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全面贯彻执行国家产业政策
本报评论员
今年3月，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的决定。4个月来，不少地区和部门在认真组织学习、领会精神实质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着手制订实施办法。沪、浙、辽等省市还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导向，对本地区的产业、产品结构作了初步调整，收到了一定效果。
国家正式提出一个比较系统而明确的产业政策，这是建国40年来第一次。它不仅对加强和改善经济宏观管理，建立、健全宏观调控体系，有着重要意义；而且为治理整顿、调整经济结构提供了依据，使各地区、部门和企业发展生产建设有了正确导向，从而对全国经济建设持续稳定发展将产生重大作用和影响。
我们过去对产业政策的重要作用和意义没有足够的认识，有的同志甚至没有产业政策的观念。我们不是讲发展生产力吗？国家资源的合理分配和配置，是发展生产力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而这正是产业政策的内容。产业政策不正确或不明确，必然造成结构性的失调，结构性失调所造成的生产力浪费，可以说是最大的浪费。想想看，由于能源不足，许多工厂开三停四，这中间的浪费有多大？这时再往长线上投资摆项目，与其说是建设，不如说是浪费。我国企业的经济效益不高，与产业结构不合理有密切关系。
产业政策是影响以致决定我国资源配置、生产力布局、经济效益和经济后劲的基础性政策。且不说搞建设，就是制订改革开放的措施和步骤，也必须考虑到这项政策并促进它的贯彻。有人说产业政策是改革和发展的结合部，是有道理的。
目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供需总量矛盾尚未缓解，结构性矛盾又愈来愈突出。治理整顿既要在需求总量上压缩规模，又要逐步解决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按照国家产业政策要求进行调整，该下的下，该上的上。这样，可收一箭双雕之效，既使总量达到平衡，又使结构趋向合理。因此，贯彻执行产业政策如何，将决定着我们治理整顿是否取得根本性的成效。
落实国家产业政策难度不小。比如，冶金等工业要限制的主要是“几小”，而“几小”大都属乡镇企业，这就会同地方利益发生一定矛盾。而且改革以来，地方权力扩大后，各地有了土地、资金、电力、交通、物资、外汇等一定的支配权力，也很容易从局部利益出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因此，这就需要在提高对产业政策重要性认识的同时，做好具体的协调和组织工作。
维护国家产业政策的整体性，至关重要。当前的产业政策既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贯彻了治理整顿的要求，又为适应各地区的不同情况，照顾到地方的利益。国家宏观调控部门，要根据产业政策，制订必要的、有力的倾斜性措施，作出鲜明而有实效的导向；各地则要按照产业政策的要求和本地情况，确定要限制或停止发展的产业、产品，或者重点鼓励、支持发展的产业、产品。国家产业政策的实施，和它的具体化、地区化，以及保障政策措施的制定，都将涉及地区与部门之间的利益调整。因此，需要提倡多协商，通过协商寻找解决问题的最佳结合点。
我国当前的产业政策，具有明显的治乱性质和特点。治理整顿的大环境，需要适当加强计划性，这为我们调整产业、产品结构提供了极好时机。计划要根据产业政策来制定，确定总量平衡的目标；产业政策又是实现计划目标的有力保证。因此，全面贯彻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就要很好地抓住这个有利时机，首先立足于解决当前存在的实际问题，扎扎实实地做些有效工作。不然，就会重新陷入“要投资、争项目”的境地，或者停留在议论、拟订规划上面，而迈不开实际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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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开放在大连（下）
陆振华 沙秀敏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兴建在大窑湾畔马桥子村的一片原野中，距市区25公里。1984年10月当开发区动工兴建不久，我们曾赶来采访。那时这里还是一片茫茫沙地，楼无半幢，水、电、煤气、路等设施全要从头修起。有些人心里没有底，对着那张挂在墙上的开发区建设蓝图发愁：“把数亿元投资埋在地下，还不知有没有外商来投资办厂！”
