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决不后悔自己的选择
——天津市部分中小学教师的职业观
新华社记者 朱玉泉
教师，一个古老而崇高的职业，在今天，难道失去了往昔的风采？
一位中年教育工作者感慨地说，也许是当时没有高考制度，也许是上山下乡艰苦生活的反衬，也许是可供选择的职业不多，十几年前教师职业似乎也比今天“香”。那时候，要是一名高中尖子生被选中留校任教或做共青团、少先队工作，还是很令人们羡慕的。在举国上下有了“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共识之后，教师职业在社会上却并未得到广泛的青睐。那么在岗的教师们究竟怎样看待自己的职业呢？在第五个教师节的前夕，天津市一些中小学教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的回答颇能给人新的启迪。
南开中学校长王淑玲告诉记者：我们学校的教师不像某些文章所描述的那样，天天想着“跳槽”。除个别外语教师被合资企业、涉外机关的高薪、出国所吸引，有“跳槽”的情况外，绝大多数教师（包括广大青年教师）都安心本职工作，整个教师队伍是稳定的。不久前，我在校内搞过一次问卷调查，有66％的教师觉得当一名人民教师很光荣、很自豪。有离开学校想法的只占教师的1.4％。南开是周总理的母校，校风一直比较正，教师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鄙视“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思想。教师们越是这样，我们当领导的越要千方百计地改善教师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我们努力办好校办工厂，用工厂的一部分赢利来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师的福利待遇。去年，我校教师的月平均工资为123元，平均奖金为54元，大家比较满意。
天津二中薛纪玢教师说：我1959年大学毕业后到二中当教师，一干就是30年。如果让我再回到青年时代选择职业，我还要当教师。且不说物质上比其它行业也穷不到哪里去，单就精神上的富有而言，是其它任何职业所无法相比的。逢年过节，许多我教过的学生纷纷聚会我的家中。不管他们现在职务多高，对我都像当年一样敬重。有时走在马路上，就有我曾教过的学生喊我，当我一下子叫出对方的名字时，大家高兴极啦！还有的学生搞对象，拿不准主意，就带朋友一起来我家，叫老师给“参谋参谋”。有的学生结婚或生小孩了，也带着喜糖来看我。眼瞅着当年的班干部或是“小调皮”成家立业，做了爸爸妈妈，我这当老师的不吃糖心里也甜。可能有人会说：你别阿Q啦！这些都是空的。我要说：你没有这种感受是空的，但有了这种感受就不是空的。
河东幼儿师范学校唐秀荣老师对记者说：1983年机关从普教系统抽调干部，区里一些单位点名要我，被我谢绝了。我一直很喜欢教师工作，更何况在教师社会地位不断提高的今天呢？论政治地位，教师“入党难”问题正在得到解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府官员中都不乏我们教师。现在天津市的好几位区长几年前就是我们的同行哩。论经济地位，我爱人在政府机关当处长，他的收入还没有我高。我总觉得要求国家抛下许多也是靠工资吃饭的行业，单独把教师的工资提得很高是不现实的。这是由我们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尽管教师待遇在逐步提高，但如果谁一心想像个体户那样发财还是趁早别当教师，因为那是永远不可能的事情。除此之外，教师有寒暑假，在每年最冷和最热的月份都能在家休息，陪孩子玩或外出旅游。这也是其它行业很难享受的。
与记者交谈的20多位老中青教师，都同意这样的看法：教师职业同其它职业一样，有苦也有乐。近几年来乐的比例正在不断增大。舆论界宣传教师的清苦，学校的艰难，以期引起方方面面的重视，助教育一臂之力，是十分必要的。但是，长期“报忧不报喜”的“一边倒”舆论也容易使那些有志从事教师职业的少男少女们望而却步；反而使“好学生不读师范，读师范的不是好学生”的糊涂认识占有越来越大的市场；使那些刚刚从事教师职业的青年和在学的师范生感到脸上无光，前途无望。一位工作不久的小学男教师说：你越把教师说得惨兮兮的，我越搞不上对象。好像有些人的脑子里已形成一种“教师职业毫无可取之处”的思维定势，要不怎么一听男方是小学教师连面都不想见了。殊不知，男教师对孩子性格的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有人瞧不起我的职业，只能表明她们的愚昧。我热爱我的工作，我一见到孩子们那一双双天真无邪的眼睛，一切一切的烦恼就都烟消云散了。他建议，舆论界应该把教师职业的苦辣酸甜，把教师职业的今天和明天实事求是地、客观全面地告诉人们。不要总是“诉苦”，把圈里人胃口吊得很高，把圈外人吓得唯恐躲之不及。
