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9月7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党员干部是党的一项战略任务
邢贲思
1989年的春夏之交,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暴,中国共产党人经历了一次惊涛骇浪的斗争考验。通过这次血和火的洗礼,我们进一步认清了一个真理:在中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何等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阵地是何等重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特别是党的干部是何等重要!这一用鲜血的代价换来的认识,应当贯穿到我们党今后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去,也应当贯穿到党的思想理论教育包括党校教育中去。
多年来,在党校的教学方针中一直存在着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这就是党校的主课应当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还是各种知识性的课程,或是各自参半,平分秋色?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党校的任务究竟是什么,是主要从政治上、理论上提高党员干部的素质,还是主要给党员干部传授某些知识,进行某种专业培训?当然,从政治上、理论上提高党员干部的素质,也离不开知识的传授。这既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讲授中应当包含相当容量的知识内容,也表现在除原理课之外,还需要开设一些知识性的课程。但是,党校的主要任务是从政治理论素质上提高党员干部,这一点必须明确。
有同志说,我们的中高级干部一般都学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他们最缺乏的还是现代化的知识,多学一点现代化知识,在知识层面上踏上一个新的台阶,这是他们所急切盼望的。这种说法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不够全面。作为一个中高级领导干部,懂得一些现代化知识当然是需要的,这对他们开阔视野,提高工作水平是有帮助的。但对他们来说,尤其重要的是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何况,学习现代化知识可以通过别的渠道,不一定要到党校来学,党校也很难完全满足学员这方面的要求。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党的基本路线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一条正确路线确立之后关键在于干部,在于有没有一批真正通晓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坚定的党员干部来加以贯彻实施。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如果我们党拥有一百位精通马克思主义的干部,我们就能赢得革命的胜利。当然,对于一个领导11亿人口的执政党来说,今天仅有一百位精通马克思主义的干部是不够了,需要更多这样的干部。但是毛泽东同志这番话的精神至今仍然适用。这些年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的结合上经常出现失误,特别是出现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一手软一手硬的情况,根本的原因固然发生于党的最高领导层,但如果我们冷静地反思一下,是否和我们这些中高级领导干部理论水平不够高、识别能力不够强有关呢?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在我们管辖的部门和地区,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党的基本路线的情况究竟如何,是全面地、不折不扣地加以贯彻呢,还是有相当的出入。如果是后一种情况,这除了其他原因之外,是否也和我们自己的政治理论素质有关呢?在最近发生的这场严重的政治风波中,同样可以看出中高级领导干部政治理论素质的重要性。在这次从学潮到动乱再到反革命暴乱的事态发展中,相当一段时间听不到党中央的声音,或者说是听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使不少同志陷入困惑。在这种形势下能不能作出独立的判断,作出什么样的判断,对每一个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都是严峻的考验。有些同志在事态发展的初期,由于不明真相在认识上有些模糊,这并非属于政治理论素质问题,但确实也有些人没有经得起这场考验,这并非因为他们缺乏现代化知识,而是由于他们政治理论水平不高,因而在这场大是大非面前迷失了方向。这个教训值得我们深思。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十年来的风风雨雨,从今年4月至6月的两个月的政治风波,使我们更加坚定了这样一个认识:领导干部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提高自身的政治理论素质;各级党校必须把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理论素质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
近年来,党内外对我们党的党风问题议论得很多,要求惩治腐败已成了社会各界的一个很强的声音。陈云同志告诫我们:执政党的党风问题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党风问题引起广泛的关注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党正在采取相应的措施来认真解决这一问题。但是,我认为在党的建设中,思想理论建设同样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能否正确贯彻,关系到四项基本原则能否全面坚持,改革开放能否顺利推进的重大问题。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思想理论建设虽在党的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但长期以来却没有引起党的主要领导人的重视。在赵紫阳同志任总书记期间,更是完全忽视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不仅如此,面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步步进逼而节节退让,以至党的一些重要思想理论阵地被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所霸占,而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同志却往往受到排斥,往往没有发表自己意见的园地。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软弱、退让、姑息、纵容,是酿成这次动乱和暴乱的思想根源。对此,我们应当认真总结教训,避免类似的情况重新出现。
加强党校建设是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党校工作的同志这些年来痛切地感到,党校教育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党校系统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主课的教学方针经常受到一些人的责难,而名目繁多的岗位培训、专业培训中心在社会上却倍受青睐。当然,岗位培训、专业培训也是必要的,但它不能代替党校的培训。不能认为只有岗位培训、专业培训才是符合现代化建设要求、符合改革开放要求的,而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主课的党校教育似乎是过时的、落伍的,是不符合所谓80年代的时代潮流的。如果我们冷静地分析一下党员干部队伍的实际情况,就不会这样来看问题。
