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过去农村青年有句口头禅：“大不了回家修地球”，似乎农民的铁饭碗是稳端的了。如今在一些地方，“修地球”还要看你有没有资格呢！
“绿卡制度”的冲击波
新华社记者 江山 李京华
北京市郊区大兴县半壁村农民张兴太，别看年逾六旬，每个星期一都要骑自行车到县城跑一趟，来回就是30多公里，早出晚归，风雨无阻。去赶集？不是。去探亲？也不是。原来，他从去年夏天开始，自费参加了县果树技术培训班的学习。
张兴太老汉如此醉心于学习农业技术，却是为了获得一张“绿卡证书”。
“绿卡”是怎么回事？当记者这样问大兴县县长刘振山时，得到的回答是：“绿卡制度”可以说是——
修理地球的“营业执照”
大兴县地处北京市南郊永定河流域，境内多沙地，适宜栽培多种瓜果，全县仅果树就有10万亩。但是，多年来，不少果树管理人员没有经过专门的技术培训，习惯于粗放管理，搞掠夺式经营，致使瓜果产量低而不稳。这种状况，同尽快把大兴县建成北京市现代化瓜果基地的要求相距甚远。显而易见，主要问题在于农业劳动者的素质太低。
怎样加快农民学习科技知识的进程？大兴县政府参照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对农村职业教育实行“绿卡证书”的做法，于去年4月做出了“关于承包果树必须取得技术资格的几项暂行规定”，决定从今年底开始实行“绿卡制度”。
这一制度明确规定，只有获得县政府颁发的“果树承包技术许可证”者，才具备果树管理的资格，否则不予考虑。由于这本“果树承包技术许可证”是个绿色封面的卡片，因而简称为“绿卡”。不久，一个个县办、乡办果树技术培训班就在大兴县应运而生了。
大兴县的这一举动很快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两个月后，中共北京市顾委和市政协联合调查组先后到市郊大兴、房山等8个县（区）进行调查。他们在报告中这样写道：“凡是发达的国家都有发达的职业技术教育，应推行‘先培训，后上岗’的制度。县（区）、乡（镇）和村办企业在招收新职工时，必须首先从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中优先录用；对持有《技术培训结业证》的个人可优先承包果园、菜园和集体猪场、鸡场等。”这样，“绿卡制度”在北京市郊区许多地方开花了。
无独有偶。在我国农村的其他地方，也有开始实行“绿卡制度”的。如四川省渠县二汇区，去年将土地承包耕种制改为土地租赁耕种制，制定了若干土地租赁条件，其中包括科学种田水平。农民在参加租赁投标前，必须接受村民委员会的资格审查。不够条件者，不能参加租赁投标。
湖南省桃源县是另一个例子。这个县的县委、县政府于去年制定了在今后几年内逐步试行初、中、高三个等级“绿色证书”的制度。像初级者必须具有初中文化和初级技术水平，这是取得土地承包和经营权的起码资格。对于“绿色证书”的获得者，县政府将在技术推广、经济贷款、子女深造等方面给予优惠。
还有的像河北省晋县周家庄乡、上海市郊区一些县的政府，对农村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制定了有关的规章制度，明文规定农村青少年凡年龄不足16周岁、文化程度不足初中水平者，不得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承包农田或进入乡村企业工作。
从各地实行“绿卡制度”的实际情况来看，它们都具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对农民应掌握的科技知识有具体的要求，许多地方采用了目前农业大专或中专学校的通用教材；二是颁发证书掌握较严，多是由县政府指定或委托县里某个部门负责办理和审批；三是出面制定和颁发“绿卡制度”的都是县、乡政府。几位教育界人士对记者说：“这样的事，只有政府出面说话，才能有权威、行得通，如果单靠教育部门来办就不行。”
“绿卡制度”在我国一些农村的试行，有力地推动了农民职业技术教育事业的发展，形成了强大的冲击波，正是——
一石激起……
冲击波之一：促进了农民学习技术的积极性。
渠县二汇区实行租种土地资格审查后，触动了农民的铁饭碗，使他们认识到了自身的价值。过去，有些外出做工的农民遇到什么事情，总有一句口头禅：“大不了回家修地球。”似乎农民的铁饭碗是端稳了的。可现在，如果谁要是到渠县二汇区的乡村去说这句话，那他就可能要吃大亏。一位有钱交租金却无科学种田水平而被刷下来的农民说：“没想到，我有办法挣钱，却无资格种田，今后再不能当不合格的农民了。”过去，由政府出钱“雇”农民学习科学技术，有的农民还以为“花不来”、“吃了亏”，而不愿上学。现在，农民们纷纷自费甚至走后门上学，由被动学变成了主动学。
冲击波之二：强化了农村成人教育的工作。
