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国内新闻)
专栏：
崔乃夫就城市居委会组织法草案作说明
居委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由群众进行自我管理教育服务
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民政部部长崔乃夫受国务院委托今天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草案说明时说，制定这个法的目的是使新的法律适合目前我国城市新情况，真正把居委会建成充分发扬民主，坚持群众路线，由群众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崔乃夫说，1954年12月3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对于我国城市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建设和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原则今天仍然是适用的。但是，3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街道居民人口构成状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条例的一些具体规定已不能适应当前新的情况。为了适应当前城市形势发展的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我们对条例进行了修改，并将名称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草案）》。
他说，这个草案经过较长时间的充分讨论和反复修改。1979年至1981年，民政部曾着手修改条例，将条例发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征求意见。1984年以来又根据宪法的规定，在进行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多次进行修改，在修改过程中征求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有关部门以及部分大专院校、法学研究机构和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的意见。
崔乃夫说，现在这个草案是根据宪法的规定，结合目前我国城市的实际情况，同时参照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的基本精神起草的。
他在谈到关于居民委员会的任务时说，原条例对居民委员会的任务规定了五项，现草案增加了“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维护居民的合法权益，动员居民响应人民政府的号召，履行依法应尽的义务，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协助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做好与居民利益有关的民政、卫生、计划生育、市政管理、青少年教育等项工作”等内容。草案之所以要增加这些任务，是从我国城市的现实情况和目前居民委员会承担任务的实际情况出发考虑的。居民委员会是城市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工作是城市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加强对居民的教育，使国家的法律、政策变为居民的自觉行动，促进城市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增加这些任务是适宜的，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崔乃夫还就居民委员会的规模和机构设置、居民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及其产生方法、居民委员会的任期、居民委员会兴办便民利民的生产生活服务事业、居民委员会的工作经费和居民委员会成员的生活补贴费以及居民委员会的办公用房、乡、民族乡、镇驻地设立的居民委员会等问题，作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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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任中林向人大常委会九次会议汇报
全国各类公司逾29万个
公司发展过多过滥 必须认真清理整顿
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任中林今天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上说，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各类公司294946户（如果包括分支机构为477431户），从业人员4088万多人。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共有47956名干部在公司（企业）兼任职。因此，必须对各类公司进行认真的清理整顿。
任中林说，在这些在公司（企业）兼任职的干部中，在职干部37380名，离退休干部10576名，其中，省部级干部246名，地厅局级干部2324名，县处级干部8193名。
任中林说，全国各类公司中，按所有制形式分，全民所有制的公司占43％；集体所有制的公司占53％；联营和其它类型的公司占4％。按行业分，生产和科技开发型公司占25.3％；商业、物资供销等流通领域的公司占63.6％；其他行业的公司占11.1％。按时间分，1986年下半年以后成立的公司有114900户，占总数的39％。
他说，公司增加得这样快的原因是，许多地方和部门在经济过热和片面追求利润的情况下，看到在流通领域赚钱容易，脱离商品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成立了过多的公司；许多机关和单位贯彻中央禁止党政机关经商办企业的决定不坚决，为精简行政机构、安置干部、解决经费或盲目提倡“创收”而开办公司；再加上有关公司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不健全，多头审批，把关不严，监督管理工作跟不上，导致了公司的发展过多过滥。
任中林指出，这次的“公司热”有四个特点：一是党政机关经商办公司和党政机关干部（包括离退休干部）在公司兼职任职的多。1985年清理整顿公司时，全国党政机关办的27000户企业已经撤销或脱钩，但到1988年10月底，各级党政机关、群众组织和社会团体又办起了23913户公司。二是流通领域和经营重要生产资料及紧俏耐用消费品的公司多。全国商业、物资供销等流通领域的公司有187500户，占公司总数的63％。在1986年下半年以后成立的11万多户公司中，多数是流通领域的公司，其他类型的公司也大多兼营商品购销业务。三是业务重叠的多。如已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的26家旅行社或旅游公司中，除国家旅游局、国务院侨办、团中央所属的国旅、中旅、青旅三大旅行社外，许多国家机关、群众组织和公司，也设立自己的旅行社或旅游公司。四是违章违法经营的多。据不完全统计，注册资金与实有资金不符的公司有23367户，违法违章经营的公司有35575户。
