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周总理与人民大会堂
刘连杭
1974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按中国的习惯，遇五逢十的国庆是庆祝大典。照例这一年的9月30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盛大的招待会。但这一天却一破历次大庆招待会的欢快气氛，人们的心情显得异常沉重，互相之间没有以往那种亲切地握手、热烈地问候。沉默之中人们翘首以待：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还能来吗？他重病在身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人们不时地频频低首看表，然后目光又一齐投向宴会厅的入口处。偌大的宴会厅寂静得稍有脚步挪动的声音就清晰听到。这时不知谁首先说了一句：“总理来了！”顿时宴会厅一片欢腾。总理啊，人消瘦了，步履也显得有些迟缓，但精神一如往常。当他站在主席台上，擎起酒杯向在座的中外宾客和全国人民祝辞时，全场爆发起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许多中外宾客激动得热泪盈眶。5000名中外宾客一齐举杯向总理表示善良而友好的祝愿！伴着浑厚而委婉的乐曲，总理与往年一样依次向大家祝酒，我们的服务员捧着酒瓶跟在总理后侧，以随时为总理斟酒；但与往常为总理服务时总是那样面带笑容不同的是，此刻服务员的心却是紧揪着。
我们不会忘记，就在这一年“五·一”节的前夕，也就是周总理再次动手术之前，在接待一位外国元首时，总理点名让凡是过去为他服务过的老服务员都要来为这次宴会服务。多数老服务员已得知总理病重，但并不知道总理病重的程度和再次手术及可能带来的后果。宴会结束后，我们送总理出北门，从二楼宴会厅到一楼北大厅，看着总理那慈祥的背影和日渐消瘦的面容，不觉心里涌上一阵酸痛。大家明白总理的意思，总理也理解这些多年在他身边工作的服务员的心情，亲切的目光扫过每一个人，并和大家一一握手，像往常一样问长问短。服务员则没有同历次送总理出门那样孩子般热情天真的
“再见”声，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为总理消瘦的身体，内心震撼着，由衷地祝愿总理早日康复后“再来”。但这共同的心愿话却因咽喉的梗塞谁也没说出来，只有一个服务员轻轻地说了一句：“请总理多保重”。顿时早已噙在大家眼角的泪水夺眶而出。
人们常说，眼泪是最真挚感情的表露。我们对周总理的真挚感情，来源于他对党、对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耳濡目染，来源于他对人民大会堂和我们工作人员的悉心关怀与教导，来源于对他那崇高品格的敬仰。
（一）
人民大会堂是1958年10月28日破土动工、1959年9月10日建成、正式交付使用的。当时，周总理即明确指出，人民大会堂的全部工作任务是为党和国家政治活动服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一开始就为人民大会堂的日常管理、业务建设、人员素质和培训工作贯注心血。正是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和具体指导下，用了三四年的时间一套管理制度和服务工作规范才基本形成了；一批具有优良的服务素质、能熟练地为中央负责同志工作服务的服务人员队伍才建立并培养起来了。
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大都是从全国各地抽调来的。除少数专业技术人员外，从管理干部到前台服务人员，没有一个是