大兴县成人教育局局长王丕金告诉记者，多年来，农村成人教育工作一直是可有可无，可松可紧，处于自流状态。“绿卡制度”的实行，使成人教育工作走上了制度化、正规化。就拿果树管理技术培训班来说，县政府规定今年底实行“绿卡制度”，这样全县的10万亩果树，按平均50亩一个承包者，大约需要培训2000人，使农民成人职业教育的软任务一下子变成硬任务，非搞不可。过去县成人教育局的干部下乡，乡、村干部都躲着走，因为他们担心这项工作不好抓，也不愿抓；现在各乡、村都抢着请县成人教育局的干部去他们那儿，共商办学之事。如今，大兴县不仅县上办农民培训班，乡里也办，村里也办，全县已形成了由县、乡、村三级培训班组成的成人教育系统。
冲击波之三：增强了中小学生学好科学文化的自觉性。
在桃源县，自从县上宣布要实行“绿色证书”后，一些劝导人们好好学习的“警言”在学校里不胫而走：“从今往后，大老粗不让种地了！”“承包农田也要有技术证书了！”那些学习成绩好的，早看透了这步棋，学得更加上劲了；平时学习不用功的，或者没有考上初中、高中的，抓耳挠腮着了急；中途退了学的，又悄悄地回到了课桌旁。
呼唤以法治教
“干任何事情都必须有一种压力和动力，这样才干得好”，刘振山对记者分析道，“政府宣布实行‘绿卡制度’，使农民觉得学习是自己的事，也可以说，这种学习带有一定的强制性。”
这就是以法治教。安徽省政府教委副主任沈培新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小学生存在厌学、弃学现象，除了学校本身存在知识脱离实际等主观原因外，还有其深层的社会原因，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整个社会依法普及义务教育的观念淡薄，依法治教不严。有相当多的家长认为，子女上不上学是家庭的事，不懂得逼子女辍学挣钱是违法行为。因此，最终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有赖于社会秩序的整治，变‘软法’为‘硬法’，对法律、法规不完善的地方，特别是执法程序和职能部门的分工要日趋完善，明确政府、学校、家长以及学生各自的责任和义务。”
“国外实行‘绿卡制度’早已有之。”国家教委副主任王明达告诉记者，西方一些国家对农民技术教育建立了严格的毕业考试和发放证书等制度。比如法国、英国、日本等国政府规定，农民必须完成一定的农业职业技术教育，考试合格者发给“绿色证书”，或称“农业能力证书”等。这样，才有资格当农民。由于这些国家从50年代开始，制定和运用一系列法律、法规和制度，来强制农民学习、推广农业技术，农业科学种田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许多国家的农副产品由过去的进口国，一跃成为出口国。
是的，中国的现实是这样的严峻：中国农民的收入水平近年来虽然在不断提高，脱盲人数却在下降，文盲、科盲不断增加，可见单靠农民自觉求知来开展扫盲和推广农业技术是不够的，必须采取立法手段，强制推行义务教育和农民成人教育。
“绿卡制度”的冲击波，向人们呼唤以法治教！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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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图片新闻
靠科技一举脱贫
河南省西峡县田关乡为使农民脱贫致富，组织科技人员对全乡岗丘薄地进行科学论证，发现土质和小气候适宜种植白肋烟，就引进技术，培训农民技术员，编写教材，经试种成功后，很快得到普及。目前该乡已成为全省白肋烟生产基地，农民一举脱贫。图为该乡农民李洪轩一家在晾晒烟叶。 史秉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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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潜移默化育幼苗
——教育心理学专家谈早期品德教育
本报记者 王娜梅
孟德斯鸠说：“在一个人民的国家中还要有一种推动的枢纽，这就是美德。”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们对我们社会的“德之不崇”表示忧虑。如何改革和加强德育工作？从基础教育抓起，无疑是最有效的。几位研究教育心理的教师就此谈了他们的看法。
智力训练和人格培养并举
刘荣才（华中师大教育系教授）：
国家对人才的要求不仅在于智力方面，同时亦应包括人格要求。因此孩子的早期教育应该智力训练和人格培养一起抓。孩子聪明，不等于就会做人了。做人的标准都没有，培养出的孩子没有责任心、同情心，就无法在群体中生活，难以适应社会，更谈不上为社会服务。因此，家长在重视孩子智力开发的同时，不能忽视孩子的品德教育。
重视孩子的日常行为举止
