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综合)
专栏：
《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真相
忻华实
《世界经济导报》（以下称《导报》）积极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这场由学潮到动乱，进而发展成为北京反革命暴乱的政治风波造了一番舆论。在学潮之初，《导报》利用报纸的舆论导向作用，首先公开向党中央发难。在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对它进行整顿后，报社极少数人不仅不幡然悔悟，相反，蓄意扩大事态，与敌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势力南北呼应，内外勾结，使《导报》成为上海动乱的一个重要策源地，成为海内外反动势力在中国煽动和支持动乱的大合唱中一个刺耳的喇叭。
《导报》是打着所谓“新闻自由”、“敢说真话”的幌子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又以被整顿的“受害者”的面目四处招摇，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因此，有必要把《导报》事件的真相公之于众，让大家看一看《导报》事件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导报》中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搞政治阴谋的人在这次动乱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原439期《导报》的要害是公开提出动乱政治纲领
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极少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分子利用广大学生和人民群众对胡耀邦同志的悼念之情，阴谋策划、组织和发动政治动乱。《导报》的极少数人凭他们特殊的政治敏感，也立即行动起来。《导报》编委、北京办事处负责人张伟国在他的工作日志中写道：“胡耀邦逝世，是一个很好的转机，是可以改变当前情况的转机”。当日，张伟国即与《新观察》杂志主编戈扬，以及苏绍智等人联系，“打听有关人士反应”。戈扬当时就造谣说：“耀邦是被气死的！改革者竟如此下场！”4月19日，《导报》与《新观察》联合召开“追悼胡耀邦同志座谈会”。《导报》总编辑钦本立在此之前从上海“指示”：“内容要有分量，不是一般表态性的”。参加者名单当然是经过精心选择的。
座谈会上，几个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发言。他们不顾事实真相，煽动说耀邦“受到不公正待遇”，他的辞职是党的历史上一大“悲剧”，甚至死了连“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称号也没有。他们要求重新“对耀邦作出公正评价”。他们公开翻“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案，说什么“反自由化运动”甚至在最基层的人民当中也“不得人心”。有人还提出“要对1986年的某些运动作出公正的评价”，等等。李鹏同志在分析动乱初期的形势时指出：“这个时期，动乱制造者们通过学潮提出了一系列带纲领性的政治要求，其中最主要的是两条：一是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功过，彻底否定1987年初中央对胡耀邦同志辞职的处理；二是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在反自由化中所谓‘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昭雪。”正是《导报》召开的这个座谈会，首先鲜明地集中地提出了这两个政治纲领。
围绕上述政治要求，这些人在发言中公开地把矛头指向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他们诬蔑邓小平同志已经忘了人民、脱离人民了。严家其更向党中央要挟道：“要无私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如果不承认错误，重蹈覆辙就在眼前”。戴晴则大谈中国共产党70年的历史，大谈几位总书记的命运，说什么党的总书记都没有好下场，都是“非程序权力更迭”，暗示现在要全力“保”赵紫阳同志。一句话，“倒邓保赵”。
当时，学潮已起。座谈会上有些人竭力鼓动学生和群众进一步走向街头，说什么“中国的凝聚力”在天安门广场，“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在天安门广场。他们以学者、名人的身份给学潮火上加油。
由上可见，这个座谈会既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和搞政治阴谋的人提供了一个向党中央发难的讲坛，又为制造这场动乱进行舆论导向。
对这次座谈会，钦本立等人采取了一系列异乎寻常的做法：指示张伟国详细整理所有发言人的讲话，准备以几版篇幅全文发表；决定《导报》提前一天印刷，赶在胡耀邦同志追悼会举行那天把报纸发往北京；把报道方案预先捅到海外。于是，海外一家报纸在座谈会前两天，即4月17日就透露，《导报》将用专栏报道这次座谈会的重要内容。