“行家”出身，只经过简单培训就上岗了。总理对人民大会堂的工作，抓得最紧的首先是安全。他还在审查设计图纸和视察施工过程中，就对设计、施工人员反复强调：“人民大会堂的安全十分重要，它的寿命要比故宫和中山堂长，起码不应少于三百五十年”，“一定要抓好大会堂的结构安全”。为此，他还讲了在延安“七大”的庆祝晚会上，礼堂二层挑台坍塌的教训，要设计人员引以为戒，并风趣地对当时负责施工的万里副市长、赵鹏飞同志和总设计负责人沈勃说：“你们三个人一定要抓好结构安全，如果发生问题，那就要‘三个人头一把火’。”在大会堂建
成后，总理说：“一年建成，五年维修”。直到1972年，总理已得知自己身患不治之症，在福建厅审查北京饭店东楼建筑设计模型时，还意味深长地对有关同志说：“将来大会堂的维修就靠你们啦。”60年代初，天津市体育馆一次发生火灾，当天晚上总理在大会堂参加完一个会议后，已经凌晨两点多了，还让有关同
志陪同，从内到外，一直到地下室，用了一个多小时认真检查
了大会堂重点部位的安全情况，才放心离去。一次江苏厅施工
修窗子不慎失火，总理严厉批评说：“责任心不强的人不能在这
里工作，这是党中央活动的地方，不能发生任何事故。”在日常服务工作中，总理更是把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在大会堂
活动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周总理以他对党、对革命事业、对人民利益的极端忠诚和
高度责任心，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毛主席的健康。我们在大会堂
服务工作中看到，凡是有周总理陪同毛主席参加的内外事活动，
毛主席走过的路线和活动的厅室，他都要首先查看；毛主席要
坐的椅子、沙发，他都要用手摇摇、按按和首先试坐，并且告
诉服务员说：“椅子摆上去，你们要坐一下，看看有什么问题；地毯结缝要平展，因为年龄大走路脚抬不高容易绊着”。毛主席参加的宴会菜单，他总是一审再审，一切为了毛主席的安全和健康。在1963年国庆招待会前，一个国外青年代表团要求与毛主席合影，本来安排在迎宾厅，已在照相架上站好。但当毛主席来到大厅后，人们一下子从照相架上涌下来，将毛主席围拢起来。为了防止挤碰着毛主席，周总理立即组织并和有关人员手拉着手形成一个保护圈，保证了毛主席的活动安全和顺利地与外宾合影。
（二）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周总理就对人民大会堂的工作提出一切要从“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人民大会堂”的安全出发。为此，他还明确提出：大会堂的“文化大革命”要自己教育自己，不要把外面的形式引进来，要抓革命促工作。遗憾的是在当时中央办公厅负责人的干扰下，总理的指示没能得到执行。某些造反者凭仗着“造反有理”的尚方宝剑，便随心所欲地造任何人、任何事的反。人民大会堂的万人大礼堂是中国共产党、全国人大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严肃的政治场所，一时竟变成了批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的地方。外交部造反者在大会堂大礼堂召开“批判陈毅同志大会”，要求总理参加，而实际上是让总理陪斗。因为中央的外交大权一直是总理直接掌管的。那年代，作为国家总理，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力不从心，忍辱负重。但善于斗争，敢于斗争的周总理，一方面坚持遵守党的纪律，一方面讲究斗争策略，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操纵的少数极端分子进行着坚韧的斗争。他同意参加“批判陈毅同志大会”，但首先声明：
