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回答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个挑战
熊复
近几年来，有一些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为了否定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公然散布一种观点，说什么我国的民主革命是“不彻底的”，因而中国社会仍然是“封建主义的”，甚至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只是什么“抹上社会主义油彩的封建主义”。
我们现在不能不回答来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这一挑战。
一、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是不容怀疑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取得彻底的胜利而载入史册的。
这一伟大胜利的彻底性具有以下的几个重要标志：
第一、彻底地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彻底地驱逐了英美在华势力，使帝国主义把中国沦为永久殖民地的梦想完全破灭。
第二、彻底地摧毁了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利益的国民党政权，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成为中国的国体。广大劳动人民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第三、彻底地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封建土地制度是近代中国处于被侵略、被压迫和贫困落后地位的根源。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包括清王朝、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由于我们党坚定地执行了“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彻底消灭地主阶级”这条土地革命路线，彻底地进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从此几千年来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封建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已经被彻底埋葬了。
这一切都证明，我国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彻底的，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成功的民主革命。
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之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中国人民永远摆脱贫困落后的状况，在集中全力进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的同时，积极准备条件以使我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个过渡的条件是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创造出来的。帝国主义势力的被驱逐及其在华特权的被取消，为独立自主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创造了前提；封建土地制度的彻底废除，为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开辟了道路，而土地改革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具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包括互助组和初级合作社）诱发了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各种形式的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资本主义，打开了资本家通过接受“赎买”政策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接管帝国主义在华企业和没收官僚资本以后，建立了牢固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强大的国营经济，它的迅速发展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为整个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了可靠的物质基础。这一切都为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和客观条件。
中国由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彻底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然后经过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就是历史让中国人民作出的必然选择。
现在，经过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有了相当雄厚和相当规模的物质技术基础。
我们已经建立起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1986年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达74％。
目前工业总产值的95％以上，农业总产值的80％以上，商品零售额的80％左右，都是由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创造的。
与此相适应，在公有制经济（包括国营经济、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中实行的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这就是说，在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已占有主导地位和绝对优势。生产资料的公有和由按劳分配体现的共同富裕，是整个社会发展的主导方向。如果承认公有制和以按劳分配体现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两条根本原则，承认这两条原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石和根本标志，那末，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是无可怀疑的。
勿庸讳言，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还很低，还没有摆脱贫困和落后的状况。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党现在确认，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我们党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包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政策两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基本内容。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下，通过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执行，实现社会主义制度自身不断的变革和完善，从而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就一定能够完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任务。
当前改革、开放正在深入展开，正在由经济体制的改革发展到政治体制的改革，从而推动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全面提高。没有理由怀疑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一定会取得成功，也没有理由怀疑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自我调整、变革和完善的能力。
