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怀念万晓塘同志
段君毅 王笑一 王路宾
原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同志“文革”中倍受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迫害，竟含冤而逝，现已离开我们20多年了。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为万晓塘同志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万晓塘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战斗了一生，许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和他在一起共同战斗过的老同志，无不深切怀念。回忆往昔峥嵘岁月，他对党无限忠诚，在革命斗争中他那勇敢、刚毅、坚定、沉着，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的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至今仍使我们感受尤深。
晓塘同志从1937年至1948年底，在山东鲁西区和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任支部书记、中队长、县委书记、营教导员、团政治处副主任、鲁西区党委社会部科长、鲁西行署公安局局长、冀鲁豫边区公安局副局长、局长、区党委社会部副部长、部长、区党委委员等职，他为鲁西区、冀鲁豫边区两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巩固与发展，做出了出色的贡献。在那些艰难、残酷的岁月里，他与边区人民共患难，同生死，呕心沥血，战斗不息，直到调他参加接收天津工作离开边区。
晓塘同志原名万兴诗，1916年生于山东省齐河县的一个贫农家庭，抗日战争前在惠民乡村师范读书，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当时受到党的反对内战、团结抗日的革命影响，在学校积极组织读书会，阅读进步书刊，立志抗日救国，“七·七”抗日烽火燃起投笔从戎，并和一批党员在济南以西的长清县组织开展抗日武装斗争。193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发动群众抗日武装斗争中，积极支持和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取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成为太西抗日游击队最早的创建人之一，对这支游击队的发展壮大起了重要作用。1939年秋，晓塘同志调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学习保卫工作，回到鲁西，就把全部身心贡献给党的保卫工作事业。
当时抗日根据地公安保卫工作是初创阶段，处在频繁战斗的敌后，工作是艰巨的。晓塘同志在党委领导下，突出抓了三件事：一是创办公安培训班，第一期13人参加，当即分配到各县任公安局长；二是建立全区的公安机构；三是建设农村基层群众性的公安保卫组织以配合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特别是1941和1942年，日本侵略军在华北推行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在敌占区强化保甲，大肆抓丁，肃清所谓“不稳分子”，在解放区的边沿地带，强修碉堡，大挖封锁沟，对解放区进行蚕食政策；军事上对老根据地连续扫荡，以“铁壁合围”的战术，实行灭绝人寰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1942年日寇在华北敌后的侵略暴行，达到了极点，当时晓塘同志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指出冀鲁豫边区进入了空前艰苦时期，要求全党全军充分认识当前斗争的艰苦性、复杂性，必须迅速改变斗争方式与组织形式，作长期艰苦的斗争准备，针对这种险恶形势，对全体公安人员进行思想教育和动员，从组织上大量精简机构，边区公安局所有科、室一律取消，科长变为干事，精简下来的人员充实基层，并请求党委调了一部分有斗争经验的干部加强公安局。晓塘同志同时指出打击的重点是日本特务和死心塌地的汉奸，各专区、县、区公安机关人员组成许多小型武工队，深入敌占区，打击那些日伪特务及为虎作伥的土匪、恶霸。当时各级公安机关组织的武装小组，像无数把尖刀一样，深入敌占区城镇周围和交通要道，宣传政策，团结群众，掌握两面政权，消灭死心塌地的汉奸特务，争取与瓦解敌伪军工作，从而保卫和巩固了边区抗日政权，稳定和鼓舞了广大群众的胜利信心。