“不许喊打倒”、“不许挂大标语”、“不许武斗”，并且坐在陈毅同志身边，显然是替这位元帅分担着蒙受的屈辱。可是，正在开会中间，突然从二楼挑台上悬下一幅“打倒陈毅”的大标语，几个彪形大汉还要上台动武。总理怒不可遏，当即严肃批评造反者：“说话不算数”，责令立即撤去这条大标语，并指示有关人员，保护好陈毅及其他被批斗和陪斗的同志离开会场，尔后他自己愤然离去。
“文革”初期，总理为了国家安危，保护一大批党和国家的老干部，在大会堂经常同造反者谈判，往往是从这个厅到那个厅通宵达旦。总理对一个省或中央一个部门的几派之间做工作总是耐心地讲道理，但对造反者的无理要求则是严厉批评制止。当时东北大区党的第一书记宋任穷和第二书记马明方同志是总理调他们来京汇报工作的。东北的造反者追踪到京。总理为了保护宋任穷和马明方同志的安全，临时要大会堂将他们安排在一个厅室里，并要服务员好好照顾这两位已经被折磨得精疲力竭的领导同志休息一下。同时在大会堂中段一楼东厅同来自东北的那伙造反者谈判。造反者不听总理劝告，并大喊大叫地提出总理如不同意他们的条件，就要进大会堂抓宋任穷、马明芳同志。这时总理拍案而起，严厉警告：“你们要进大会堂抓人，我就站在大会堂东门，让你们从我身上踩过去。”周总理意
志坚定，原则上寸步不让，我们多次看到总理怒目冷对地严厉
制止那些造反者的狂妄要求，保证了一批老同志的安全。
“文革”中后期，病重中的总理还委托邓大姐将当时还没恢复工作的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召集起来，在人民大会堂西会议厅学习文件，座谈形势。当时我们在场工作的服务员，经常听到邓大姐传达总理对这批老同志的关怀。总理还亲自告诉服务员：“厅室温度要保持好，你们每天上班要先打开窗子换换空气，要使厅内空气新鲜。不然上了年岁的人容易患感冒。”在我们日常服务工作中，总理为中央负责同志的身体健康，也是关怀备至的。他曾经指示我们，要把他们使用的饮水高杯编号专用。还说这些领导同志大多年事已高，有的身体较弱，“你们要将茶具严格消毒，要根据老年人的情况布置座位，沙发和椅子要软硬适宜，有的还要放上靠垫和脚垫。”
从“文革”开始，我们的服务员即明显地发现总理消瘦了，有时一个活动结束，我们递上一块热毛巾，送上一杯水轻轻地告诉总理：“您该休息一下了。”我们的总理却微笑着说：“你看我能休息吗。”当有的中央领导同志得知他患病后，提醒他要注意休息，保重身体时，我们见他总是淡然一笑地说：“现在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71年9月13日，星期天。晚上，周总理正在福建厅与有关人员研究准备召开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突然北戴河打来电话，直接找总理。服务员请总理接过电话，北戴河急切地向总理报告了林彪外逃的情况。总理立即乘车去中南海向毛主席汇报。总理从毛主席处回来已是深夜，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布置，大会堂处于战备状态。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干将分别安置在几个厅室里，采取控制措施。住在大会堂西大厅只有几个沙发的北小厅的总理，不断往来于临时住进大会堂一一八厅的毛主席之间。处于高度紧张之中的总理，看上去全无倦色，但心情异常沉重。服务员送上去的饭菜没见总理吃几口；水杯没见端几次；平时不抽烟的总理，这时却要服务员给他备烟，有时抽几口，有时在鼻子上闻闻，更多是在自己额头上抹一点清凉油提精神。夜深了，北小厅里太寂静了，服务员轻轻推开门缝观察总理是否休息，几次都见他只是坐在沙发上目不转睛地看着天花板在思考问题。就这样，我们的总理，连续三天两夜56个小时没有合眼；而当得知林彪机毁人亡的消息后，他高兴地对服务员说：“拿酒来！拿酒来！”在西大厅高举香槟酒杯与大家表示祝贺。多少时日了，我们这还是第一次看到总理那样的异常兴奋。
（三）
