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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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约法八章倡廉反腐 湖南各级法院强化监督
本报石家庄7月3日电 记者陈国琦报道：“认真整顿党组织，重振党威，就要实打实地反腐败。”这是最近召开的河北省委全委扩大会的一个热门话题。不少与会者当场立下“军令状”：一要管好自己，洁身自好；二要管好家属子女及身边工作人员；三要敢于同各种腐败现象作不懈斗争。
经过反复讨论，从河北实际情况出发，会议提出8条制止和纠正不廉洁行为、杜绝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的规定：县以上领导干部包括离退休干部的配偶和子女，不准个人以任何形式经商办企业，利用领导干部的影响倒买倒卖；党政机关不准购买计划外或计划分配的进口豪华型小汽车，不准长期租用小汽车；党员干部不准在城镇贪占公众款物，乱建私房，不得超标准多占住房；严禁滥发奖金实物；省内党务机关工作往来不搞宴请、不陪餐；领导干部要严格执行“两公开一监督”，不得滥批条子，送人情，开后门；严格禁止送礼行贿买“官”及收礼受贿卖“官”，干部提拔调配由组织人事部门按政策和程序进行；严禁党员、干部婚丧嫁娶收受财礼、用公车迎送，大操大办。
河北省委强调，反腐败要从领导做起，实行严格的责任制，要发动群众，监督举报，对违犯规定者要从严惩处，不姑息，不手软。
本报长沙7月3日电 湖南省各级法院强化监督机制，促进了廉政建设。去年，全省法院干警抵制说情10937人次，拒绝请吃7111人次，拒贿拒礼的现金和实物折款共44万多元。审理的17万多起案件，经省人大常委会组织的执法大检查认定，办理正确或基本正确的在98％以上。
近年来，湖南省各级人民法院，主要采取了5个方面的措施，强化对干警的廉政监督：
张贴廉政公告，法院把上级法院和自身制定的有关廉政的规定，公布于众；聘请干警形象监督员，对法院干警的思想、工作、纪律和作风认真监督；选任纪检联络员，在法院庭、室和人民法庭民主选举一名党员干部担任纪检联络员，随时反映违纪信息；开展案件跟踪调查，对部分办结的重点案件，法院向案件的原告、被告、辩护人、代理人同时发出征求意见函，征求对办案人员执法情况和工作作风的意见；坚持院长接待日，听取人民群众对法院干警的意见和要求。
（吴兴华 胡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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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依法运用国家机器 维护国家利益安全
吴凌
平息反革命暴乱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这次动乱和暴乱对人民群众正常的生活、工作秩序造成很大破坏，使国家利益与安全受到严重损害。然而，我们一些同志却对此漠然处之，有的曾对某些违法犯罪行为表示同情支持，有的至今仍对动乱的性质和平息暴乱的必要性缺乏正确认识，提出为什么对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为什么动用军队制止动乱、平息暴乱等问题。产生上述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同志淡薄了国家利益观念，对这场动乱给我国国家利益造成的严重危害认识不足。
一般地说，国家利益包括国家生存与发展两个基本方面，也就是国家的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这两方面，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国家的生存是一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而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又是国家生存的根本保证。在国内出现动乱危及国家生存的情况下，首要的是恢复和保持社会的稳定，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顺利进行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稳定是当前我国人民的最高利益。
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懂得，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广大劳动人民才摆脱了长期蒙受的民族耻辱和阶级压迫，获得了当家作主的权利，国家的利益才同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真正一致起来。因此，从根本上说，我们维护国家利益就是维护全体人民的利益；对国家利益的损害，就是对人民利益的损害。这场动乱的演化过程及其后果，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那些策划和制造动乱的人，虽然披着“爱国”和“为民请愿”的外衣，实际上，他们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置于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对立面。学潮之初，他们公然抛出“私有制宣言”，为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大造舆论；动乱出现时，他们又到处煽动罢课、罢工、罢市，力图扩大事态；在动乱发展为反革命暴乱时，他们竟叫嚣“拿起武器，推翻政府”，并乞求外国势力对我国施行“国际制裁”。在这种情况下，党和政府如果听任事态的发展，就是对人民利益的背叛。
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安全。它主要包括国家领土、独立、主权不受侵犯，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巩固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主要取决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
