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对当前文艺创作的浅见
叶鸿玑
近十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层层深入，中国当代文艺受到了商品经济和外来文艺的强烈冲击，正在经受着一场巨大的变革。在艰辛的改革中，人民群众需要什么样的文艺来获得精神上的补充和生产上的动力？我认为应该是能够提高全民族的素质，有利于深化改革和社会进步的作品。
一、真情实感是文艺的生命
十年来，我国文艺创作的繁荣发展是有目共睹的。但也不庸讳言，真正的优秀作品并不多。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认为这是当代文艺作品失去了真情。作者的感情，无论其喜怒哀乐，如果不到“燃烧”的程度，即客观事物在作者心灵深处引起强烈的共鸣，发而为诗、小说、戏剧，则不会感人。有人曾这样讲过：“有才能的作家写他所能够写的，伟大的作家则写他所不得不写的”。其所以不得不写，乃是因为受了他内心感情的驱使，不写出来他的一颗心就不得宁静。真正的伟大作品所表现的，都是痛彻心肺、直入生命根底的、发自灵魂最深处的至性至情。为什么人民群众喜欢看自己编排的文艺节目？就是因为这些节目真实地反映了人们的喜怒哀乐，尽管还不完美、不精致，但比起某些电影电视剧中演员泪流满面、观众哈哈大笑的作品来，这些朴实无华的“拙作”却显得更具吸引力和生命力。随着改革的深化，各方面的矛盾会更加突出，我们的步子也会有许多艰难。虚假的乐观主义不行，与人民共忧患，才是作家应有的品质，感情的真挚和分量也正在这里。作家只有对改革进行深入的观察和严肃的思考，把自己对改革所抱有的理想和愿望以及对生活的爱憎态度，利用奇妙的语言艺术写进作品里，才能产生激动人心的力量，人们才能受到启发，也才能完成文艺的历史使命。
二、文艺作品的创作应立足于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
我深深地感受到，群众文化素质的低下已经严重阻碍着社会的发展和改革前进的步伐。“五四”时期，一大批与国家命运共忧患的文人志士，用他们手中犀利的笔唤醒了沉睡中的国民。那么今天呢？我们应当看到商品经济的大发展对人们的精神领域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冲击，应当看到人们是怎样消化、理解冲击所带来的种种矛盾和困惑，应当看到在浮浅、粗俗后面人们对积极、健康、向上的文艺的追求。我不认为这个世界上存在着没有目的性的文学艺术，自有文艺以来，所有的传世之作都是由于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受到了众多读者观众的尊敬与喜爱，才能留存在文艺史上。文学艺术是历史生活、现实生活以及人民在生活进程中的思想、感情以及文化心理的一种真实而自觉的反映和表现，因而也可以说，文艺是帮助人们认识生活、理解生活、完善生活和完善自己的一种生动形式。它的价值首先就在于提高人们的思想境界和文化素质。必须肯定，文艺现象是气象万千和无限多样的，但是它们也应当是以不同的方式和各具特色的艺术独创性给人们以多方面、多层次的有益的感染和影响的。不具备这样的功能和作用的文学现象，当然也会存在而且会不断出现，但它永远也不会成为我们文艺生活中的主流或主潮。无论是朦胧的
“小城故事”还是豪放的“西北风”，无论是“寻根热”还是“反思热”、“娱乐热”，都应在提高大众的文化修养和审美趣味的前提下去适应群众口味。适应是为了提高。对于时代与人民的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认为是文艺工作者的一种最不可缺少的品格。
三、文艺应该是不断地创造
文艺要不断地革新，不断地奋进。要想攀越新的艺术高峰，我认为就必须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有所吸收、有所扬弃。文艺工作者在实践过程中超越过去，但不可以也不可能不加分析的贬斥和摒弃过去。没有昨天，今天从何开始？抹掉历史也就抹掉了中国本身，抹掉了中国文艺的立足点。在文艺的创造性劳动中应当发挥和体现高度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充分表现作为我们国家主体的人民的人性美和人情美，以及他们的全部精神世界。
