大势》及《星辉》、《中华之门》这样的一些作品，若是一般的看，反映和报告的不外是今天军队的常规生活，似乎不会蕴含多少深刻的社会性内容和为人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其实，这不过是一种现象而已，真正带有普遍性的社会内容或热点问题往往正包容在大量的常规生活之中，发生在那些人们习以为常但却可能视而不见的生活现象之中。这样报告文学盯住军队的现实生活不放，其用心也许就是要从这平凡的常规生活中发现并报告其中的矛盾和问题，使人识得平凡中的新奇来。尽管这些作品在选材时依然未能褪掉从某一个方面上区分认识题材的套路，可显而易见的却是对于军队生活的新捕捉和对于军人情感灵魂波动的把握。与那些更多着眼于冷僻问题和突发性事件的题材来相比较，选取并处理好这类具有平凡性质的题材，是需要一定的功力和勇气的。用心于向平凡中求奇，在常规生活中寻异出新，这无疑反映着一种执著的精神和进取的性格。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来自生活、走向生活的戏剧小品
——赞“南开杯”全国业余话剧小品邀请赛
李炳银
如果说，１９８７年全国戏剧小品大奖赛时令人欣慰地看到我们专业艺术家与生活、与人民保持了休戚与共的联系，那么这次在天津举行的“南开杯”全国业余话剧小品邀请赛，则让人们直接倾听到了人民群众对于真善美的殷切呼唤，对于生活是非曲直的判断；让人们看到了人民群众的欢笑与眼泪，并且感受到他们对生活的思索和对美的感受力。
戏剧小品塑造人物、揭示生活的内蕴，不是靠事件发展的完整过程，不能指靠人物性格、人物关系的发展史，它只能截取生活的一个侧面，一个片断，一个瞬间，集中一个焦点，“见一叶而知秋”，以小见大。这次邀请赛中让我们看到各行各业的业余创作者的才华，首先表现在他们非常智慧和合理地选择题材的“切入点”，直接切入生活的内部，启开了生活的诗意。
公园里，一位百无聊赖的离休老同志和一个忙着不停地舀水浇花的女孩间的一段对话，引起人们对于人生的价值作严肃的思索（小品《充实》）。老同志感叹地说：“叶在树上时有用，可以给你们遮荫，枯了，落下来就没用了！”小女孩不客气地回答说“我爷爷忙极了，噢，像你？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拿张报纸翻过来，翻过去！？”这一段像溪流似地悄悄流动的生活，让人们领略了平凡生活中的哲理和诗意。
在烈士塑像前，一位归乡老人在逗留徘徊。年轻恋人羞于在塑像前亲吻，把塑像的头部扭向一边；个体户小贩又把塑像的头部推向下垂。于是这位衣锦还乡的海外老者颤巍巍地上前，把塑像的头部扶正，使塑像昂首向前，而这老者却无限疚愧地低下自己的头颅。小品结束时观众给扮演烈士塑像的演员以热烈鼓掌，他们由衷地接受了一个朴素的生活辩证法：有的人活着而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却永远活着。（小品《烈士像前》）
乡镇生猪收购员有这么一个脾气，不管交售生猪的老乡多远来，如何着急，他都要“先下棋，后收猪”，赢了棋还要对手举手投降以示惩罚。在一旁看不过去的画家为老乡说了几句公道话，那位急于交售生猪的老乡不去向收购员说理，反倒冲着为他报不平的画家吼叫：“我卖猪的，我还不急哩，你急个啥！？”（小品《卖猪》）
计划生育是一个并不新鲜的题材，然而小品《游击队》的编导却从“走一走生一路”的闹剧冲突切入，使这个题材有了新的情趣。
其它如不只是讲改戏问题的小品《改戏》等等，都是由于创作者找到了准确的扭结点，省略过程，剔除枝蔓，极其自然、有机地直接切入问题的核心，引起观众的共鸣和深思。
“南开杯”邀请赛参赛小品的艺术魅力，在于出现了一群从生活底层采撷来的极为真实、活脱的人物形象：憨厚倔犟、敢怒不敢言的交售生猪的老乡（《卖猪》）；鬼迷心窍，不生个儿子不收兵的山东大哥和他的一肚子委曲又不甘落后的媳妇——山东大嫂（《游击队》）；那“上有上的说法，我有我的做法”的保卫干部，以及被他重金礼聘来值班打更的又聋又瞎的书记的老父亲，和半身不遂的厂长的老丈人（《请勿对号》）；那位不知天高地厚，颇有几分音乐才华的卖大米的（《大米与红高粱》）；被生活训练得领导要什么就能提供什么货色的地方小剧团的导演和演员（《改戏》）；以及那位厚颜无耻的食客（《品赏家》）等，他们仿佛从田野、乡镇、街道、基层工厂、学校走来，直接进入赛场。这些生动的人物形象各有自己的个性特征和外貌神采，又有极大的概括性，仿佛我们都能在路上擦肩相撞。如小品《请勿对号》中那位书记的老父亲和厂长的老丈人，无论从性格的真实性还是从形象内涵的深度与广度，都可达到象征的程度，有极高的审美价值。
当然，在某些小品的编、导、演中，也是有经验可以总结的；个别小品中出现逻辑牵强的大跌宕，很像编造痕迹明显的“小戏”，失去小品质朴的魅力；有些点题的话说得过于浅露，减少了生活内蕴的回味；个别演员由于导演辅导不当，比较明显地在舞台上虚假作态，这是些难以完全避免的缺点。相信经过这次参赛期间的相互观摹与学习，我们的业余编、导、演员会从比较与切磋中逐步提高美学素养，提高艺术水平。