目前，国际形势趋于缓和，对我国安全直接的外部军事威胁相对减弱。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国际经济、政治、军事斗争错综复杂，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始终没有停止过。早在五十年代，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就叫嚷，要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今天，国外某些势力正千方百计加紧对我国进行和平渗透，企图把“和平演变”的梦想变为现实。
在国内，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了一股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盲目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这种思潮受到党内个别领导人的长期纵容、鼓励和支持，几年来日益泛滥。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就是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与社会主义为敌的人，利用我们党和政府工作中的某些失误，利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利用某些同志国家安全观念的淡薄，策划和制造出来的。
上述两股反动势力相互勾结、内外呼应，其共同目的就是阴谋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人民民主专政，建立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对我国国家利益与安全是很大的威胁和损害。
在出现如此严重动乱的情况下，我国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动用国家机器制止动乱，控制事态的发展，这本来是合理合法的行为，但在极少数人的煽动下，却遇到了种种非议和阻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人对我国宪法中关于国家机器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的职能缺乏应有的了解。
大家知道，国家是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统治的强力组织。任何一个主权国家，为了维护阶级统治和国家的利益与安全，都需要拥有一整套国家机器，包括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强制机构。军队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抵御外来侵略和镇压国内敌对势力颠覆破坏活动的双重职能。许多国家的宪法和有关法律，对军队维护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的职能，都作出了明确规定。
以“民主自由橱窗”自诩的美国，多次动用军队和武装警察，强行处置国内学潮及各种骚乱的实例，对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本质和职能作了最好的注释。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四日，美国首都华盛顿爆发了约有二十万人参加的反越战示威游行。五月一日，美国政府即出动大批警察、国民卫队和正规陆军部队进行镇压，当天便有七千二百人被捕。这说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从来都是充分履行其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功能的。
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国国家机器的对内职能与剥削阶级国家有本质区别，其中之一是打击极少数敌对分子，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建国四十年来，我国政府代表人民运用这种职能，打击了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的破坏活动，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得以不断进行和发展。这次北京及一些地区的动乱和发生在首都的暴乱，对我国国家利益与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国政府按照宪法规定的职权，决定对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人民解放军履行宪法赋予的保卫祖国、保卫人民和平劳动的神圣职责，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了反革命暴乱。这种对国家机器对内职能的运用，是完全合法的，十分必要的。
近两个月的政治风波使我们感到，要从根本上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与安全，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当前急需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取得共识：