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已经深深地扎下根基，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无比光辉的前景。
二、必须划清社会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界限
我们党清醒地估计到，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上的某些缺陷和薄弱环节，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上的某些弊端，特别是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某些腐败现象和其他不良现象，都是在不同程度上和不同范围内同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有关。我们党从来没有掩盖这一点。而且正是我们党，首先是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要特别注意防止和肃清封建主义思想的残余的任务。
诚然，这一任务还带有民主革命的性质，但是不能设想凭借资产阶级民主来完成，而只能由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来完成。因为归根到底，封建主义思想的残余存在于人们的头脑里，对于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来说，只有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过程中，通过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来实现。
当前的情况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出现在中国大地上，打起反对封建主义的旗号来否定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以此为他们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制造舆论。因此，从政治上和思想上彻底划清社会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界限是十分必要的。
他们的论据之一是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封建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而是“封建的社会主义”。
果真如此吗？不然。
第一、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所依据的生产力状况，根本不是什么手推磨式的小生产，恰恰是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化大生产。据统计，到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1957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超过了一百年前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总产量。如果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那时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就具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基础，为什么中国依据1957年的物质基础进入社会主义就不行了呢？
第二、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我国生产力水平已经达到一个相当的高度。就我国主要工业产品居世界的位次来说，1985年同解放初期相比，钢从第26位上升到第4位，煤从第9位上升到第2位，发电量从第25位上升到第5位，原油从第27位上升到第6位，水泥和棉布分别从1957年的第8位和第3位跃居第一位。这难道不正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力发展的明证吗？
我们可以说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旧中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而认为它是在封建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说法则是荒谬的。
他们的论据之一是认为，中国至今在经济上仍然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而自然经济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因而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封建的”。
果真如此吗？也不然。
我们承认，我国农业生产还带有比较浓厚的自然经济的色彩，至今还没有完全摆脱自给半自给的状态。但是，首先，自然经济不等于封建经济。自给自足的、为自己和剥削者直接消费而生产的、往往是以家庭为单位自我完成再生产过程的自然经济，它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出现。这是常识。
而且，自然经济只是一种经济形态，它并不能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而立即消亡。十九世纪中叶的法国早已是资本主义社会，然而此时法国经济关系中，小生产的自然经济仍然占相当大的比重。而在我国，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经而且正在越来越缩小。
再说，尽管我国农村还存在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但是我国的商品经济确实有了大规模的发展。统计资料表明，全国零售商品货源，前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以40.9％的速度发展，而“六五”计划时期比“五五”计划时期猛增88.8％。即使1978年以前，“左”的指导思想和政策也没有使我国的商品经济完全停滞不前。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大大地加快了速度。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我国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必将更快地发展起来。
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自然经济过去没有占过主要地位，今后更不可能占据这样的地位。
他们的论据之一是认为，在中国的政治生活没有民主，只有“集权主义”，因而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封建的”。
果真如此吗？也不然。
这里不来详细回答有关民主的问题。民主有阶级性，世界上没有超阶级的一般的抽象的民主。在人类历史上，民主从来是以国家形态出现的。在现代国家中，不是资产阶级民主，就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民主。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有三个基本内容：一是国体，即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简言之就是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一是政体，即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简言之就是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形式；一是在此种国体和政体下，由宪法和法律保障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简言之就是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行为方式。我们不否认，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还很不充分。这既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上的缺陷有关，也同保障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制还不健全有关。但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的进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等方面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证明，我国的政治上层建筑是基本上适合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的。
