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扩大对外开放 发展对外经济技术、科学文化的交流和合作
——中国对外开放十年
季崇威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至今已有十年。十年来，我们在这个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实践证明，这一决策是十分正确的。
一、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和特点
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和特点是什么呢？首先是确立正确的开放观念。由于我国长期处于闭关锁国状态，在开放初期，人们思想上还抱有不少疑虑，当时主要是破除那些害怕对外开放的思想。后来，则主要是防止滋生各种全盘西化思想。十年的成功实践教育了人民，大家亲身感受到对外开放带来的好处，希望进一步搞好开放。
第二，中国的对外开放，是根据主客观条件，循序渐进，从部分开放走向全方位开放，从打开大门到走向世界。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之间交通、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因此，从需要和实际可能出发，先在沿海地区重点推进，逐步形成几个开放程度不同的地区层次。从1979年开始，首先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若干有利于对外开放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并设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经济特区，1988年又将海南省划为经济特区，它们都具有出口加工区和自由贸易区的某些功能。1984年，开放了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在这些城市内，多数还建立了吸收外资办企业的经济技术开放区。1986到1988年，又先后开辟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区、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和秦皇岛、唐山、沧州等沿海对外开放区。至此，我国从东向西，从南到北，形成了连线成片，包括32万平方公里，近2亿人口的沿海开放地带。
中国大陆毗邻苏联、蒙古、朝鲜、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缅甸、老挝、越南等国，边境线长达两万余公里，历史上有着密切的通商关系。近年来，中西部内地和边境地区，与这些邻国在扩大外贸、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等方面开展了各种经济技术的交流合作。
第三，对外开放和国内体制改革同时并举，结合进行。对外开放既是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和促进着改革。对外开放后，我们广泛深入地对世界各国进行考察，分析比较不同类型国家发展经济的经验教训，用以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通过改革的实践，使它逐步充实和完善。同时，为了适应对外开放，我国的涉外经济体制也进行了一些改革（如外贸、外汇的管理体制），建立了一些新的制度（如对外债和外商投资的管理），今后还将对不适应开放需要的体制进一步改革。
二、开放带来的变化和成就
总的来看，中国经过十年开放，在经济中注入了活力，加快了发展，增强了实力，改善了人民生活，缩小了与世界工业国家的差距，在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迈出了举世瞩目的一步。
十年对外开放的成就大致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进出口贸易不断扩大，结构渐趋合理。
1988年与1979年比较，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从206.4亿美
元增到1027.9亿美元，增长近4倍。其中，出口额从97.4亿美元增至475.4亿美元，进口额从108.9亿美元增至552.5亿美元，分别增加了3.9倍和4.1倍；而同期世界出口贸易额仅增1.92倍。中国出口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从1978年的0.75％上升到1988年的1.67％，出口额在世界各国中的位次从第32位上升为14位。进出口商品结构也有较大变化。在出口商品中，农矿业初级产品的比重已从53.5％下降到30.4％，工业制成品则从46.5％上升为69.6％。进口商品中生产资料的比重从81.4％上升为82.8％。其中机械设备的比重1981年为26.6％，1981—1988年平均数升为30.3％。进出口贸易的不断扩大及其结构的变化，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
2、吸收外资成效显著。
我国吸收外资方式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外国政府、国际金融机构提供的中长期优惠贷款，我向外国商业银行、国际金融市场的借款和在国外发行债券等，主要用于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工业、农业、文教等领域；第二类是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从1979年到1988年，共批准外商投资企业近1.6万家，其中已开业的7000多家，实际吸收外资121亿美元；第三类是通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从国外引进设备和生产资料。
通过上述多种方式，十年内我国共吸收了约500多亿美元的外资，建设了一大批能源、交通、工业基础设施项目，进行了上万个老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改扩建工程，增产了许多短缺的产品，提高了产品品质和档次，替代了某些进口，扩大了出口，培养了大量技术、管理人才。特别是在五个经济特区，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以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山东半岛、辽东半岛、闽南和渤海湾等沿海开放地带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创造了较好的投资环境，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3、引进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