说来奇怪，同是教师职业，有的人干上就不愿改行，有的人说嘛也不愿意干。两者反差如此之大。谁也不能否认特定的职业对于特定的人有适合和不适合之别，但在教师这一职业的选择上似乎还有一种心理效应在起作用。君不见，凡是被青年人趋之若鹜，孜孜以求的“热门职业”，大多是蒙着一层或是几层神秘面纱的行当。朦朦胧胧的直觉借助于想象的翅膀足以吸引血气方刚的青年人的择业取向。好奇心驱使他们跃跃欲试，到一个陌生而新奇的环境里施展一番。而这些青年人从幼儿园小学、中学乃至大学所直接接触的唯一职业便是教师。因此，教师职业对他们来说已无神秘感可言，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在这种心理效应的潜移默化之下，教师职业的短处被放大了，长处被忽略了。在一些青年的心目中，教师职业与单调、平淡、清苦、闭塞画了等号。而那些“神秘职业”的遭遇则与之相反，在幼稚的想象中被盲目地美化乃至升华。如若抛开这种心理因素，我国城市中的教师职业无论如何也没有糟到令人不屑一顾的境地。事实上，教师职业同其它职业一样，有欢乐，也有苦恼；既不是“一朵花”，更不是
“豆腐渣”。只要我们抛弃“家有二斗粮，不当孩子王”的陈腐偏见，再加上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不断地为学校、为教师办好事、办实事，教师职业在人们心目中一定会取得应有的位置。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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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十年来我国教师队伍发展壮大
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数，1949年为1.6万人，到1988年发展为39.32万人，其中女教师为11.1万人。40年来教师队伍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到1988年，专任教师中教授副教授的人数发展到9.36万人，约占总数的23.8％，其中教授1.48万人，副教授7.88万人。
中等专业学校专任教师数在四十年中有较大发展，已从1949年的1.6万人增加到1988年的22.53万人，其中女教师8.02万人（注：内含中师）。
农业、职业中学是建国后的1958年才兴办的教育事业，“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破坏，几乎损失殆尽。1980年以后开始恢复发展，特别是近5年迅速发展。这类学校的专任教师数，1958年为6.0万人，1965年为19.7万人，1966——1979年都很少，1980年为2.3万人，1988年达到20.28万人（其中女教师5.94万人）。专任教师中初中教师有2.56万人，学历在专科以上的有5430人，占初中教师总数的21.18％；高中教师17.72万人，学历在本科以上的有35827人，占高中教师总数的20.22％。
普通高中的专任教师数，1949年为1.4万人，到1988年已达55.69万人（其中女教师13.96万人），其中学历合格的23万人，合格率为41.3％。
普通初中的专任教师数，1949年为5.3万人，到1988年底已达240.27万人，其中女教师73.37万人。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的85.6万人，合格率为35.6％，此外还有2.8万名教师取得了“专业合格证书”。
小学专任教师人数的发展尤为显著，从1949年的83.6万人，发展到1988年的550.13万人，其中女教师人数为228.44万人。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的347.8万人，合格率为68.1％，此外还有16.63万名教师取得了“专业合格证书”。