然而，当我们日前驱车再次进入开发区时，看到的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一幢幢新建的大酒店、宾馆、商业大楼、厂房屹立在人们面前，工业区、商业区、住宅区有序地分布在宽阔的道路两侧……
“把开发区的建设蓝图变成现实真不容易！”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周海斐感慨地说。开发区建设初期，施工量特别大，每开发一平方米就需要很大投资，需数百吨钢材和水泥，搬运数百万土石方。有些人很急，恨不得一个晚上大功告成。大连市领导提出从实际出发，随着引进项目增加，逐步实现规划区建设，不贪多求大，做到开发一片，建设一片，收益一片。如今首期开发区内的基础设施已经完善配套，中心变电所、液化气站、净水厂、程控电话局以及区内道路和通往市区的跨海高速公路，一应齐全。工业区内，131家企业已在此落户，总投资达18亿元，已形成了建材、机电、医药、轻纺、电子、化工等工业门类。
大连开发区是国务院最早批准兴办的一个开发区。首期开发面积仅5平方公里，其中3／5为工业区。别瞧它不足5周岁，但已有相当的魅力。
开发区已同日本、美国、西欧和东南亚4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济往来关系，先后兴办了91家外商投资企业。一家挨着一家的企业几乎把3平方公里的工业区挤满了。被吸引来的外商不仅自己投资办企业，还介绍亲朋来投资。许多外商正在不断扩大投资，有些“母公司”还生了“子公司”。
开发区的吸引力是多种因素的合成，但软环境建设带来的工作高效率，使开发区更具魅力。今天的开发区，机构设置少而精。管委会下设6个办事部门，每个部门少至6人，多则20多人，但每天办的事很多。
日本原田株式会社是个历史悠久、技术先进的汽车天线的生产企业，产品总销量占世界市场很大比重。去年，原田株式会社申请在开发区兴办一家总投资为25亿日元的企业。当申请报告送到开发区项目推进中心时，这个中心立即组织人员审查，并提出咨询意见。这样大的一个项目从考察到审批完毕，只用了4个月时间。并帮这家企业基建期间，项目推进中心又专门成立了协调小组，帮助解决水管走向、电缆费用、锅炉设计等实际问题。9个月后，2.1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厂房全部竣工，比国家规定的工期提前了14个月。该商社会长原田次郎先生感慨地说：“我在大连办企业充满了信心。”
采访中听到生动事例很多。去年12月的一天，开发区项目推进中心收到一份来自美国国际工业公司凯姆先生的电话，内容大意是他从《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看到介绍大连开发区的文章后，萌发了前往办企业的念头，可一时脱不开身，想委托项目推进中心帮办有关审批手续，并传来了所有资料。这是一个投资130万美元、生产先进工业钻头的独资企业。项目推进中心立即忙碌起来，经过多次电传往来和项目代理人的努力，终于瓜熟蒂落。今年5月，凯姆先生来到开发区，看到按他要求所租的厂房和批文后，激动地说：没想到，中国大连开发区有这样能办事的人。当即决定洽谈再办一家生产精密机床的独资企业。
栽有梧桐树，飞来金凤凰。现在，许多技术水平高、规模大、外向型的投资项目已经在开发区生根开花。开发区的一位负责人告诉我们，那些已兴办的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占总投资的60％，生产型企业占94％，产品出口率在70％以上。企业经济效益和出口创汇均居全国开发区前茅。开发区今年的工业总产值可达到5亿元，再过5年预计可达数十亿元，十几年后，这里将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新型城市。
（附图片）
题头照片：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一角。
姜凤翔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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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企业家画廊
塑造金融企业的形象
——记湖州市工商银行行长周柏祥
本报记者 施明慎
“喂，张厂长，明天工商银行举行金融发布会，你去不去？”“去，你也去吧？”“去，一定去。”今年3月，湖州市举办金融发布会前，两位企业家如此对话。
