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的新尝试
——山东省选拔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工作采访札记
黄传芳
在山东，人们有理由把首批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的产生当作一件引人注目的大事。这不仅仅在于作为党的职能部门——山东省委组织部将这项工作做得有板有眼、扎扎实实，“在全国带了个好头”；也不仅仅在于2397名各级拔尖人才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为全省的腾飞做出卓越贡献，赢得口碑载道；还在于83万齐鲁知识分子那种前所未有的兴奋和振作，其积极性和创造性正奇迹般地迸发出来……
然而，在采访组织部知识分子工作处负责同志的过程中，我发觉他们谈论更多的却是具体工作之外的问题。他们十分认真地在寻找迄今为止的不足和教训（尽管迄今为止，他们还没有收到一条负面意见）。他们试图证明这项工作创造了把竞争机制引入智力开发的一个新模式，他们也试图肯定在新时期、新形势下中国的干部制度将不得不进行某种改革……
真正核心的问题
“我们发现：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全面落实，解除了广大知识分子精神上的枷锁和生活上的后顾之忧，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献身现代化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各行各业涌现出许多不讲索取、积极贡献的先进人物。但是从全县来看，知识分子中工作成绩比较突出的仅占39％，工作平庸的占了57％，还有4％无所作为。也就是说全县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创造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究其原因，一是在知识分子的管理上套用党政干部的管理模式，缺乏具体的目标要求和科学的考核、评价，因而在待遇上仍然是平均主义和‘大锅饭’，造成部分人员安于现状，不求上进，缺乏为事业而拚搏的精神；二是没有为知识分子施展才华创造一个大的环境，即便有企业范围的‘张榜打擂’，却缺乏全社会的‘求贤若渴’，因此必须在管理方法上走出一条能够激发知识分子人人奋进、个个发挥作用的新路子。”
这是中共招远县委组织部一份调查报告上的一段话。
这也几乎就是山东省选拔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的全部背景。
省委组织部知识分子工作处的同志说：在多年来付出极大精力为知识分子落实政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之后，我们却碰到了真正核心的问题——如何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今天，我们选拔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并从每月津贴到医疗保健，从工作条件到学习机会等方方面面给予一系列特殊而优惠的待遇，通过这种“分灶就餐”的管理模式，不但打破了经营有年的智力“大锅饭”，而且出现了“解决一部分，激励一大片”的积极效应。
的确，对于拔尖人才，他们的荣誉和待遇来自一次具有最严格的标准、最公开的程序和最有竞争性的遴选。而且，他们必须每年接受业务考核，并只有在5年（省级）或3年（市地级）内继续做出突出贡献者，才能保持“桂冠”。
这种待遇与贡献挂钩的动态管理，终于摆脱了过去“排排坐、吃果果”的做法之下人们普遍养成的索取心态，选上的感到有压力，选不上的感到有动力，这就是竞争的机制。它在为各级拔尖人才提供施展抱负的均等机会和舞台的同时，激励更多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这就是为什么95％以上的拔尖人才实绩突出，深孚众望；
