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评论
当代报告文学的灵魂
长沱
最近看到一篇论报告文学的文章，它直接宣布：“歌颂根本就不是报告文学的职能”；断言：“以往我们的报告文学是被背叛了的报告文学”。
论断大胆而出奇。论据却又经不住推敲。我认为有讨论之必要。
一
例如，认为报告文学是“传播工具”而不是“宣传工具”，“报告文学首先是完全真实的，做为以传播信息为主要目的，它的情感色彩不可能过于强烈。”
真是这样吗？报告文学，一个处于新闻和艺术交界处的文学品种，兼有新闻和艺术的特性。因有新闻的特性，自然也就具有了传播信息的功能，具有了宣传某种主张、某件事实的功能。因有艺术的特性，自然也就具有了审美的价值。然而，做为文学家族中的一员，报告文学中所具有的新闻因素根本不是这种文体的主导精神。文学因素才是它的主导精神。当论者对报告文学是“传播工具”还是“宣传工具”进行着艰苦的思辨，并认定报告文学是“以传播信息为主要目的”的时候，他所说的报告文学不过是借用某些文学技巧来点缀的新闻通讯而已。报告文学已经事实上被清除出了文学家族。如果一定要使用“背叛”这个耸人听闻的字眼，这倒的确可以算做对报告文学的一种背叛。
郑重申明：本文无意否认报告文学的“传播功能”。按照信息论的观点，任何文体无不是信息的载体，报告文学焉能例外？只不过要说明，它与浑身上下都具有“传播功能”的新闻媒介全然不同而已。本文也无意否认报告文学的“宣传功能”。
二
又如，认为“稍有历史感和理性意识的人都会觉得这个时代真正值得歌颂的东西实在不多”。
冒着会被认为缺乏“历史感和理性意识”的风险，我仍然不得不指出此论的偏颇。如果真有历史感和理性意识，或者说，我们如果把“这个时代”放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放到人自身的发展完善过程中考察，得到的恰恰是相反的结论：这个时代真正值得歌颂的东西实在不少。
为史学界所公认的有据可考的历史，公元前二千年前后，地球上共存着五大古文明发源地。即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爱琴海文明、印度河中上游文明和黄河中游文明。其时，前四大古文明在相互交流，融汇为人类文明的一大分支：海洋文明。后一大古文明独自发育，长成了人类文明的又一大分支：内陆文明。它们是今天之所谓西方文化、东方文化的起点，是当代文明的源头。
简略的勾勒使我们看到：东方文化、西方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两种不同的文化机制，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互补的关系。事实上，两种文化发育成独立的形态之后，就开始了不间断的交流，在交流中继续发展着自己的个性。对于现代人类，两种文化都是不可缺少的。如同地球表面是由海洋和陆地两大物构成的一样，没有了海洋，或没有了陆地，也就没有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也就没有了人类自身。
我们祖先创造的东方文化，在经历了早熟的奴隶社会阶段的盛衰、在经历了充分地正常发育的封建社会阶段的盛衰之后，以七十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转折点，进入了一个文化机制大更新的历史时期。毋庸讳言，这次大更新是在西方工业国家的大炮轰击下开始的，是在伴随着血与火的西方工业文化的冲击下开始的。用历史的眼光看，怎样开始并不特别的重要。特别重要的是大更新的序幕终于拉开了，中国的古代文明终于迈出向现代文明转换的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这是对于中国社会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步。然而，当时的社会对人民大众摆脱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需求远远超过了对文化机制大更新的需求。经过了近三十年的“武器的批判”，前一个需求实现了，后一个需求突出了。又经过了近三十年的“批判的武器”的批判，我们的国家进入了其深刻性远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上的历史转折期。在这块人类文明自主自立地发育了四五千年的古老土地上，新旧体制的摩擦，各种观念的碰撞，利益关系的调整，文化机制的更新，使整个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发生着急剧的变革。机遇和风险，成功和挫折，希望和失望，清醒和迷惘，振兴的前景，举步的艰难，在激荡着、折磨着共和国的公民们。我想提醒作家、评论家们注意的，是促成和领导当今急剧变革的不是别的什么政治力量，而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崛起并取得社会发展进步领导地位的中国共产党。