这些年来,我们的干部政策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强调了干部的文化素质和年龄方面的合理结构,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干部的“四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后来又加了一个革命化。强调年龄结构的合理,强调文化素质,这样一个干部政策上的转变是有意义的。但是,我们在强调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同时,对干部的政治理论素质强调得不够,因此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干部的文化素质上去了,政治理论素质下来了。这个反差是相当大的。我们在选拔干部时把文化层次摆在一个重要的地位来考虑,这是必要的。但是也多少出现了一些偏颇,就是对干部的政治理论素质要求不严、不高,以至一部分干部走上领导岗位以后,政治理论素质和他所担任的职务不相称。这不仅是指基层,不仅是指县以下的单位,也包括部分省市领导。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一些省的领导同志和部的领导同志,感到他们现在的政治理论水平同所担任的职务不相称。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我们的某些中高级领导干部并没有完全从经验型的干部类型摆脱出来。不仅是文化水平低的干部有可能成为经验型的干部,文化水平高的干部如果他的理论素质差,同样有可能成为经验型的干部。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影响到我们贯彻中央正确的决策,影响到我们的整个事业。因此,强调领导干部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不应当看成是一种权宜之计,而应当看成是党的一项战略任务。各级党校不应当被看作可有可无的机构,或者被看作临时培训性质的机构,而应当看成是实现党的上述战略任务的重要部门。
这些年来,大家关于党校的教学状况谈论得也比较多。不论是学员,还是教员,不论是党校的一般干部,还是领导,普遍对党校的教学现状感到不满。党校的出路在于改革,只有经过改革,党校才能增强吸引力和凝聚力,这已成了很多同志的共识。但是,究竟怎样改革,在这个问题上意见相当分歧。有的同志主张减少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课,增加各种新知识的课程。似乎这样一来,党校的教学就具有了活力,党校的面貌就会改变,党校就可以从此走出低谷、摆脱困境。我不反对增加一些新知识的课程,也不反对一些同志在这方面进行尝试和探索。但是,我认为党校教学改革的重点不应当放在这里,而应当放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换句话说,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当前的实际结合起来进行新的探索。既然是改革,当然要创新,但创新的立足点应当是创马克思主义之新,而不是离开马克思主义的主课去另作他图。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我们不是在理论联系实际上下功夫,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结合起来,同国内外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进行创造性的研究,而是把精力主要放在开设诸如人才学、领导学、决策学等所谓新的课程上,能为党校教学注入新的活力吗,能改变党校的面貌吗,能使党校走出低谷、摆脱困境吗?不能。这已为近年来的实践所充分证明。这些年来,不少学员学了一些所谓新的课程,在最初的新鲜感失去以后,往往感到这对他们的世界观、方法论水平的提高,对他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提高并无多大实际意义。回过头来,他们感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别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使他们受益非浅。
党校的主课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但马克思主义原理课不能老是重复一百多年前、几十年前老祖宗讲过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最可贵的地方在于它的革命批判精神,它不但以这种精神对待一切事物,也以这种精神对待一切理论,包括它自身。不断发展,不断创新,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之所在。中国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中国在前进中遇到的问题往往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找不到现成的答案,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我国国情,得出自己的结论。借口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指导意义,或者借口现在是20世纪80年代,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但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凝固化起来,不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也是错误的。在这方面,邓小平同志是我们的楷模。他一方面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另一方面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为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总设计师。在他的倡导下,我们的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探讨了一系列由实践提出的新问题,比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问题,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问题,现阶段的所有制问题,生产力标准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但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除这些问题需要继续加以研究以外,还有许多其他问题也值得研究。比如,社会主义制度如何实现自我完善的机制?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如果解决得好,对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具有指导意义。不可否认,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苏联、东欧,也包括我国都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很难使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又比如,关于社会公正的问题,也应当引起注意。社会主义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实现了最大的社会公正,但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多种形式的所有制和分配形式,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利益分配的不公这种新的社会不公正。这个问题必须加以解决,如果不解决,有可能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上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也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这些也都需要加以研究。总之,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现在正是理论工作者英雄用武之时。党校系统这些年来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在创造性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距离党对我们的要求,距离广大学员的要求,距离党校应当起到的作用都还很远。我们应当加倍努力,在理论联系实际上狠下功夫,在马克思主义原理这门主课的创新上狠下功夫,把党校的教学改革落到实处,把党校的教学水平提高到新的高度,为更好地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培训中高级干部这一光荣的任务而努力奋斗!
