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国际专页)
专栏：
第一次认识的“县官”
郑慧生
说“认识”，并非有什么私交，而是我认识他，他不认得我。
解放那年，我才十岁。听说来了个“县官”，是个“木匠”。肚里有点墨水的人都说：“共产党做事真够鲜了，让个木匠来当县长。”
一天，县长来到乡里，给群众讲话。我也跑去了，想看看“木匠”。那是一次什么样的讲话呀！他站在一只石磙上，下面十几个老头老婆在聊着天听。我看他，一身松松垮垮的灰布军装，加上一顶塌拉着帽沿的八角帽，一点也不威武。
他讲的什么，恐怕只有我一个人在听。其他的人，都是来看县长或看“木匠”的，没有人要听他宣传什么。
他讲了，解放大军刚来到豫西，需要公粮；他，是来向群众借粮的，保证有借有还……那时候，政权不稳固，地方组织没有建立，他讲了半天，连接他话茬的人都没有。他走向一个中年汉子，想请他张罗张罗借粮的事，那人一口推托而去，连头也不回。
他连一粒粮也没有借到。日落西山了，只好招呼自己的通讯员——我们叫做
“护兵”的，是个穿大人军装的孩子——回去。我真看不上他的“护兵”，因为
“木匠”讲话急得满头大汗，而他，只在旁边逗群众的鸡玩。本来嘛，还是个穿大人军装的孩子。我当时想，要是遇上土匪，“木匠”还得背着这个“护兵”跑呢！
夜里，我睡不着，想着这个“木匠”，没有借到粮食，今晚咋吃饭呢？
洛阳解放后，局面稳定了，区乡基层政权也陆续建立。这年春节，我傻开心，到处跑着去玩。
在原来的县政府门口，见几个老太太和警卫人员说：“一辈子没进过县衙门，想进去看看。”警卫人员不好作主，这时县长出来，一听情况，立即乐呵呵地引导这些好奇的百姓进去参观。我于是也跟了进去。
县长一面走一面讲解：“这里是司法科，旧社会打官司的地方，富人有钱能使鬼推磨，穷人有理没钱别进来……这里是财粮科，过去苛捐杂税逼粮逼款都在这里，羊毛出在羊身上，钱可是得叫咱大家拿……这里是县老爷坐的大堂，现在我在坐着，你们看，配不配……”
参观完毕，我回到家里，想着今天的运气，不知是沾了县长的光，还是托了老太太们的福。
小学开学了。那时的学校除了担负教学任务，还要搞社会活动。当时举办了星期日时事讲座，由干部、教师轮流向群众作宣传。有一次，轮到县长讲话。七点过后，校长怕他忘了，派我们两个小学生前去催请。半路上碰到他徒步走来，他就拉着我们的手来到会场上。
这一次，他讲的是“中州币”，那是我们共产党政权发行的流通纸币。我至今还记得他的几句话：“中州币，行得远，东到淮河，西到汉中，南至长江，北连华北……中州币，价值稳定，每二百元折合银元一块……”这次的讲话很成功，人们拍了不少巴掌。讲完后，县长走了，徒步而去，没有人给他倒茶，没有人留他吃饭，甚至连送他的人也没有。我们的校长，在忙着收拾会场桌子呢。
讲话不用稿，是当时的特色。开大会了，拉张桌子就讲，出口成章。记得一次镇反大会上，人一到齐，他登台就是一句话：“今天我们在这里，要杀六个人！”真是开门见山，一针见血。“……为什么要杀他们呢？因为他们犯了死罪！”然后历数罪犯恶迹，决定严惩。
中学以后，我所认识的第一个人民县长调走了，官做大了，当了专员。他从家乡把自己的小脚老伴接来。那可真是他的“老”伴，比他还老。
那老婆子从乡下带来自己的纺纱工具——一架眼看就要散架的纺花车。从此，他开会，她纺线。下班以后，两人一前一后上街轧马路，引动得路人在背后指指点点：那就是专员和他的“老爱”……
有人转弯抹角提醒他，“老爱”已经太老，又是小脚……他笑着告诉别人：
“谁说她脚小，打游击那年，我负了伤，她背着我跑了几里地，那阵子，要不是她比我大三四岁，真背不动我呢！”
他终于没有嫌她老，继续陪着他的小脚“老爱”轧马路，但也不像现代青年挽手搂腰似的亲密，只不过是一前一后，始终保持着四五步距离。
1957年以后，听说他犯了“错误”，我已经离家上大学去了，诸事不得其详。但我相信一条，他都是在替别人着想，不是为了自己。
文革结束，拨乱反正，他的问题都得到了洗雪。现在他去世了，我闻讯怅然，想念的不仅仅是他，而是我所认识的第一个人民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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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叶圣老的复函
吴海发
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学老师，但曾有幸与叶圣陶先生通信往来十余年，得到他赐复的信函五十五封之多。每当我翻阅这些信函时，一股沁人心肺的温馨便令我陶醉，给我鼓舞，增添力量。
