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忧患意识？
黄宏
近两年来，“忧患”成了热门话题。1988年初，有《世界经济导报》关于“球籍”问题的讨论，中间又有《河殇》所作蔚蓝色文明取代黄色文明的大肆渲染，岁末严家其与温元凯推出了“关于时局的对话”，说什么“治理整顿”将使中国陷入“长期停滞”。这次学潮和动乱也是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忧患。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称“忧患”是“1988年改革语汇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忧患之声不绝于耳，很是热闹了一番。然而早就有人指出，“没有受到怀疑的，恰恰是怀疑本身”。现在，这场动乱平息了，广大青年学生都在反思。不少人痛心地提出，我们自以为满怀忧国忧民的初衷和赤诚，何以在忧患声中卷入到这场几乎危及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动乱中来？一些自称“在呼唤全民族忧患意识”的人，他们的“忧患”与全国人民、党中央的忧患为何如此的冰炭不容？党和人民期待青年知识分子的是什么样的忧患意识？这不能不促使人们作出深入的反思。
忧患意识，从忧国忧民的意义上说，并不是一件坏事，也不自今日始。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先进的中国人忧国忧民，为救国救民而奋斗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人也是怀着忧国忧民的强烈愿望，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找到了社会主义，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也是警钟长鸣，提倡忧患意识。建国前夕，毛泽东同志就告诫全党，要警惕骄傲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建国以后，又多次强调，要克服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的情绪。与此同时，党中央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建设作了艰苦的探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正反两个方面的比较，其决心带领中国人民摆脱贫困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忧患意识有了更高的视角和历史感，进入了自觉的阶段，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它所要否定的是各种脱离现实的、过时的、附加于社会主义的东西，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它所追求的是社会主义优越性充分一贯地发挥。改革开放以来举世公认的成绩雄辩地证明，这种自觉的忧患意识是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富国图强忧患意识的凝聚和升华，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希望，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
但是，我们也确实看到，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的“忧患”与我们党的忧患是根本不同的。他们摆出一副非常“忧患”的面孔，其情绪之激昂，言词之激烈，仿佛除他们之外，在偌大一个中国，再也没有其他人是忧国忧民的了。然而，他们的忧患，其否定性批判的矛头是对着整个的社会主义制度，追求的是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
很明显，由于根本立场和出发点的不同，有两种完全对立的忧患观。那么，两种忧患观的区别何在，什么是青年知识分子应有的忧患意识呢？这里作一初步的分析。
第一，我们提倡的忧患意识是以对国情的正确把握为基础的，而那种一切以西方为参照系的忧患观则是主观唯心论。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忧患意识情感的“装扮”并不能改变其作为社会存在反映的本质，它必须与社会存在相适应。“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而然”，忧患首先就要弄清患在哪里。我们党提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提倡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国情出发。这决不排斥在认识中国问题的症结时要开阔视野，把世界发展作为重要的参照系，但是这一切比较都是为了加深对中国问题的认识，把握自己特殊的历史、自然、社会条件，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些话似乎简单，却是中国人民经过无数次探索得出的符合历史规律的科学结论，它蕴含、浓缩着一个民族近百年忧患的主要内容。那些所谓“社会精英”们的忧患，则是以所谓的“西方文明”为本体的。既然他们声称“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美国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又攻击爱国主义“是一种狭隘的情感”，他们声称的“忧患”，其实就是用西方的思想价值观念和政治、经济制度来审视和批判中国的一切，这怎么能开出符合中国实际的药方呢？许多青年学生关心祖国前途固然很好，但他们还没有步入社会，对中国11亿人最基本的要求和我国最急迫的现实危机是什么缺乏实际的了解，他们的忧患，带有一点“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味道。我们要引导青年深入社会，深入实际，认识中国国情。对于为什么说中国不能搞西方的三权鼎立、多党制？如何建设我国的高度社会主义民主？为什么需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不能照搬西方的消费模式？为什么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不能搞经济私有化？为什么说稳定是中国的最大利益所在，要坚决反对动乱？等等，都需要帮助他们结合中国国情，作出深入的思考，使他们真正懂得，只有坚实地站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青年知识分子的忧患才能切中时弊，真正起到兴利除弊的作用。
第二，我们提倡的忧患意识与民族自豪感、自信心是统一的，决不是主张散布虚无主义和失败情绪。我们说忧患可以兴邦，是说急迫的危机感，能使人警钟长鸣，催人奋起，有助于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同时我们也还需要指出，忧患感不能脱离民族自信心，失去自信心的忧患只能导向消极和沉沦，是谈不上任何凝聚力的。忧患感和民族自信心是民族理性缺一不可的统一整体，不是互相排斥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 （《坟·看镜有感》）而