短短十年，许多旧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及其表现形式被改造、扬弃。充满生机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及其表现形式，新的政治经济体制，新的文化机制等等在萌生、在发育、在壮大。
批判是需要的，其主要目的不在于传播什么信息，实行什么监督，而在于为建设清理地基，创造环境。建设是更需要的。没有新的政治经济体制、文化机制、价值观念的建设，批判就没有标准，同“文革”中的大批判差不多。不要片面强调“不破不立”。封闭环境的打开，僵化思维外壳的敲破，完全凭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国策。这“打开”、这“敲破”，都不是抽象的、虚幻的，而是由活生生的人、真切切的事来体现着。在改革开放的召唤下，那些勇于向愚昧冲击的批判者、从僵化模式中脱颖而出的开拓者、针砭时弊的呐喊者、揭开历史真相的评判者，推动着现代文明的车轮向前滚动。他们的精神、他们的业绩，为什么不值得歌颂呢？
如同不能把视野局限于“传播”还是“宣传”上一样，我们也不必把视野囿于“歌颂”还是“批判”上。无须剥夺报告文学歌颂的权利，也无须特别强调报告文学批判的权利，更无须在歌颂与批判的选择上伤脑筋。否则，仍然未曾脱俗。正在奔涌着的中国当代报告文学大潮，已经开始摆脱了非歌颂即批判或非批判即歌颂的狭隘模式，以弘扬理性、着意启蒙的全新面貌为公众普遍接受。
报告文学的精神既不是批判也不是歌颂，而是理性。我们需要的批判是理性的批判，而不是如“文革”中所滥用的非理性的批判；我们需要的歌颂是理性的歌颂，而不是如“文革”中所泛滥的非理性的歌颂。没有理性的报告文学不是真正的报告文学。弘扬理性是中国当代报告文学的基本功能或核心精神。新时期的报告文学事实上也就是如此这般地存在着、发展着，不为任何评论家陈旧的因而也是肤浅的批评框架所规范。
三
理性精神，即揭示真理、宣传真理、传播真理的精神，是当代中国报告文学的内核。一般意义的“传播”、“宣传”、“歌颂”、“批判”等等，都不过是它的种种不同层次、不同侧面的外在表现。
启蒙运动的锋芒所向是以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为基础和核心的蒙昧。启蒙，即用理性来消除蒙昧。这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正因为如此，当社会的发展在东方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产生了同样的需要时，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出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东方的启蒙运动。中国现代文明的先驱者们举起写着科学与民主的理性旗帜，向以旧礼教为核心的封建文化传统进行了猛烈的冲击。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了近三十年的革命战争，建立了与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性质全然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历史总要按照着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中国的社会发展史在20世纪20年代选择了中国工人阶级而不是中国资产阶级来作为否定封建统治阶级的主要政治力量之后，清除封建主义的地基、消除几千年封建文化造成的蒙昧、实现古代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化，也就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工人阶级、尤其是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肩上。