特殊教育学校由于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重视，发展较快，特别近几年发展更为迅速。这类学校的专任教师1953年仅有400人，1977年增为0.4万人，到1988年已达1.08万人，其中女教师0.78万人。
幼儿教育的发展也很快，幼儿园教师从1950年的0.17万人，发展壮大到1988年的67.04万人，其中女教师63.41万人。
成人高等学校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专任教师从1955年的297人，增加到1988年的8.39万人，其中女教师2.64万人。专任教师中有高级职称的人数大幅度增加，正副教授人数已达1.09万人。
成人中等学校1988年专任教师为20.94万人，成人初等学校专任教师为6.97万人。（焦 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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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摇小船的女教师
——记民办乡村小学教师吴国贵
马平
在重庆市大足县化龙水库淹没区农户们的心目中，“吴老师”是一个十分亲切美好的名字。
白手起家办小学
1983年7月，17岁的吴国贵初中毕业回到故乡——化龙乡大石村，成了全村学历最高的“金凤凰”。
大石村地处化龙水库的淹没区内，一座303米长的拦水大坝将它与外界隔开。大坝外，相距不足10公里外，就是闻名中外的旅游胜地大足宝顶石刻，中外游客如云；而大坝内，却是一派贫困景象，大石村423户农家，全年人均收入不足140元。农户们散居在库区两岸的坡地上，自耕自食，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全村70％以上的大龄青年打着光棍，因为这里太穷，库区姑娘拚命往外嫁，外边的姑娘不愿意往穷坑里跳。然而，吴国贵没有走。起初，村里安排她担任扫盲班的教师。她望着孩子们的父母坐在教室，而大群的适龄儿童在窗外探头，心想老的文盲刚扫过，新的文盲又长成，这样的扫盲何时了。这一年，村里有11名青年报名参军，谁知统统被刷了下来，一问原委，都是因为没有文化，部队不要。经过深思熟虑，吴国贵向村、乡领导提出要在大石村办一所小学。她的要求很快得到了乡村领导、家乡父老和学生家长的支持。学校没有教室，民兵连长刘峰让出了自己家一间不足14平方米的小房。没有课桌、椅凳，附近几家农民就将自己家吃饭用的方桌搬到学校，学生每天上学自带小凳。刘峰说：“我们这里祖祖辈辈从未有过学校，吴老师办的学校条件虽差，但总是我们自己的。我们的后代再也不会像他们的前辈那样，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我们从心底里感激吴老师。”就这样，一所十分简陋的小学在大石村乡亲们的厚望中诞生了。
1984年秋，26名适龄儿童愉快地踏入学校，成为建校后的第一批新生。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14岁，最小的6岁。
嫁妆变成了小船
大石村地跨“五坡四沟”，村民们都居住在水库淹没区内，户与户相距最近的都在一公里以上，库区唯一能代步的工具就是人力小船，交通十分不便。
由于居住分散，学生能否按时到校上课成了一大难题。学校位于库区的刘家沟，它三面环水，一面靠山。为了上学，每天一早，孩子们就背着书包站在岸边，等待过往的行船，顺路搭送到校。如果遇不见顺路船，孩子们当天就只好缺课。许多孩子在岸边，往往一站就是一个上午，望眼欲穿，最后却只能背着书包怏怏回家。
为了让孩子们能按时上学，吴国贵下决心自己造一条船接送学生。但造一条船在当时少说也得800多元，这笔钱相当于库区6个全劳力的全年收入。家里没有钱，她就去借，可许多亲友都面带难色地回绝了她。万般无奈，她要求父母将留给她当嫁妆的木料拿来造船，并以将来出嫁再不要家里一分钱为条件。父母责备她：“将来出嫁你空手去婆家，你不在乎，可父母的脸面往哪里放。”父母想不通，吴国贵又去搬来村长、亲友、学生家长，多方耐心劝说，最后父母终于同意了，还帮助她请来最好的工匠造了一条小船。
从此，她清晨摇着小船行程20余里接学生上学，下午又驾船送学生回家，每天往返50余里。炎热的夏日，她衣服烤出层层白色的汗渍。数九寒冬，她双手冻得像胡萝卜。深秋的水库浓雾弥漫，湖面一片白茫茫，辨不清东南西北，吴国贵只能一边划船，一边吹着哨笛，站在岸边的学生听到笛声后便大声呼叫，她就这样来判定学生在什么地方候船。从1984年开始，5个春夏秋冬，无论是刮风下雨，吴国贵从未间断过接送学生。在绿水青山之间，她那咿咿呀呀的小船不停地把孩子们摇向希望的彼岸。