迄今，金融发布会已开过三次，主讲人是湖州市工商银行行长、高级经济师周柏祥，听讲的是该市数百家企业的厂长经理和财务干部。
首次金融发布会是去年7月召开的。当时全国面临货币投放过多，货款发放过猛、现金流通量过大的严峻形势。湖州市工商银行贷款规模突破，拆借资金到期，资金十分紧缺。而多数企业对这种情势全然不知，依然陷在产品结构不合理、资金周转不灵、资金需求旺盛的漩涡中。怎么办？周柏祥征求了市政府有关领导的意见，决定向企业“交底”，给他们沟通金融信息。通过定期举办金融发布会，国家的信贷政策、金融形势很快传达到企业；企业的资金需求，生产经营动向也迅速反馈给银行。
从50年代初期起，周柏祥就和银行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当过银行的营业所主任，从事过信贷、计划等专业工作，粉碎“四人帮”以后，他曾任浙江丽水地区农业银行副行长。1986年，周柏祥调到湖州，担任工商银行行长。1988年他被评为市劳动模范，至今已发表10余篇学术论文。近几年，随着金融改革的推进，金融竞争激烈展开，在争取客户，吸收存款方面表现更为突出。他主张塑造金融企业的形象，扩大银行的社会影响。
在银行的各项工作中，储蓄和群众的关系最密切。周柏祥要求职工遵循“顾客至上”的宗旨，在处理业务时注意维护工商银行的形象。一次储蓄所有位营业员和顾客口角起来，使顾客忿忿离去。周柏祥知道后，马上找她谈话。后来这位营业员到顾客家里诚恳道歉，附近居民听到此事都非常感动，说你们吸收的不仅是存款，还有民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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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绿萍何日再成“宝”？
蔡永香
一种60年代中期从外地引进推广的水生植物——绿萍，由于未得到及时有效的控制和利用，目前已占领了苏北盐城市不少乡镇的沟、河、池塘的水面，据笔者最近在该市郊区步凤乡了解，该乡境内1万多亩水面，90％以上已被高密度绿萍所覆盖，带来一系列问题：
一、水上运输受到影响。据交通管理部门反映：由于绿萍覆盖整个河面，运输船行驶速度受到严重影响。
二、影响汛期泄洪。在汛期泄洪阶段，绿萍使水流速度减缓，同时亦容易堵塞河道、排涝闸站，成为汛期排涝泄洪的一大隐患。
三、水产养殖和捕捞受到影响。由于绿萍覆盖水面，光照、水温、水中含氧量明显减少，鱼类的生存环境受到破坏。同时，也给捕捞带来很大困难。
四、水源污染严重。据卫生部门介绍：正常情况下，阳光中的紫外线等可自然有效地杀灭游离在深度10厘米左右表层水面中的细菌。绿萍遮盖水面以后，阳光自然杀菌功能减弱，导致水源变质，适宜各种传染病菌（毒）滋生传播，而当地大多数人都饮用河水。
为此，笔者建议：治理这一公害，同时对打捞的绿萍进行科学有效的利用：一是进行高温发酵，为秋播准备大量的有机质肥料，以减轻秋播肥源不足的压力，降低农本；二是引导群众饲喂畜禽等。通过治理，再使绿萍变害为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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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情系粮农
施友谊
8月4日，骄阳似火。在湖北省枝江县董市镇的一条乡间小道上，5位农民模样的人抬着两块大匾，匆匆向镇子里赶去。在镇粮管所的大门口，这5位农民点燃鞭炮，把写有“支援农业，优质服务”的匾送到粮管所负责人手中。为头的那个农民拉着粮管所主任黄凤禄的手动情地说：“粮管所对我们农民没说的，我们曹店、洲平1500多农户要我们当代表，向你们道谢。”
董市镇是宜昌地区著名的粮仓，到1982年，方圆百里，才只有2个粮站和1个收购点。不少农民卖粮要跑20多公里，当农民汗流浃背地把粮食挑到粮站时，不是摆“长蛇阵”，就是看收购员的“白眼”。
为方便农民卖粮，董市粮管所首先把收购点由2个增加到11个，并在收购旺季设置5个流动收购点，对烈军属、教师、售粮大户定时上门收购。粮管所门前的路面不好，农民送粮的车常常陷在泥坑里，他们就拿出2.5万元，把路修得平平整整。卖粮农民天热找不到荫凉处休息，他们拿出上万元，在各收购点修建了7个固定歇荫棚。此外，他们还修建了便民厅，粮农食堂……
今年春耕时，由于低温，镇上许多农户的种子发芽率极低，农民心急如焚，眼睁睁地看着复种面积就要落空。粮管所立即组织10多人，星夜兼程买种，很快调剂了11多万公斤种子，保证了全镇2.3万亩二季稻落种下田。