上海市委宣传部从海外报刊上获悉这个信息后，由市委主管宣传工作的负责同志于4月21日下午约见钦本立，要求看清样。第二天市委负责同志看了清样后立即再约钦本立谈话，诚恳而又严肃地指出，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与中央正式决定相悖的意见是宣传纪律所不允许的。尤其在当前学生已经上街的情况下，这个座谈会的部分发言内容如发表出去，会起到错误的舆论导向作用，对稳定当前局势不利。因此，市委负责同志从维护大局出发，也是为了爱护《导报》，建议删节数百字，主要是严家其、戴晴等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发言内容。但钦本立坚持不肯删节这些反对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的语句。当领导同志追问他为什么要坚持发表这些内容时，他一语道破天机：“我就是要邓小平检讨。邓小平早检讨，早主动，早得人心。他要检讨，我们就拥护他。”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亲自找钦本立谈话，严肃批评了钦本立的错误观点和无视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宣传纪律的行为，指出这些内容非删节不可，同时请担任《导报》名誉理事长的一位老同志一起做工作。在这种情况下，钦本立最后总算同意删节了。可是事情并非这么简单，实际上他在将清样送市委审阅的同时，就已下令开机印刷刊登这次座谈会内容的439期报纸了。所以，当钦本立在与市委领导拖延时间时，16万多份报纸已经全部印好，并有几百份提前抢送和抢发出去，有的已送往北京了。
市委宣传部得知后，于4月23日下午与钦本立商定：这期刊有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的《导报》（称做A版）停发，另编B版。按理，这种有限篇幅的改版半天就可以了，仍可保证《导报》如期正常出版。但是此后整整三天过去，439期B版仍未付印。在此期间，市委宣传部多次打电话催促，但始终找不到钦本立及有关编辑人员。现在真相大白：原来4月23日晚钦本立在家中召开编委会，一些编委反对出B版，坚持继续发行A版，最后钦本立总结发言说：“我本来就认为没有什么错。这些删去的内容正是我们报纸要说的。”于是，他们又电告在北京的张伟国把这个消息捅到海外新闻单位去。果然，4月24日香港《南华早报》首先发出《导报》被“查封没收”的歪曲报道。24日晚，钦本立在家中再次召开编委会，决定给上海市委写一份《紧急报告》，接着，钦本立就躲到樱花渡假村“养病”去了。正如他们私下向香港《明报》透露的：“能多拖一天，就是《导报》的胜利”，“《导报》事件已形成国际影响了”。就这样拖到了4月25日晚上，《导报》编辑部竟又写了一份《紧急报告》送到了市委。报告说鉴于439期A版问题已引起国际上强烈反响，同时造谣说：“据北京消息，中央有可能对耀邦同志重新作结论”，因此坚持要发行439期“A版”，企图用国际的和“北京”的压力，迫使上海市委屈服。这份紧急报告是“专此奉告”，这就是说他们要一意孤行了。
从以上大量事实可见，《导报》组织这个座谈会，并顽固坚持发行439期A版，完全是一个有计划、有预谋的行动。
上海市委根据4月26日人民日报《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精神，果断地作出关于钦本立停职和整顿《导报》的决定。4月26日下午，上海市委召开“旗帜鲜明反对动乱”的万人干部大会，江泽民同志在会上宣布了市委的决定，并义正辞严地指出：“当前，有人企图利用海外舆论，对我们施加压力，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也决不能动摇我们维护安定团结的决心。”
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拥护与支持。
上海动乱的一个重要策源地
上海市委的正确决定，打乱了动乱制造者的阵脚，但是他们并不因此而止步，相反，蓄意扩大事端。一场扩大动乱与反对动乱的严重较量就此展开。斗争首先表现在对《导报》的整顿与反整顿上。
早在上海市委作出整顿《导报》决定的前一天，即4月25日，《导报》北京办事处就给钦本立等人写去一封信，以恫吓的口吻警告“非法干预者”说：“如一意孤行，我们也将走上街头，争取人民和读者的支持”，声称“面临严峻考验，导报全体同人只能前进，不能后退”。这是新闻界第一份提出“走上街头”的自白书。
4月27日，上海市委整顿领导小组进驻《导报》。当时整顿领导小组的首要任务是组织报社职工尽快出版坚决拥护国家安定的报纸，用事实打破国内外某些别有用心者制造的《导报》被查封的谎言。但是这种努力一开始就受到《导报》极少数人的百般抵制。一名被称为《导报》“智多星”的编委说：“我们不是要‘世界经济导报’这6个字，而是要像以往一样独立内容独立风格的《世界经济导报》，如果内容风格变了，《导报》就死亡了，《导报》同人只能冲一个鱼死网破”。“解决《导报》的唯一办法就是市委承认错误，老板（按：《导报》职工对钦本立的称呼）复职，撤出整顿小组”。因此，从副总编辑到编委均拒绝签发清样付印。在整顿领导小组主持下，439期B版终于在4月27日付印发行。以后，整顿领导小组尽管对440期一些内容有异议，但考虑到在当时出报是大局，还是签发了。但报纸出来一看，原来定的第一版的通栏大标题“纪念五四”却被篡改成“我们需要一个自由地讲真话的环境”。这是《导报》极少数人在整顿领导小组签发后做的手脚。这个大标题，第二天就成为上海学生游行队伍中显眼的横幅和口号。以后在编发441、442期报纸过程中，《导报》极少数人又制造种种事端，越来越明显地企图对动乱进行舆论导向，整顿领导小组理所当然地拒绝签发，并一再努力耐心说服他们修改，但一再遭到拒绝。《导报》从442期起就无法出版了。