这就是为什么选拔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工作在山东声誉日隆，推荐、自荐者纷至沓来……
独特的大军，独特的管理
27岁的常传平，是淄博市张店陶瓷厂计量节能科的副科长。当过去那种行政干部与知识分子之间人为的政治待遇对应关系被逐渐扩展到生活待遇甚至工资待遇时，他和省里其他200多名省级拔尖人才一样，破天荒享受着厅级干部才有的保健医疗待遇；每月还从政府那里获得50元的津贴费，相当于长了四级工资。
比起他们的实际贡献，这种“优惠”本身并不足道，而真正值得称道的是给予这种“优惠”政策的党的组织部门。
过去只管“长”（党政各级领导干部），而现在还要管“家”（优秀专家、拔尖人才等），组织部门的工作面临一个崭新的课题：当知识分子在我们干部队伍中的比例越来越大，他们中的一些具备优秀管理才能的人正不可避免地被选拔到各级党政领导岗位上时，我们是否因此把“封官取士”作为解决知识分子地位和待遇问题的一个经常思路？遗憾！这永远只是极少数知识分子的出路。在现实中，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让行行出的“状元”都成为“官员”，我们只能将各行各业的精英和全体知识分子作为一支独特的生产力大军，采取独特的方式，包括山东省对拔尖人才的这种独特的精神评价和物质报偿方式来管理，这一切也许不可避免地要给既存的干部制度与分配制度带来某种冲击和僭越。
但我们似乎不必担心什么，因为所有的拔尖人才都拥护这一管理。他们从中深深感受到党对知识分子的关心和党与知识分子关系的更加密切，感受到中国知识分子地位实实在在的提高！
希望在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
当然，我们明白：知识分子地位的提高端赖于知识的社会价值的提高；换言之，端赖于社会的知识化程度的提高。
当我问：在山东省，除了这占万分之三的拔尖人才外，广大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怎么解决？
靠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组织部知识分子工作处领导的回答富有历史的眼光。他们真实地认为自己的工作只是“历史的过渡”，是“在中国的国情和党的现阶段政治路线”下，通过“给有突出贡献的知识分子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使之多出成果，快出成果”这样一种“必要的组织干预”，以促进整个社会“尊重人才、尊重知识”风气的真正形成，从而激励、引导广大知识分子投身于一个能为之提供更多的竞争机会与更广阔的活动舞台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社会之中。
我们了解到，评审拔尖人才最根本的条件是成果、贡献和学术造诣。对从事科研工作的，主要看科研成果的获奖情况和成果的价值、经济效益；对学术带头人和从事基础研究的，主要看现在在某一学科所处的地位、带头作用的大小及专业造诣的深浅；对搞专利和应用科学的，主要看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知识分子工作处的负责人解释道：说到底，我们在试验采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来管理知识分子，用生产力作为根本标准来衡量知识的价值。
知识只有走向社会，才能充分显示其价值；社会只有充实知识，才能不断提高其文明素质。知识社会化和社会知识化似乎使知识分子更具备劳动者的出身，其地位则由知识与才能在社会化劳动中的实际效果而获取。山东省拔尖人才的推荐选拔只要符合条件，不论工人、农民、干部，不看资历深浅，学历、职称高低，都可以有参选机会。在首批省级拔尖人才中，初级技术职务的有11名，无技术职务的18名，其中还有3人是集体所有制工人、1人是农民。
因此，我们与其说选拔管理专业技术拔尖人才是组织的提倡，毋宁说是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推动知识社会化的必然。