周总理熟谙招待服务工作的一切礼仪、规范。人民大会堂从建成使用后的厅室布置，服务人员思想和业务素质的培训，服务操作规范、制度的建设，都是在总理关怀下进行的。他对人民大会堂的招待服务工作观察入微，指导也非常具体。人民大会堂的会见厅室是根据其形状用沙发和椅子布置起来的，一般按照使用人数围成“马蹄”形。总理有时经常在一个厅室连续会见几起外宾，每当根据人数需要临时增添位置或改变形状，总理总是站在一旁指挥我们如何布置摆放，既符合礼仪要求，又省时省力。还在人民大会堂建设过程中，他就指示负责厅室布置的同志说：“各厅室的布置、陈设，既要有不同特点，沙发、陈设又不能太重，以免服务员搬动太累。”
“文革”前厅室墙壁都是以中国传统国画装饰，“文革”造反了，有人说这些都是应扫除的“四旧”，要一律换上语录牌，搞“红海洋”。总理委婉又痛心地说：“你们都是娃娃，不懂事啊！”并且正面引导说，对毛主席的尊重，最重要的表现是保证他老人家的安全，把服务工作做好。
招待外宾的宴会一般是中餐。中餐有其许多特点，有些初次来华的外宾不懂食用程序，总理总是要服务员每上一道菜报菜名，做一个使用餐具的示范动作，以方便客人。烤鸭是中餐宴会常用的，尤其是初次到北京来的外国客人更要关照。当发现烤鸭片有些大时，总理就让我们转告：“请大师傅鸭片分割得要小些，要成圆形状的，用烧饼夹才方便客人。”还针对一些做法不当批评说：“在大会堂吃烤鸭要有国宴特色，不能把烤鸭店的一套搬来嘛”。为方便客人，讲究卫生、礼貌，还提出了分食单吃，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中餐西吃”。
人民大会堂设有5000人座位的宴会厅，总理在审查建筑图纸时就指出，5000人用餐，服务员要把菜饭同时送到餐桌上，要设计运菜车。既照顾了客人，又顾及了服务人员的工作。这就是现在宴会厅几千人宴会，分为若干区用餐车分送菜肴的工作法。当时我国国宴不但场面大，就餐人数多，而且菜的道数也多，占去的时间长，浪费大。总理建议有关方面研究一下国宴的改革，菜要少而精，还要不失礼仪。我们现在的国宴“四菜一汤”，就是总理1963年亲自确定的并一直延续至今，既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热情好客，又符合我国节俭的国情。
周总理对大会堂的服务与管理工作，既细心指导又严格要求，那怕是很微小的事也不放过。从中西餐宴会的服务程序，到根据不同的服务对象和文化特点有针对性的服务；从厅室卫生清扫、痰盂摆放到厕所除臭、毛巾洗换，他发现问题都及时给以指出，并交代如何做才合乎标准、礼仪规范，使客人满意。北京的自来水含碱量大，为保证龙井茶清澈、沁香的特点，总理让我们在锅炉的开水笼头上加过滤纱布。有时会见外宾时间较短，总理就让我们事先将杯中的茶叶滴点开水泡开，待客人到时再斟满端上，以便客人饮用时适宜可口。
总理还要求我们在服务工作中，除外事活动的礼仪需要外，凡内部活动要一视同仁，上茶、让毛巾一律按座位顺序来。有时我们不注意，先从总理那开始，他会当场批评我们：“你们就是‘首长主义’，我也是人民的服务员嘛，为什么要我特殊？”
外事活动服务，总理则要求我们必须严格遵守礼仪规范。递毛巾、上茶、让菜必须先外宾后内宾，外宾中有女宾的先主要女宾后主要外宾，而且必须“请”字在前，动作在后，并且教育我们要用文字规定下来作为服务规范，用来培养新的服务员。总理还经常指示我们：“你们要学一点外语，掌握一些常用外语会话，不要哑巴服务。不是要求你们一流服务吗，没有外语的礼貌语言能行吗？”并风趣地批评说：“如果你们在外宾面前服务不能用常用外语讲话，我就把你们送到聋哑学校去。”
总理肩挑重任，严以律己，衣着笔挺，仪表整洁，在涉外工作中的礼仪一丝不苟。同时也这样严格要求我们的服务员，并告诫我们说：“在人民大会堂为外事服务就是政治。衣着、仪容、姿态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文明气质，对客人的尊敬，要通过你们的服务体现热情友好。”
