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同青年朋友们谈谈认识动乱性质的方法论问题
郑舍
判断历史政治事件要有科学的方法论原则
在北京发生的历时两月的这次政治事件的性质是什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和邓小平同志已经明确指出：这是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并由政治动乱发展到反革命暴乱。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四个坚持的对立。对于这个论断，目前绝大多数党员、干部、青年学生经过学习是理解的和拥护的。但是，也有不少人对这个问题还认识不清。总觉得广大学生的本意和主流是反腐败的，是支持改革的，是爱国的，别有用心的人只是极少数，怎么能说这是一场政治动乱呢？
把这个问题真正弄清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问题。恩格斯说过：“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8页）恩格斯的这个论述，对于我们今天认识这场事件的客观性质和主观动机的关系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它告诉我们，任何历史事件，都不是以参加者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一个历史事件的客观性质，并不是简单地取决于参加这一事件的广大群众的主观愿望，而是要看这一事件的社会历史背景，事件发展的过程实际上为哪一种政治力量所掌握、利用和支配；要看他们的政治纲领和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要看他们的行为方式、策略手段以及事件所造成的后果。
以“文化大革命”为例。我们之所以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动乱，当然不是说被卷入的绝大多数群众搞动乱，而主要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实际上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和支配，来达到他们篡党夺权、颠覆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目的；他们的行为方式和策略手段，是搞阴谋、“大民主”、“踢开党委闹革命”以至打、砸、抢，严重地破坏了法制等等；其后果是给党和国家，给全国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这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情况虽然和“文化大革命”不尽相同，但从问题的性质并不取决于被卷入的广大群众的主观愿望为转移这一点来说是相同的。在这次事件中，有相当多的青年学生被卷入了，但我们党从来未说广大青年学生的绝大多数在主观动机上是想搞动乱；相反，党中央一再说广大学生的反对腐败、惩治官倒、推进民主、深化改革等要求同党的主张是一致的，是爱国的。有不少同志总是简单地根据这一点，对动乱这个性质理解不了。其实，这个道理也很简单，这和我们说“文化大革命”是十年动乱，但并不是说被卷入“文化大革命”的亿万群众都在搞动乱的情况一样。所以，我们要深刻地、正确地认识这次事件的性质，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原则，把该事件放在特定的历史联系之中，从该事件发生的社会背景，挑起事端并起支配作用的政治力量；他们的政治纲领和目的、行为方式、策略手段以及该事件产生的社会后果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客观的分析。
一要看动乱的背景和起支配作用的政治力量
这场政治动乱的发生不是孤立的、偶然的，而是有着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和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的。
从国际背景来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中的反动势力一直奉行“和平演变”策略，妄图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方向。在这次事件以前和事件中，更加紧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活动，《美国之音》尤其作了充分的表演。
在国内，由于赵紫阳同志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采取消极、动摇的态度，使得近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有些人公开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宣扬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主张“政治多元化”、“多党制”、经济“私有化”，鼓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一些报刊和大学的讲堂上，无批判、无分析地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社会思潮，宣扬资产阶级极端利己主义、无政府主义、拜金主义以及腐朽颓废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造成了思想上的极度混乱，以致在一些青年学生的心目中，值得崇拜的只是萨特、尼采、弗洛伊德、詹姆士，甚至希特勒，至于马克思、列宁，以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集体主义、革命传统等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都成了他们讥笑的对象。这一情况正是很多青年学生所以能被极少数的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煽动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只有放在这样的国内外社会背景来认识，才能理解这场政治事件是国内外、党内外各种反共反华和自由化的思潮交互作用、恶性发展的结果。
在上述的国内外的社会背景下，挑起事端并对事件起支配作用的政治力量是些什么人呢？有人认为，广大学生的爱国行动是事件的主流，广大学生是对事件起支配作用的政治力量。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很表面的。实际上，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策划和组织这次事件的，是以下几种骨干力量，对整个事件起了支配的作用。