这里要再说一说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上的弊端问题。提出这一论据的人说，我国曾经发生过个人崇拜现象，也存在过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和领导职务终身制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封建主义的遗毒。这些弊端是确实存在过的，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克服。但是把这些现象一概说成是封建主义遗毒，却是一种臆想的武断，因为它缺乏科学的分析。不错，这些现象确有封建主义因素在其中起作用，但它不是唯一起作用的因素。比如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为当时所必须的权力集中，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民主传统建国以后没有进一步形成制度化的体制，毛泽东本人由于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伟大胜利而享有的个人威信，这些都是重要的因素。至于权力过分集中和领导职务终身制，还同过去长期革命战争和被分割的农村环境形成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有关，也同建国初期我们照搬苏联的经验和模式有关。我们长时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要求对国家生活各方面必须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而没有及时解决各级党政机构的职责、党政适当分工、个人负责制和群众监督制度等等问题。然而，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是我们党提出了这些作为政治改革任务的问题，而且正在政治改革中着手解决这些问题。
他们的论据之一是认为，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封建主义的东西不少，或者说是有“封建主义的沉淀”，因而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封建的”。
果真如此吗？也不然。
我们知道，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而某种意识形态形成之后，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意识形态的变革往往落后于社会制度的变革。这是任何社会形态下的意识形态发展的共同规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比如，欧洲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上帝创世说”，至今仍照样作为超自然、超社会的力量纠缠着人们的头脑。美国某些学校禁止传播达尔文的进化论，而州法官判定这种行为属于合法，就是一例。在某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至今还存在大量的封建迷信、宗法观念，王权思想和贵族特权等等，这是举世皆知的事实。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时间不长，存在一些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这有什么奇怪？奇怪的倒是，仅仅根据意识形态就判定社会的性质，说得轻一点是无知，说得重一点是别有用心。
他们还有一个论据是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或曰“旧文化体制”，一概都是“封建主义的糟粕”，而且形成了一个所谓“封建主义的文化场”，一切新事物新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直到共产党，一旦进入这个“文化场”就注定要受到“歪曲”而“变形”，成为封建主义的“变种”，所以社会主义在中国也成了“抹上社会主义油彩的封建主义”。
果真如此吗？也不然。
这里且不说别的，不说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包括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否定和污蔑，也不说他们这种否定和污蔑的全部目的在于反对党的领导和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妄图把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变成西方的附庸，这是有正常头脑和心理的人都能看穿的。
这里只说一说对待我国文化传统的态度。我们中华民族有六千年的文明史，给我们留下了深厚的文化传统和文化遗产。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华民族子孙都引为骄傲和自豪的。当然，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给传统文化带来了不少封建性的糟粕，这是不能忽视的。但是，把六千年的中华民族文化一概当作封建主义文化，又一概当作封建主义的糟粕，而全盘加以否定，却是不可取的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六千年的中华民族文化并不都是封建主义文化，这是一；六千年的文化传统固然有其糟粕部分，然而优秀的先进的带有人民性、民主性和革命性部分却是它的主要的精华的部分，这是二；对两千多年的封建主义文化，也有初期和后期之分，属于统治者的部分和属于人民的部分之分，即使属于统治阶级的部分其中也有大量接近人民而具有人民性和民主性的部分，这是三；近代中国还有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先进的资产阶级的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自五四运动以来更有中国共产党代表工人阶级领导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人民大众的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两者都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的精华，这是四。对待文化传统岂能笼而统之，一概贬为“封建主义糟粕”而全盘否定。这种所谓“新思维”、所谓“文化反思”，对文化传统不作任何历史的科学的分析，难道有任何一点理性吗？这种对待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态度，不过是兜售“全盘西化”的主张而已。
由此可见，对于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来说，在社会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界限问题上，他们并不是对社会历史有什么片面性的认识问题，而是打起反对封建主义旗号来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四项基本原则。
对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上的弊端，对于各种体制上的缺陷，对于各种具体工作包括改革开放方面的缺点和失误，对于党内和社会生活中的腐败现象和其他不良现象，我们党不但允许、而且提倡运用教育和法律两手，进行广泛群众性的监督。但是出发点和目的必须是遵循四项基本原则，拥护而不是反对党的领导，拥护而不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以便更好地进行改革开放。对于肃清封建主义思想残余及其影响，出发点和目的也是如此。绝不允许打起反对封建主义的旗号来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
三、识破以反封建主义为旗号、传播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伎俩
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个政治概念，因为它的核心是否定和反对党的领导，否定和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它的本质是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变为西方的附庸。但是它作为一种思潮泛滥起来，还有其在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特别是在意识形态各个领域，散播了一系列主张、观点和理论，从而在社会上制造了极大的思想混乱，毒害着人们特别是青年的心灵。就世界观而言，对社会特别是青年毒害最深的是，以“自我实现”或“实现自我价值”为中心的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崇拜西方的思想。