记得人民大会堂刚刚建成时，我们初来乍到，大都是刚刚从事工作的十七八岁的青年，根本不懂什么叫服务规范，更不懂外事服务工作的礼仪标准，正是在周总理的处处悉心教导下，随着服务工作长年实践经验的积累，才逐步形成了今天这样较为系统的有人民大会堂特色的招待服务工作规范、礼节礼貌守则。
周总理严于律己，个人的事情从不让别人替他做。一次来大会堂接见外宾，进门后服务员发现他的鞋带开了，欠下身去准备为他系上，总理急忙弯下腰把服务员扶起来，并亲切地说：“这怎么能让你为我系呢，我自己来。”一次饭后，总理摘下假牙放在小杯里，服务员准备替他洗洗，但总理却连忙拿过去说：“这么脏，怎么能让你洗呀，我自己来。”总理在这些事情上凡是能自己做的从不麻烦他人。
总理在个人生活上的节俭与廉洁也堪称师表。他因在大会堂活动时间长，经常吃不上饭，有时就让弄一点玉米粥或一碗面条吃。即是平时正常吃饭也很简单，一般只有两个菜、一个汤。有时还让服务员和他一起吃，只是量大一点。他的饭费和有时请服务员和他一起吃的费用都由自己掏，钱和粮票如数交够，并且亲自过目帐单。连每次的理发、剃须费都不忘掉。有时哪一笔忘掉了或他发现钱、粮票交的少了，他都会提出补交。
总理对年轻服务员的关怀要比一般人想得更远，他对大会堂领导人说：“你们青年人多，要替他们想的远些，要开几门文化课，如语文、数学、地理、历史，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以适应将来他们发展的需要”。根据总理的指示，大会堂党委作了具体安排，办起了多种学科的业校。从扫盲、小学班直至高中班。只可惜这个业校“文革”开始就冲散了，总理的指示未能实现，耽误了人民大会堂的一代青年人。
在人民大会堂一代老服务员眼里，总理既是敬爱的国家领导人，又是慈祥的长者。为总理服务，总感觉得有一种巨大的光荣感、自豪感，有一股用不完的劲。他又给人一种巨大的吸引力，使你愿意同他接近。总理工作一结束，哪怕只有一、二分钟空间，我们都想凑过去握握手、问个好。总理也充分利用这些机会接近群众，随便谈几句，鼓励我们做好工作。
1975年7月，总理自感来日不多了，最后一次来人民大会堂要看看自己过去工作过的厅室和熟悉的老同志。服务员在门口迎接，总理一见我们就说：“多日不见了，真想你们啊！”我是特地来看你们的，跟你们谈心，听你们唱歌”。我们笑脸上挂着泪水和总理握手，激动与难过交织，但此时谁也不会想到这将是最后一次见总理和最后一次亲切的谈话。总理的身体更消瘦了，迈开的脚步也更吃力了。总理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用了两个半天的时间，从人民大会堂的北段、中段的大礼堂和大礼堂舞台，到南段看了他曾经开会、办公、接待过外宾的许多厅室。像过去一样，总理边走边谈，询问陪他的每个同志的工作、学习、家庭和孩子的情况，并语重心长地说：“将来你们就是大会堂的元老了，对后来的新同志要搞好传帮带，把大会堂的好思想、好作风、好传统教给他们。”
总理要走了，我们送他上车，像往常一样没见总理脸上有丝毫倦容，只是见他迈动的脚步更吃力了。和总理握手告别时，有一个同志看了看他手上的斑点，他笑慰着说：“这是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的。”以此来掩盖人们对他病重的忧虑。为了不让总理看到我们为他病情难过的心情，我们都强压着像被撕碎的心痛、打着笑脸送他上车，待车门关好，徐徐启动后，我们悲恸的心情就再也无法强忍了。这最后一次，我们人民大会堂的服务员，对总理是流着泪水迎来，又流着泪水送走的。
今年是庆祝建国四十周年，也是纪念人民大会堂建成使用三十周年。三十年来，人民大会堂的各项思想建设、业务建设和招待服务工作，有一半时间是在周总理直接关怀和具体指导下开展起来的。现在可以告慰总理的是，由他指导建立的各项安全服务工作的管理制度、业务操作规程和职业道德规范，已经系统完整地形成了文字规范，正指导着我们的工作，并在改革开放的征途上发扬光大。
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怀向应
肖克
关向应同志逝世已经40多年了，他给我留下了深深的怀念。