第一，非法组织“高自联”的头目王丹、吾尔开希之流（以及后来的“工自联”），是这次事件的直接组织者、指挥者，他们是在前台表演的骨干人物，是对动乱起直接支配作用的政治力量。
第二，这次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挑动者首先是方励之、严家其等党内外长期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怀有政治野心的人。其次，是同海外、国外敌对势力相勾结的人。再次，是党和国家机关内部极少数向非法组织提供核心机密的人。这几种人相互勾结，上下串通，作了长期的思想上舆论上和组织上的准备。由方励之、李淑娴等一手策划的北京大学的“民主沙龙”，就是他们进行思想、组织准备，向党向社会主义发起进攻的重要措施之一。
第三，国外、海外特别是美国、台湾、香港等地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直接参与，成为挑起和支持这次政治动乱的重要方面军，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美国之音”等国际反动势力的喉舌，极尽煽动、造谣、挑拨离间、推波助澜之能事。台湾、香港反动势力以及在国外的反动组织“中国民主联盟”从一开始就插手学潮。由在美国的“中国之春”成员组成的反动组织“中国民主党”，也写信煽动“促使中共结束其专制统治”。他们与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也早有勾结，狼狈为奸。
第四，国内仇视党和社会主义的社会渣滓。大量的事实已经证明，这次政治动乱中尤其是反革命暴乱中，猖狂进行打、砸、抢、烧、杀等各种犯罪活动的首要分子，相当大的部分是没有改造好的、曾被劳改的犯罪分子和刑满释放分子，“四人帮”的残渣余孽，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等等。他们对党和社会主义充满了仇恨。这些人成了这次政治动乱的“敢死队”、“飞虎队”。
应当指出，以上几种策划、组织和直接参与动乱的骨干分子的活动，之所以如此猖狂，是与赵紫阳同志的支持纵容分不开的。在北京出现明显的动乱迹象时，他一直采取容忍和放纵的态度，助长了动乱的形成和发展。在动乱已经形成、事态日益严峻时，他回避对事件的性质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讨论，使党和政府丧失及时制止动乱的时机。在动乱接近平息的时候，他在5月4日和亚行代表的讲话中，发表了同中央政治局常委、邓小平同志讲话和《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精神完全对立的意见，使得动乱升级，事态急剧恶化。以后，他又煽动新闻界进行错误的舆论导向，同时又利用会见戈尔巴乔夫的机会，有意识地把斗争矛头引向邓小平同志。致使首都局势越来越严重，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戒严的措施。这时，在赵紫阳身边工作的极少数掌握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出于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向非法学生组织的头头泄漏了戒严的机密，使得事态更加恶化，以致发展到反革命暴乱。
以上这些事实充分说明，这次动乱是极少数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地挑起来的。其中，那些长期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同海外敌对势力相勾结的人以及向非法组织提供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是支配这次事件的所谓“运动中坚”。至于广大的青年学生，从表面上看，他们是站在第一线的，实际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不明真相的。他们反对腐败、推进民主的爱国热情一开始就被极少数人利用，他们的爱国要求并没有成为事件的主流。
二要看政治纲领和政治目的
大家知道，判断任何一次政治事件的性质，必须考察事件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即对事件起支配作用的政治力量所提出的纲领、口号，因为这些纲领对于确定事件的性质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这次动乱的幕后策划者、组织者是极其反动的。他们提出了多方面的纲领、要求。方励之早在1986年就提出“全盘西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纲领。1987年受到批评后，不仅不改，反而变本加厉，鼓吹中国“要解散、要解体”，打出了甘当亡国奴的卖国主义纲领。刘晓波也在香港鼓吹中国“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能繁荣起来。并说：“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在他的四条纲领中，就明确提出要用私有制、市场经济代替公有制、计划经济。由此可见，这次动乱的策划者，早就把反党反社会主义作为他们的政治纲领。
学潮从一开始，非法学生组织“高自联”的一些头头如王丹之流就接受了这些策划者的思想。在动乱中，发号施令的“高自联”等非法组织，公开提出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纲领。4月18日，“高自联”的头头王丹在天安门广场抛出了9条纲领，其中最核心的是，“彻底否定‘清理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为在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大家知道，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有其特定的含义，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高自联”的头头把“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为自己的纲领，就是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作为自己的纲领。
在方励之及“高自联”主要头目的策划和煽动下，一时间，黑云压城，阴霾满天。不少高等学校都出现了肆意攻击和诋毁党和政府、公然号召推翻共产党领导的大字报。4月份，在北大张贴的“南开大学”《告全国青年学生书》中就提出：“成立修改宪法研究会，除去宪法中为人民所深恶痛绝的‘原则’和‘坚持’”。在北航贴出的《中国的希望——私有制宣言》的大字报，则攻击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祸根”，号召“早日敲响公有制的丧钟”。有的大字报污蔑“马克思主义等于乌托邦”。有的大字报谩骂中国共产党是“一代奸党”，叫嚣“取消共产党，实行多党制”。