飞不走的金凤凰
一天，学生刘世芬眼泪汪汪的来向吴老师道别，因家里无力支付学费，她不能再上学了。面对孩子们一双双纯真的眼睛，吴国贵暗下决心：“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再失去上学的权利。”从此，她利用课余时间为家里有困难的学生送课上门，自己掏钱给刘世芬买了书和作业本。为了减轻学生家长的负担，吴国贵课余喂养长毛兔，组织学生种蔬菜，种果树，用卖兔毛和蔬菜水果的钱为家庭困难的学生支付学费，保证全班学生都能完成学业。为了提高教学水平，吴国贵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大专函授学习，自学了教育学、教育心理学等专业课程。在教学中，她还根据学生年龄参差不齐的实际情况，创造了一套统分结合、因人施教的教学方法。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6年，重庆市普及小学教育检查时，她的学校完全符合要求。1987年，在全县统考中，她的54名学生在参加统考的同年级8个班中获得平均成绩第2名、数学单科成绩第一名的好成绩。为了这一群孩子，吴国贵付出的不仅仅是心血和汗水。去年，已同她订婚4年的未婚夫专程从昆明某建筑工地赶回，两家老人也把新房家具备齐了，希望他们能早日成婚。未婚夫好心劝她，结了婚他们可以一道远走高飞，在工地上一个烧开水做饭的帮工每月都能拿100多元，比在这穷乡僻壤、起早摸黑当民办教师月薪48元5角强得多。吴国贵也真诚地告诉恋人，她对他情深意重，但婚后她将继续留在大石村从事教育工作。为让大石村从此不再有新的文盲，她要把这所学校办下去。她对家乡这片土地深深的眷恋，使未婚夫深受感动，他们把婚期推迟了一年，等这期学生毕业后再结婚。
1986年，吴国贵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7年，她被选为县政协委员。去年她当选为全国中、小学德育先进工作者。今年她又被共青团重庆市委授予杰出青年的称号。面对纷至沓来的荣誉，吴国贵仍同往日一样，摇着她的小船，载着一群孩子，洒下一路欢声笑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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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生心事在育人
——记优秀共产党员、南昌二中青年英语教师虞华来
江希交
近年来，虞老师一直是南昌二中的新闻人物。他非同一般的生活经历，使人惊诧而钦佩；他对事业执著的追求进取，给人鼓舞、启迪。
敢于直面病魔的威胁
1982年仲春，而立之年的虞华来的生活犹如温馨的泉水一样甘美并充满生机。从上海外语学院毕业来南昌二中仅两年，已在事业上崭露头角，被选为市中心教研组成员，又有个贤淑的妻子。谁知，病魔突然叩击幸运之门——他患了癌！只有3到5年的生存期……
好心的人们纷纷献计献策，焦急的领导送来营养费和两张去上海的飞机票，还办好外地就医的全部事宜。小虞接到切片化验单时没流下的泪水，此刻夺眶而出，他泣不成声，在场者也无不伤感至极。小虞终于擦干泪，缓缓地说：“我，哪也不去”。不是说大话，小虞早就宣誓要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现在多上一节课就多一分安慰。他马上住进了江西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幸亏切除手术顺利，接着是做长达3个月的钴60放射治疗，小虞体内的白血球急剧下降，头晕眼花，恶心呕吐，真是坐卧不宁。可只要精神稍好一点儿，他便从这张床走到那张床，劝慰同被“判了死刑”的病友，甚至常用他浑厚的男中音轻轻地唱支歌，可怕的CA病房破天荒有了掌声与笑语。尤其当病友发现虞老师枕下压着英语课本，背着医护人员在准备一堂什么要紧的课之后，同病相怜的不幸者逐渐成了互相激励的朋友。是啊，生命越是短暂，越要活得有意义。
教改领域吐丝的春蚕
“STAND UP！”全班同学几乎在同一瞬间起立，个个头正胸挺，眼里闪烁着光芒。身着一套笔挺西装的虞老师庄重地凝视了台下片刻，简洁得体地导教后，便有条不紊地展示一幅幅生动的挂图，录音机相应放出一句句标准流利的口语，同学们自然而然地进入生动的英语世界，神态是那样的专注。虞老师提了几个巧妙的问题，被难住的学生立即4人一组紧张讨论，疑窦骤解，随之笑声四起。一个个知识点就这样鲜明地被突出出来，一项项技能在笑声中得到锻炼。