“南开杯”邀请赛的参赛小品据说有上千个，令人看到一种势头：戏剧小品来自生活，它又走向生活；群众从欣赏小品，走向自己创造小品。群众通过自己身边的凡人小事，表达了自己对真、善、美的热情追求。生活和人物五光十色，斑驳多姿，然而对于他们是非曲直的判断，人民心中自有一把尺子。
朴素美、创造的美、深涵哲理和诗意，是戏剧小品的重要品格；它的精美、智慧的结构，幻想丰富的艺术构思，使小品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然而作为“小品”我更喜爱它的真实、质朴与贴近生活。少一些人工编造的痕迹，多一些质朴的真实，哪怕是严峻的真实，以致透露出若干纪实性的质朴美，我想是会增强小品的艺术魅力的。“南开杯”邀请赛，给我预示了这种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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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富有魄力与风度的诗
——周涛散文读后
章德益
周涛曾以诗名，近年来却操笔为散文。我们私下曾窃议，是不是阿涛君诗才将竭，才弃诗而去呢？但历时数年，在我们面前展现的周涛的散文，俊美而潇洒，浑雄而深湛，无疑是另一形态上的更广义的诗，是更具魄力与风度的诗。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些散文，即是从他诗心深处外延出来的另一种精神的形态，另一种生命的形态。它们因为获得更广大的思维空间与更自由的表现方法而显得生气勃勃。
我们在里面时时发现周涛的眼睛。
这双眼睛沉思地闪烁着，静静地游弋，缓缓飘浮过生养他的北方的大地与天空，凝注于昆仑山脊，又延伸入焉耆的白沙小道，然后温厚地抚触于伊犁热土，又远远地延伸开去，温爱地飘绕于孕生过自己生命之源的故土。它们最终又回归自己的心灵，审视着自己身上褪落下来的灰尘与年月……
周涛一定有很多久抑的话要说。他在诗歌中无由自在倾吐的种种情思，种种人生际遇，种种在冥冥中独对天空与大地倾诉的空茫之声，都得以在散文这一形式中尽情诉出。
我们听他向昆仑倾诉：“你是大地的塑像群，也是一切生活的源头和起点。山和海，土和水，是大地的两极，你老人家是那个阳极，永不停息地向海洋的子宫注射江河，以养育繁衍我们这些蠕动的万物。”
我们倾听他向河的倾诉：“在这条永不衰竭的伟大河流中，每一朵黄色的浪花——每个普通的人，都在其中随之腾耀、浮沉，以一瞬间的短暂生命去挣扎，去表演，去构成她滔滔不绝的永恒。”
我们聆听他在吉木萨尔黄土路上的心之韵：“哦，麦子，亲爱的麦子。”“土路真长，在大地的这条裸露出黄色筋肉的弯曲伤口上，除了足迹的践踏，绝无植被和生物。这就是人类行为留下的走向——车辙印破坏和蹂躏的土路，它正冷冷清清地伸向远处的灰蒙蒙的树霭，根本没有尽头。”
我们聆听他在伊犁河谷边对一棵树的倾诉：“这时的每一棵树，都是一棵站在秋光里的黄金树，在如仪的告别式上端庄肃立。它们与落日和谐，与朝阳也和谐，它们站立的姿式高雅优美，你若细细端详，便可发现那是一种人类无法摹仿的高贵站姿……”
还有他在哈拉沙尔的凝重感叹。
还有他在坂坡村深深的血脉之声……
深沉，悲怆，睿智，明澈，血的结晶，心的逼射，浑凝成语言的七色雕塑群，展列成精神的形象，在散文世界里展现出浑雄博大的另一品格。
周涛的散文是宏阔的。这无论从文章的构局与其所展现的内容上来看都是如此。在展开的苍茫山川上，自然与人物混凝在一起，天地与史实交融在一起。岁月茫苍，陈迹累累，思绪如山。目光亲吻于自然，灵魂熨贴于人事。
这也是一些极富纵深感的散文，我们沿着他远涉昆仑的笔触可以触及到自然的底蕴与山河的深心，我们沿着哈拉沙尔的小路可以直入一个民族的心史与血史，可以横渡一个民族艰韧的血脉之河；我们沿着坂坡村的黄土道路，可以直入作者本人的血脉，血统乃至隐藏在这血脉、血统后的更为广博的对土地的爱以及沉积在这土地深处的种种情愫。
我们有幸在这里聆听到一个诗人内心深处久远不绝的天籁。并由此体味到作者精神深处的血泪脉动。
其它一类独具性情的小品式的散文，极多，它们交织在周涛散文的总体境界中，成为色彩上的互补与精神上的呼应。
一个真正作家的成熟是灵魂的成熟。这种成熟体现在作品的丰富性与深刻性上。周涛正在向这一境界前进。
周涛应该感谢他所处的这片西部广袤的大山川与他所处的这个令人百感交集的年代，是这些因素融汇起来潜移默化着他，养育着他，同化着他，使他在诗中在文中，不自不觉地（而非故作姿态地）显得不世俗，不琐屑。使他不自不觉地拥有了一条通向大作为大境界的至珍之路。磊磊者人之魂魄也，浩浩者人之精血也，有魂魄崛于笔墨间方有大气象，有精血横流于字行间方有大襟怀，有大气象大襟怀者方有好文章。
周涛晚近之诗中往往趋于理念化，这大约是他中年后思考太多的缘故，但这种理念化过多地入诗后，往往会损害诗的纯真品格，使诗流于单纯说教。（即使这种“教”是人间真理）周涛写散文后，其理其思便娓娓流入文中，与文中所状之山之水之人之事自然融合，使文章有骨有肉，有肌有理，有情有思，在另一领域中使他内心积压多年之思，顺畅地转化为自由流动的文字，并晶莹地流进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