现在已经查明，《导报》极少数人这样干的背景来自北京。张伟国从鲍彤控制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得到指令说：“《导报》没有停掉，北京感觉不到压力。如果停办了，北京就会感到压力，就可能出来讲话了”。张伟国立即将此指令传到上海。这样，《导报》自442期起停出就不难理解了。“北京就可能出来讲话了”中的“北京”指的是谁？现在已真相大白：原来，访朝回京的赵紫阳同志得悉上海市委对《导报》的处理决定后，不仅不予支持，反而感到“震惊”，指责上海市委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动”了。
有了这种“北京”的支持，《导报》极少数人自然有恃无恐地把事态扩大到整个社会动乱中去。
在上海市委关于整顿《导报》的决定作出后，为了把事态扩大，钦本立立即打电话给张伟国，要他了解参加座谈会的人对《导报》被整顿的看法。张伟国马上与严家其、戴晴等人联系。4月27日，严家其在电话中声称“上海市委的决定是错误的，对此必须旗帜鲜明地进行斗争。《导报》应按原来的宗旨风格（按：实际上是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照样出版，而且应在报上鲜明地揭露江泽民的错误决定”。严家其立即起草了一封给上海市委的《公开信》，并冠以耸人听闻的标题：“捍卫新闻自由”，一开始，在信上签名者仅严家其等两人。后来，经过张伟国和戴晴在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座谈会上鼓动，才又有30多人签名，其中就有包遵信、苏绍智、于浩成、张显扬、苏晓康等人。这就是第一份声援《导报》的函电，也是《导报》极少数人自编自导的一出闹剧。
已被停职的钦本立根本没有“停职”，他不时在家中或借宾馆召开编委会，讨论如何扩大事态。他们于5月初炮制出一份《对中共上海市委整顿〈世界经济导报〉“决定”的陈述（事实真相，我们的态度和要求）》，这份通篇歪曲事实的《陈述》经钦本立审阅同意后，大量印发，并派专人送数百份到北京，向社会各界散发，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声援《导报》的浪潮。
《导报》极少数人从4月29日开始在编辑部办公室沿墙披上黑纱，在黑纱上张贴国内外各方面“声援”的函电。这实际上是一种示威，也是一种展览，以图动员社会各界前来参观和声援。钦本立亲自打电话动员海外报刊记者前往参观。他说：“你会感到新闻界开始觉醒了，独立了，团结了。”一时，到《导报》编辑部参观的人川流不息，欺骗了不少不明真相和受其影响的人，起到了鼓动动乱的社会作用。
《导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张伟国更是活跃。他在北京新闻界和大学生中，在各种知识界集会上发表演说，介绍所谓《导报》事件真相，提醒新闻界“要对自己的主体意识彻底觉醒”。
什么觉醒？张伟国接受香港《镜报》月刊记者采访时的谈话，作了最好的注解：“《导报》事件使得中国新闻界觉醒，这就是胜利。要推倒重来，中国大众传播媒介必定掀开历史的新一页”。5月4日，首都新闻界少数人打出了“新闻自由”、“声援《导报》”的旗帜走上街头。
随着整个形势的发展，《导报》极少数人变本加厉，积极参加和支持动乱。5月13日，钦本立等人在锦江饭店开会，研究形势与策略。他们认为形势“十分有利”，是大“转换”的时刻到来了。用他们的话来说：“我们面临的形势，很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转换时期，其深刻程度，后果如何很难估计，可能有我们尚未认识到的巨大意义。”于是他们干脆拒绝出报，而是集中全力，南北呼应，制造扩大上海的动乱。
5月11日，《导报》极少数人纠集一些人，起草了《上海知识界呼吁书》，提出了五项要求，撤销对《导报》的处理，撤出派驻《导报》的整顿领导小组，恢复钦本立同志的职务，恢复发行被禁的4月24日《导报》有关版面，确保新闻自由，肯定和保护学生的爱国民主行动。《呼吁书》的内容很快见之于海外报纸。
5月16日、18日，《导报》极少数人先后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外记者招待会，并且特邀了美国等外国领事馆官员，以及近20所大学的学生非法组织成员参加，蓄意把《导报》事件扩大到国内外。他们发表声明说：“我们不把《导报》发生的事，仅仅看成是一个人、一张报纸的事。我们希望和同学们一起推进中国的民主建设，推进中国的政治改革。”
《导报》极少数人一贯自我标榜“敢讲真话”，且看他们在动乱中为了把水搅混，又是如何“敢”造谣言的？5月18日，有人打电话问《导报》：“听说北京绝食学生死了3个，是否属实？”《导报》人员回答：“我们北京办事处核实过，是死了3个。”这个经过《导报》“核实”的谣言很快传出，更加激化了学生和市民的情绪，一时游行队伍中抬花圈、举挽联、戴黑纱……闹得乌烟瘴气。
为了扩大动乱，《导报》极少数人还频繁出没于大学校园，串联，演讲，与非法组织上海“高自联”等建立起经常联系。为此，复旦大学非法学生组织头头还写信感谢“《导报》老师的宝贵指导”。《导报》极少数人购买大量面包、饮料慰问游行学生，给学生们打气。他们在群众游行队伍中发表演说，煽风点火。《导报》的四部电话（包括国际直拨电话）日夜24小时值班，接受北京和国内外信息，传递给上海一些大学和有关部门，又把上海信息传递出海内外。无怪乎当时学生中流传着一句话：“最新消息听《导报》，理论指导找《导报》。”