(原载中央党校《党校论坛》第9期)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永远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重读《为人民服务》
吕志勋
45年前,在延安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为纪念共产主义战士张思德而举行的集会上,毛泽东同志发表了题为《为人民服务》的著名演讲。从那时起,这篇讲话中提出的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教导和培育了一代又一代为人民利益前仆后继、忘我奋斗的共产党人和革命战士,在全国各族人民中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影响。今天重新学习这篇讲话,我们深深感到,它对于正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共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依然是那样亲切,那样富有教益。
为人民服务,这五个朴实无华的大字,集中概括了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民主革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直到现在进行四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为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繁荣富强,为了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指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正因为如此,我们党始终把无产阶级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看作是自己的根本利益,把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作为自己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并以此要求每一个党员和干部。从张思德到雷锋,从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到“两弹元勋”邓稼先,从老山前线的英雄到这次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中的“共和国卫士”,他们都自觉实践了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把自己的一切无私地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使党在人民群众中赢得了崇高的威信。
但是不能不看到,一个时期以来,在少数党员包括党的干部中间,党的这一根本宗旨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坚持。例如,有的摆不正个人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位置,一事当前,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为人民办事,而是一己的私利;有的贪图安逸,追求享受,不再愿意为人民艰苦奋斗;更有的个人主义恶性膨胀,以权谋私,见利忘义,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甚至因此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凡此种种,都是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相容的,也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的。不久前北京发生的风波,从根本上说是由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决定的,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群众卷入这场风波,却值得我们深思。应当看到,除了极少数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阴谋策划煽动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由于少数党员和干部的思想和行为离开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这一点确实令人警醒。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有的同志认为,这是由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缘故。这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比现在还“初级”,但那时的党风和社会风气相当好,为人民服务被公认为是新社会的美德。也有的同志把党内出现一些腐败现象归咎于改革开放,这同样是缺乏根据的。改革开放同坚持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不矛盾;恰恰相反,它本身就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实行改革开放,就是要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同时,通过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民主和法律监督,克服和消除各种腐败现象,争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的共同进步。如果说改革开放必然导致精神支柱的崩溃,必然导致道德的沦丧,那我们还要搞改革开放干什么呢?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一些腐败现象,原因很复杂,这里有历史的积淀,有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有十年内乱对于党的建设和党风的破坏,也有约束机制还不够完善的因素。而更重要的,则是一个时期以来,由于赵紫阳同志错误指导思想的影响,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遭到了削弱,致使少数党员和干部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淡化了为人民服务的观念。这一教训至为深刻。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事实告诉我们,在新的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必须始终坚持党的根本宗旨,教育全体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干部不断增强为人民服务的观念。
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首先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其基本内容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实践证明,这一基本路线集中反映了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愿望,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所系,希望所在。我们讲为人民服务,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人民的根本利益,不能脱离党的路线,偏离我们的总目标、总方向。在当前,我们特别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前一时期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那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标榜自己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其实,他们既不能代表工人、农民,也不能代表知识分子。在今天的中国,真正代表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不是他们,而是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党员,只有忠心耿耿地为实现党的路线积极奋斗,才能为祖国为人民作出应有的贡献。
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必须坚决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克服和消除各种腐败现象。古人有诗云:“乱花渐欲迷人眼。”现在,确实有不少党员和党的干部,在新形势下被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乱花”迷惑了眼睛,甚至迷惑了心窍。在他们心目中,什么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统统没有位置;什么革命的理想,祖国的前途,一概不在心上。这样的精神状态,怎么可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呢?腐败现象是长在我们党的肌体上的一个毒瘤。现在党中央已经下了决心,要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根治腐败现象,这是深得民心的。根治腐败,要靠制度,靠法制,也要靠思想教育,靠广大党员和干部觉悟的提高。当然,腐败现象不仅仅党内有、社会上也有,但主要是在党内。只要党内的腐败现象消除了,党风端正了,社会风气的好转也就有希望了。
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还应当切实改进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真正勤勤恳恳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为人民服务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对于我们的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来说,仅仅做到洁身自好、
“独善其身”是不够的,还要通过积极工作,奋发进取,努力为广大人民谋利益,做到“兼善天下”。在这方面,尤其要注意防止和克服那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要强化“公仆”的观念,提倡紧密联系群众、和群众同甘共苦、团结奋斗的精神。现在有的党员和干部只顾自己发家致富,而不关心周围群众的冷暖疾苦,这怎么能行呢?
在《为人民服务》这篇著作中,毛泽东同志说过:“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今天,我们同样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只要我们永远坚持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我们的事业就一定会更加兴旺起来。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评介
童发林
赵德馨教授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一九四九—一九八四),已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对一九四九—一九八四年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深刻的分析。作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前夕设计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是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伟大创举,在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控制国家经济命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下,中国社会充满了活力,生产得到较快发展。
该书将建国后国民经济发展过程,分为四个时期。即:一九四九年十月—一九五六年,经济形态转变和生产由恢复走向发展的时期。一九五七—一九六六年,全面进行经济建设的时期,也是第一次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应该走什么道路,在探索中发生严重失误,引起生产大上大下,进行大调整的时期。一九六七—一九七六年,经济曲折、畸形发展的时期,特征是大批判带来大损失。一九七七—一九八四年,经济建设走上新道路和起飞时期,其特征是改革。此外,同类书中没有论及的人口发展史、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等内容,该书都给予了详细的论述和科学的概括。
该书广泛地分析经济事件与社会、政治结构和具有影响的观点之间的相互联系,特别注意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分析诸如领导人的经济思想、经济理论、经济政策、政治运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揭示有关政治运动的终极原因。该书按时期对经济环境、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经济政策、工业经济、农业经济、财政金融、商业经济等国民经济各部门,分章进行论述,作了概括性的总结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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