（一）全面认识国家机器的职能，支持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当社会出现危及国家利益和安全的严重动乱时，无论是政府还是普通公民，都应自觉履行宪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用宪法和法律作为我们思想和行动的准绳。所有公民对政府依照法律程序动用国家机器控制局势的措施，应予理解和支持。而那些对政府或军队的合法行为进行干扰和阻挠的做法，则是极其错误的。我们要坚定不移地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法律为武器同极少数与社会主义为敌的人进行有效斗争。对那些藐视法律的犯罪行为，应依法严惩。对于不明真相而有过某些错误言行的青年学生和其他群众，要帮助他们总结教训，提高认识。
（二）加强法制建设，强化执法机制。这次事件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是我们大家都不愿看到的。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同我国法律不够完备、执法手段不够有力和处理这类事件缺乏经验也有很大关系。这就启示我们，对社会动乱，小不止则乱大局。有效地制止动乱，不仅要靠党和政府及时正确的引导和处置，靠人民群众的自觉抵制，而且要靠有关法律的完善和执法机制的健全。比如，紧急状态法、游行示威法、戒严法、结社法等以及相应的法律程序，都应抓紧制定。同时，在有法可依的基础上，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完善应付各种复杂局面的执法手段。这些措施是我们向现代化文明国家迈进的重要步骤。
（三）增强国家利益意识，树立国家安全观念。维护国家利益与安全是国家机器的重要职能。但这绝不只是政府和军队等职能部门的事，也是全体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作为一个真心实意的爱国公民，无论爱国热情也好，无论忧国忧民之心也好，都不应当是抽象空洞的，而应是十分具体的，其一言一行必须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为前提。否则，就可能为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而走向自己愿望的反面。在今后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威胁我国国家利益和安全的国际国内因素仍将存在。全体公民必须进一步增强国家利益意识，确立国家安全观念，用实际行动维护我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四）加强综合治理，消除社会动乱隐患。事实已经证明，一场社会动乱的出现，既要经过一定时间的酝酿，又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总结这次动乱的教训，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一项长期任务，是消除社会动乱、保持社会稳定的关键。在这个基础上，还要重视抓好综合治理。诸如，加强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重视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拓宽民主渠道，克服腐败现象，严惩各种违法乱纪行为等。只有通过多种渠道和手段，增加社会稳定因素，消除社会动乱的隐患，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使我们的国家经得起任何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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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桂兰拒诱惑不“走穴”
新华社太原7月3日电 （记者惠金义、通讯员胡有恒）山西省晋剧院共产党员、表演艺术家田桂兰，不受“走穴”之风的诱惑，近几年一心一意在剧团演出，并为地方义务培养人才。
田桂兰是山西省著名的晋剧演员，在艺术表演上有很高的造诣，曾获得全国第四届“梅花奖”。
1986年10月，田桂兰应邀赴香港演出，一场《打神告庙》45分钟，观众鼓掌20多次。某艺院老板悄悄找到田桂兰说：“女士表演艺术功力不凡，留我艺院定成百万富翁，欢迎女士全家来港。”田桂兰毫不犹豫地谢绝了。
田桂兰多次拒绝了劝她离团外出搭班子挣大钱的聘请。
有一次，内蒙古某剧团派人拿着万元现款登门拜访田桂兰，来人劝桂兰说：“你到我团每参加一场演出我团付你200元，这样算，一年你就能拿5万元，赛过国家20年付你的工资和补助。”但又被她拒绝了。
近几年，田桂兰和剧团其他同志一起深入山区农村为观众登台演出1000多场。
她还坚持台下义务传艺，为13个剧种传帮带了近百名青年骨干演员，其中有14名成了名演员。1983年夏天，田桂兰随团到晋西北山区神池县革命老区演出，发现小剧种神池县道情剧团表演艺术人才奇缺，她打破门户之见，主动给道情演员传艺。
几年来，她把她的手、眼、身、发、步以及梢子功、手帕功、水袖功、蚊帚功、扇子功等表演艺术无私地传教给了小旦演员黄凤兰。现在，黄凤兰已名扬晋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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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亚运会集资三原则不变
目前已集资3.7亿元
新华社北京7月3日电 （记者李莉）第十一届亚运会组委会集资部长王志良在同新华社记者谈到使用集资收入的原则时说，“所有集资收入首先保证亚运会工程的需要，然后，按照亚运会筹办工作的进度，贴补一部分开办费”。
他说，到今年6月底，已集资3.7亿元人民币。每一笔集资收入在接收和管理上都是严格的，在使用上则更严格。
王志良在介绍了集资部为管好、用好集资收入所制定的一系列规章制度后说，“请海内外各界关心亚运会的朋友们放心，我们绝不会乱花集资的一分钱。因为我们深知这些钱包含着海内外同胞的爱国之情和亚洲以及世界各国人民对亚运会的关心、对中国的信任。”