“情系粮农”，董市粮管所干部职工的“情”体现在保护农民利益上。近年来，他们在收购中全面推行了“三公开一监督”，将价格、质量标准、样品公开，接受农民监督，坚持依质论价。今年夏收时，粮管所收购资金缺100万元。为了不给农民打“白条子”，他们自筹资金近百万元。最近两年董市镇在宜昌地区率先完成粮食入库任务，已连续五年被评为全省粮食系统优质服务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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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5亿亩耕地，11亿人口，而耕地还在逐年减少，人口还在继续膨胀。严峻的现实，使人们对徘徊中的农业焦虑万分，对它的发展前景更是忧思忡忡。难道真的没有出路吗？有。众多事实给人们以鼓舞，给人们以希望，这就是其中之一：
盐碱滩上“吨粮田”
本报记者 凌志军
昔日盐碱贫瘠地，今天成了“吨粮田”，它能否预示黄淮海平原大面积中低产田的出路
“白露早，寒露迟，秋分麦子正当时”。这句农谚几乎早已成为北方农家认定的死理。可谁料到，吴桥县这3000亩“吨粮田”的麦子竟是大违农时的，直到寒露才播，比“正当时”的麦子整整晚了半个月。
晚了那么多，还能有收吗？况且还是在那种地上。
吴桥处河北省南部、沧州境内，自古为囚犯发配的去处，其荒僻是可以想见的。据说就在那“吨粮田”的试验区内，曾是斑斑碱迹，片片咸土。若干年前，十几户农民来此建庄立业，名曰新庄。可怜这土地根本长不了什么粮食。于是，人口离散，土地弃耕，新庄不复存在。这几年，盐碱少得多了，但它的有机质的含量仅及一般土地的一半。毫无疑问，它是整个黄淮海平原上最贫瘠的土地。
这地加上这晚种的麦子，竟能高产？
但是，记者眼前这份《亩产吨粮的理论及综合技术研究》的报告中，确有着高产的纪录：
1988年，140亩“吨粮田”晚播小麦平均亩产385公斤，夏玉米平均亩产598.4公斤，全年亩产粮食983.4公斤。比全县平均亩产高出近1倍。1989年，“吨粮田”扩大到3000亩，夏收小麦平均亩产394.5公斤，又比全县平均数高116公斤。
盐碱滩上真的出了“吨粮田”？记者7月间到吴桥，第一件事便是斤斤计较地核定“吨粮田”的产量。一部分农户是实收割实过秤的，全部产量则是依抽样统计的原则测出的。事实上，原来的统计数字还要高些。“吨粮田”的主持者们详细计算了一些可能导致统计偏高的因素，比如抽样地块上的庄稼长势稍好，田埂没有包括在粮田面积中等等，所以将统计数字减少10％作为实际产量。但记者仍是怀疑，这地会不会像其他许多地方一样，有不少“帮忙”的？于是，拉皮尺，量土地，竟是一点也不多。
贫瘠的盐碱地上真的出了“吨粮田”！这是否能展示黄淮海平原大面积中低产田未来的出路？
小麦专家和玉米专家合作，种植业发展思路上的一次了不起的突破：立足全年产出，统筹设计春夏秋冬
“吨粮田”试验区地处吴桥境内龙王河畔。说是“河”，其实干涸了至少有300年了。1983年，北京农业大学教授王树安把试验区选在这里时，这块土地亩产粮食只有100多公斤。这位颇有名气的小麦专家数十年来在肥沃的土地上创出不少高产的先例，如今他想在贫瘠土地上创出更有说服力的事业。
转折开始于一个奇特的设想：冬小麦晚播种15天左右，把这段日照、雨水充足的时光让给玉米，以发挥其增产潜力。
1987年秋季，当王树安把这设想在140亩土地上实施的时候，相当多的人不理解。
昔日吴桥农家的收获是“秋”大于“夏”，1983年王树安来到这里后，搞出一套小麦高产栽培技术，自此小麦发展起来，到1985年一举跃过玉米，在全县形成“夏”大于“秋”的局面。农民开始以小麦为食，政府的定购粮也以小麦为主，即所谓“一麦顶三秋”。这自然是这盐碱滩上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但是，随之而来的“重夏轻秋”却是始料不及的。干部盯着小麦催种，催管，定指标，报进度……农民则把热情、精力、化肥、水……几乎全部给了小麦，玉米被冷落了。
可是，在这个黄淮海平原的高辐射带上，老天爷偏偏薄待小麦而厚爱玉米。春旱，夏雨，秋热，冬寒，这样的气候环境使小麦难以再有大的作为，而玉米却深藏着巨大的增产潜力。
人力大违天意，这也是吴桥粮食在最近几年里徘徊不前的至关重要的原因。
现在，这个小麦专家居然开始了让小麦为玉米让路的试验。他的搭档是北农大讲师，专攻玉米栽培技术的蒋钟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结合是颇耐人寻味的。过去，农学家们都是各自为政。尽管早就有了小麦专家的高产小麦和玉米专家的高产玉米，但大都是“单季”的成功，而且往往以牺牲其他作物为代价。今天，王、蒋的结合则是彻底地从分而治之的作物栽培格局中摆脱出来，着眼于土地全年的产出，统筹设计春夏秋冬。这种立足全局的指导思想可能意味着种植技术一次大的突破。