卢乐珍（南京师大教育系副教授）：
我们的德育工作特别要重视青少年当中重实惠轻理想、单纯追求享乐的倾向，这和幼儿时期的独占行为、依赖性强不无关系。幼儿时期家长忽视对孩子进行尊敬礼让他人的教育，只注意满足孩子的物质享受，这是很危险的，会导致孩子的物质欲望越来越高。因此对儿童日常行为举止表现也不能放任自流，不要只注意孩子识多少字、会几道题，而看不到他们的性格缺陷。从儿童生理心理发展过程来看，儿时的启蒙教育会给人的一生都打下很深的烙印，幼儿期孩子的行为习惯尚未完全定型，这时应着重培养他们的行为标准和健康的情感。不仅是讲道理，而且要让他们扎扎实实地去做，比如讲“劳动光荣”，就要鼓励孩子干点家务活，通过劳动体验劳动的意义。
家长的自身素质也要提高
朱秀芳（哈尔滨师范学校副教授）：
学校教育的主导作用必须通过社会和家庭的配合才能实现。如果学校教育孩子对父母要有礼貌，孩子一进家门说：“爸爸您好！”爸爸却说：“去，去，去，别来这一套。”这样，就把学校教育全抵消了。所以，家长首先要学会做人，提高自身修养。传统的道德观念不能一律抛弃，尊老爱幼、兄友弟恭还应提倡，同时要赋予新的内容。家庭环境、经济收入、政治态度、社会地位、文化水平、兴趣爱好、性格特点、生活习惯、物质条件都会对孩子产生直接影响。
现在学校的思想品德教育内容不具体。爱祖国爱人民首先要爱家乡、爱父母，如果连家乡和生你育你的父母都不爱，怎么能爱祖国爱人民？传授知识和人格培养应同步进行，德智体美要同时抓，不能一会儿强调智育、美育，一会儿强调德育、体育。
家庭教育亟需理论指导
张德宝（包头教育学院心理学教师）：
为了摸索4—6岁幼儿家庭品德教育的途径和方法，去年3月起我们在一所幼儿园的一个班搞了幼儿家庭的德育实验。在实验过程中我们发现家长对于我们的教育设计方案都能积极配合，许多家长还迫切要求让孩子参加实验班。可见，在对孩子教育问题上，家长欢迎并需要指导。因此我们的德育理论指导要跟上。例如，电视进入家庭后，理论指导就没跟上，现在是一个节目出来，什么文化水平、什么年龄的人都看，但孩子看电视就不能不有一定的选择。
教师应既教书又育人
季慎英（新疆乌鲁木齐教育学院教育系主任）：
中小学教师要既教书又育人，不能只教算术语文而不全面负责。目前有些教师上完课就走，不关心孩子，从不家访，因此对学生的性格爱好等等一概不知。甚至幼儿园教师也有这种情况，上班“放羊”，扎堆聊天。师资队伍素质差和师范学校生源差有关，招考师范生不仅要重视分数，也应注意德行考察。
学校的德育工作如果像过去那样管得很死，班主任整天为安排活动伤脑筋，这固然不行，但撒手不管也不行。品德教育要让学生入脑入耳，乐于接受。目前德育科研队伍素质差、经费少，有关方面应予重视，组织一支强有力的队伍，给一定经费，改变德育灌输多引导少的办法，入情入理地熏陶青少年学生。现在德育工作大多流于形式，大轰大嗡一阵子，这是不行的，应该使之系统化、系列化。品德教育需要点滴功夫，方法又要生动活泼，要符合孩子的身心特点，要重视日常的、细致的东西，给孩子以潜移默化的影响。
（附图片）
他爹，孩子评上劳动小能手啦！ 韩宝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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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慕城市恋山区
土家族姑娘大学毕业回故乡
杨晓明
全国重点大学、有“南方清华”之称的华中理工大学湘西籍毕业生、土家族姑娘龙春两次放弃留在沿海开放城市和省会长沙工作的机会，主动要求返回家乡工作。
龙春同学是华中理工大学机械制造工艺、设备及自动化专业今年应届毕业生，在校期间成绩优秀，表现很好。今年毕业分配时，学校根据她的成绩和表现，已将她分到我国沿海14个重点开放城市之一——广东省湛江市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工作。但龙春同学想到，虽然目前沿海一带需要人才，可内地同样也需要人才。于是，她向学校要求不去沿海而返回湖南工作。在一位老教授的推荐下，长沙市一家大型国营企业发函同意接收她。在对某些人来讲是千载难逢的跳出山区、移居大城市的机会面前，龙春同学又毅然地选择了回湘西自治州工作。她的愿望一经提出，立即受到学校和州计委毕业生分配办公室的欢迎，州计委毕业生分配办公室及时发函同意接收。
龙春同学回到吉首后，当地负责同志表示，对她这样不恋城市恋山区的重点大学毕业生，在工作单位的选择上可以给予优惠的考虑。目前，龙春同学的工作单位基本落实，她正准备去新的工作岗位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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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呼声