叶圣陶先生赐复始于1973年，我在农村高级中学任教，叶圣老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育部副部长、顾问等职。我写信或求教，或问候起居，他都亲笔作复。信函一字不苟，文笔严谨优美，每一函即是一篇极佳的散文小品；我放在枕边读多天，然后细心珍藏起来。我地位低微，叙事琐琐，议论空洞，提问幼稚，叶圣老并不嫌弃我，信上口气绝无训斥，而是谆谆教诲，循循善诱，开导我，启发我，指点我。我是多年做教师的，知道学生求师的心理，他们心目中最理想的老师就是叶圣老这样的。
叶圣老寄书刊给我，不止三四次，都用废纸、短绳头包扎，从不用机关的现成材料袋之类。他用的信封，少数用旧纸反过来糊制，是自产的；多数是购买的。我细看一下，有北京人民印刷厂印制、北京纸制品厂制的24开信封，有北京重印三厂出品的信封，有天津市文革纸制品厂的信封；其形式有邮局专售的白纸信封，有印刷翠竹熊猫之类小画的信封。通信往来十余年，没有收到一只印着先生任职机关名称的信封，例如中央文史馆、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的信封。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少儿出版社（叶至善所在的单位）的信封也没有收到过。他也不把人家寄给他的信封反折过来用，据叶圣老说那是对寄信人不恭的。
他寄给我的信纸，纸质有优有劣，式样短长不一，大小不等；有格子的，无格子的都有；产地有荣宝斋的，有北京西城印刷厂的，有北京市日历厂，有北京市制本厂的，有北京市电车公司印刷厂的。通信十余年，我没有收到一张印着机关名称的公用信纸。他也不在人家寄给他的信纸旁边写回信，据叶圣老说那是对寄信人不恭的。细微之处见精神。叶圣老公私分明、廉洁自重的操守委实感人至深。我把叶圣老的这类事讲给师生听，他们无不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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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悼周扬同志
强晓初
秋风萧瑟悲君逝，
鹤驾文坛恸失声。
侪辈依依怀战友，
艺林默默悼英灵。
孜孜半纪岂能忘，
荦荦一生华夏铭。
延大校园曾记否？
新苗茁壮百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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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途中人
昌耀
西部的一条举世瞩目的公路，一条纤细的西部运输线，一项伟大工程。但是那时我感到这条路更像是一条绷紧在高空的钢丝，而我们行驶着的长途客车则像踩钢丝表演者脚着的软底缎面鞋（当时西藏运输公司的两部客车正是这样如步行地相互照应着驶行）。那时，青藏高原地面在我看来愈益深远了。壑岸麇聚的藏羚跃动着逃向遥远的湖泊。那些湖泊也更遥远了，只留下镜子似的反光。早年的被筑路工人像村落遗址沿途堆积的沥青桶垛更呈现出
“墙”的古旧感，变得遥远了。那时更可关切的只有脚底这条严峻的路，只有这段钢丝、这条生命线。我知道，这条钢丝联结着的南端是古老的太阳城，那里，许多秉烛的人正弯身穿行在一座古老宫堡，沿着梯道朝向灵塔殿攀登。在那座以金银宝石镶嵌的山岳构成的大殿，每一座山岳内核都有一具端坐的真身。
这是西部岑寂得可使人或鸟兽欲一啸叫的道路。那时，开车的是一个瘦小、干巴、墨黑如炉火煅烧的、卷毛的土伯特小伙子，一副墨镜支在鹰钩鼻梁。他的助手，一个同样瘦小干巴墨黑如炉火煅烧的卷毛的土伯特小伙子，正放松筋骨蜷卧在座椅。窗外远行人敬献的一束洁白的哈达绫子正追随汽车在他梦中拍打有声。那时，我听到头顶气窗一侧隐匿的扬声器传出一阵节奏强烈的摇滚乐，好像天堂泄出的一股仙风，乘客们顿时感受到快意。客车就在这种快意的节奏中快意前行。蓦然一阵婴啼爆发直如天上音乐。离我好近。仿佛我们的车篷已切入天堂。仿佛我们正被吸附在天堂的弧面前行。那时我不怀疑我所听到的婴啼是降生天堂的婴孩的啼哭，是最美的啼哭，是最美的摇滚乐。
现在，我品味着这一切，以至所有旅途艰险、劳辛、琐屑都觉味甘如饴，而成了人生享受。人生大凡也如此：无论冒险，无论受难，无论苦斗……每在事后处之安然恬静时回头咀嚼而悟出诗意存焉。莫非不是如此？
对于这次旅途，我在写给一位海外诗人的信里就曾作如此追述：“车行昆仑、唐古拉，‘屋脊意识’已极为强烈，煞白的冰山，凛然的大气，困顿的行旅，加之沿途时见的、仿佛出于宗教祭仪而铺陈一地的碎玻璃（我怀疑是天涯客们聚饮抛掷的酒瓶之类），此时即便一声孩子的奶声细语也会令男儿家动容，能不感受到人生的壮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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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坛风景线
