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8月14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副刊)
专栏:

吾有严师
梅绍静
记得参加一次诗会,一位少年英俊的诗人对我呼必称“师”,很一番雅谑。其实他不知道,我之亲师,是有研究的。
文革中,我“初出茅舍”,从山顶窑洞去到长安出版社,呼必称“老”,后边没有“师”,还给我惹出了麻烦。二十五岁的我,满脑子浑朴,以为像在乡里那么叫,不会有错。对公社干部,插队学生一律是以“老张”、“老王”来尊的。到了省城,这就成了我“目中无人”的“表现”。我可怜的谦虚,用了好久才明白,应该呼曰:“老师”。文革时期,摈弃了一切礼仪,那一次“重新发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其实,没有人比我更愿意在口中挂上“老师”这个称呼了,学校,我还没上够呢!要是没有文化大革命,我早在北大中文系上学了。称长为师,那不是我的乐趣吗?啊,我的“百草园”,未名湖!反正称长我者为师,起码叫我想起了已逝的一切,又心酸又陌生。但是还好,我终于又有人可教了。以后,我一改称呼,立刻得到“习”过礼仪的印象,那个姓“文”的编辑脸色好看起来。中断的教育在我的自学中以“呼”师又接续起来。是呵,我不自教,不自寻师傅,谁又会来帮我的忙呢?好在我“口而维,心而维”的并不仅仅是“老师”。我从这种社会上对“老师”的要求,看到我自己还有希望作学生,我的“呼”,也就发自内心,是感情的自然涌流了。我好像忘了把老师叫作“臭老九”的时候并未完全过去。
我在北大附中,不瞒你说,我们高一一班的老师,几乎人人各具特色。他们分别教我们数学、几何、化学、语文。我还是语文科代表。这几位老师深受学生喜爱,在他们上课时,总有笑声。教数学的王老师特逗,他教我们跟玩儿似的。他就那人,一脸笑容,像我这样数学极差的坏学生也叨他的光,好像使点劲也能成四分学生。我知道我要是在别的学校,准拿三分。他的俏皮话均以数学名词为内容。其新鲜,其耐听,为后来之师绝无仅有。化学老师人也很本份,一点也不张牙舞爪,扬风炸毛。他会画油画,学校举办画展时,他的油画就成了最吸引学生的作品。我记得他的画是:《大连海港》、《阴谋与爱情》。我最早看的画展就是在北大附中。他很爱学生,做实验的时候,他总是嘱咐大家,注意安全。碘燃烧出蓝色的火苗,手绢上的酒精着完了,手绢依然是那么白。几何老师鼻上架一副眼镜,文质彬彬,走起路来腿往前送,“α”、阿尔发,我们都管他叫“阿尔发”。脸特爱红,那可真不像严师。严师应该是一些严肃、不幽默、心地不柔和的人。语文老师有独特姿态,也戴眼镜,还是黑边,脸本来就黑,同学都说是抽烟抽的。“对潇潇暮雨洒江天”,“凄凄惨惨戚戚”,山东口音,真像李清照的口音。手一伸出来,大伙不看别的,只盯着那右手的中指看,黄黄的,黑黑的,不知道有几许愁肠被烟燃光了。
他们讲课都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滋味,深深地印入学生的脑子里。这是为什么?让我的读者去寻求答案吧。原以为考上北大附中,就会数理化不及格,没想到这几位老师淡化了数理化的涩味。二年级过去,全部高中课已经上完。我几乎有可能获得优良奖章,除了最后一学期的物理拉了分。严师并不都横眉立目,他们的一句玩笑话也会让我们定睛倾听。现在我真惊奇,他们已经很轻松地带着我走完了少年最曲折蜿蜒的路程。
真正姓严的老师并不多,且都是自寻去的。十年后恢复高考,我上的那个大学中文系,教写作的老师姓“阎”,他上课时,我刚刚结婚,28岁,老师很体谅我们班上的老学生,他后来还为我刻了一颗篆章。那块石头到现在我还保存着,成为我唯一的印章。倒是“我的他”给我在外边刻的正式章子被我不经意地乱放,不知放哪儿去了。在我特殊的经历里,老师,代表着一切。老师的声音清亮又透彻,他把天籁、人籁集中起来,我们的耳朵从他那开始识别一切生命之音。就是今天,看见我的班主任两鬓斑斑,我心就别是一番感慨。我愿我的老师长长地活下去,在每一次校庆时,都让天上的鸟飞回,在母校的大树上织成一片壮丽的和声。
给我编辑《她就是那个梅》的老师姓严,他也是一脸的忠厚,甚为不严似的。我去亲近老师时间是多么少,可以说,数得过来。口拙的人没法改变他自己,但我知道老师体会我的感情。他们很平淡地活着,对于我的关怀仿佛认为是“天经地义”。严师均为老老实实的人,自自然然地帮助那些他们认为应该帮助的人。我之所以有师,亦师之所以有我。