中国知识分子的希望与中国的希望恰恰在于中国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高考录取的新办法
——招生者话高考之三
本报记者 周庆
大学招办在“扩军备战”
一谈到录取，清华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翟大潜老师就激动：现在大学都采取种种措施抢好学生，我们学校“招生办”只有3个半人（有一位退休者算半个工作人员），哪里忙得过来？全靠各系都有一批招生积极分子帮忙。
现在招生准备工作越做越早。据我了解，过去高考完毕才派人出去，后来提前到春节后，后来又提前到春节前。这些人员主要是去中学，介绍大学的专业、特点，有多少名教授，毕业生有多好的前途等等，同时了解高中生的素质。这些都受到中学师生的欢迎。近年来，为了吸引高材生报考，有的学校不惜许愿，甚至发给中学生奖学金。从中可见大学渴求人才的急迫心情。当然，这种“抢人才”的竞争有时也会演出过头戏。比如有的高校为中学生设的奖学金，对象先是高三学生，慢慢从高一就开始发奖学金。有的重点中学成了各大学的共同目标，难以应付，有时只好采取平衡政策，来了什么层次的学校，就推荐什么层次的学生。比如保送生，大学费了不少力气，有时争取来的是“擦边生”，尖子生则成了中学争“高考状元”的秘密武器。有的中学收了大学的钱，也不发到学生手里，而是挪作急用；也有的学生拿了奖学金，却报考了其他大学，让人干瞪眼。
面对如此情势，西安交大的老师曾提出：招生竞争越来越厉害，人力、物力牵扯太多，能否协商一下，合理分配学生，把节省下的精力用在教学上？
建议虽好，但实行困难。“招收高材生”本是招生工作的第一要义，协商无法代替竞争。
东北某些高校的招生人员，开春即南下开始活动。
北京有的高校让家在上海的老师以探亲为名，到母校中学去暗访高材生。
国家教委高校学生司的有关负责同志讲，他们是鼓励大学和中学建立联系的，这对双方培养人才都有利。例如高校在外地建联络点，和一些地区建立比较稳定的供求关系等。至于划分“势力范围”不许别的院校去招生，那就不是我们提倡的了。
招生工作这种紧张的气氛，常人不太了解，而“招生办”的同志们讲，这一切，还仅是录取工作的前奏。真正的“战斗”尚在后边。
革除调档中的旧弊
刚恢复高考时，录取中考生档案出库要求段段清，每相差10分为一个档次，出库的考生全部录取完毕，下一个分数段的考生档案才出库。这个办法有利于考生，但时间长了弊端渐露：录取只能凭总分，不能根据专业科目的优劣加以选择，这样留给高校的选择余地太小。学校去招生的老师说：“这不像招生，倒像政府分配学生”。国家教委为增加大学录取的自主权，接着实行了新制度，规定以第一志愿报考某校的学生，其档案可按录取人数的120％一次出库，学校有20％的选择权。从1985年开始，进一步改革，实行“学校录取、招办监督”的方针，有条件的地方，一次出库的考生档案不作限制。老问题解决了，新问题随即产生：挑剩的学生，按第二志愿转给有关学校，往往不受欢迎，有时则碰到第二志愿已录取完毕的情况，使少数高分生失去了被录取的机会。
为避免上面的问题，国家教委又规定，凡不录取的考生档案在48小时内要退回，以保证不耽误下一轮录取；还规定相邻志愿的分数级差最多不能超过20分，即凡第二志愿的考分超过第一志愿20分者，要录取前者。
“零批录取”
现在各地的录取工作一般分三批进行，先是重点院校录取，然后一般本科院校录取，最后专科录取。每批约用三、四天时间。由于时间紧张，有的省市发明了“零批录取”，就是让最著名的、教学质量高的院校赶在第一批录取之前调档，这样未被录取的考生档案仍可及时参加第一批录取，既照顾了学校，又维护了考生的利益。
当然，这还不是录取中最头疼的问题。
最头疼的问题：塞条子
国家教委一位有关负责同志告诉记者，去年一位考生高考总分600多分，超过重点院校录取线近百分，但家长还是不放心，托熟人给招生工作人员写了条子。各地“招生办”的同志都说，每年录取开始，他们接到的条子有半尺高，看都没功夫看，都扔在家里。他们不无忧虑地告诉记者，高考录取本来在社会上是拥有公正、廉洁声誉的，大学生胸前的校徽，真正被看作是货真价实的标记。但现在群众的不信任感在上升。原因是社会上拉关系、走后门的风气较普遍，人们极担心这一块绿洲能否保持得住。