他说，从各地情况看，一部分公司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有些问题相当严重，主要表现在：（一）一些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包括离退休干部利用机关的权力和干部的关系经商办企业，从事违法经营活动，非法牟取暴利。（二）有些公司政企不分，既有行政权，又从事经营活动。其中一些公司利用立项审批、物资调拨、资金分配等行政权力经商，有的加价倒卖重要生产资料，有的收取不正当的费用，为本单位或小团体牟利。（三）一些公司采取各种手段违法经营，有的倒卖重要生产资料和紧俏耐用消费品，有的炒买炒卖外汇，甚至倒卖进出口商品许可证，牟取暴利。还有的公司买空卖空，利用假经济合同进行诈骗，有的经营假冒伪劣商品，严重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四）不少公司违反财务管理制度，有的截留利润，有的偷税漏税，一些公司脱离我国国情自定高工资，乱发奖金、补贴，有的请客送礼、挥霍浪费，还有一些人利用职权，挪用、拖欠公款，甚至贪污、行贿、索贿、受贿。
任中林说，从上述问题可以看出，近几年来公司的发展过多过滥，扰乱了经济秩序，加剧了社会分配不公，干扰了为政清廉，影响了社会安定。为了促进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健康发展，保证改革开放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必须对各类公司进行认真的清理整顿。清理整顿公司，不是不要办公司，也不是否定公司在经济生活中的积极作用，而是为了解决公司经营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改变目前的混乱状况，以利于更好地贯彻改革开放的方针，搞活经济，发展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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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历史文献画册《路》发行
江泽民杨尚昆写信祝贺
据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记者李光茹）中国革命不平凡的历程，在大型历史文献《路》中得到再现。这本画册的首发仪式今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路》是我国著名摄影家徐肖冰、侯波夫妇的作品选集。为这本大型画册的面世，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国家主席杨尚昆写了贺信。
江泽民同志在信中说：“画册真实地记录了老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创建和建设新中国所走过的艰苦历程，也是今天教育和激励全国人民尤其是年轻一代为振兴中华、实现四化而奋斗的生动教材”。杨尚昆同志信中写道：“它有益于帮助人们去了解中国革命的艰巨历程，有益于帮助人们去认识中国共产党人的形象和品格。同时，也必将激励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
徐肖冰、侯波都是喝延河水长大的。半个世纪以来，他们投身火热的生活，获取了最丰富、最动人的场景，尤其是成功地再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音容笑貌。书中选用了188幅照片，按1937—1966年的时间顺序，分为延安、太行、北平和新中国四个部分。
年过70的徐肖冰今天显得很激动。他说：“我们老两口用全部稿费购得100本画册，分别送给首都戒严部队、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周克玉、李连秀、牟新生代表指战员接受了他们的馈赠。
黄镇、王芳、康克清、杨成武、王忍之、艾知生、穆青、薛驹、伍绍祖、宋木文、王光美、叶子龙等同志，以及首都文艺界一些知名人士参加了今天的首发式。会议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琦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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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尚昆接受赞比亚新大使国书
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国家主席杨尚昆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赞比亚共和国新任驻华大使彼得·莱萨·卡桑达递交的国书。卡桑达大使是于8月22日到达北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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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尔汉同志生平
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爱国者、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维吾尔族人民的杰出代表、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名誉会长包尔汉同志因病于1989年8月2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5岁。
包尔汉同志，祖籍新疆阿克苏，1894年出生于俄国，1912年回到新疆。早年在迪化（乌鲁木齐）当过学徒、店员、海关关税检查委员、迪化第一任汽车局长。30年代曾任新疆省设计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驻苏联斋桑领事。1945年至1949年，曾任新疆省民政厅副厅长，迪化专区专员，新疆省政府副主席，国民政府委员、新疆省政府主席。1949年9月，他同陶峙岳将军一起通电起义。起义后，他曾任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兼省高等人民法院院长、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3年后，他担任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政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主席，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主任、名誉会长，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二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要职。