这一年，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在一些敌占区和边沿区常有饿死人的情况，人口大量外逃，土地无人耕种，开展工作十分艰苦，晓塘同志非常关心人民的饥苦，并派出机关工作人员和行署警卫部队去内黄一带严重灾区，一面战斗，一面开荒，一面救灾。当时没有什么粮食储备，只能从机关工作人员勉强糊口的口粮中节约出一点粮食救济群众，那真是杯水车薪！何况机关工作人员有时还以米糠、树叶、红薯梗等来充饥，同时还要给无人耕种的土地撒上一些种子，以备逃荒的群众回乡时能有点收获来充饥，这样患难同济，生死与共，进一步团结了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对敌。
1943年，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华战争已精疲力尽，于是大力培植汪伪政权，妄图改变形式，来欺骗和统治中国人民。当时晓塘同志，根据党的指示，组织公安系统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开展反对、打击和孤立汪伪汉奸政权的政治攻势，进一步克服困难，巩固扩大解放区，加强人民政权，准备反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这支公安队伍经过几年艰苦斗争的锻炼，组织日臻完善，战斗力日益坚强，同广大人民群众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坚决履行了公安机关的职能，它既是抗日民主政权的治安机关，又是国家的侦察和检察机关。这支忠贞、勇敢、机动、善战的公安队伍，在胜利地打击敌人，保卫人民和抗日民主政权的斗争中，日益显示其威力。
日降后，国民党中的反动势力企图夺取敌后八年抗战的胜利果实，同伪顽反动势力合流，对解放区进行公开和秘密的疯狂的破坏。特别是1946年6月以后，国民党撕毁了国共停战协定，进攻我中原解放区。此时冀鲁豫边区和其他解放区一样，在解放区内外的日、伪残余，国民党中的反动势力以及地主、还乡团、土匪、恶霸等结合成一股反革命逆流，向我解放区全面扑来，形势非常严重。晓塘同志号召全体公安人员作好战斗准备，加强除奸、防奸工作，在解放区内部加强侦察破案，严厉打击潜入我解放区的敌特和反动势力的潜伏破坏活动，普遍整顿健全了各级公安机关和基层保卫组织，大大强化了群众性的治安、防谍工作。在全面内战爆发之前，为巩固后方清除了一批隐患，做好了战争准备，对敌人内部争取那些可以争取的日伪人员去主动立功赎罪，同时公安人员参加群众性的反奸、反霸诉苦运动。这一时期破获了大量反革命案件，直接保卫和巩固了解放区，在外线活动的公安武工队，长期坚持敌后武装战斗，1947年曾受到中央局社会部的表扬。1948年上半年，在解放战争中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主动出击战斗达3000多次，取得了辉煌的战绩。
为配合我野战军作战和内地反特斗争，最后夺取城市，晓塘同志依照中央加强城市工作的指示，在冀鲁豫边区周围，沿津浦、陇海、平汉三线，对敌占城市济南、济宁、徐州、开封、新乡、安阳等城市建立了城市工作机构，并根据区党委的决定将城工部、军区情报处合并到社会部，统一对外工作的领导，广泛开展交朋友工作，长期打算，发展力量。经过我城市地下工作同志们的努力，取得了很大成绩，对我军组织战役进攻和攻取城市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配合内地反特斗争方面，掌握了敌特组织和潜入我解放区的特务活动材料，为我内地侦破案件、打击敌人提供了可靠的根据。这时在城市工作的同志还利用各种时机发展党组织，在各界人士中做团结工作，对工厂、机关、学校等重要单位进行了保护，防止解放城市时遭受敌人破坏，还对城市收复后肃清残敌方面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晓塘同志十分重视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的战勤工作，在解放战争期间，公安系统抽调了大量工作人员参加和保卫各级战勤工，冒枪林弹雨，忍酷暑严寒，日以继夜地组织群众性的支前工作。其中很多同志并随军远征，在抢救伤员、运送粮食等方面做出了贡献。晓塘同志直接领导了战俘的集训工作，当时收容了大量国民党的党、政、军、特等骨干分子，对他们开办训练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实行优待俘虏的宽大政策，经过教育后，除愿留下工作的以外，均被放回。他们回去后宣传我党政策，揭穿国民党欺骗宣传，对我军的进军都起了积极作用，有的在发动起义、放下武器中作出了贡献，晓塘同志曾亲率干部深入黄河以南战斗频繁的各县检查指导工作，对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给予很大的鼓舞。