我国十年内约花费200多亿美元，引进3530项较重大的先进技术，其中软件部分约占20％左右。这些技术、设备，应用于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使我国生产能力和科学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各主要产业，如石油勘探开发加工、电力、采矿、冶金、电子、机械、航空、造船、机车、汽车、化工、纺织、轻工业的设备制造和工艺技术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不少部门和产品已达到70年代末或80年代的水平。通过中外学者专家的学术交流，和企业间的相互考察交流以至合作研究、合作设计、合作生产等方式，使我国的技术水平和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大为提高。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我国创造发明获得的国际专利和输出也逐渐增加，1988年技术出口交易额已达3亿多美元。
4、广泛开展文化、教育、科技、学术、体育、艺术的交流，学习吸收各国的长处和经验。
1988年，来自168个国家和地区的旅游、参观、访问、探亲、考察以及从事各项商业及交流活动的入境人数共达3169万人次，为1980年的5.5倍。全年旅游外汇收入22.2亿美元，为1980年的3.6倍。与此同时，我国也派出了6万多名学生赴国外留学或进修、研究，派出了大批学者、专家、政府人员、企业家、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工人赴外国参观、访问、考察、实习，参加各种学术会议，交流知识和经验。这些空前广泛深入的交流活动，极大地开拓了我国人民的视野，学习了别国的长处，培养了大批人才，提高了广大职工的素质。
5、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出口和在国外投资办企业都有迅速发展，对外援助也有新的成就。
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出口从无到有，由小而大。到1988年底，已同118个国家、地区签订合同7164项，完成营业额58.9亿美元，累计派出劳务人员30万人次。
近年来，我国在海外投资办企业的活动也日趋增多。1988年止，已在六大洲的79个国家、地区开办非贸易性企业526个，总投资19亿美元，其中我国投资7.15亿美元，占37.6％。这些投资集中在资源开发、远洋捕捞和工业生产等方面。
十年来，我国继续对第三世界80个国家进行经济技术援助，累计派出专家45万人次，共建成移交援外成套项目1233个。
6、密切了和香港、澳门、台湾之间的人员往来和经济联系，促进了港澳的繁荣稳定，推动了海峡两岸局势的缓和，促进了“一国两制”构想的实施。开放政策增强了港、澳、台胞对大陆情况的了解和向心力，为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和海峡两岸的统一大业，逐渐创造了有利的主客观条件。
三、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
根据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的精神，我们要更大胆地对外开放，更健康地对外开放。
1、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对外开放。
党的第十三届四中全会公报中明确指出：“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必须坚定不移，一如既往地贯彻执行，绝不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去。”我们要坚持执行对外开放政策，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从广度来说，要实行面向全球的全方位开放政策，即对社会主义国家、西方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过去开放得不够的，要进一步开放；沿海、内地和大陆边境，目前开放得不够的，也要扩大对外开放。从深度来说，除了过去已经进行的各种形式的对外经济贸易和科技文化交流外，还可以把若干特定区域内的成片土地租赁给外国企业投资经营，将部分国营与集体企业有偿转让或租赁给外资经营，等等。中国企业也可更放手地到国外去投资办企业，或与外国企业合作开发资源，等等。
对外开放应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在改革开放中，应当学习资本主义若干适于我国的经济管理方法，但不能生搬硬套，更不能全盘西化。要一手抓对外开放，一手抓思想政治工作，严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
2、要从重数量、速度转变为重质量、效益。
十年来，各个部门、各个地方，积极推行对外开放政策，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这一点必须充分肯定。但是，也必须看到，由于缺乏经验和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许多地方往往侧重于追求数量和速度的增长，而忽视保证质量和提高效益。如在外贸中重视出口商品数量、金额，忽视商品的质量、履约率、售价、实际收汇率和换汇成本；进口商品时不注意客户的信誉，不注意认真鉴别商品的质量，以致不少进口商品质量低劣。在吸收外商投资中，有些地方来者不拒，追求签约数量，忽视外资投向是否合理、合作对象的资信如何，对可行性的研究和审批工作也马虎迁就。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前几年我国大量进口了非必需的消费品，盲目或重复地进口了许多不必要的机械设备和生产线，不仅浪费了宝贵的外汇，而且助长了奢侈和不正风气，有的还损害了民族工业的发展。今后我们在扩大对外经贸合作关系的同时，要致力于从重数量和速度转变为重质量和效益。要切实做好必要的替代进口和国产化工作，努力扭转外贸逆差为顺差，这是为偿付外债和争取国民经济良性循环所必须做到的。借用外债应提高使用效益，保证偿债能力。在利用外资方面，也应按照需要与可能，根据消化配套能力，确定全国和各地的合理规模，在国家产业政策的宏观指导下择优汰劣。
总之，要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认真做好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工作，使对外开放更加卓有成效地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3、要从地区的倾斜政策转变为产业的倾斜政策。