中小学生信神信鬼令人忧
建议加强无神论教育
近来，一些装神弄鬼的人窜到我县城乡，看相、算命、测字和求神。不少学生开始是好奇，逐渐到模仿相信。有的传抄看相、测字算命等类书籍，相互之间看相算命。有的学生利用课余、星期天和节假日到一些有菩萨的地方去焚香点烛，顶礼膜拜。
去年4月上旬，某乡有一名高中生和3名初中生利用星期天到渠县城西门隧道口找一位算命先生算命。那位算命先生拉着这4位学生的手说：“你们的命太好了，有的能考进重点大学当官，有的能考上中专。”学生们一个个很大方地拿出了10元、15元钱给算命先生。结果那位高中生没有考上大学气疯癫了，几名初中生也没考上中专，其中有名姓张的学生跳水自杀了。有名初中三年级女学生，是数学尖子，曾经获得县数学竞赛第一名。今年6月中旬，一个算命先生对她说：“你天庭饱满，印中带紫，主文曲星运，今年考上中专十拿九稳。”这位学生沾沾自喜，从此放松学习，结果连预选线都未上，后悔莫及。
这类问题，任其泛滥下去，会严重影响中小学生的健康成长。建议各地中小学把破除迷信的教育作为加强学校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来抓，举办各种科普讲座，揭露封建迷信活动骗人的实质；家长也要教育子女不要信神侍鬼；有关部门应采取有效措施，打击迷信活动。
四川渠县 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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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库
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已迈出可喜一步，但试行几年仍有不少问题未能解决——
职称改革如何走出十字路口
本报记者 萧关根
胡泽思，58岁，现在是副局长巡视员。他曾主持过大型软课题《上海人才使用现状及其战略对策研究》，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最近完成的《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战略及其对策研究》，胡泽思是课题组长。
记者：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是人才管理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在各地试行已有几年。从各方反映看，广大知识分子是欢迎这项改革的，它在行政领导职务之外增加了一个专业技术职务评价系统，有利于调动积极性。但在实践中也发现尚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主要是竞争机制未能很好建立，不少专业技术人员对此不满意，是不是这样？
胡泽思：是这样。可以说这项改革成绩不小，问题也不少，存在的问题首先是全员聘任。由于这次聘任制实行“评聘结合”，而且只能在单位内部封闭圈中进行，加上其他制约因素，使选聘与择业，解聘与辞聘很难做到，结果只能是无竞争的全员聘任。据上海首批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试制点的13个单位15000名专业技术人员调查，未聘人员仅57名，只占0.38％。
其次是论资排辈现象严重。聘任工作一开始就面临变革求新和落实政策以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等方面的尖锐矛盾，不少单位的领导和评委只能牺牲竞争原则，采取照顾、摆平的做法以缓和矛盾。调查中，评委会成员在分析评审高级职务首先考虑的因素时，42％的人认为只能首先考虑学历或资历。
第三是人才流动困难。由于各单位的指标由上级直接控制，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壁垒政策”，加上整个社会环境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形成，流动十分困难。据上海市职改办对全市事业单位285263名专业技术人员调查，在首次职改中只流动5283人，占总数的1.85％。
记者：聘任制实施过程中矛盾很多，没有完全达到预期效果，你能进一步分析一下原因吗？
胡泽思：我想可以从理论、政策和方法三方面来分析。