农户，并非新技术的对立物，一经与新的生产技术相结合，便显示出推动生产发展的极强的生命力
很明显，“吨粮田”的设计者把增产的希望寄托于夏玉米，但在技术上的难处却是必须使冬小麦晚播不晚熟、不减产。这既是耕种制度的改革，也需要传统栽培技术的改变。
晚播小麦稳产和晚熟玉米增产的技术要点共10项，操作极为简单。小麦晚播、密植、精耕，返青期少水少肥，孕穗期大水大肥……玉米宽行、密株，适时施肥，遇旱浇水……农民即使文化不高，做到这些也不难。可是，如今面对的是千百家独立经营的农户，于是不少人连连摇头。
难道独立经营的农户就真成了新技术的对立物？
有了实践经验的王树安却说：“没有大包干，‘吨粮田’搞不成。”姚庄的党支部书记姚占升，尽管有一番牢骚，可说到底也是这句话。他在姚庄已当了整整20年支书，谈起这些深有感触：“过去搞科学种田，只有干部积极，你教了半天怎么施肥，他照样晃晃悠悠，把化肥大块地四下里扔……现在呢，事关他的切身利益，只要看准了你的办法好，他就拚命照你说的干。”
姚庄处吴桥最南端，400亩耕地是全县最差的。1987年，第一批140亩“吨粮田”，大都在这里。一个叫程俊章的小伙子带着自己包的3亩3分地自愿加入了科技示范户的行列。他只读过几年书，但对科学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敏感和迷信。他依着王树安的导演，种麦、浇水、施肥都比别人晚一拍，那晚播麦子开始时稀稀拉拉，不料拔节之后，竟后劲十足，最后收镰过秤，亩产达到385公斤，比左邻右舍多出百十公斤。更叫人吃惊的是他那多长了15天的玉米，竟能亩产653公斤，比别人多了1倍。
3亩3分地上的奇迹搅动了左右乡邻，姚书祥、蔡玉祥、蔡纯杰……都动了起来。庄稼人虽然还不十分懂科技，但谁都懂得模仿着多打粮食。技术就这样传播开来，最初的示范户犹如投进静水塘的石子，引起了一层层环状波澜。当年秋天，吴桥的“吨粮田”已连接成四大片，共计3000亩，包括4个乡的681户。周围还有大约4000户人家在17000亩耕地上仿效着……
科技是增产的主要力量，但它不可能独往独来。“吨粮田”是综合配套的硕果
吴桥的成功为什么会在农业界引起巨大反响？今年春夏间，副总理来了，农业部长来了，冀、鲁、豫诸省的不少干部也纷纷来了。因为这“吨粮田”是出在黄淮海平原的中低产田上。
这是黄、淮、海三大河流冲积、洪积而成的中国最庞大的一块平原。它占有全国18％的耕地和19％的粮食。但是，它至少有77％的耕地仍只能保持中、低产的水平。几年来，种种理论的分析均证明，这一广大地区的农业生产有着极大的潜力。因之，人们把90年代中国农业的希望寄托在黄淮海平原中低产田的改造上。依据各种资料分析，黄淮海平原上至少有6000多万亩有条件实施“吨粮田”的种植计划。这项技术的推广将使这块土地粮食平均亩产增加300公斤至500公斤。
人们开始理解科技对于农业的含义。没有科技，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蒋家哄村的张延长往自己的地里多投了50公斤化肥，收打的粮食却远不及近邻史桂兰的“吨粮田”高；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吴桥县“吨粮田”投入产出比高于全县平均水平。
“科技兴农”的口号成为人们对“吨粮田”基本经验的异常痛快的描述。正是在这种时候，“吨粮田”主要设计者王树安教授对记者说：“科技不可能独往独来地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我们对‘吨粮田’的经验，应作更周全的考虑。”
事实上，“吨粮田”的成功之中，确有着多重复杂的因素。
1983年，当龙王河试验区刚刚在姚庄开辟时，那些盐碱地不要说搞“吨粮田”，就是搞“斤粮田”也不容易，从那以后，人们煞费苦心地改造土壤，逼退盐碱，这是土地的条件；吴桥几年来投资700万元修水利，把大部分旱地变成水浇地，这是水的条件；“吨粮田”的化肥施用量超过一般农田近1倍，这是肥的条件；粮食市价连年上涨，吴桥为“吨粮田”定下“增产不增定购”的政策，这是市场的条件和政策的条件……王树安说“综合配套是‘吨粮田’的最重要的成功之点”，看来不无道理。
这结论中无疑隐含着一个重大的转折，即从单纯靠某一种办法振兴农业到综合配套，全面开发。但就眼前来说，科学技术的注入无疑是在盐碱滩上造就“吨粮田”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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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这样，咱村的旱情就解决了。 范德昌
《原载《农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