这一点，是在经过了近二十年的摸索，直至现代愚昧在十年“文革”中使国家、民族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后，才真正被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确认并终于升华为历史的自觉，化作理性之光烛照于人世间。经过大半个世纪经济、政治的复杂变革和发展，理性的内涵比五四时期更加明确。大致可归纳为：科学——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社会科学和现代自然科学；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人道——革命的人道主义；自由——以遵守宪法为前提的学术自由、创作自由。
弘扬理性理所当然地是当代中国作家的历史使命，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主题。由改革开放所激发的启蒙理性之光，将激发社会理想，振奋民族精神，提高人民素质，启迪人们的智慧，美化人们的心灵。不管会经过什么曲折，当代中国的启蒙理性必将导向包括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法制，社会主义文化机制、精神道德在内的社会主义文明的完善，必将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为古代文明向现代文明的彻底转变扫清道路。
新的理性是当代中国报告文学的生命力之所在，也是当代中国文学的生命力之所在。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诗，为自己吟唱，又为人们吟唱
——评当代诗与读者的疏离倾向
姜耕玉
当今中国诗坛，诗社林立，流派突起，各路诗家声音迥异，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态势。但令人困惑的是它与广大读者发生了“脱节”。这是否与诗“仅仅为自己歌唱”有关呢？
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序言》这篇著名的浪漫主义宣言中宣称：“诗人决不是单单为诗人而写诗，他是为人们而写诗。”一个多世纪以后，美国诗人艾略特又提出诗歌有三种声音，“如果作者永远不对自己说话，其结果就不成其为诗了。尽管也许会成为一套词藻华丽的言语。”“但倘若诗专门为作者而写，那就会成为一种用秘而不宣的、无人知晓的语言写的诗，而只为作者的诗根本就算不上是诗。”他们这些涉及诗歌存在价值的观点，大概还没有过时。
诗是心灵的歌、生命的歌。诗人总是要通过真诚而自由地表现自我，抒发自我，去创造人类的精神现象。从这种意义上说，没有“自我”的诗，便不成为诗。然而，诗与其它艺术形式一样具有“他性”，具有欣赏价值，即荷载被人们理解的意义，表达人类的感情和生命存在形式，并传递难以捉摸却又为人们熟悉的感觉。诗歌是一种交流。可以说，一首真正的好诗，不光是属于诗人的，对于你和我，同样是奇异而美丽的。古今中外，优秀的诗篇，总是因为能够在广大读者中传颂，震撼人们的心灵，唤起人们优美的情绪，而跨越时代和国度，被人们视为珍宝而留传下来，相反，那种“用秘而不宣的、无人知晓的语言写的诗”，只能导致自我封闭，由此造成诗与读者的疏离和隔膜。
艺术的情绪是非个人的。诗，作为一种人类精神现象或生命现象的审美，首先能满足和调剂人们精神的自由生态。因而诗人既要尊重自我寻找自我表现自我，又要善于超越自我和个体生命的局限。诗人在个体化的探寻中应该从自己的感受突入到别人的感受中去，使自我或个体意识被别人理解和尊重，并能充实丰富群体意识、民族意识、人类意识，从而酿成成熟伟大的个体意识。诗人是精神的富有者，他总是要不断摆脱生命个体的限制和束缚，走向更广阔的人生和人类的精神世界。诗人比一般人具有更敏锐的感受力，更天才的悟性，更开阔的灵魂，更丰富的感情。他善于发现宇宙现象和生命现象的奥秘，点燃人性和生命的火把，能够沟通一群人或一层人甚至一代人的思想情绪，引起他们灵魂共振。雪莱曾把诗人比喻为夜莺，栖息在黑暗中用美妙的声音唱歌，安慰自己的寂寞又何尝不是安慰别人的寂寞？真正开拓和表现人类精神的诗歌，乍看为自己吟唱，实际上也是为人们吟唱，表现出一种超凡的艺术魔力。