“招生办”的工作人员则抱怨，一些部门，如管水电、煤炭、煤气、粮油、副食、交通的，管办户口、出国手续的，有时提出要求照顾，说一年也就求“招生办”一次……为学校着想，为今后师生的各种利益着想，“招生办”完全不理睬又不行，违法违纪的事又绝对不能干，只好在碰到同等条件的考生时，予以优先考虑，或者在白天录取完毕，大局已定，明天就要公布了，晚上捎个话去：孩子录取了，请放心。也有的地方采取了新办法：
计算机录取
上海市在全国是最早用计算机提档的。市招生办主任熊士贵告诉记者，1988年该市提档已全部改用计算机，考生的姓名、考号、性别、志愿、考分以及家住市区还是郊区等等情况，都编入计算机程序，出库分数线一定，一按键，出库名单从高分到低分就打出来了，一剪子下去，后边的谁也跑不到前边去。这样不仅节省了大量人力，保证材料在流转中不乱，而且大大减少了人工干预。招生办材料组几十个人，每个人都有几个关系户，人工提档，确实有做手脚的机会；现在使用计算机，谁要加一个、减一个人，马上就会被发现了。熊士贵说，为了提高透明度，今年上海市将通过计算机向考生及社会公开录取情况。具体做法是在招生接待处设一台计算机，考生、家长可随时来查询，以避免差错、疏漏，接受大家监督，当然，查询者要适当交点费。据了解，广东省也已用计算机来做录取工作。今年，北京市也将采取这一新方法。
照顾生与保送生
据北京市招生办副主任杜明透露，该市每年按政策招收保送、照顾生约300人左右，是招生数的1.5％。其中照顾生包括少数民族、体育优秀、华侨、港台澳考生、统战人士子女等等。山东大学招生办主任刘绵桂掰着指头数了数照顾对象有12种：烈士子女、省三好学生、地区以上优秀学生干部、贫困山区和湖区海岛考生……这些考生在录取时要按政策降分予以照顾，实践证明，效果是好的。但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据各地“招生办”反映，照顾生标准最难定的是体育优秀生。某市一中学生是踢毽子第一名，要求照顾；某地区一考生是篮球赛前三名球队的队员，到大学后不会跑两步半，一问，才知道那年参赛的篮球队共三个，他的队是第三名，他本人是替补队员。有些学校、地区，每年开运动会时，都动员已获得过名次的学生把新的名次让出来，以便多争取照顾名额。为避免照顾面过宽而出现不公平现象，有的省区如内蒙古自治区“招生办”提出：今后体育优秀生只照顾区一级的重大运动会获奖队员，盟市级运动会取得名次的不再照顾，这一决定受到国家教委的支持。
关于保送生，国家教委规定：保送生推荐不推荐，决定权在中学，大学不能去挖；上什么学校什么专业，决定权在学生，中学、大学不能施加压力；录取与否，决定权在大学；以上三条由“招生办”监督。凡发现提前到中学活动的，要取消其招收保送生的资格。目前，全国有50所大学和学院由国家教委审定可以接受保送生，其名额不能超过当年招生数的3％，师范院校不能超过10％。对德、智、体全优的学生实行保送，对鼓励中学生认真学习、全面发展有好处，也相应地减轻了他们的负担，这一制度将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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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区农民需要狂犬病疫苗
家犬在地偏人稀的山区，素来是农家的好伴侣。本地农村有70％—90％的农户都养有家犬，它在保护家园、抵御野兽方面起着积极作用。但不少家犬带有狂犬病毒，去年10月湖北长阳县津洋口镇出现8条疯狗，咬伤10多条家犬，咬伤大人、小孩20多人。今年4月下旬，这个镇又连续发生多起咬伤人、犬事件。有些地方为预防家犬被疯狗感染伤人，采取一刀切、一律击毙家犬的作法。
其实，要防止被疯狗咬伤感染，只需要注射一种疫苗，现在难就难在买不到这种疫苗。希望有关部门重视家犬的免疫和管理工作，积极搞好疫苗的供应。
如今，畜牧兽医部门普遍实行了承包制，我建议考虑把家犬防疫注射一起承包给畜牧兽医部门。湖北长阳县津洋口镇政府 胡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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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读者反映农业出版物难买 出版社抱怨发行渠道不畅