彻底失败前的顽抗
但是，《导报》极少数人和所有其他搞动乱的人一样，都错误估计了形势，低估了党和人民的力量，5月19日，李鹏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发表了义正辞严而又鼓舞人心的讲话。5月20日，国务院发出了对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钦本立等人意识到自己的末日来临而又不甘心失败，还要进行最后的猖狂一跳。
在戒严令下达前，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业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和北京青年经济学会抛出了关于当前形势的《六点意见》，公开暴露了党中央高层内部对学潮、动乱的意见分歧，并且用“人民日报号外”名义向社会散发，《导报》极少数人立即呼应，也编出“号外”，内容除《六点意见》外，还有曹思源的文章《让非暴力主义深入人心》，矛头直指党中央、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只是由于印刷厂上级领导及时发现，采取措施，这份“号外”才未能出笼。
5月21日，《导报》的极少数人在报社外面的“导报阅报栏”里，以“5·20天安门广场”为标题，贴出了30幅照片，宣扬动乱分子阻拦解放军进城、反对戒严，以及占据天安门广场，高举“打倒李鹏”反动标语等情况，一时观者如潮，道路为之堵塞。这一反动的舆论宣传，实际上为后来上海发生设置交通路障等严重动乱，进行了思想发动。
北京曹思源、胡绩伟等人组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签名，要求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妄图“罢免李鹏”。《导报》极少数人得悉后，立即闻风而动。5月21日下午，钦本立等人躲在一家宾馆密谋起草了“上海市中共党员致中共中央的公开信”。信中公开要求否定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反对国务院关于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要求“收回”李鹏同志的“5·19”讲话，对党中央施加压力。他们四出拉党员签名，在遭到广大党员的抵制后，只得拉非党员充数，然后匆匆电传北京，捅到海外，制造“上海共产党员也行动起来”的假象。
5月22日，《导报》极少数人又积极串联，组织所谓上海知识界声援北京，反对戒严的大游行，根据来自北京的“信息”，《导报》某些人书写了“打倒李杨反党集团”、“彻底粉碎李鹏反党反人民的政变阴谋”等反动横幅。他们在游行中，又公然打出“罢免李鹏”等横幅，高呼“打倒李鹏”等反动口号。钦本立以“白发苍苍、步履细慢”之态，参加了游行，成为这次游行最引人注目的镜头之一。
《导报》极少数人还不惜与反动分子为伍，公然与臭名昭著的反动组织“中国民联”头目经常电话往来，保持密切联系。
钦本立等人还乞灵于用海外反动舆论工具向党和政府施加压力。《导报》极少数人频繁接受海外新闻记者的采访，港台和西方的舆论工具连篇累牍发表有关《导报》的文章，为《导报》极少数人张目。据不完全统计，关于这方面的报道有300多篇，仅香港某报从4月25日到6月17日有关《导报》的新闻就达40篇以上。
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以后，《导报》极少数人仍负隅顽抗。6月4日以后，港台及西方一些新闻机构造出什么“血洗天安门”、“黑色六月四日”之类的谣言。《导报》极少数人竟将这些反动材料复印、散发、张贴，他们还要《导报》工作人员佩黑纱，两次企图组织游行，均遭到《导报》群众抵制。一直到6月9日，《导报》仍约有20人参加上海“高自联”等非法组织在人民广场搞的“追悼会”，并拟在广场举行记者招待会。但是，上海人民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坚决制止动乱，这个记者招待会遂成为泡影。
留下深刻的教训
《导报》在这次动乱中的恶劣表演是偶然的吗？否。
《导报》于1980年6月经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批准创刊，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主管。《导报》创刊以来，在宣传改革开放方面，曾发表过一些比较好的文章。但是，与此同时，在总编辑钦本立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导报》也发表过许多错误文章，受到过中央与上海市委的多次批评。上海市委有关部门曾于1985年和1987年两次派员进行整顿。钦本立也曾多次检讨。但是，赵紫阳同志对《导报》总是予以支持和庇护。例如，1987年整顿《导报》的关键时刻，他的秘书到《导报》慰问，使整顿工作无法进行下去，因而，《导报》问题一直没有彻底解决。上海市委曾派一些同志加强《导报》领导力量，也先后被钦本立有恃无恐地排挤出去。特别近两年来，《导报》迎合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越来越多地发表违反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文章，沿着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道路迅速滑了下去。