任何一位诗人都是社会存在的人，要想离开现实，离开时代，就像鲁迅先生说的犹如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不可能。诗要超越现实和时代，必须首先要想到和认识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现实生活；诗，要走向世界必须首先要立足本民族，了解和领悟本民族的情感和艺术审美方式；同时也要很好地懂得其他民族和整个世界的文学。“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陆机语）诗，总是在勾通与现实和历史、与民族和世界的联系之中，而超越现实的时空，走向永恒。中国第一个大诗人屈原的诗篇是在流放后
“发愤而作”的。司马迁引淮南王说“离骚者，犹离忧也”。作为败落的进步政治家的诗人，既没有囿于当时政治和个人的恩怨，发泄一时之忧愤，也不是斩断一切忧愁、离开人间去做着超出于时代的各种幻想和梦呓，而是面临楚国政治黑暗，濒于灭亡的现实，在痛苦的宁静的回忆中发生了感情和灵魂的升华。《离骚》中形成的中国知识分子最早的忧患意识和对理想的坚贞不渝的追求和探索，沟通并摇撼着不同时代的读者的心灵。反之，我国西晋末年的文人为了逃避政治，追求所谓“神超理得”的诗境。诗的情绪不与他们的生活、心境、意绪发生直接关系，近百年间流行的这类玄言诗，又有几首流传至今？
生命的内宇宙何等玄奥隐秘，诗的开发、探索、表现单单靠自我体验、闭门造车，是不能奏效的。倘若诗仅仅表现人的原始力的喷发，固然可以走进与世隔绝的原始森林去唱这一古老的歌。但倘若要表现人的生命的神秘感受，丰富和拓展人的精神世界，则应该是开放性的，面对现实人生，也要体验使生命的内宇宙赖以生存的外宇宙，体验维系和影响自己生存的周围的生命世界，以达到从整体上从现代的社会关系上把握生命的存在意识。如果一味强调诗仅表现生命内部的不可知部分，势必导致写诗的盲目性和神秘化，出现天马行空式的寻找的偏颇和玄妙莫测、隐晦难懂的现象。
当前诗歌创作中存在着凭个人情绪、随意为诗的倾向，不能不视为对诗歌艺术的一种亵渎。个人的情绪不同于诗的情绪。诗的情绪比个人的情绪更复杂，比常见的情绪更精炼，比一般的情绪更优美。艾略特说：“诗人之所以引人注意，引人感到兴趣，倒不是由于他的个人的情绪，由于他自己生活中的特殊事件所激起的那种情绪。他的特有的情绪可能是简单的、或是粗糙的、或是平庸的。他的诗中的情绪却该是一种十分复杂的东西，不过又不同于一般人的情绪的那种复杂。尽管一般人在生活中有十分复杂或者罕见的情绪。”强调“将这些普通情绪锤炼成诗。”为了获得更有人性价值、生命价值、审美价值的情绪，诗人需要准备随时随地，不断地抛弃自己，锤炼自己。我认为，锤炼成的诗的情绪，应该是——
永恒而鲜活的情绪。诗人不可放过艾略特说的“他自己生活中所激起的那种情绪”。要善于以这种情绪为发端，进行诗的情绪的回忆和沉淀、洗炼和熔铸……这也是诗人从现实中寻找永恒。如果说诗是从心灵中生出的永恒的花，那么生活会像露珠一样润色着她，使她充满鲜活的生机。
新奇而熟悉的情绪。诗，固然要追求新奇的情绪，但应该捕捉和提炼为人们感知的、熟悉的情绪。并不排斥新奇的情绪的陌生感，——超前意识的陌生感或者司空见惯却未曾被人们留意而造成的陌生感，但它应该能够启迪和唤醒人们酣睡于习惯之中的心灵，那种不为人知的隐晦的“心灵材料”，是应该被摒弃的。
自由而典型的情绪。把诗视为对生命的自由的一种追求，不等于个人情绪的自由放任，随意为诗。诗是很多感觉和经验的集中。诗人只有经过一番认真的选择和提炼，将个人的情绪锤炼和升华为具有代表意义的艺术的情绪，才能进行诗的创作。
诗境，是在诗人寻找自我与同群（代）人的情绪的契合点上，而扩展到无限而升华为永恒。仿佛从诗人的灵魂深处放出一股金色的乐曲，为人们所喜爱所歌唱。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激越的命运交响曲
——评《茫茫的草原》
邢莉（蒙古族）
玛拉沁夫的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上、下部）创作历程是十分奇特的。上部完稿于1956年，书一问世，便受到好评，并获奖。当时作者风华正茂，血气方刚，1959年秋，便将下部完稿。适逢“阶级斗争为纲”之年，已经获奖的上部受到批判，下部未能出版，现今的印本已不是作者的原稿，原稿已毁于那场众所周知的罹难。时隔30年后的今天，我们终于有幸读到《茫茫的草原》上、下两部的全书。