晓塘同志是一个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品德高尚的共产党员，善于团结同志，对犯有错误的同志，都是从教育出发，坚持原则，期望其能提高认识改正错误。他艰苦朴素，平易近人，不摆架子，不论上级、同级或下级都能以诚相待，从不闹无原则纠纷，同级干部把他看作是诤友，下级干部把他看成是知己、好领导，有的青年把他看成是敬爱的长者。他坚持党委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好作风。1944年平原分局党校整风时，晓塘同志任一个大队的支部书记，学员绝大多数是地、县领导干部。当时有些地方整党，由于“左”的错误影响，搞什么“三查三整”等，伤害了不少同志，而晓塘这个支部，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坚持以和风细雨治病救人的方法教育帮助同志，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在未取得确凿证据以前，不作处理，待以后弄清事实条件成熟，再作处理。有位老同志回忆自己当时因历史问题被人误解，心存疑虑，不久晓塘同志告诉他：“整风是划清敌我界限，方法是和风细雨，你没有问题，不必疑虑不安”，使他放下了包袱，感到晓塘同志真是“实事求是”、按党的政策办事。这个支部整风一年，没有发生冤案，政治思想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增强了党的团结。1947年冀鲁豫区党委整党，区党委社会部有位副部长，一度被错整，并有人提出要开除党籍，晓塘同志坚持慎重从事，经多方调查研究，弄清情况后，及时站出来为这位副部长讲公道话，这在当时“左”的风头上是难能可贵的。他在审批案件中都是立足于事实，认真分析罪证，最后作出决定，对那些捕风捉影和逼供信得来的材料，他是坚决顶回去，避免了冤、假、错案发生。晓塘同志在主持公安保卫工作中，坚决将公安保卫机关置于党的统一领导之下，一贯反对特殊化、神秘化和孤立主义等脱离党的领导的倾向，坚决执行党的公安保卫工作提出的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指导方针，因而保证了公安工作的顺利开展，不断培养和提高了干部队伍的政治思想和政策水平。
1948年12月，晓塘同志带着胜利的喜悦，奉命参与接管天津大城市工作，17年来为天津接管、治安、改造、建设均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在1966年满布阴霾的日子里，心力憔悴的万晓塘同志，于9月19日竟猝然长逝。晓塘同志离开我们太早了，使人万分惋惜，晓塘同志的优秀品质、毕生为革命事业的献身精神以及他对党和人民做出的光辉业绩，将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铭记在人们的心中。
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回顾抗大总校的战斗历程
张量
50多年前，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的抗大总校，汇集了红一、二、四3个方面军和陕北红军的精英。她的传统，她的作风，都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下面我将抗大学习、战斗、生产、劳动的光辉历程，叙述如下：
艰苦缔造的一、二期
抗大（原名“红大”）的第一期是从1936年6月1日开学到同年12月毕业的。为了发展“双十二”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好形势，200多名经过军事、政治理论武装的革命干部，走上了各个战斗岗位，他们在继续争取国内和平，组织对日抗战的关键时刻，发挥了最光辉的作用。
抗大的第二期是在“双十二”事变后于1937年1月20日开学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结业的。这时学校为了适应国内新的政治形势，即正式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校址也由保安迁至延安。即由第一期的3个教员300左右的学生一跃成为1000多名学生、初具规模的大学校了。当着“芦沟桥”抗战炮声一响，1000多名最坚定的民族革命战士，立即奔赴前线，给万恶的日本强盗一个最响亮的回击。
“抗大”一、二期的基本特点，可以说是毛泽东同志亲自精心培育，广大教、职、学员艰苦奋斗的结晶，它为往后的革命教育事业，打下了坚固的基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等中央领导都曾到学校讲课作报告。例如毛泽东同志的光辉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都由毛泽东同志在抗大一、二期对学员亲自作过讲授。
那时，为了克服教材、课堂和校舍的困难，抗大做了艰苦的努力。缺乏教材，就由有实践经验的学员、教员共同座谈讨论、自己编写；没有课堂，山峪、场院就是自然课堂；学生没有坐凳，拣起破砖砌个台子便是坐凳；两个膝盖就是学生听课记笔记的唯一桌台。
抗大一、二期的学生，都是经过党的长期培养，在国内革命战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他们艰苦卓绝，身经百战，有丰富的革命战争经验和实践经验，其中好多人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过团长、师长、军长，甚至更高的职务。例如：罗荣桓、罗瑞卿、张际春、苏振华、胡耀邦、何长工、张爱萍等同志，都先后在抗大的一、二期学习过，其中许多同志还比较长时期的参加了学校的组建和领导工作。他们既是学员，又是建设学校的大师。