《河殇》唤起的是什么样的忧患意识呢？他们不仅以“忧患”为名，否定五千年的文明史，宣告“亚细亚太阳的陨落”，认为近百年来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斗争提供给人们的“只有黑暗、屈辱和挫折”，而且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留在他们记忆中的也只有“沉痛和苦涩”。他们攻击爱国主义“造成近似病态的自尊心和虚骄的民族夸大狂”，竭力散布失败主义情绪，严重消蚀着我们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如果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过程，就是使曾被称为“一盘散沙”、“东亚病夫”的中国人民获得了掌握自己命运的信心，因而能够抵御和战胜内患外辱，屹立于世界的话，那么可以说，今天“精英”们竭力摧毁中华民族赖以凝聚的民族精神支柱，则构成了潜在一切具体困难之后的更大危机。这一切难道还不足以促使我们忧患和反思吗？
第三，我们提倡的忧患意识是批判性与建设性的统一，怀疑一切、否定一切只会导向对现实社会的敌视和破坏情绪。忧患意识不单纯表现为否定的价值定向，因为它本身同时蕴含着超越自身的建构性思考。否定中包含着肯定，反省失误和不足，同时也要肯定正确和扬其所长，这正是理性思维所应有的辩证态度。对建国以来我国建设的曲折和失误应该作深刻的反思，反思是为了扬弃和前进；对当前各种社会积弊，当然要揭露和抨击，揭露和抨击是为伸张正义，完善社会机制。所谓
“对现实坚持彻底的批判态度”，“恨透了30年这种东西”，乃至“恨不得踢中国两脚”此类的仇恨情绪宣泄，哪里有一丝一毫理性忧患辩证态度的影子！这样的“忧患”只会导向对社会的破坏而不是建设和创造，这一点在这次动乱和暴乱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就以全国人民和青年学生都极为忧虑的腐败现象来说，青年学生的忧患与党和人民的忧患本来是可以完全一致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这是何等深沉的忧患！如果在对腐败状况的估计，腐败现象产生的深刻社会原因，以及相应的制度建设和措施上形成全党、全民的共识，必然会形成强大的监督力量，大大促进党风和社会风气好转。可是如果像某些人那样，喊出“打倒腐败政府”的口号，把矛头对准整个党和各级政府，而且采用“文化大革命”那样一种否定一切的“打倒”的形式，就非但不能取得建设性的成果，而且会造成社会的动乱，使良好的初衷走向了自己愿望的反面，这确实是令人警惕的。
第四，我们提倡知识分子与全国人民共忧患，少数野心家则是企图把青年知识分子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应当与全国人民共忧患，真正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事实上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知识分子的地位得到改善，党和政府十分注意倾听他们的意见，鼓励他们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作出积极的探索。但是确有少数并不能代表知识分子主体的野心家、阴谋家要与人民群众、与工人阶级、与党和政府闹独立。方励之早就提出“知识分子要成为独立的领导力量”，在这次学潮中又公开提出“知识界要以形成集团的方式造成对当局的压力”，搞什么“压力集团”。这样一种忧患意识是与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意识相敌对的造反意识。为了把更多的知识分子捆到他们的战车上，他们污蔑那些不跟他们闹事、坚守工作学习岗位的知识分子“没有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胡说什么“献身于自己的专业只属于较低层次的价值取向”，只有上街闹事，才表现出高层次价值取向的“终极关怀”。而这次从学潮到动乱和暴乱的过程，恰恰说明那些坚守工作岗位，坚决抵制他们那套的知识分子真正表现出了很高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在错误潮流袭来时很多不为所动的人，恰恰是出于对党和国家命运的关切，可以说这才是一种表现了高度政治觉悟和忧患感的“政治参与”。他们的忧患与党和人民的忧患共脉搏，真正体现了当代知识分子忧患意识的主流。反思这次动乱的教训，不少青年学生感到深受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毒害，陷入了把自己置于了一个与党和人民，与工农大众格格不入的地位的危险。我们要鼓励他们投身社会实践，在向人民群众学习的社会过程中摆正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真正与党和人民共忧患。
第五，作为一种理性的评价和批判，我们强调忧患意识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的忧患意识的核心则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尽管这几年有些人们讳言世界观，然而人们的忧患意识却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观的影响。我们不妨翻翻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忧患篇，同是知识分子，康有为与孙中山，李大钊与胡适，鲁迅与梁实秋他们的忧患是何等的不同！而只有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才使中华民族救亡图强的忧患意识进入了自觉的程度。这次学潮发生和演变为动乱的重要教训，就在于这几年我们放弃了思想阵地，听任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就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来说，十年动乱给他们留下了难以弥合的精神创伤和文化空白。在他们从噩梦中醒来，进入对社会痛苦反思和批判的时候，大量西方的政治文化学说潮水般地涌来，使他们良莠不分、难以抵挡。而他们那种带有很大情景性、激烈性和短暂性的忧患情绪，又极易被蛊惑或利用，动乱过程中青年学生感性情感判断被少数人利用、误导的例子比比皆是。这就再一次提出了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教育的必要性。
经过这场严酷斗争的洗礼之后，我们民族的忧患感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应当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中华民族将如何重振民族精神，励精图志，团结奋起？怎样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更具青春的活力？需要全民族在更高层次、更自觉状态下的冷静思考。面临世纪之交的挑战，我们仍然要说，殷忧可以启明。问题不在于忧患，而在于怎样忧患。让我们卧薪尝胆，自强不息。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当代中国大思路——邓小平的理论与实践》