在谈到今后的集资工作时，王志良说，中国政府已经宣布改革开放政策绝不改变，组委会也已郑重宣布第十一届亚运会如期召开不变，我在这里也想宣布集资工作的“三不变”原则，即集资方法、政策、目标不变；已签订的协议、合同不变；互惠互利、平等协商、真诚合作的原则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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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遗传指纹鉴定成功用于刑侦
新华社北京7月3日电（记者陈新）公安部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的一项研究表明，我国已成功地将遗传指纹鉴定术应用于凶杀、强奸等具体案件的侦破与审理。
遗传指纹即指人类基本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世界上50多亿人中，除同卵多胞胎外，没有人相同。根据这个原理，对凶杀或强奸案只要将现场采集的血斑或精斑与嫌疑犯的血样，通过抽提脱氧核糖核酸进行处理比较，就能做出准确的结论。
据介绍，运用这种技术不能确认罪犯的只有数百亿分之一，而目前常规的血型比较等方法均缺乏高度特异性，通常有5％左右无法确认罪犯。
中国法医学会理事长李伯龄认为，这个研究成果是中国刑事侦察技术上的重大突破。
据介绍，除了凶杀、强奸案外，这种鉴定方法还能对民事案件中的亲子认定作出判断。
迄今为止，有关方面采用这种方法为各地送来的十几个疑难案件进行了鉴定，都得到了准确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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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判处盗珍贵文物二犯死刑
本报沈阳7月3日电 记者段心强报道：今天，沈阳中级人民法院判处盗窃国家馆藏珍贵文物的刘杰飞、张福林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刘杰飞是黑龙江省佳木斯人，1981年因偷开摩托车被拘留15天，1984年11月因盗窃被捕；张福林是河北省昌黎县人，1987年因盗窃被拘留。1989年4月9日21点，刘、张2犯携带作案工具，窜到辽宁大学院里，从2楼文物保管室陈列柜里盗出文物70件，其中有珍贵的铜兽盖鸱鸮?、龙纹觥、铜素面爵、女神像、玉剑、玉鱼等文物，在上海、北京非法销售。
这些文物中，属国家一级文物1件、二级文物2件、三级文物42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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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五名党员违法乱纪被查处
本报贵阳7月3日电 记者胡跃平报道：贵阳市纪委今天公布了5名党员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的大案。
贵阳市蔬菜办公室生产科长何继鹏，在任基建小组副组长期间，三次收包工头韦向华的工程回扣费4000元，并伙同基建会计施惠民，以许诺工程为诱饵，两次索取包工头孙鲁华的1万元。何继鹏最近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并已被移交司法机关审理查处。
原贵阳市搬运公司党委副书记卢家达，与人合伙伪造茅台酒33箱，市纪委最近批准开除其党籍。受市纪委查处的还有：贵阳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缪进群、市二房建开发公司陈焕云和贵阳啤酒厂宗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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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定思痛：我们一直被谣言牵着鼻子走
——一位参加学潮的青年教师的来信
我们一直是被一些幕后策划者有意制造的种种谣言牵着鼻子走的。每到关键时刻，就会出现最能调动同学情绪的谣言，使同学们除了按照幕后策划者希望的方向走下去之外，别无其他选择，而且认为是完全自愿的，这正是我们的可悲之处。
我们在狂热的情绪中放弃了理智的思考，只相信自己的愿望和感觉，自觉不自觉地被人引向歧途。为此，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我是一名青年教师。从4月中旬学潮开始以来，一直置身其中。现在回想起来，如同作了一场噩梦。对于学潮以至动乱中出现的很多问题，特别是对一些广为流传的谣言，由于经常处在狂热的情绪之中，从未做过冷静、理智的思考。现在，当我跳出个人情绪的小圈子，当我对事情的内幕有了更多的了解，当我重新回到现实之中的时候，以前很多不明白的事情就变得清晰起来了，特别是对谣言的作用看得更清楚了。我必须承认，我们一直是被一些幕后策划者有意制造的种种谣言牵着鼻子走的。这两个月的曲曲折折，风风波波，每到关键的时候，就会出现最能调动同学情绪的谣言，使同学们除了按照幕后策划者希望的方向走下去以外，别无其他选择，而且认为是完全自愿的，这正是我们的可悲之处。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了解到这些情况，看清那些幕后策划者的阴谋。
4月15日胡耀邦同志刚一去世，就有人故意把胡耀邦同志渲染成一个民主自由的斗士，并说他是被活活气死的，有的还说他是被毒死的，说得活灵活现，如同亲眼目睹。其实，我们对胡耀邦同志了解并不多。经过那些大字报和谣言的强烈渲染，我们对耀邦同志的好感和惋惜便立刻上升为一种悲愤。很快又忘掉了耀邦，参加到所谓的“民主自由运动”之中。糊里糊涂地搭上了一列只有驾车人才知道目的地的危险的火车，所以，学潮在一开始就是有些人利用谣言动员群众的必然结果。
4月20日，在学校中盛传发生了所谓的“四·二○”血案，说师大一女同学被警车轧死了，说在新华门前血流遍地，还说有的同学的眼珠被警察打出来了，而且都是目击者亲眼所见，我们不能不信。于是我们被激怒了，再次走进了4月21日晚的游行队伍之中。后来，我才慢慢地明白过来，之所以出现两次冲击新华门的事件，就是有人想借此制造流血冲突，然后以鲜血去动员群众，以达到他们操纵群众的目的。