我国对外开放已形成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的多层次地区格局。在开放初期，采用这样分层次的地区倾斜优惠政策，有利于使这些地区创造较好的投资环境，但也带来一些新问题。某些特区企业利用优惠条件，跨区高价抢购货源，争夺原材料，倒卖进口商品，甚至发生走私、漏税套汇等弊端，损害了国家整体利益。今后应逐步淡化按地区的差别待遇，转变为按不同产业的差别倾斜政策，这对治理整顿流通领域的秩序，引导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资源的合理配置，都是必要的。
4、要深化体制改革，加强对外经贸的宏观管理工作。
目前我国外贸、外汇、外资、外债的管理体制中，还存在一些不够合理、相互不配套的地方。在行政管理机构和各类企业中存在着政企不分、责权利不一致、竞争条件不平等、互相制肘、肥水外流等问题。必须认真总结经验、深化改革，提出与国家计划价格、财政、金融等整体改革相配套的改革方案，以便既加强国家宏观的调控管理，又保持企业微观经济的活力。
5、要加强研究制订对外经济的发展战略和中长期规划。
为了指导全局，亟需根据90年代和二十一世纪前期世界经济技术发展趋势和我国国情，制订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协作，促进我国现代化的对外经济发展战略。要及早确定分产业的进出口商品结构，制订进口替代和出口替代相结合的发展战略。要进一步完善沿海地区的发展战略，同时研究制订东北、西北、西南等边境地区的对外发展战略，最终形成包括主要产业的地区布局，沿海、内地、大陆边境地区分工协作、紧密结合、相互促进的全国整体对外发展战略，使我国的对外开放工作，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有计划地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廉政建设要常抓不懈
李明珠
反对腐败，保持廉洁，不仅是当前的迫切要求，也是党的建设的一项长期任务。因此，既要痛下决心，切切实实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又要做好长期起作用的基础工作。要使廉政建设再深入一步，必须把治标与治本结合起来，从思想、组织、制度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建设。
一、牢固树立“两手抓”的思想，做到廉政建设常抓不懈。“两手抓”不是现在才提出来的。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指出：“要一手抓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一手抓打击经济犯罪”；
“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这不仅对于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而且对于加强党的建设，保持党的廉洁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前一个时期，由于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我们有些同志对邓小平同志“两手抓”的思想理解得不深，贯彻得不力。极左思潮盛行的年月，过于夸大精神道德的力量，忽视经济建设，否认人们应享有的物质利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以后，又出现过分夸大物质和金钱的力量，贬低精神道德的作用的倾向。经济建设与廉政建设是互相依赖、互相作用的统一体。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反作用于物质。不可重视一方，忽视一方。抓经济工作，切不可忘记抓廉政建设，不仅主管党务工作、政治工作的同志，要集中精力抓，主管经济工作的同志也要注意抓。“两手抓”可以分工，但不能分家。有人对廉政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认识不清，担心抓廉政建设会影响经济工作，事实完全不是这样。许多经济建设搞得好的单位，并不是靠邪门歪道，而是靠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靠艰苦奋斗的精神，靠正当经营，靠产品质量，靠守信誉而发展的。有的单位，虽然通过请客送礼，走后门，一时也搞出一点名堂，但最终还是摔了下来。
“两手抓”是一项战略性措施，不能坚持一阵子，必须贯穿于改革、开放的始终。这是因为，人们的思想觉悟和道德修养的提高与物质条件的变化有关系，但不是成正比例发展的。思想的转变，道德修养的提高，赖以经常性的教育引导。所以，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把廉政建设持久地开展下去。
二、加强思想教育，努力提高广大党员的政治素质。人们的行为是靠思想支配的。同样处在改革开放的环境，同样面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形势，为什么有些党员干部在金钱物质面前，不弯腰，不伸手，保持廉洁，一尘不染；而有的党员则不能站稳脚跟，甚至自甘堕落，腐化变质？这里起重要作用的是思想觉悟的高低，个人品德的好坏。抓廉政建设，当然要办实事，查案子，解决群众关心的问题。但如果不从思想上筑起堤防，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五十年代我们党之所以有一个良好的风气，是与我们党在进城以前和进城以后，经常地对党员进行反腐蚀教育分不开的。因此，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发扬这个传统，切实加强思想教育工作，努力提高党员的政治素质，使每个党员无论在有人监督还是没有人监督的情况下，都能做到为政清廉。
三、建立健全制度，强化约束机制。制度问题带有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党内出现的许多腐败现象，不少与制度不健全，缺乏有力的约束有关。有些同志认为，端正党风，加强廉政建设，领导干部作表率比什么都灵，这是对的。但不能没有制度约束。制度有着普遍的约束力，它发挥的是一种强制性作用，不按制度办事不行，违背制度要受处罚。思想教育是重要的，但思想教育也不是万能的，这就要有制度约束，不允许愿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说，制度建设是一项保持廉洁的根本性措施。