金羽 陈先奎等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第四章研究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安定团结、政治稳定的论述。作者认为，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邓小平同志的一个重要思想。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可缺少的条件和保证，全党党员，尤其是担负领导责任的党员，都要十分注意珍惜和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他还明确讲明了社会安定团结与生动活泼的民主政治的关系。他指出，我们要安定团结，也要生动活泼。生动活泼来之不易，但它是随着安定团结发展起来的。如果没有安定团结的局面，生动活泼的民主政治就不能保持下去。在我国的情况下，可以说，没有安定团结，就没有一切，包括民主，“双百”方针等等，统统谈不上。
如何达到和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作者介绍了邓小平同志的以下思想：第一，明确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他强调，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第二，正确地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首先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其次，对学生闹事，主要采取疏导的方法是必要的。但如果影响了社会秩序，触犯了刑律，就必须坚决处理。再次，一定要向人民和青年讲清民主问题。中国人民今天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的民主，而不能是西方式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民主。再就是要从学生闹事中吸取教训，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做好工作。第三，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加强社会主义的制度建设，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当然还是要靠积极的根本的措施，就是要依靠发展经济，发展教育，同时也要依靠完备的法制加以保证。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报刊文摘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
——驳“马克思主义过时”的谬论
李础
“过时论”的论点之一，就是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十九世纪的一种文化现象”，用它已经不能解释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了。的确，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和当代社会主义在发展中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趋势。但是，必须看到，当代资本主义发生的各种各样、或大或小的变化，都只是形式上的变化，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的性质和根本特征。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的矛盾，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这个矛盾，资本主义本身无法克服。同样，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实行经济、政治体制上的改革，积极探索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具体实现形式，但公有制、按劳分配等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今天仍然是我们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锐利武器。况且，马克思主义在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列宁主义，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又把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识进一步深刻化，它的科学原理更有力地驳斥了“过时论”。
“过时论”的论点之二，就是攻击马克思主义只是革命学说，而不是建设理论，不能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革命的学说，而且是建设的理论。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面临的主要任务不同、关注的社会重点不同，但革命和建设的任务总是同时提出来的，打破旧世界和建设新世界总是被当作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被给予重视。列宁以前的经典作家，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社会主义社会提出过总体的设想和基本的原则。自列宁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建设学说得到极大的丰富和发展。事实上，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完整的世界观和科学的方法论，它创立了革命的基本原理，也创立了建设的基本原理，而这都是我们的行动指南。
“过时论”的论点之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贬低为“百家争鸣”中的一家，以此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作用。马克思主义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虽然吸收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百家”的有益的东西，但它一经诞生，就与这“百家”有根本的不同了。首先，它成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争取解放的精神武器。这是任何其他一家都不能比拟的。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革命的胜利，这些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不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吗？其次，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给人们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最一般的方法。它所提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无论对个体、群体以及其它各类学科都具有无法替代的指导作用。这也已经是为实践所证明了的。