4月22日上午，我们在天安门广场静坐，又有人说李鹏总理已答应在12：45出来见我们。我们满怀希望，谁知这又是一个骗局，有人制造这个骗局来伤害同学的自尊心，破坏同学对政府的信任，直接导致了4月24日以后的罢课。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我们当时并没有仔细阅读这篇社论，到处都在传说中央已经把学生定为动乱分子，要逐个算帐，于是我们参加了4月27日的游行，想证明我们不是在搞动乱。可事实的发展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后来的事态被4月26日的社论不幸而言中。
在这个时候，非法组织“高自联”宣布成立，动乱的幕后策划者有了前台总指挥。到此，大量的谣言从这里炮制并抛出，成了他们煽动学生和政府的对立情绪，进一步引导动乱达到他们政治目的的重要手段。
4月下旬和5月上旬，到处都在宣传所谓政府没有对话诚意的谣言，说是4月29日对话的同学中没有“高自联”的人，那天的对话是经过事先排演的等等。事实上，吾尔开希接到了参加对话会的邀请，到了全国学联又拒绝出席对话会，却向门口的外国记者发表谈话，说政府不让他参加。当时我和我周围的人都相信这是真的，因此对政府非常不满。“高自联”还通过所谓对话代表团提出了苛刻的、毫无妥协余地的、最后通牒式的对话条件，这些条件是在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不能接受的。于是，“高自联”到处宣传政府拒绝对话，并说和平请愿的方式已不能逼政府就范，只有通过更激烈的绝食方式，才能达到目的。于是，一些同学相信了这些谎言，走进了绝食的队伍。
绝食开始时，并没有很多人参加，但“高自联”说只举行36小时的有限绝食，可只要一参加进去，就谁也不能再退出来了。在绝食期间，“高自联”破坏了广场的播音设施，自己架设了广播站。又设立数道纠察线使我们与外界隔绝。这样，我们在广场上除了收听“高自联”的广播再无其他消息来源。“高自联”的广播连篇累牍地散布各种谣言，什么十二君子与同学一起绝食，什么已有同学饿死，什么已有6个同学成为植物人，什么1000万人声援。他们还成立了一个宣传组，专门编写各种声援的稿件，使得我们的情绪总处在亢奋之中。有的人想退出来，也受到了人身威胁。这样，很多同学沉迷于各种谣言之中，又迫于各种威胁的压力下，只能在广场上苦苦支撑着。
5月19日晚，我们在广场上得到了所谓的《人民日报》号外，号召群众罢工罢市。“高自联”又公布了军队的番号、进城的路线，说军队要镇压学生，因此我们听从了“高自联”的指挥，都去堵军车。“高自联”又突然在19日晚宣布停止绝食，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也是“高自联”在事先知道政府要戒严的情况下故意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给人们造成政府戒严没有必要的印象，极力煽动人们去反抗政府，促使事态不断恶化。
从5月20日开始，连续几天晚上我们都听到部队要进入广场的谣言。“高自联”天天晚上到各校造谣，鼓动学生都到广场去。同时，他们又在广场上不断制造紧张空气，又是发竹竿来打空降兵，又是放风筝挡飞机，又是发毛巾防催泪弹，折腾得不亦乐乎，不断刺激着我们的神经，使我们无法离去。而且我们还听到各种“绝对可靠”的消息，说邓颖超已退党，说首钢、武钢工人已罢工，说外交部等30个部委已宣布脱离“伪政府”，说上海市已宣布独立等等。我们还听到“高自联”在号召人们推翻现政府，他们宣称已得到确切消息，说新政府已成立，赵紫阳代理军委主席，李鹏、杨尚昆已下台，号召人们去争取这场斗争的胜利。可以说，戒严以后，广场上的人心都是靠“高自联”的谣言维系的。
6月2日，在木樨地发生了一起车祸，我们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是听“高自联”说不幸遇难的三位市民都是民主战士，他们事先知道了部队进城的意图，为了延缓部队进城时间，拦军车而被撞死的。6月3日，“高自联”大肆进行反革命煽动，极力挑动人们对政府的仇恨，鼓动不明真相的人堵截军车，袭击部队，我还听到广场的广播中教人们如何制造和使用燃烧瓶，可以说他们的活动对于暴乱的发生起了极大的煽动作用。
在部队镇压了反革命暴乱之后，又有人造谣“血洗了天安门广场”，说广场上死了3000多人，说亲眼看见坦克车轧死13个清华的学生，说崔国政烈士是因为开枪打死三个老太太才被害的。后来又谣传邓小平同志已去世，部队之间发生了火并等，极力制造人民与政府的对抗情绪，而且到全国各地到处煽动，企图通过谣言使全国陷于混乱之中。
这两个多月来，对我们来说教训太深刻了。我们一直相信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当前唯一现实的选择。我们只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行动促进党和政府更好地克服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可是，包括“高自联”在内的那些幕后策划者与我们想的完全是两回事，他们喊的是动听的口号，举的是动人的旗帜，干的却是颠覆政府的勾当，其主要手段就是通过无耻的谣言，充分调动着人们的情绪，而我们则在这种狂热的情绪中放弃了理智的思考，只相信自己的愿望和感觉，自觉不自觉地被人引向歧路，而且当时还不自知，这是多么可悲。为此，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种代价将会不断地提醒我们这一代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要盲从于动听的口号，在任何时候，都要保留用自己的头脑去判断是非的权利。
一青年教师
（原载6月30日《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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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闻摄影比赛
山西忻州市劳动局职工亮牌办公，公开办事程序，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加强了自身建设。
智勇才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