应当看到，封建主义思想的残余，在今天已经和正在同资产阶级各种腐朽思想互相结合，结合的形式尽管多种多样，但都表现出特权思想、宗法关系、行帮习气作为封建主义思想残余一方，同上述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崇拜西方（特别是生活方式）思想作为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一方，互相交叉结合的特征。尤以“拜权主义”和“拜金主义”的结合，为其最显著的特征。一切非法经营、偷税漏税、倒买倒卖、行贿受贿、贪污盗窃、走私诈骗等等犯罪活动，无一不是这一结合的产物。
现实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很清楚，正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封建主义思想残余和各种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互相结合的温床。
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站出来说，如果中国经过“完整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封建主义的残余早就进入了历史博物馆。因此，要肃清封建主义遗毒，中国就必须回头“补资本主义的课”，重新走“资本主义完整发展”的道路。这个药方真是异想天开，脱离现实，无视历史到了惊人的地步。
首先，在人类历史上，资本主义制度和封建主义制度在本质上都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在人类历史上无疑起了非常伟大的进步作用，但是这种代替的全部历史证明，它不过是一种剥削制度代替了另一种剥削制度。封建主义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前者可以为后者服务，后者可以利用前者，它们是可以相容的。在资本主义经历了二三百年“完整发展”以后的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看到诸如：君主立宪制、天皇制、容克地主制、长子继承制、等级身份制、实际上的权贵世袭制、形形色色的派系关系、各种黑社会组织以及大男子主义等等封建色彩很浓的东西。
其次，在资本主义的革命历史上，包括英国革命、美国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等在内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的确确起了“非常革命的作用”，“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但是，究竟彻底不彻底呢？英国革命是以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联合专政所建立的君主立宪制来结束的，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美国独立革命后所建的政权是大资产阶级和奴隶主的联合专政，而作为奴隶制之残余的种族歧视，不只在今天还严重存在，而且由歧视黑人发展到歧视包括美籍华人在内的一切有色人种。法国大革命对于摧毁封建制度从来是被认为最彻底的，然而随后八十年间连续出现拿破仑第一帝国、波旁王朝复辟和路易·波拿巴第二帝国，甚至今天还有穿着贵族标志服装的历代王朝分子的活动。
再其次，在中国历史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国人，不但曾应用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来批判封建专制，而且还拿起武器进行辛亥革命，后来还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位一体的反动力量面前遭到了失败。历史已经证明，在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条件下，中国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完整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在今天，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只能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变成西方的附庸，这是除敌对分子以外的全体中国人民所不能答应的。
最后，社会主义制度在本质上同封建主义是根本不相容的。我们已经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只是在意识形态领域还存在封建思想的残余。自鸦片战争以来一个世纪多的中国历史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高举彻底反对封建主义的旗帜。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今天，也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中国人民把肃清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斗争进行到底。
我们党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早就提出了在意识形态领域反对和抵制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的任务，特别是提出了在进行防止和肃清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斗争的同时，必须进行反对和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
有鉴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打起反对封建主义的旗号，而又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蛊惑性，我们对此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用各种各样的说教蒙骗群众，特别是蒙骗青年。比如：把搞无政府主义当作是反对封建家长制，把搞“全盘西化”当作是反对文化专制主义，把贩卖“政治多元化”、否定党的领导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当作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一句话，不能让他们把否定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当作是反对封建主义。对于来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这些蛊惑性的煽动和欺骗，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随时给予揭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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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科学年鉴（1988）》
晓亮主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经济科学年鉴》是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创办的一本记载我国经济科学研究情况的学术性、知识性、资料性年刊。1984年创刊，本年鉴为第5卷。本卷共设13个栏目，较全面地反映了1987年我国经济科学各个学科、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研究情况和研究成果及主要学术活动，主要学术观点的讨论和进展。本卷对已故经济学家孙孺（1914—1987）、卓炯（1908—1987）、陈启修（1886—1960）、赵乃抟（1897—1986）、周炳琳（1892—1963）的生平及贡献作了简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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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兵书知见录》
许保林编著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一部反映我国收藏兵书的大型目录工具书，著录国内外兵书3380部，其中存世兵书2308部，（凡确知藏书地点者，皆注明藏书地点），存目兵书1072部。全书分15部分：（一）先秦存世兵书，（二）先秦存目兵书，（三）秦汉存世兵书，（四）秦汉存目兵书，（五）三国晋南北朝存世兵书，（六）三国晋南北朝存目兵书，（七）隋唐五代存世兵书，
（八）隋唐五代存目兵书，（九）宋辽金元存世兵书，（十）宋辽金元存目兵书，（十一）明存世兵书，（十二）明存目兵书，（十三）清存世兵书，（十四）清存目兵书，（十五）民国以后兵书研究。后附藏书单位代号表。 （雷梦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