抗大一、二期的主要贡献，一是汇集了红军3个方面军和陕北红军的领导骨干和各级干部，这对于总结全部红军的战斗经验，融合各个方面军的传统与作风，使之发扬光大，成为我党我军优良的传统作风，起了决定的作用；二是经过第二期对于几百个外来青年学生的教育提高，不仅在政治上使他们懂得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而且在军事上使他们学得了必要的战略战术知识，特别是游击战术和政治工作的知识，在思想行动和生活作风方面，给了他们以严格的锻炼和要求，这就给党和学校在争取、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工作方面，创造了良好的经验；三是毛泽东同志所要求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经过新老干部的互相学习和交融，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从而给尔后的学校工作，树立了优良的传统与作风。
迅猛发展的三、四期
“七七”事变后，随着华北抗日烽火的激起。就在1937年的“八·一”“抗大”第三期开学了。经过8个多月的战斗学习，到1938年4月又输送了两千多名干部到达抗日前线。
抗大第四期的新生，1938年4月16日在延安举行开学典礼，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大，向全国人民表示抗战必胜的决心，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示威的大会。经过几个月的短暂学习，于1938年的“八一”建军节提前毕业，就有1400多名学生去参加了保卫大武汉的血战。
抗大三、四期由于学员激增，所以校址必须扩散，北至蟠龙、瓦窑堡，南至洛川，向西更伸至甘肃的庆阳，这是学校的发达兴旺时期。
当时对于“抗大”教育事业具有决定意义的大事，就是在抗大三期开学不久，于1937年10月，中国共产党抗大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正式开幕了，会议的中心任务是深入开展反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进一步团结一、二、四3个方面军的广大干部，同时对于争取、教育革命的知识青年，也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会议经过民主选举，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抗大党务委员会。加强了党对学校的全面领导。
抗大三、四期的基本特点是，响应毛泽东同志“学好本领上前线”的号召，以战斗的姿态，在战斗的环境下进行战斗的学习。当时的学员有的是来自全国的知识青年，有的是来自前线八路军的干部，他们一面紧张的学习，一面随时准备奔赴前线，所以有的同学入校不久，就因战争急需，又被调赴前线，他们每个人在调令面前，没有任何个人犹豫，只有勇敢向前，表现了革命战士的光荣本色。
抗大三、四期的收获是突出的：第一，毛泽东同志为抗大制订的3条教育方针“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更加明确；第二，适应当时战争的要求，更加强化了对学生的军事教育与严格的军事生活。为此，从第三期开始，曾成立了专门培养军事干部的军事队，为往后加强学校军事教育，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第三，为了适应学校的发展，改进学校的教学方法和管理方法，从第三期起，曾从学生中有计划的抽调培养了不少的学校工作干部和教员。在举办教员训练队的基础上，曾分别办有政工训练队、区队长训练队。另外，又有参谋训练队、敌军工作训练队，给创校建军培养了许多教学人才，加强了学校的领导；第四，继续发扬着艰苦奋斗的传统和团结紧张的战斗作风。例如三期开始，学员猛增，校舍不足，就凭这群青年的双手，经过不满两星期的劳动，就挖出了170多孔窑洞，使得当时两千多人的两个大队，立即有了新的校舍。
继续壮大的五、六期
抗大第五期的学生是在1938年秋冬武汉失守前后就大量的来校了，而正式开学，是在1939年的“一·二八”抗战纪念日隆重举行的。当时抗日战争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1938年秋冬之交，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指出，抗战新阶段的到来，特别要强调扩大和开展敌后的游击战争，建立和巩固更多的抗日根据地，并要求在经济上强调自力更生的重要性。因此，要求抗大培养干部的工作，要进一步与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的斗争紧密配合起来。由于这种斗争形势的激发，全国广大的爱国青年，虽然处在日寇与反共派的前后夹击和层层封锁阻拦的情况下，而他们的心总是向往着延安，他们曾冒着国民党警察特务的拦阻和集中营的囚禁，最终还是涌入了延安。“抗大抗大”真是“越抗越大”。抗大五期的全盛时期，曾经扩大到8个大队，每个大队的学生都在千人以上。特别是代表新中国妇女先锋的女生，也不断地壮大，曾单独成立了一个“抗大第八大队”，引起中外人士的注目。