这些事实说明，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把我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是这次政治事件策划者、组织者的政治纲领和目的。在这样的反动政治纲领支配下的各种活动，其主流只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而不可能是什么“爱国民主运动”，这是很清楚的。
三要看活动方式、策略手段和社会后果
从活动方式和策略手段来说，是否是动乱，是相对法制而言的。离开法制的标准，就说不清楚什么是动乱，什么不是动乱。因此判断一个历史事件是否是动乱，除了要看支配事件的政治力量的政治纲领以外，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看他们的行动是否按法制的程序进行。如果他们的政治纲领是正确的，又是在法制范围内的活动，当然就不是动乱。相反，如果在政治纲领上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而在行动上又破坏了法制，那就是名副其实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这次学潮发展到政治动乱，不仅是因为事件的策划者、组织者的政治纲领和目的是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从一开始就严重违反了社会主义法制。因此，说它是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是恰如其分的。
首先，动乱的策划者、组织者一开始就反对四项基本原则，这本身就是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我国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其次，他们不顾宪法对“四大”的废除，不听劝阻，在校园内大量张贴大、小字报；他们不遵守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游行的十条规定，不经申请批准，不断地鼓动并组织大游行；他们接连冲击党中央和国务院所在地新华门；他们违反天安门广场的管理规定，多次强行占据广场，影响到国事活动的正常进行；他们不经登记成立非法学生组织，向合法的学生会和研究生会“夺权”；他们不顾法纪和校纪，抢占办公室，抢占广播站，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他们大量制造谣言、蛊惑人心、煽动群众……，这一切的活动方式和策略手段都是严重违反法制的。更为严重的，是在戒严令发布以后，还有不少人，包括一部分学生，无视戒严令的权威，公然抢夺公共车辆，设置路障，拦阻军车，严重影响以至破坏交通秩序。所有这种极端无政府主义的、粗暴践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行为，难道说还不是动乱吗？
这场动乱在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各方面造成了巨大影响和损失。在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不少地方发生了打、砸、抢、烧、杀等恶性事件，在政治上影响了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正常进程，在人民群众的心理上、思想上造成不应有的震荡和混乱，在国际上严重损害了我们国家的形象。
总之，只要我们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上述几个方面进行全面分析，就可以得出以下正确结论：这场风波绝不是如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是“爱国民主运动”，它的主流也不是什么“反腐败”的斗争，而是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乡镇企业和城市大中型企业联合，参加国际市场竞争是——
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一个有效办法
沈立人
江苏省实施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战略以来，在出口创汇、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和扩大旅游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成绩。常有人问：取得这些成绩，有什么好办法？江苏省的经验是：依靠两支力量——一支是乡镇企业，一支是城市大中型企业。在江苏，人们把乡镇企业看作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生力军，把城市大型企业或大中型企业看作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主力军。两支力量拧在一起，形成多种形式的企业集团，就能大踏步地走向国际市场。
江苏省的乡镇企业在外向开拓方面有其积极作用和特殊地位。江苏省的乡镇企业在全国是起步最早、发展最快、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乡镇工业总产值一直占全国的1／5左右。1988年，全省乡镇工业总产值达到887.66亿元。这个规模，不仅大大超过了农业总产值，也开始超过全民所有制工业总产值。经济发达的苏南地区，乡镇企业高度密集，无锡、江阴、武进、张家港等县、市，产值先后突破四五十亿元，不亚于沿海和内地的某些中等城市。这些乡镇工业，坚持为农业、为大工业、为人民生活和为出口服务的方向，近几年，为出口服务更有较大的进展。1985年以来，出口商品收购额每年平均增长50％以上，发展了一批创汇的拳头产品，并有125个较大企业的出口额占销售额的70％以上。此外，开展“三来一补”，举办合资和合作企业，引进适用的先进技术，到海外从事建筑承包等，也已迈开了步子。1988年，吴江县有127个企业以生产出口商品为主，全县乡镇工业出口商品收购额达2.3亿元，比上年增长1.3倍。地处苏北扬州市的西湖乡，也有46类约1000种产品远销亚、欧、美、澳四大洲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因此，在江苏，把乡镇工业看作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生力军，是符合实际的。