（原载1989年8月15日《大众日报》）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报刊文摘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
李伦
人口多，素质差，资源少，底子薄，是我们客体国情中的基本内容。这些国情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客体国情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物，容易形成共识。但是，接受这些基本事实是一回事，如何对待这些基本事实又是另一回事。问题在于，我们认识和承认这种客体国情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改造它、完美它；而不是诅咒它，逃避它，或者不顾客观条件的限制，一味从主观出发急于求成，企图毕其功于一役。所以，在认识客体国情的基础上，如何再转化为一种真正能切实地改造、完美客体国情的正确认识和巨大力量，是极其重要的。
完整的“国情”概念，应该由客体国情和主体国情两方面的内容组成，一定的客体世界构成一定的客体国情，一定的主体世界构成一定的主体国情。而且，社会改造的完成，主要要依靠主体世界的能动作用才得以根本实现。因此，在社会改造的过程中，对主体国情的认识常常比对客体国情的认识具有更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对客体国情的共识，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转化为一种真正能切实地改造、完美客体国情的积极力量？这就必须对主体国情形成共识，即在全国人民中确立一种共同的信念，由什么样的社会力量来担当领导全国人民的核心力量，才能最大限度地组织、凝聚和协调分散的群体力量。在当今中国，能够在无比艰巨、无比复杂的客体国情改造中坚韧不拔地担负起庞大的组织、协调职能的社会中坚力量，历史已经作出回答，它只能是中国共产党。正是中国共产党人，抱着对客体国情的实事求是的认真态度，脚踏实地地、锲而不舍地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上形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经济发展战略的“三步曲”，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改革开放中获得了蓬勃的生机和活力。有比较才有鉴别。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中国人民不仅需要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作为一种共识，而且还需要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也作为一种共识。
（原载1989年8月9日《解放日报》）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报刊文摘
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思考
李会滨
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这个命题是科学的。马克思、恩格斯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他们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从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中，从批判旧世界中，提出了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这个设想中所包括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或共同原则，已被社会主义实践证实是正确的，我们必须坚持；而其中有些设想不符合后来发展的实际，按照实践标准予以补正，这也就是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
坚持社会主义，是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前提，也是再认识的基础。一旦离开社会主义这个前提和基础，就不是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而是对社会主义的否定了。坚持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
社会主义在经济上的本质特征，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其中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是最根本的经济特征。在我国现阶段，由于生产力的不发达、多层次和不平衡，存在着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公有制本身也有多种形式。
社会主义在政治上的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国体与政体的统一。在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治制度，以及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协商和多党合作制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享有管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的权利。
社会主义在思想文化上的本质特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它代表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对精神文明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起着指导作用。它不但使教育、科学和文化事业获得强大的精神动力，而且切实保证它们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它引导社会成员不断提高思想、政治和道德水平，摆脱在剥削制度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形成的旧思想、旧习惯，日益形成共同的理想、共同的道德和共同的纪律。再认识的目的是发展社会主义。就是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总结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使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反对两种错误倾向：既要反对思想僵化，又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原载1989年8月24日《湖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