贵报5月25日第四版内刊登了陕西读者靳瀚恢同志的文章《农业出版物为何这么少？》一文，引起了我们农业出版社同仁的关注，很想就此问题发表一点看法。
目前全国有好几家出版社专门出版农业图书，各省的科技出版社也基本配备有农业编辑室，此外，尚有一些综合出版社也出版部分农村读物。诚然，这与全国几百家出版社相比似乎为数太少，而农业出版物在全国出版物中所占比例也相应显得很少了。但是我们认为，问题不仅在于此，更重要的还是图书征订的渠道不畅通。以我社为例，我社建社31年来，出版过农业、畜牧、兽医、水产、气象等各类农业图书计1万余种，总印数达3.4亿册。就在近几年纸张价格猛涨、工价上调、资金紧缺的情况下，我们也没有急功近利地减少农业图书的出版，仍然坚持每年出版600余种各类农业图书，其中新版书达50％。配合农业部、国家科委等单位的工作，我们还推出了《丰收计划丛书》、《星火计划丛书》、《菜篮子工程丛书》。然而，效果又如何呢？按照规定，我社图书发行的主渠道是通过新华书店向全国进行征订。今年一季度通过北京科技发行所征订41种图书，平均印数为1525册，订数不足千册的达21种，占51％。其中《棉虫识别及防治》720册，《奶牛不孕症》750册，《北方果蔗栽培技术》650册，《杀虫药剂的环境毒理学》770册，《中国稻种资源目录》71册。5月份的一份征订单上，9种书中就有5种订数不足千册，占55％，最低印数470册。各地新华书店除订数外，均不备库存。由此可以看出农业图书印数之低到了何等程度。
群众呼吁买不到书，而我们又愁于出了书卖不出去，费力又赔钱，这就不难看出，主要问题在于通过新华书店发行这个主渠道不畅通，这种流通渠道已不适应当前的需要。至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许多报刊都已多次发表文章，这里不再赘述。我们吁请有关主管部门采取切实措施，改革图书发行，以兴盛农业图书出版业。
农业出版社 孔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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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温暖的后院
——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后勤工作
新华社记者 崔葆章 唐卫彬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在武汉地区30多所高校中，长期以来，并不太显眼。近两年，校园的沉默突然间被打破了：湖北省教委在全省高等院校中推广他们的经验，国家教委派专人前来考察和总结……。
这里究竟发生了些什么？
武汉大学生都说“吃在水院”，周末他们常聚到这里来“打牙祭”
在中国，素有“吃在广州”的谚语。而在武汉地区高校的10万名大学生中，近几年却流传着另外一个说法——“吃在水院”。
春暖花开时节，记者慕名来到这个学院。我们走遍了4个学生食堂的餐厅、厨房、面包房、冷饮部、小卖部、豆腐坊、养猪场，发现每个食堂一日三餐的主食都在10种以上，仅是面条，就有汤面、炒面、打卤面、牛肉面、延边凉面、武汉热干面、兰州拉面和山西刀削面等10来个花样。中、晚餐时，案板上密密麻麻地摆满了高、中、低档各种荤素菜，南北风味，琳琅满目，数一数，竟有50多种。
几位正在吃饭的学生，十分得意地告诉记者：“我们每人每月只花30元左右就能吃到大约50元的伙食，比武汉其它高校便宜20％左右。”炊事员们起早贪黑养猪、磨豆腐、腌咸菜，每年把这些副业生产纯收入的80％补贴了学生伙食，仅1988年统计，6000多名就餐学生平均每人每月就享受到食堂补贴6.8元。所以，在近年来物价大幅度上涨的情况下，水院食堂能够做到荤菜售价略有提高，素菜保持每份1角左右的水平不变。难怪每逢周末和节假日，武汉市许多高校的学生纷纷赶到这里聚餐，打牙祭。