这次职称改革，理论准备是不足的。在人事管理上，目前世界上有两种不同的管理思想，一种是“以人为中心”，强调对人的管理，其核心是品位制即品位分类；一种是“以事为中心”，强调对事的管理，其核心是职位制即职位分类。这两种思想体现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中，就是职称制度和聘任制度。我国以往的职称制度是按品位制来设计的，目前的聘任制是以职位来考虑的，以事定岗，以岗定人。我国是一个长期实行品位分类的国家，一下子搞职位分类没有基础，在职务聘任中很难一步到位（即由品位到职位）。由于对这一理论问题没有作深入研究，缺乏科学论证，因而在聘任制实施过程中，背离了改革初衷。现在的职务事实上已演变成了三层复合体：主体层面是根据需要设置的专业技术职务，起着职位功能。还有两个附加层面，一个是职称层面，起着资格、称号的品位功能；另一个是工资层面，起着消费资源分配的经济功能。
理论上还需要解决评价与使用的关系问题。职称代表一个专业技术人员的水平和能力，由评审组织决定。只要专业技术人员符合规定的相应职称条件，都应该给他评定职称，属评价机制。职务是由岗位来确定的，有一定限额，有任期，由行政领导决定是否聘用，属使用机制。前者的工作是“评”，后者是“聘”。现行做法把评价与使用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合在一起，将职务聘任退回到原先的职称评定，但又没有完全按职称评定的原则办，受到职务指标的限制，使相当一批有水平的专业技术人员不能获得相应的技术职称，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
其二，实施聘任制的政策不配套，与之密切相关的人才流动、工资制度等有关环节以及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都没有同步配套，聘任制处于孤军深入的境地，最后不得不沿着旧体制的轨道运行。
聘任制没有搞好的第三个重要原因，还在于它赖以运行的职位分类、考核技术等大量的基础工作没有做好。没有进行职位分类，使系列设置缺乏明确的原则和标准，系列设置越来越多、不少本不应属于专业技术职务设置范围的也开设了系列。有些系列，如经济系列，范围十分模糊。在考核方面，也缺乏一套科学的考核指标体系和评审方法，只能沿用过去职称评定的一些做法。
记者：那么，在进一步深化和完善职称改革方面，你们课题组提出了什么对策？
胡泽思：我们提出的对策，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实行资格、称号评定与职务聘任并存的制度。为此，我们设计了三种模式：
在高校、科研单位实行学衔与职务并存。学衔设教授、副教授、研究员、副研究员，由专家集团采取评审、答辩、考核等方式确认其能力水平后授予，职务由单位行政领导根据岗位需要聘任。
在工程、农业、实验、翻译等系列实行称号与职务并存制度。称号设高级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农艺师、农艺师；高级实验师、实验师；高级翻译、翻译等。由专家集团采取评审、答辩、考核等方式确认其能力水平后授予。
在律师、医生、会计、统计、建筑等系列实行起点资格（即许可证等证照制度）与职务并存制度。起点资格获得者相当于中级层次，由社会考试机构通过考试后授予。
记者：实行这样模式的具体方法是什么？
胡泽思：具体方法是“评聘分开”，就是把评价与使用分开。所谓评，是指由专家集团组成的评审委员会或社会评价系统，根据专业技术人员的学历、资历、水平、能力，评定任职资格和称号。资格称号可以伴随终身，但不与工资挂钩。所谓聘，就是由单位行政领导根据工作需要设置的岗位聘任职务。职务有任期，与工资挂钩。
记者：“评聘分开”较之“评聘结合”是否更适合我国国情，从而有较大的优越性呢？
胡泽思：是的。我们的生产力水平很低，财政拮据，职位分类、考核评价等制度尚未建立。因此，实行“评聘分开”，就能较好地处理专业技术人员的能力、水平与岗位需要之间的矛盾，处理好各部门单位中合格人员数量、工作岗位需要人数和财政可承担的增资额三者之间平衡问题。
更重要的是，实行“评聘分开”有利于强化竞争机制，促进人才流动。资格称号评审或考试是一次竞争，聘任职务是第二次竞争，这就可以形成竞争的环境，激发专业技术人员奋发向上的精神。
记者：但据我了解，不少专业技术人员和单位领导对实行“评聘分开”是有顾虑的。你估计这个办法能行得通吗？
胡泽思：我认为，我们的方案颇具可能性。比如，我们注意了政策配套，提出了逐步建立资格考试制度，实行竞争聘任、合同管理，建立专业技术职位分类，建立相应的工资制度以及开放人才市场等政策。而目前上海人才市场已正式开放，它不仅能储存人才，还有社会保障、转岗培训和职业介绍等功能，给这个设想的实施初步创造了条件。
再如，我们强调要通过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开、分步到位。在向资格称号和职务并存制度过渡时，采取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的“平滑过渡”，这会避免不必要的思想混乱和工作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