第8版(副刊)
专栏:品书札记

妙趣横生的人物剪影
——读《一知半解》
易木玲
能够得到一本既能松弛神经,又能于轻松中有所获的书,那不止是享受简直是幸运。温源宁的《一知半解》(《凤凰丛书》一种,岳麓书社出版)就属这类读时如踏青赏景,读后却回味无穷的书。
书中吴宓、胡适、徐志摩等十七个人的印象记,似十七幅妙趣横生的人物剪影,又似十七帧内涵深邃的生活素描,更是十七篇言简意赅、笔调优美、风格典雅的文学散文。读《一知半解》没有难耐的干涩,反胃的矫揉,它只是让你挂着由衷的微笑,神游于字里行间那由深沉的智慧和洞察力而溢出幽默、由挚爱人生而流露的情理之中。合上书本,忍不住还要想起“永远不会长成大人”的徐志摩,“天生的叛逆人物”辜鸿铭,不掩藏平凡“本来面目”的梁遇春……尤其要想起吴宓先生“那十分痛苦的微笑和清华园里他那干净整齐的、空空落落的几个房间,那些窗子帘幕低垂,对着一片美好的野景”,还有生气勃勃的梁宗岱,“热爱人生,热爱得要命。对于他,活着就是上了天堂。”《一知半解》有如陈年葡萄美酒,不至把人弄得疯疯颠颠、狂喜暴忧,它只不过使你好像在四月野外的草地上,在和煦的阳光、徐拂的春风里观看人生的万花筒,暖暖的心如一湖宁静的水,没有因自己活得不满意的颓丧,也没有为别人活得太累的惋惜——世界就是千姿万态的人组成的。何妨选取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尝试尝试,或许人生会变得更美妙多彩些?此书的作者温源宁30年代曾在北京大学任教,浸淫西方文化,“洋绅士”写他熟悉的中国朋友,自然别有怡人的风味,但若译者没有一支精炼、委婉、清丽的笔,这风味也就难以保持了。
《一知半解》的文史价值有专门从事研究的人们去评议,我只希望:此书能使序文中所说的当前那些“不是像散步,而是像绣花……用自己也不知其确义的语言,表达并无明确意思的意思”的散文风格能够多少改变一下。


第8版(副刊)
专栏:

绿色,美丽的颜色
徐鲁
这是三月里的一天下午。我在晴朗的郊外漫步。野风吹来一阵阵泥土的芬芳和槐树嫩芽儿的清香。布谷鸟和云雀欢叫着飞过蓝色的天空,白云像透明的锡纸一样发出耀眼的光亮。我的脚边是一片片金色的油菜花儿。那耀眼的金光仿佛要蔓延遍整个大地,一些叫不出名字的小野花和小草儿也在尽情地摇曳着,像欢乐的舞蹈着的孩子们一样。使我觉得这春天的大自然就像一首美丽的歌曲,充满了柔和的旋律。
这时候一队小学生和他们的老师一起唱着歌儿从公路那边走过来。他们打着鲜艳的队旗。有的提着水桶,有的扛着铁锹。最后的几位男孩抬着捆成捆儿的小树苗。不用说,他们是一群来郊外植树的孩子。他们显得自由而活泼,就像一群到原野上迎接春天、打扮春天的小天使。他们将在大地上给我们留下一片片青青的小树林。其实他们站在一起欢笑,已经使我觉得,他们就是一片青青的正在生长着的小树林了。他们明天就会长大的,用他们的树林一样的手臂,托起这个世界的未来的太阳!
这时候我一下子想起一种可爱的小鸟儿来了。在遥远的美洲,有一种名字叫“卡西亚”的小鸟儿。每到春天,它们就成群结队地飞到野外采集一些嫩绿的甜柳枝条,然后衔在嘴里飞到一片空旷的草地上去“会餐”。它们在食用时有一个良好的习惯。先用嘴在地上啄个小洞,再插上柳条儿,然后才开始美美地品尝那嫩嫩的小芽儿。剩下一片光秃秃的柳条儿经过春天的阳光雨露的沐浴,很快就扎下了根,不久便长成一片青青的小柳树林了。一片片地遍布整个旷野。当地的人们给了这种小鸟一个美丽的称号叫植树鸟。
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群在原野上打扮春天的孩子也叫做卡西亚——我们的植树鸟呢?
我同时又想到,不错的,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上,太需要花草树木了!太需要绿色了!绿色,绿色,这是我们这个世界最美丽的颜色。我们真是应该让我们所依靠的大地充满更多的绿荫、鸟语和花香。或者说,假如我们每个人都能在每一个新来的春天里植一棵小树或保护一株绿色植物,那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我们的世界有多么美啊!我们每天都像是生活在碧绿的、清新的大自然母亲的身旁,不论是我们城市人和乡村人。我们每天都将听见柔和的自然的乐曲,闻见它的沁人的芬芳,领受到它的温情的母亲的手指一般的光芒的爱抚……
但愿一切的污染都将从我们的空间里消失。万物都欣欣向荣,相亲相爱,像生活在一个和谐的大家庭里一样。
那么,为了这样一个美丽的愿望,就让我们每个人都像这些打扮春天的小天使们一样,像小小的鸟儿们一样热爱这春天,热爱我们的大自然吧!用我们的真情维护我们身边的每一株绿色的植物吧!年年柳色,年年秋风。绿色,绿色,永远是我们这个世界最美丽的颜色!


第8版(副刊)
专栏:大地漫笔

沈老何曾写《春桃》?
××剧院贴出电影广告,核桃大字赫然写道:“今晚放映根据著名作家沈从文小说原著改编之《春桃》,由著名影星×××主演……”笔者大惑不解,前去请教售票员:“《春桃》乃许地山(即‘落花生’)先生的作品,怎末按到了沈从文先生的头上?”答曰:“我们不懂,是根据电影公司的广告写的。”我愈加困惑不解。
本想再去请教电影公司,但转而一想,算了吧。因为我并非审判官,要去查个水落石出,以便追究当事者的责任。我只想说明的是,即使一个剧院,写出这样缺乏常识的广告,也让人无法原谅。它至少告诉人们两点:我们的文化从业人员文化水平、知识水平太低了;我们的文化从业人员学习精神、钻研精神太差了。
我很自然地联想到,某播音员竟然把“和衷(音Zhōng)共济”念成了“和哀(音āi)共济”;在某个电视剧上,一位主角把“惴惴(音zhuì)不安”,念成“揣揣(音chuāi)不安”。如果把视野扩大到社会各界,问题就更加怵目惊心:某些作家的作品可以不要标点符号(据说学的外国人),可以骂语连篇(据说是现代精神),有的公告可以词不达意,文件可以逻辑不通,至于标语、标牌、广告之类错别字连篇,那就更是屡见不鲜了。
以上种种,都可见出我们普遍文化水准的下降,显出新的读书无用、知识贬值、斯文扫地对我们民族文化乃至民族精神的严重戕害。这样下去,后果实在不堪设想!
可是,有人曰:“这算什么?不当吃,不碍喝,小事一桩耳!”是的,比起唐山大地震、
“文化大革命”、大兴安岭大火灾、人口大爆炸来,这的确算不了什么。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教养日渐低下,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民族能够实现什么“现代化”,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吗?
袁良骏


第8版(副刊)
专栏:

幽谷(中国画)张兴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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