我和向应同志第一次见面是1934年10月下旬，是在红二、六军团于贵州东部会师的时候。会师之前，曾听到弼时同志讲向应是东北人，满族，长期做青年团工作，曾赴莫斯科学习，近几年才转到湘鄂西苏区和红军。这些介绍，使我对这位北方同志颇有好感。二、六军团会师之后，在贺龙、任弼时和他的领导下向湘西进军，建立了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此后举行长征，一直到陕甘宁大会师。这时期我们一起走了好多路，打了好多仗，商量好多问题，相互之间有了更多的了解。
我觉得，他是个无产阶级党性坚强的好革命家，好领导人。同他相处，平易亲切。他常把他知道而有意思的知识告诉我。有一次谈到盲动主义时期的错误，他说：布哈林曾笑话（也是批评）我们搞“洋火暴动”。他还把大城市的青年运动和文化运动的若干情节及党内尤其青年中的人物同我讲。有一次谈到陈独秀的错误后，又以赞美而惋惜的口气说：“陈独秀的两个儿子真可惜，都像生龙活虎”。他的谈话虽然不很多，但给我启发很大。
他不仅有正确的人生观，而且有革命情感。抗战开始前后，我和他都会唱几个抗战歌曲，他唱《五月的鲜花》和《流亡三部曲》一些段落，显得特别悲壮。有一次我们说到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亡，并唱起了抗战歌曲。我觉得他有一片难以言传的悲壮感。他说：“是啊！我离家后，很少思念家乡，但九·一八后，情绪好像有点变化。有时不知怎样，灵机一闪，故乡的乡情便在眼前晃动”。后来我想，他的家乡——东北——是被日本占领了啊！他的亲属已经成了奴隶，生死未卜。后来，又知道他的生辰恰恰在九·一八那天，这种背景，不能不反映在情感上。我也曾有这种情况，1926年我读胡适翻译英国诗人拜伦的《哀希腊歌》，读后很感动，全文16段，几乎背下了。当时，是当作自己喜欢的文学作品读的，感而不深；九·一八后，背诵其中诗句就引起更大的同情心直至涌出悲伤之情了。他叫我背了几段，最后两句是“奴隶之国非吾土兮，碎此杯以自矢！”
我把这两句重复一次，他一声长叹，良久无语。
向应善于做统战工作，一二○师到晋西北后，他看清了友党友军的情况，以为要把晋西北建立为抗日根据地，除加强本身工作外，首先是作好统一战线工作。他以一二○师师政委和党员身份，除指导晋西北区党委加强党的组织和充分发动群众外，积极帮助第二战区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的开展。他通过国民党左派续范亭（后成为共产党员）及秘密工作党员南汉辰两位社会名流，团结这些军队，推动他们进步。但对他们又有区别，对阎部主要是团结联合，对傅部还帮助其扩大，对以统一战线名义出现而由我党领导的决死纵队，工卫旅及新编第一师（续范亭兼任师长），则促其发展。这样，只半年多根据地就建立和巩固起来了。
六届六中全会后，我去冀热察挺进军工作，我们分开了，直到1944年5月我因病回延安才见面，然而，他已重病了。我有时去看他，但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畅情长谈了。不仅不能，在我最后看他的时候，他极为虚弱，似乎有不祥的阴影伴着他。我就想到他过去一些事。我觉得这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从青年起就信仰马克思主义，参加革命运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改变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他把自己的革命理想同中国民族的危亡，尤其在九·一八后的爱国之情，溶合起来了。可是，抗战胜利不久，他就离开了人世。但也可以告慰，他离世的时候，国仇已复，“吾土”已非“奴隶之国”了。当然，如果他能看到现在的社会，那该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