包尔汉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家庭，经受了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青年时代就产生了对旧制度的反抗思想。1929年，他留学德国，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留学期间，他曾数次去苏联，目睹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初步树立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1933年他在苏联参加了革命组织，不久即回到新疆从事地下革命斗争。1935年，他参加了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任民众部副部长，次年又任该会代理副委员长。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当时任该会会长的中共党员俞秀松，交情日笃，并对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历史和路线、政策有所了解，从此他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无限的崇敬和热爱。1939年他在盛世才的监狱里，饱受折磨，曾写下一首维吾尔文诗《崇高的敬意献给毛泽东》，诗中说：“我是一颗由您的光辉照亮的星，用真诚的意志为您开辟的道路而奋斗。无论狂风暴雨、山崩地裂，都扑不灭我心中对您无限热爱的火炬。”他以此来激励自己同反动派进行斗争。1944年，在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爆发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三区革命”。1946年他被“三区革命”的代表推举为新疆联合政府副主席。1949年，他深受人民解放军巨大胜利的鼓舞，积极在新疆筹划和平起义。9月，他和陶峙岳将军一起通电起义，实现了新疆的和平解放。不久，他由王震、徐立清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此后，他以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即使遭受到极不公正待遇，甚至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逆境中，他也没有动摇过对党和党的事业的信念。
包尔汉同志的一生，是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为各民族的发展、繁荣和进步奋斗的一生。20年代，他与维吾尔族青年中的一些有志之士组织了一个争取民族解放的秘密组织，开展了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包尔汉同志坚定不移地支持、参加了新疆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同时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企图分裂祖国的活动。在40年代，他曾说：“新疆两千多年以来就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新疆不是一个民族的新疆而是各民族的新疆，正如中国不是一个民族的中国而是各民族的中国一样。”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担任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时，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为建设新疆、开发新疆，促进新疆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不辞劳苦，辛勤工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以后，他又担任了全国人大民委副主任委员、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主任，认真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就民族、宗教政策问题的发言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称赞。直到晚年，他还十分关心新疆的建设和民族团结。
包尔汉同志为增进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特别是伊斯兰国家人民的友谊，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过中国印尼友好协会会长、中国阿联友好协会会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副主席、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亚非学会副会长等职。作为中国人民的和平使者，他曾出访了亚、非、欧十几个国家，多次参加了国际性的和平会议。在对外交往活动中，他始终坚持了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热情宣传了我国的民族宗教政策，促进了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好往来。
包尔汉同志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维吾尔族学者。由于家境贫寒，包尔汉同志幼年时没有受到正规的教育，但他刻苦自学，奋发向上。1929年他考入柏林大学政经系。他掌握了维、汉、俄、德、土耳其等多种语言文字，后来在盛世才的监狱里，他以顽强的毅力编纂了《维汉俄词典》，并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书译成维吾尔文。他对新疆和西亚的历史也颇有研究。针对学术界和社会上流传的一些错误观点，他在1952年发表了《论阿古柏政权》等论文，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包尔汉同志在解放前曾两度出任新疆学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过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民族语言研究所所长、民族研究所所长、中科院新疆分院院长、新疆大学校长、中国政法学会副会长。他的著作还有回忆录《新疆五十年》、剧本《火焰山的怒吼》等。
包尔汉同志的一生，是追求光明、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一生。他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始终热爱自己的祖国和民族，始终忠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包尔汉同志为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为党的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
（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附图片）
1950年6月28日，包尔汉同志和毛泽东同志在中南海亲切交谈。
1982年11月，包尔汉同志与邓小平同志在政协五届五次会议休息室亲切交谈。 （本版照片均为新华社发）
一九五三年五月，包尔汉同志在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成立大会上作报告。包尔汉曾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主任和名誉会长。国家工商局局长任中林向人大常委会汇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