实现四化、振兴中华，是当代中国人民的共同奋斗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进一步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在这个方面，文艺工作者是大有可为的。党和人民迫切需要文艺在改革中充分发挥它的积极作用，振奋民族精神，增强全民族的凝聚力，创造健康、文明、民主、和谐的社会风尚，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作出应有的贡献。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万里长城是封闭的象征吗
——评《河殇》对长城的评述
吉人
电视片《河殇》对万里长城有段被它的作者称之为“振聋发聩”的评述：“假使长城会说话，它一定会老老实实告诉华夏子孙们，它是由历史的命运所铸造的一座巨大的悲剧纪念碑。它无法代表强大、进取和荣光，它只代表着封闭、保守、无能的防御和怯弱的不出击。”
大量的历史事实说明，《河殇》的评述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它的非科学的结论，既起不到“振聋”的作用，也产生不了“发聩”的效应。只能使一些缺乏历史知识的人一时发懵。
长城并不代表封闭
延续数千年的封建社会，的确存在着严重的封闭保守的思想。但万里长城并不是为了封闭保守而修建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就出现了以军事需要而修建的长城。而那时，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思想等领域所形成的活跃局面是历史上罕有的。
汉代，武帝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终于开通了被称作“丝绸之路”的中西往来的交通大道。为了保障这条大道的畅通无阻，汉武帝延修长城至新疆的境内，并开设河西五郡（即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正如长城专家所说：“没有‘丝绸之路’，不会有河西、西域境内的长城、烽燧、亭障的修建。没有西段长城，‘丝绸之路’也不可能畅通”。“长城堪称是保护这条国防交通大道的坚强卫士”。
明代的万里长城，是明、元两个政权对立的产物。他们在政治和军事上长期互相攻伐。可在经济上，一直沿习了唐宋以来的做法，在长城一线开设集市，并设边镇，建卫所，移民戍兵，屯田固边，这都大大促进了长城内外各民族的经济思想文化的大交流。今天沿长城的不少有地区贸易特点的重要市镇，就是明代奠定的基础。
这里应当十分明确地指出：万里长城是中国北方各民族，在中国的领土内建筑的一条军事防御工程。它和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修筑的长城，在性质上几乎完全是一样的。即使到了明朝，也不过是中华民族内部两个政权，即一个是取得全国性统治的明政权，一个是被推翻的元代残余政权对立的产物。试问，这样一条万里长城对欧亚各国封闭了什么，又是怎样实行封闭的，何以称它为封闭的代表？！
长城不是怯弱的表现
万里长城是我国古代设防思想的产物，而古代设防思想又源渊于人类的防护思想。
中国的长城，大多是历代有作为的帝王进行修筑的。其历史背景，也多是打了胜仗之后。战国时的赵国，是破林胡、楼烦，灭中山后大修长城的。燕国是在距东胡千里之外而筑北长城的。秦始皇是在统一天下后，“北逐戎狄，收河南”，而筑万里长城的。汉代大修长城是在武功最强的武帝时期。经过河南之战、河西之战、漠北之战，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使“匈奴远遁”，一方面“置朔方一郡，刊障戍于河南，又开河西五郡”，另一方面修缮秦长城和延筑河西走廊的长城，沿“丝绸之路”修建烽燧、亭障。工程规模之大，远远超过了秦长城。北魏、北齐、隋朝也都是在国力强盛时期修筑长城的。
明代长城，是从第一代皇帝朱元璋建国之初开始修建的。朱元璋早在统一全国之前，就把