解教授记错钟点误了车。司机急驶27公里，让他在下个站口搭上那班车
电力系教授解广润去北京开会，记错了火车时间，司机徐祖元将他送到武昌站时，火车刚刚开走。这时，徐祖元抄近路急驰27公里，使解教授在下一个火车站汉口搭上了那趟火车。汽车队实行调度和司机昼夜值班制。几年来，汽车队去车站码头接送人，没有误过一次车船。
清晨，年近古稀的老教授做早饭时，发现煤气罐没气了。正在着急，送煤气的铃声在院里响了，老教授赶忙走到窗口向楼下喊道：“同志，请送一罐到502房间！”3分钟后，煤气站工人扛着一满罐煤气爬上五楼，送到老教授厨房里。——几年来，学校煤气站坚持一日三次，风雨无阻地把煤气罐送到教工宿舍，楼层再高，也只收2角钱的劳务费；而且，每罐煤气的成本已由8元逐渐涨到14元，仍然只向职工收费3.3元，仅此一项，后勤部门每年都要向教职工支付煤气补贴8万多元。
一次，学生代表向院领导提意见，说学生公寓的棉被对个子高的同学来说太短了；没过几天，专门去军工厂特制的长棉被就送到了高个学生床上，速度之快出人意外，感动得学生们直说“谢谢”。
1987年院领导与300名师生的对话会上，师生们对后勤工作的发言主要是赞扬，仅有的3条意见都是细微小事；而1984年那次全院教代会时，400条提案和意见中，有2／3都是关于后勤工作的。
后勤部门在改革中由一块冰变成一团火，熔化了与学生的隔膜
4年前，水院拨给后勤部门的行政经费每年都有180—200万元，占全院事业费可分配部分的1／3以上，后勤部门还经常为争经费同教学科研部门闹矛盾；学生们经常为伙食的质次价高与炊事员闹纠纷，甚至几十人一起打群架；“少爷司机”上班打扑克、聊天，连书记、院长要车也没保证；教学和生活设施欠账累累……
1985年开始，水院后勤部门试行“政企分开”，走上了企业化管理的道路，经济效益逐年增加。1988年，后勤部门从学校支取的年行政经费比改革前减少100万元左右，承包单位560多名职工的工资、福利费等不再由学校拨付，并为学校净增收节支300多万元。日益增长的经济效益犹如源头活水，不断增强着学院的经济实力。
由于在后勤改革中，始终坚持了为教学科研和师生员工生活服务的宗旨，坚持了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使“讲理想、比服务、爱集体、赛贡献”在后勤部门形成了新风尚。所以，几年来，当后勤部门把创收节支的绝大部分资金用于学校建设和增添服务项目，而职工个人收入的增长却微乎其微时，不仅没人抱怨、发牢骚，反而争先恐后提高服务水平。
开学了，外地学生和单身教师从家里带来生冷食品，炊事员免费代为加工加热；夏天来了，炊事员自制冰棒、汽水、酸梅汤、冰冻豆浆等冷饮，廉价供给师生；中秋节到了，炊事员们向每个师生员工赠送一份自己精制的月饼；放寒假时，则向每个学生家长写一封慰问信，送两袋点心作为年礼；大雪铺地，行路艰难，领导没下命令，学生没提要求，他们却默默地把学生宿舍通往食堂的道路打扫得干干净净……。
后勤职工的精心服务，仿佛一团团炽热的火焰，融化了他们与师生之间曾经存在的不满和隔膜，代之以崭新的亲切和谐的人际关系。一次，食堂为学生免费加餐时，发现鱼有异味，决定按承包条例扣当事人全月奖金；学生们知道后，自发推选代表找到院党委，请求不要处分炊事员，他们说：“师傅们为我们吃饱吃好，每天起早贪黑，够辛苦的了，偶尔一次鱼不新鲜就处罚，不近人情，我们不同意！”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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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东省新泰市第一实验小学联系学生的实际情况，不断对学生进行理想情操、道德风貌、行为习惯等方面的教育。今年在泰安市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检查评比中，该校荣获第一名。图为该校5年级1班的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在公园打扫卫生。
杨静波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