《茫茫的草原》以开阔的画面和磅礴的气势展开了解放战争时期察哈尔草原上尖锐、复杂的斗争以及在斗争中互相交杂的各种人物的行为与命运。作品展示了一个高度紧张复杂的生态环境：这里有两军对垒兵刃相交的战场；有对钻入革命阵营内部的豺狼——贡郭尔和旺丹等人的识别与审判；在党内有对歪曲党的民族政策的极左主张的识别与斗争；在党外有对达木汀、瓦其尔等蒙古族上层人士的教育、感化与争取；有铁窗烈火的考验，有化敌为友的艰苦工作，还有比天空更广阔、比海洋更深邃的人物的心理战场。
与《茫茫的草原》上部相比，在下部作者力图从那种比较狭小、比较单一的思维空间下解脱出来，向着富于当代意识的、多维视野的、多价值功能的文学嬗变。这种文学观念的嬗变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在这长篇里，敌、我、友三方的人物多达三四十人，作者较为准确地把握了两营对垒中现实的人际关系、人的性格和命运。党的领导者洛卜桑和苏荣的形象就是通过尖锐复杂的环境中写出来的。刻板一律、紧张严肃的军旅生涯并没有阻碍他们两颗丰富的心灵，苏荣稳重含蓄，具有女政治家的敏锐的洞察力，洛卜桑矜持而粗犷，刚正而直言。玛拉沁夫透过厚厚的历史云层，超越一般意义上的对军人形象和灵魂的构建，而尽情描绘了他们的神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而这种情感的激发，源于对自己民族历史命运的极大关注，同时作品对这两位军人的道德襟怀也予以酣畅淋漓的张扬。
值得提出的是，在尖锐复杂的斗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蒙古族青年革命者斯琴、铁木尔、沙克蒂尔的形象是颇为成功的。作者紧紧扣住这三个不同人物的不同命运，使人感受到壮丽生命的涌动。在《茫茫的草原》的下部，斯琴这个遭受过残酷的阶级压迫，又被贡郭尔侮辱与损害过的蒙古族的善良少女，已经具有了革命军人的雄姿健影。她的英雄气质如散金碎玉般地溶解在生活的长河中，这种对蕴藏在千千万万的普通人身上的英雄素质的尊重和珍视，正是作者的新开拓。铁木尔经历了铁窗烈火的考验，但他身上存在的个人英雄主义和狭隘的民族情绪也时有反复。铁木尔很快地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在策划哈吐倒戈起义中立下了功劳。这种高度自觉的革命英雄主义不仅仅包容着生命本体的英雄性，而且与历史的走向相吻合，化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与铁木尔的情境不同，作者赋予沙克蒂尔这个过继给牧主的儿子以另一种情境。他的丰富的心灵摒弃了命运给他带来的痛苦而自由生长。他的生命在革命的队伍里充盈着活力。
小说对英雄内在根源的理解做了多方面的开掘。蒙古民族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中的民族心理素质得到淋漓尽致地表现。历史创造了蒙古民族，造就了蒙古民族的精神文化心理。蒙古民族的民族素质时往往被概括为朴讷、坦荡、开朗，他们奋进向上的精神和理想主义的追求，往往被忽视。实际上，这个占有广阔的地域而人数不多又历经磨难的民族之所以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正是因为他们对理想的韧性的追求。这是蒙古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我以为，玛拉沁夫对自己民族的这一特性的把握和淋漓酣畅的描绘，是他对文学创作的新贡献。
作者在描绘两军对垒的同时，开辟出另一层面——心理的、道德的和人性的层面。铁木尔与斯琴铭心刻骨的欢聚和撕肝裂胆的分离，沙克蒂尔与莱波尔玛道德的、理智的那令人深深颤栗的分手与感情的、心灵的融洽与团圆，还有那驱使他们越过纪律的约束或听任命运支配的灵魂的呼叫。都毫不掩饰地表现出来。主人公们的人生抉择、理想志趣、生命感觉、内心体验，人格操守等都表现得深沉动人。作者领悟了小说中人物真实而又复杂的心理历程，作者没有回避人心、人情、人性，但又摆好了他们的时空位置。《茫茫的草原》是一部燃烧着激情的命运交响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