“高筑墙”作为战略思想之一付诸实施。在他建国号的第一年（公元1368年），即派大将徐达开始修建长城，部署设防。朱元璋在部边设防，修筑长城的同时，向漠北发动过多次出击，明成祖朱棣也亲自出征过五次。至于后来，明朝逐步陷入分兵把口，被动挨打，乃至出现“土木之变”，英宗被俘的境地，这绝非长城之过，实为政治上的腐败，军事上的消极防御和指挥之大误。如果说明代长城代表了无力出击，那么明代建国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多次出击和北征，又当作何解释？
长城精神永存
万里长城作为军事防御工程，它经历了初级、中级、高级阶段的历史发展过程。明代长城是它发展过程的最后阶段。不管在军事上，还是建筑工程艺术的应用上，都达到了长城发展史上较为完备的水平（当然它的固有的优劣长短也有了充分的暴露）。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万里长城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作为伟大的古迹，它是随着时间流失而增值的珍贵历史文物。且不论它在军事上还有多大研究价值，单单从民族精神上看，它就有着许多值得吸取的东西。
无需我们的哲学家去发掘什么深奥奇特的哲理启迪人们，一曲“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所唤起的民族觉醒，激起的“长期抗战”，足以看出长城精神在国家处于危难时期，对中华民族所起的凝聚团结的伟大作用。
不管我们有的文学家把多么悲怆的凄惋之情，倾注在长城上，可是当人们登上八达岭、山海关、嘉峪关时，看到巨龙般的长城，时而翻越巍巍群山，时而闯过浩瀚沙漠，时而飞腾于莽莽草原，千曲百回奔入苍茫大海，一种“欲与天公试比高”、“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英雄气概，和勇往直前的无坚不摧之力，从心底油然而生，这不也是一种长城精神吗？
万里长城以它独有的，也是世界罕见的大、长、巧、险，而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力，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坚强意志和雄伟气魄，理所当然地被列为世界奇迹之一。当我们听到宇航员从月球回视地球，首先看到的是中国的万里长城时，自然而然地产生出一种民族自豪感，这种自豪感，正是我们民族奋发图强，自立于民族之林的一种最可宝贵的感情。
凝聚团结、勇往直前、奋发图强的精神，这难道不是万里长城馈赠给我们的珍贵历史遗产吗？这不也正是改革开放，实现四化，振兴中华所需要的精神吗？这些精神对于吸取国外的精华，又有什么相抵之处呢？
毫无疑问，骄傲自大，封闭保守，确实是我们民族的一种精神枷锁，应当坚决摒弃。然而《河殇》作者，不作历史的具体的分析，把万里长城作为封闭、怯弱的代表拽来问罪，实在是找错了“靶”。
既然长城的存在和“长城精神”有利于而不是有损于振兴中华，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赞颂和讴歌长城呢？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文学的直觉与理性
王浩洪
张扬文学的感性特质，是近些年来一些创作和理论批评颇感兴趣的工作。作为对过去的“政治文学”、“纯思辨文学”的反拨，这当然很有必要。但把文学的感性特点强调到不恰当的程度，也带来了靠直觉创作，排斥理性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的片面倾向，却不免令人忧虑。
直觉是最基本最简单的感性认识。朱光潜说：“直觉是认识的起点，就是感性认识的最低阶段，还只限于认识个别事物的形象，对这形象不下肯否的判断，这形象还是孤立的，还不与任何其它事物发生关系，所以还是没有意义的。”（《西方美学史》第632页）由于缺乏理性的观照和把握，文学本体中这种处于“感性认识的最低阶段”的直觉形象，往往缺乏思想内涵和情感因素。而缺乏思想内涵和情感因素的形象同时也缺乏美感价值。