当然，赞扬乡镇企业，决不意味着贬低大中型企业在发展外向型经济中的主力军作用。江苏省的工业总产值已经连续多年居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首位；40个行业的产值，有12个居全国首位，7个居全国第二位；61种主要工业的产量，有12种居全国首位，10种居全国第二位。据1987年统计资料，全省共有大型企业184个和中型企业593个，其产值约占全部工业的32％。这些大中型企业，不少是出口创汇的骨干企业。出口的主要商品棉纱、棉布、丝绸、服装和罐头食品、五金工具、水泥、矿产以及某些家用电器，很大部分的原材料、零部件和最终产品来自大中型企业。近几年来的中外合资和合作企业，不少也以大中型企业为基础或后盾。可见，离开了大中型企业，江苏省发展外向型经济决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兴旺局面。
但是，无论乡镇企业或大中型企业，都既有它的优势，又有它的弱点。乡镇企业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和外向开拓，除了它以小型企业为主、具有灵活机动的特点即所谓“船小好掉头”外，主要是它基本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谋发展，是独立的商品生产经营者，具有较强的内在活力。但是，它毕竟不仅以小型为主，并且一般属于“小而全”、“小而粗”、“小而散”，设备比较落后，技术比较粗放。相反，大中型企业虽然在设备、技术上比较先进，但是在企业体制改革还未搞好以前，蕴藏在内部的活力还未能充分发挥出来。在上述情况下，如果只是依靠乡镇企业，往往限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将导致各种资源向传统产业倒流；同时，如果只是依靠大中型企业，却显得活力不足，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国际市场。
根据江苏省的这个情况，可供选择的出路是：继续发挥乡镇企业的生力军作用，但要逐步提高；同时，进一步发挥大中型企业的主力军作用，并要深化改革，以改革促开放。更重要的是把这两支力量组织起来，以企业集团的形式推向国际市场。这是因为，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不同，多数商品是买方市场，竞争十分剧烈。只有造就一批有强大竞争力的企业集团，才能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国际市场的竞争，实质上是科学技术的竞争。企业集团能够通过同步规划、同步开发、同步改造、同步管理，把原来分散在成员企业的各种生产要素按外向要求加以重新组合，提高专业化程度；并集贸、工、技各方优势于一身，形成拥有高技术开发、改造、模仿、创新能力的经济实体，把科技优势转化为出口优势。近几年来，乡镇企业与大中型企业组成企业集团并从内向转为外向，成为江苏省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强大力量。常州市以名牌产品为龙头，以大中型企业为骨干，联合所属郊县的乡镇企业组成企业集团，四家纺织集团和四家机电集团1987年就创汇1.32亿美元，占全市出口创汇总额的65％。无锡市的“梅花”电子企业集团，由乡镇企业供应部分元器件，由大中型企业总装并开展科研、设计，录音机在八年内开发了七代产品25种，出口的数量和金额不断扩大。由于生力军与主力军组成外向型或以外向为主的企业集团，江苏省的出口创汇和利用外资、引进技术都登上了一个又一个的新台阶！
（摘自江苏《外经导报》1989年第2期）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史》
范传新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史》，是一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从十九世纪40年代至二十世纪初的近80年间，帝国主义列强，为夺取在华经济利益和政治特权，瓜分中国，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屡屡武装侵略中国。英国策动于前，法、美、俄、日、德等国追随于后，先后挑起了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之役。这帮强盗将战火燃遍我国的海疆和边陲，直至畿辅地区。抢夺财物，涂炭先灵，无所不为。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将清朝经营一百五十年，被称为东方艺术宫殿的圆明园付之一炬，铸成空前国耻。他们一次次用枪炮逼迫中国政府签订一个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将中国人民长期用血汗积聚的财富掳掠殆尽，使这片国土的主人成为任其宰割的奴隶。本书所列有关大量史实，让人不堪回首。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奋斗史。近代的中国历经磨难。但是，践踏了中国土地的帝国主义铁蹄，也唤醒了沉睡的中华民族。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民，一次次用自己的血肉同侵略者进行殊死的搏斗。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反复向世界证明，中国人民有一颗不可征服的心。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起，直至新疆、台湾、东北和西藏等地的反侵略战争止，我国各族人民不畏强暴，英勇反抗，写下了壮烈的篇章。特别是广大太平军将士、黑旗军官兵、义和团民众，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大义，揭竿而起保家卫国的壮举，更体现了我国人民的传统品质。一部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史，并不只是失败的记录，而是一部中国人民奋斗不息的历史，它最终引出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华章。
中国近代史也是英杰辈出的历史。在中华民族续绝存亡之际，民族英雄林则徐、抗暴志士邓廷桢、血染虎门的关天培、蒙古族英雄裕谦、保卫定海的葛云飞、天王洪秀全、小刀会首领刘丽川、黑旗军领袖宋景诗、爱国将领刘永福、誓与战舰共存亡的邓世昌、台湾民军领袖徐骧、义和团首领张德成等等，挺身而出，表现了中国人极其可贵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热忱，成为千百万卫国英雄的杰出代表。此外还有一些曾镇压过农民起义，但在国家危亡关头，同御外侮的清军将领，如史荣椿、冯子才、左宝贵、刘锦棠、左宗棠等等，本书也实事求是地逐一论列。
必须承认，中国近代的反侵略战争，虽然是正义之战，但大多毕竟是战败了。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的原因，是清王朝闭关锁国政策造成的落后，以及统治者腐败昏庸，致使国家上下离心，一盘散沙，无法抵御外敌侵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