《导报》事件的性质是严重的，留下的教训是深刻的，有待于认真地全面地总结和反思。它告诉我们，与《导报》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搞政治阴谋的人的斗争，决不是要不要新闻改革之争，而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尖锐斗争，是动乱与反动乱的政治斗争。它还告诉人们，在我们国家，任何舆论工具如果摆脱党的领导，背离社会主义方向，必然会滑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泥坑中去。新闻改革，如果离开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前提，必然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大泛滥。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新华社上海8月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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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奥理事会主席法赫德抵京时表示
相信中国能把亚运会办好
新华社北京8月17日电 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主席谢赫·法赫德·艾哈迈德·萨巴赫今天说，明年在北京举行的亚运会将会受到全世界注目。他表示深信中国政府有能力把亚运会办好。
法赫德主席是在今天下午乘飞机抵达北京后不久与第十一届亚运会组委会主席陈希同会见时说这些话的。
陈希同对法赫德说，北京举办亚运会对促进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将起积极作用。
这位北京市市长说，亚运会的准备工作得到了中国政府、北京市政府和全国人民的支持。组委会将按照亚奥理事会的要求按时、按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
陈希同说，亚运会的准备工作或多或少受到了北京发生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干扰，但是始终没有停止过。
法赫德说，明年亚洲运动员将集中在北京，相信亚运会将是一次盛会。我相信它的举行将不会受到西方新闻界的影响，因为在亚洲发生的事情，我们是主人。
法赫德抵达北京机场时，受到了中国奥委会主席、亚运会组委会常务副主席何振梁，亚运会组委会常务副主席张百发的欢迎。法赫德在机场对他们说，很多人想利用两个多月前在北京发生的事件分裂我们亚洲体育界，但这是行不通的。他说，北京发生的事情完全是中国的内部事情，别人没有权利干涉。
法赫德过去曾两次访华。据悉，在这次访华期间，他将同中国奥委会和第十一届亚运会组委会领导人举行会谈，视察亚运会的各项设施，并出席20日在北京开幕的亚洲手球锦标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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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奥委会主席何振梁同法赫德会谈
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 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主席谢赫·法赫德·艾哈迈德·萨巴赫今天在这里同中国奥委会主席何振梁会谈时说，他相信所有亚奥理事会成员国和地区都会来北京参加明年的亚运会，任何破坏亚运会的企图都不会得逞。
会谈开始时，何振梁对法赫德说，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成功办好亚运会都很关注和支持，将尽全力把亚运会办成团结、友谊、进步的盛会。
法赫德表示对此充满信心。他说，虽然有些舆论对中国成功办好明年的亚运会表示担心，但是他不担心。他相信中国政府和人民能把亚运会办好。
何振梁说，亚洲在一些体育项目上是有优势的，如跳水、射箭、乒乓球、举重、柔道等，亚洲应该更好地团结起来，进一步提高亚洲的水平。
法赫德建议及时把北京亚运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和进展情况告诉大家。他说还应多报道亚洲人破纪录的情况，让亚洲运动员们增强信心，在亚运会上取得好成绩。
在谈到中国奥委会与亚奥理事会加强合作、发展亚洲体育运动时，何振梁表示中国奥委会愿意为提高亚洲体育运动水平作出贡献，愿意接受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来中国训练；也可以派中国的教练员和运动员到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去参加比赛。
双方还就进一步发展中国和科威特的双边体育交流以及如何加强亚洲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作用交换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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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泳破100米自由泳亚洲纪录