在特定的条件下，直觉也有可能带上情感因素，创造出一些有美感的意象。然而，直觉形象具有“不与任何其它事物发生关系”的单一性，如果没有某种理性意识作为组织形象（意象）的逻辑经络，这些形象传达的认知就是孤立的、个别的、不完整的。虽然这些形象也有一定的美感功用，但那给予人的只是低层次的审美快感。作为美学意义上的文学接受，这是很不够的。当前有些“直觉文学”作品，在个别的意象上清晰完整或富有美感，但在整体上却是晦涩、颠倒、割裂、不完整的，形象（意象）如散落的珠贝，孤立零碎、杂乱无序，不能引起接受主体深层的审美愉悦，并且难有良好的阅读接受反应。由于主体在创作中力图排除理性思维去表现直觉，其结果，写出的只是生活的一些表层印象。如此大大削弱了文学表现和作用社会和人生的基本功能。个中潜伏的危机，发展下去，难免不使创作成为文字噱头。这些现象从反面向我们显示：理性是作品的支柱，文学的烛光。在创作中排斥理性只会导致文学的浅薄、衰微和步入歧途；扬起理性精神的旗帜，“从理性获得价值和光芒”，（布瓦罗《论诗艺》）是文学摆脱平庸浮浅达到崇高深刻的必由之路。
文学的理性意识与感性特点并不互相排斥，具有崇高理性精神的文学同时也能够是有鲜明感性形象的文学。反之亦然。因此，文学获得理性精神，并非要以失落其感性特质为代价，指出创作实践中理性的重要，也不意味着否认艺术直觉在创作中的地位，抑或是要标榜一种“理性文学”，更不是要文学走“政治附庸”的老路。议论这样一个题目，只是想说，在文学创作中，仅仅“写直觉”是非常不够的，文学的感性特点与理性精神应该而且可以有机地结合。中外历史上的文学佳构，人们公认的好作品，都是两者和谐统一的产物。把两者人为地对立起来，张扬前者贬抑后者或张扬后者贬抑前者，都失之偏颇。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评论
表现当代社会的灵魂
——赵延年与木刻艺术
李桦
新兴木刻在中国是一门很年轻的艺术。53年前，当这颗革命美术的种子在多难的国土中萌芽，长出两片幼嫩的子叶的时候，木刻导师鲁迅先生就指出：“近五年来骤然兴起的木刻……是作者和社会大众的内心一致的要求，所以仅有若干青年们的一副铁笔和几块木板，便能发展得如此蓬蓬勃勃。它所表现的是艺术学徒的热诚，因此也常常是现代社会的魂魄。”（《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序，1935年）
赵延年从事木刻创作已有49年。他热诚地坚持新兴木刻与人民心连心、相结合的道路，他的创作莫不源于生活而属于人民的。统观他的作品，大致可以分为单幅木刻、肖像木刻和插图木刻三个部分。
在70年代前，赵延年的创作主要是单幅木刻，此后则多是鲁迅小说的插图，而夹在这两者中间则刻了许多肖像木刻。基于作者的艺术思想，其单幅木刻的内容都深入地反映各个历史时期的现实生活，其主题在解放前则暴露旧社会的黑暗面，同情人民的痛苦，喊出人民的呼声，鼓励人民的奋斗。其特点是写实的，着重于人物刻画，采取富有木刻特点的缜密刀法和黑白对比，形成个人的艺术风格。如《负木者》、《弃婴》、《抢米》、《想起了……》等。在解放后则热情地歌颂新社会的新人新事，首先是社会主义建设，用严谨的构图和变化丰富的技巧，细致地描绘工人们夜以继日修水库，建公路，为社会主义大厦添一木一石的愚公精神，如《和时间赛跑》、《移山》、《征途》等。他也有兴趣去表现革命的历史，如《抗议》、《金砂暴动》、《罪恶的仁爱堂》等。这时赵延年认识到伟大人物的历史价值，于是他的创作转移到肖像木刻方面来。如有“横眉”和“俯首”的硬骨头意志的革命文艺旗手《鲁迅》，有为中国革命献身的伟大国际主义精神的《白求恩大夫》，为自由解放而战斗不屈的黑人革命者，如《宁站着死》和《为了解放》，以及鞠躬尽瘁的老革命家《林伯渠》等等。
60年代以后，赵延年的木刻创作有了新的发展，从1963年创作《离婚》开始，便倾全力为鲁迅的八篇小说作精致的插图。计有《祝福》、《孔乙己》、《药》、《野草》、《伤逝》、《阿Q正传》和《狂人日记》的插图，真可以称得上是木刻插图专家了。他的插图的艺术特点是把文学语言翻译为绘画语言，务求使插图与文学获得一致的风格。他的插图既是文学作品的组成部分，也有其独立性，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
赵延年的木刻以黑白为主。黑白木刻不以花哨的外表炫人，质朴有力，最能显出作者的功力。它是木刻版画的特别艺术语言，也是鲁迅所说具有感人最深的“力之美”的特点。赵延年的黑白木刻是独具一格的。他很重视而且成功地处理画面上的黑白对比关系，因而产生丰富而和谐的节奏，欣赏他的木刻好像听到一首莫扎特的乐章，感到十分愉快。他创造了一种用平刀在木板面上浅铲或轻刮，而用薄皮纸正面印的刀法，在画面上产生一种如中国水墨画在纸上渲染的特殊效果，我们称之为“晕刻”。他运用这种“晕刻”不仅使画面色调柔和，而且在描绘物体的体积和质感中，显出有独特的艺术表现力。鲁迅教导我们，刻木刻要“放刀直干”，赵延年的黑白木刻便是发挥这种放刀直干的精神，因而他十分重视木刻所独具的“刀味”与“木味”，还有印刷的技巧等。