王火和他的书稿之火
廉正祥
1987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作家王火的系列长篇《战争和人》的第一部《月落乌啼霜满天》。这部56万字的长篇在文学界、读书界激起强烈反响。王火是四川文艺出版社的第一任总编辑。他每天埋头于如山的书稿堆中，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写作。现在，王火已经离休，但仍在病中坚持写作。最近，他的《战争和人》的第二部《枫叶荻花秋瑟瑟》也要出版了。王火今年63岁，头发花白，但仍不失英俊的脸庞和儒雅的谈吐，处处体现出学者型作家的气质和风度。早在40年代，他就在《文汇报》、《大公报》、《时事新报》、《万象》等报刊发表作品了。1948年他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长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曾在劳动出版社、工人出版社、《中国工人》杂志担任编辑，业余时间撰写了大量特写、小说等作品。60年代初，《中国工人》停刊，他被下放到山东，在省属重点中学临沂一中担任领导职务达17年之久。也是在临沂一中，王火碰上了十年浩劫，遭受了非人折磨！
文革前夕，他把花费10多年时间写成的系列长篇《一去不复返的年代》投寄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给予高度评价
“这是百花园中一支独特的花”，列入了出版计划。文革狂飚骤起，长篇小说不但不能出版，反而给王火招来灾祸，被批判成为国民党树碑立传，继而书稿被撕毁。待王火解放，书稿退还他手中时，已残缺不全。王火悲愤交加，在家门前水沟里挥泪焚稿。殊不料，粉碎“四人帮”之后，王火突然收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约稿信，是原“中青”社看过王火《一去不复返的年代》的编辑调到了“人文”，写信来索要原书稿。待知道书稿已毁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鼓励王火将书稿重写出来！重写，谈何容易！洋洋洒洒130多万字，10余年时光，别人假日旅游欢聚，王火关起门写作；别人打扑克聊天，他把自己拴在桌子面前爬格子！不过，王火毕竟是王火，55岁的他，竟要学习明清之际史学家谈迁重写108卷明朝编年史《国榷》的精神。谈迁写成《国榷》花去20多年时光，重写《国榷》又用去10年光阴。何等的毅力！王火从1980年1月到1983年10月，在山东沂河边的一所小屋，夜夜灯光几乎亮到黎明。书稿完成时，王火骤然发现，头上增添了许多白发。1983年秋天，王火调任四川人民出版社任副总编辑，不久，又主持四川文艺出版社工作。他在终审3000多万字书稿的同时，从1984年到1985年初，又将长篇修改润色了一遍，将第一部《月落乌啼霜满天》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当他写第二部《枫叶荻花秋瑟瑟》的时候，不幸又降临王火头上。1985年6月的一天，王火在出版大厦基建工地跳进土坑救一位小女孩，自己头部撞伤，出现意识模糊。经医生精心治疗，他逐渐康复，又握笔写作。待他修改完长篇时，病情恶化了，左眼视网膜脱落，只有一只右眼视力伴他读书写字了。熟悉王火的人都在为他惋惜，劝他保养身体，别再写作了。可今年3期《十月》上又登出王火的一组小小说，难以想象，一只眼力的作家仍在辛勤笔耕！作品是作家人格的表现。在山东，王火为沂蒙老区人民奉献出《外国八路》、《血染春秋》、《“东方威尼斯”一个京剧女演员的传奇》等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集。也是在山东，他重写了《战争和人》系列长篇。在四川，王火写作出版了长篇《浓雾中的火光》、《雪祭》等。他的《月落乌啼霜满天》荣获郭沫若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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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 版画 刘院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