目前我们的法制还不健全、不完善，中央和省在大的方面作了规定，但不可能方方面面都涉及到，这就需要各个地方制定出具体的制度规定，弥补其不足。制定制度应该从实际出发，要有针对性、可行性，不能摆样子、唱高调。不成熟的就不定，定了的就坚决执行。制定制度要依靠群众，不能少数人闭门造车，不能只约束别人，约束群众，不约束领导，要讲民主，讲透明度，要公布于众。制定制度要力求缜密，既要有不允许怎么办，还要有违反了怎么办，增强刚性，减少弹性，以利组织和群众监督。制度要保持相对稳定性，但也不是永久不变的，要随着时间和形势的变化，不断完善。情况变了，不修订，不补充，制度就不起作用了。
四、建设好各级领导班子，从组织上保证廉洁。搞好廉政建设，领导是关键。事实说明，不管哪个系统，哪个单位，领导班子廉洁清正，就不容易出什么问题，出了问题也能够及时纠正解决。领导班子不清正，失去说话的资本，怎么能理直气壮地去抓廉政建设？
要从根本上保证党的廉洁，必须把建设清正廉洁的领导班子作为关键来抓。做到考察干部要考廉，评议干部要评廉，任用干部要重廉。要经常对现任领导干部，特别是掌管人、财、物的干部进行重点考察。自身不廉洁的、不能坚决同腐败现象作斗争的，要从领导班子中调整出去。选拔干部要把廉洁不廉洁作为考德的重要方面。不廉洁的人，爱贪好沾的人，本事再大也不能进领导班子和要害部门。只有这样，才能从组织上为廉政建设提供保证。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论》评介
唐丰义
郭继严著《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论》（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除导论之外分为四篇：均衡论、水平论、动力论、调节论。这样的理论结构意在把国民经济作为既具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又受“生产当事人”调节的运动整体，分层次研究其运行过程和制约其发展的基本因素。
保持国民经济内部的多种均衡关系是它得以顺利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国民经济均衡关系的分析成为研究的起点。但是，不管国民经济均衡问题多么复杂，多么重要，它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意义也只在于此。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富裕程度，最终决定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所谓“现代化”就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而且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还是决定某一时期国民经济均衡关系的重要因素。因此，《发展论》把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加以研究，并且着重分析了优化产业结构问题。因为只有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建立起能吸收当代先进科学技术的产业部门，才能用技术先进的机器设备改造整个社会生产的落后状况。保持国民经济的均衡关系和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均属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而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总要通过人这个能动主体去推动，经济活动实际上是各种“生产当事人”的活动。因此调动和发挥“生产当事人”的活力就成为发展国民经济的关键所在。可以说，把动力机制问题纳入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领域是作者的一个新的尝试。上述三个方面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客观规律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作者在“调节论”一篇中，研究了国家的宏观调节活动。
把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按照其运行过程的内在联系，依次研究国民经济的均衡关系、社会生产力水平、经济发展动力、国家的宏观调节活动，也可以说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分析方法，虽尚有不周密之处，但不失为一种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问题的新方法。
对一些传统理论进行再认识、对学术界一些重要观点坦诚地表明自己的不同见解，这是
《发展论》一书的又一特点。作者在“导论”中专辟一章评论了十月革命以来众多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问题所进行的探索和争论，从中引出了不少发人深思的问题。在以后各篇中都有对前人认识和当前争论的反思和辨析。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在国民经济均衡问题研究中存在着两种思路：一是以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为指导，一是以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为依据。作者不同意后一种思路，为此较详细地分析了萨缪尔逊《经济学》一书中的有关理论，对国内一些学者的观点提出了商榷意见。对前一种思路，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把经济运行过程的研究、国民经济现实状况的分析以及历史的追踪考察紧密结合在一起，并以大量的文献资料为佐证，也是该书耐读之处。例如，在研究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问题时分析了自产业革命以来，特别是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产业结构演变的历史过程，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的一般规律，国家产业政策的重要作用，以及改善我国产业结构的途径。作者提出，当前产业结构的演变趋势是，由农轻重“三足鼎立”的格局向多元化发展，生产资料生产向高技术、细分工发展。再如，在研究国家的经济调节活动时，具体地分析了调节的渠道、调节的手段，以及如何把结构调节和总量调节结合起来的问题；在研究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时，较具体地分析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