抗大第五期为了实现新任务，曾经采取了几项重要措施：（1）深入传达“六中全会”的决议，学校党委的政治部派负责同志分头到各大队传达、宣讲，把它看作是最生动的马列主义的教育和学校执行新任务的思想准备。（2）组成第一、第二两个分校，派赴华北敌后作为开展敌后抗战教育的两支先遣队。这是抗战史上的创举。目的是配合前线的抗日战争，使学校的理论学习能够和实际打成一片。（3）学校工作大检查——这是抗大创立以来将近3年的一次全面工作总结，从1939年1月15日到3月15日，整整进行了两个月，检查范围，从学校的教育工作、政治工作一直到行政管理、供给卫生及其他各方面的工作，从而提高了学校干部对学校全面工作的认识和工作能力，检查了缺点，发扬了成绩，确定了改进以后工作的明确方针。（4）为了粉碎敌人对于边区的经济封锁，响应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全校师生动员起来，积极参加开荒、下种、施肥、锄草等活动，并决心以开垦和种植2万亩土地，生产3300担粮食的成绩，献给陕甘宁边区。（5）为了坚持华北敌后的抗战，大量的培养部队中的干部，中央决定抗大总校随即深入晋察冀边区，坚持抗战教育。至1939年底，第五期学生全部毕业即分配到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去了。
抗大总校在晋察冀住了4个多月，于1940年2月，依照原定目的，通过了正太铁路的封锁线，转移至晋察冀豫边区太行山区，这时第一分校已由太南迁往山东，经过与一分校的留守大队的合并与准备工作。就在1940年4月15日，于山西武乡的蟠龙镇，举行了第六期的开学典礼，彭德怀同志到大会讲了话，指出：中央要求“抗大在建设八路军、新四军事业上要起骨干的作用”。所以抗大第六期的具体任务就是为八路军新四军培养建军骨干。来校学习的主要是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决死队的干部。他们大多数是工农分子，这就要求学校研究如何适应工农分子的教学方法了。
第六期开学是在“十二月政变”之后，正当晋冀鲁豫边区脱离顽固分子的统治和破坏不久，社会秩序紊乱，经济凋敝，学校处境十分困难，于是学校便积极的帮助开展地方工作，如在宪政运动，社会文化教育，民兵训练与武装建设等方面，都派了干部与学员进行具体帮助，这对于加强根据地的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全期遇到的主要困难就是缺乏给养，连高粱黑豆这些杂粮还要到百里之外去背，因此大规模的背粮运动，便
成了六期的一件大事，所有学员只有一面背粮，一面学习，来完成党给予的学习任务。
总的来说，抗大总校和各个分校都先后处在剧烈的反“扫荡”战争中，锻炼着、发展着、学习着，抗大的校旗，已经由黄河之滨飘扬到长江和东海之滨了。
迎接胜利的七、八期
1941年1月，皖南茂林事变发生，内战投降的危机空前严重，抗大的第七期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开始的。
总校根据中央的方针，这一期接收了八路军、新四军团、营、连干部，成立了上干科和普通科。抗大七期的基本特点是各种正规化制度逐步建立，其效果是学校机构缩小了，但工作效率、工作关系却大大提高了和改进了。干部减少了，但工作情绪和责任心却大为增长了。工作作风上的细致性、艰苦性、深入性、切实性等等也更加发扬了。
根据这些方针这一期特别重视教育计划的精密制订和教材编审工作，而且这些工作的进行都是经过有关部门和教员的集体讨论的，所以在4、5个月之内，军事、政治、文化各方面的新教材都能够大部编印完毕。不但供给学校而且供给了部队，在培养教员业务能力方面，建立教员选修第二门课的制度，以及整理研究过去教学的经验，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虽然学校取得了上面这些丰富的经验，但因战争形势新的发展，要求保存提高干部，积极准备反攻，这便成了抗大第八期的主要任务。
抗大第八期是在1942年“五一”劳动节开学的。开学不久，全校人员即投入了“五月反扫荡”的残酷战争中，经过两个月的尖锐斗争，仍然胜利的返回了原驻地邢台浆水镇进行教育。为了执行中央关于保存、提高干部的方针，1943年春，抗大总校从战争频繁的华北敌后，经过敌人层层的封锁线重新返回陕北绥德与军事学院合并，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进行教育工作。同时中央从各个抗日根据地抽调的大量干部也多集中在总校，当时共编4个大队，在较安定的环境下，使他们多年的战斗经验和工作经验得以交流和整理。
抗大八期学习时间最长，经过党的整风运动，它的收获也最大，前后经过3年多的紧张学习，就在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的前夕全部毕业，开赴前线各个战场，参加了击败日寇举行总反攻的伟大战斗。而抗大总校本身，又奉命调赴东北，于1946年的夏季在黑龙江的北安、齐齐哈尔改为东北军政大学。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之后，抗大的历史任务完成了，它过去所属的分校和学校干部，又分别组成了高级步兵学校、普通步兵学校或其他军事院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