新华社东京8月18日电（记者姜占国）中国运动员庄泳今天在这里举行的第三届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100米自由泳预赛中，以55秒38的成绩打破了由她自己保持的55秒47的亚洲纪录。
庄泳创造的这个成绩还打破了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55秒86的大会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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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登山队抵达果洛
新华社西宁八月十六日电 （记者陈志强）日本阿尼玛卿登山队今天抵达“神山神水”的雪域高原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开始适应性训练。日本登山队此行将攀登果洛著名神山年保叶什贡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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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届欧洲游泳锦标赛上
民主德国游泳女将再次包揽金牌
新华社波恩8月17日电（记者戴履斌）民主德国游泳女将再次使别国选手望金牌而兴叹，今天在第19届欧洲游泳锦标赛第五天的比赛中，又把为数不多的3块金牌悉数揽入怀中。至此，民主德国游泳女选手与其他欧洲选手的金牌之比为8∶0。
在女子400米自由泳决赛中，民主德国的默林锦上添花，以4分5秒84的成绩刷新了这个项目4分5秒94的欧洲纪录。名噪一时的民主德国名将弗里德里希近况不佳，只获得银牌。
世界女子泳坛头号名将、汉城奥运会6枚金牌获得者、民主德国的奥托今天在女子100米仰泳决赛中亮相，自然金牌非她莫属。匈牙利15岁小将艾盖尔斯泽吉奋力向名将冲击，但火候未到，最后比奥托1分1秒86的冠军成绩慢了0.58秒，获得亚军。另一个17岁的民主德国选手艾希霍尔斯特虽只获得铜牌，但担任电视报道员的西德游泳名将格罗斯则称艾希霍尔斯特是奥托的理想接班人。
在有8个国家参加的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民主德国队获金牌、荷兰队获银牌，西德队获铜牌。
今天男子项目进行了100米自由泳和200米仰泳的决赛。在男子100米自由泳决赛中，前天刚刚打破200米自由泳世界纪录的意大利选手乔治·贝兰蒂不仅胸前挂上了金牌，而且还以49秒24的成绩把这个项目的欧洲纪录缩短了0.11秒。巴蒂斯泰利以1分59秒96的成绩捧走男子200米仰泳金牌。男子一米跳板跳水的决赛，金牌被荷兰选手永海扬斯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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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即将开幕
中国大学生体育代表团离京
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记者曲北林）中国大学生体育代表团今天离开北京前往联邦德国杜伊斯堡参加22日开始的第十五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以刘兴为团长的中国大学生代表团，全团105人，其中运动员69人，来自田径、击剑、赛艇和男子篮球队。这次大学生运动会只设上述四个大项的比赛。
中国自1981年起开始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这一次是第五次出征该项世界性大赛。在前四届大学生运动会上，中国代表团在1987年的第十四届赛会上成绩最好，共夺得11枚金牌、9枚银牌和5枚铜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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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拳受到海内外重视
武术家在京进行研究探讨
本报北京8月18日讯“北尊少林，南崇武当”，我国武术的重要拳种——武当拳已受到海内外武林人士的关注。今天，一些武术家和学者在老山体育训练基地聚会，专门研究如何发展这个拳种的问题。专程从武当山赶来的武当拳法研究会副会长朱道琼向大家提供了一批深藏在民间的武当拳种宝贵资料和学术论文。
会上提供的材料相当丰富，有“武当灵宝金水秘功”“武当太乙门铁松支派功法”以及张三丰创造的“太极十三式”等等，专家们感到很有价值，学术论文亦有深度。
武当山一些道人颇有功夫，朱诚德年近90岁，身体仍很健康，并给人表演武术。许多事例和资料表明，武当拳对于健身、延年益寿、医疗、竞技表演等都有很大的作用。武术家李天骥、教授杨绍虞、副研究员郝心莲等都认为要下大力气挖掘整理武当拳，使其得到较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