艺术家的成就不能离开他的思想与技巧两个方面来考察，鲁迅先生曾说过：“美术家固然须有精熟的技工，尤须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我们所要求的美术品，是表记中国民族知能最高点的标本，不是水平线以下的思想的平均分数。”
（《热风·随感录四十三》）赵延年的木刻便能体现鲁迅这段话。像这样一个在当代中国革命的大变革时代中受到锻炼而成长起来的木刻家，实在是我国艺术界不可多得的人才，他的艺术成就也是我国版画界的重大收获。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告别猎神的时代
——读长篇小说《猎神》
张炯
在那苍茫、深邃而神奇的大巴山中有个似乎遗世而独立的世界——三姓寨。寨中山民大部分以狩猎为生。他们远离商品社会。他们不仅羞于为商，而且常常以低贱的价格把毛皮卖给外来的商人。然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浪潮终于也冲击到了大巴山。山民中的“猎神”，百发百中的神枪猎手陈梦猿，居然起来悖逆山寨的传统——弃猎从商。他希望从经营毛皮贩运开始，日后在三姓寨建设一座给人们带来光明的水电站。为了这个诱人的理想，年轻人不被寨里人所理解，渴望由他继承和光大山寨狩猎神威的岳父对他表示失望；深深爱他的妻子春柳竟至舍他而去，投入另一猎手铁力大的怀抱。在实现理想的道路上，他的雄心屡受挫折，不仅在铜绿镇被不法商贩用假票骗走了毛皮，去到成都还落入更大的坑蒙拐骗的圈套，被人连诓带偷，几乎将好不易积聚起来建水电站的几万元丢得精光。万幸的是他遇到了好人的帮助，这才从万分懊恼和沮丧中重新挺起腰杆，继续坚韧地坚持自己的目标。这是黄放的长篇小说《猎神》（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所描述的基本故事情节。
小说把山野古老而纯朴的生活跟现代都市的文明与罪恶交织起来，编排出一幅幅又神秘、又浪漫、又世俗、又险恶的五光十色的图画。作者的笔墨不仅激情洋溢，闪耀鲜明色彩，而且富于传奇的想象，精于世道人心的审察，既有对城乡风情的斑斓缤纷的描绘，又有对人物性格心理的雕镂入微的刻画。这是部猎神命运的悲喜剧，也是一部当代中国山野僻壤深刻变革的前奏曲。它歌颂猎神的神威——一枪能穿过山豹的双眼，歌颂猎神的勇敢品质与进取精神，它更歌颂猎神坚决地告别那数千年来产生猎神的时代，迎接一个崭新时代的曙光照临大巴山区。
小说生动地完成自己笔下众多人物的塑像。年轻的猎神陈梦猿不仅追求美好的生活理想，忠于自己的爱情，而且由于他已有初步的文化和经商带来的更广阔的生活视野，他已从山民封闭狭窄的心理定势中突破出来，更为懂得人的价值。他在都江堰被骗，陷入极度沮丧之中，却能见义勇为，跳到激流中去救出落水的少女，更使他的善良闪射耀目的光彩。他告别传统又具有山民传统的慓悍、勇敢、淳朴，他迎接未来，渗透人道精神的现代意识已代替野蛮在他内心慢慢生长。他不愧为猎神，但他已毅然决然地拥抱时代的大潮，成为山村的改革派、成为新起的企业家！小说中的其他人物虽然着墨浓淡有异，也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梦猿的岳父、想消灭“豹王”的独臂老人那种铁板订钉般的人兽誓不两立的意志，铁力大的粗犷坦荡、一诺重千金的性格与对春柳的执著的带着野性的爱情，春柳的纯真、温柔及其爱情转移的心理演变、五毛步步堕落的心理历程和盗款、失款后的精神失常，写来都真切感人！
在当前小说新潮迭起，创作方法多元的文坛格局中，作者基本上走着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但又不乏浪漫主义的色彩。故事情节又脉络清楚、波澜起伏，人物形象又个个透出力度，都增强了这部小说的艺术魅力。比之某些新潮小说的扑朔迷离、诘屈聱牙，《猎神》又以其表述的晓达流畅，使广大读者不存阅读障碍。可以说，这是一部描写改革的颇有新意的小说，也是描写川中城乡广阔图画的小说，从中，读者不仅可以得到美的熏陶与愉悦，更能感受到历史脉搏的跳动与时代精神的昂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