这堂全市英语观摩课成功了！余兴正浓的听课老师在教室外截住了小虞，
“对不起”，二中领导忙过来挡驾，
“虞老师正在住院，只请假一小时”。哦？难怪上课时的气氛有点异样！好奇的人不禁悄悄端详起他来：天哪！虞老师的嘴唇是这样白，脸是这般黄，身上还有一股极呛人的清凉油味。原来，这堂课是三个月前定下来的。小虞很苦恼现行中学英语教学死抠语法，重笔译轻口语能力，决意利用公开课作改革尝试。即使失败也要抛砖引玉。身患绝症后，同事们争相表示愿按他的设想上，可小虞真诚地说：“这是堂风险课，还是我来冒这个险最合适”。
出院仅仅13天，虞老师又正式重返讲台。人们这儿惊疑未定，他那儿又来爆炸新闻：要搞教改实验班。莫非他破罐破摔，把生命最后的三五年孤注一掷了？其实不然。小虞在党小组里曾动情地说：“我不愿死，只想生活得更有价值，而工作着，生活才是美好的，对我的身体也才有益”。功夫到底不负苦心人，两三年的教改，使实验班不但统考时考分在年级里出类拔萃，而且能力胜人一筹。吴建同学荣获南昌市1983年中学生英语朗诵比赛冠军。1984年津巴布韦外宾来校，实验班出色地担任了小翻译和其他接待工作。实验的成果坚定了他教改的信念，而教改使他的教学方法日臻科学、完善，这一切使他日后所教班级的英语成绩非同凡响，如86届4班高考的英语平均分竟达86.7分。《南昌教育》1985年首期刊登了虞老师的《中学英语教改实验小结》。
更有目标在前头
人们都以为这下小虞该满足了，该歇息调养一下病体，因为他几次险些晕倒在实验班讲台边，而令人不敢相信的是虞老师在事业与生命的天平上，竟再往事业上加了块大砝码——担任班主任！他说还要会带班，才是真合格的老师。别人可以慢慢来，我必须只争朝夕。打这以后，他从早读到课外活动，全身心扑在班上，带班的第一个学期，几乎没歇过一个星期天，除了3位家住远郊的，他走访了全班学生家庭。试问，有多少健康的班主任能如此？何况他除了癌症，还有放疗的胃后遗症时时在折磨着他。为了坚持繁重的工作，他强迫自己每天进食半斤高蛋白物质，把猪肉、鱼肉等剁成泥再搓成药丸大小吞服，因为不能咀嚼，一咀嚼他就要呕吐。他终于带出有独特风格的班集体，同学们富有责任感和事业心，班风活跃，竞争力强。86届4班连续两年被评为市先进集体。1985年有7位同学荣获全国数学竞赛一、二、三等奖。1986年有1位同学参加全国中学生数学国际奥林匹克集训队。44人考取各类大专院校，升学率达91.7％，其中进入重点院校的占59％。南昌市教委主编的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和《南昌工运》发表了他撰写的教书育人经验。
党和人民高度评价他的精神与奉献，他连年当选校先进工作者，3次被评为南昌市教育系统先进教师，7次评为优秀党员。1984年当选江西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个人和省市优秀班主任，1986年荣获全国中小学德育先进工作者，1988年社会公推他为南昌地区园丁之星，今年还当选了市劳模。电台、电视台记者时常来采访他。他总是恳求道：不要把我当英雄模范去宣传，我只是无愧于人民教师的光荣称号，做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情。如果有功劳，也要归功于党的培养。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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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图：淮北杨庄煤矿中学化学教师金问桓，10年来先后改革了14项课堂演示实验，其中六项在省、市获奖；一项在全国录像发行。他11次获省、市、局劳模、标兵、优秀班主任等称号。这是他在家中辅导学生。陈晓亮摄
下二图：全国优秀教师、河南省虞城县稍岗乡宋庄村农民赵瑞林（右二），7年来坚持义务开办扫盲和农技培训班，收到显著效果。最近，她又开办公婆学习班，为老人讲解如何处好婆媳关系、婚姻法等内容，促进了本村社会风气的好转。 朱保良摄
上图：江苏仪征化纤公司幼儿教师黄岚，根据幼儿爱玩的特点，总结出一系列“寓教于乐”的幼教经验，将每堂课都变为生动活泼的游戏课，使幼儿们在玩耍中增长了见识。她已连续6年被评为“好老师”，最近又被公司评为“十佳青年”之一。 王钧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