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非法出卖书号厂标演出证
“文化官倒”捞钱有术
万民痛恨的“官倒”现象，不仅经济界有，文化界也有，卖书号、厂标、演出证等，便是其中几例。
在许多学术著作求告无门，难以问世的同时，一些低级、庸俗的出版物却能在遍布城乡的书摊上粉墨登场。它们堂而皇之地冠有国家正式出版社出版的字样，责编、校对、书号等样样齐全，绝不属于“非法书刊”之列。据知情者介绍，这类出版物中，有的从组稿、编辑到出版、发行均由与此行当无干系的个体商操持，出版社无需染指，便能坐收渔利。其奥妙在于买卖书号。一名腰缠数十万贯的个体书摊主对记者说：“卖书一天才赚几文，搞个书号出本书，闹好了就捞几十方（万）。”
买卖书号已成了公开的秘密。
买卖成风的现象不仅出版界有，就像顾客进商店买商品一样，只要肯花钱，还可买到电影制片厂的厂标，电视剧的拍摄指标，音像带的盒号，营业性演出证等等，只是这种买卖通常不明码标价，主顾双方心照不宣。
按有关规定，只有中央所属的16家电影制片厂有权拍摄故事片，如果地方厂家想要拍，就得忍痛向其中的某一家交出几十万元，这样便可打上某某大厂拍摄或与某某大厂合拍的字幕，并得以送交有关部门审查通过。
至于演出证的价格，得看演出团体的档次和用证时间，有的千把元，有的百把元，随行就市没个准。据了解，买一个戏曲录音带的盒号一般为1000—2000元，音乐带为4000元左右，歌曲带为5000—8000元，歌曲带中以通俗歌曲价最高。
（7月16日《中国文化报》潜元兹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唱支山歌给党听》创作始末
《唱支山歌给党听》是一首矿工诗，雷锋曾把它抄在日记里，作为不忘旧社会的苦难，牢记党的恩情，鞭策自己奋勇前进的座右铭。1963年，雷锋不幸因公牺牲，同年，上海音乐家朱践耳从《雷锋日记》中发现这首诗，便为它谱成曲，很快在全国流传开来，成为亿万人民喜爱的歌。
这首民歌，是在1958年春由姚晓舟创作的，当时他在陕西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工作。在一次矿工今昔对比座谈会上，他听到一个矿工唱出：“最亮的是天上的太阳，最亲的是自己的爹娘；太阳亮照不到咱井下，爹娘亲免不了挨打骂。矿是家，党是妈；旧社会我受尽苦和难，党来了我才笑哈哈。”这使年轻的姚晓舟深受感动。因此，他立即把它改写成一首民歌。初稿出来后，其中有“旧社会我们受苦难，母亲只会泪淋淋”，念起来既不顺口，含意又不明确，他把歌词拿到矿工中去征求意见。有个老矿工建议改成“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姚晓舟听后，深受启迪。于是，就采用了老矿工的意见，将稿子作了修改，并题名为《唱支山歌给党听》，唱出了亿万人民的心声。作品最初发表在1960年《陕西文艺》上，署名蕉萍。1962年此作品被春风文艺出版社收入《新民歌三百首》。1964年朱践耳写信给蕉萍所在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党委书记，请他将信转交给蕉萍，可是党委书记也不知道蕉萍是谁，便召开大会寻找。几经周折，那封信才转到姚晓舟的手里。于是，从1964年起，《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曲才注上了作者的真名实姓。
（7月16日《农民日报》黄飞英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中国钱币之最
使用时间最长的钱 五铢钱诞生于汉武帝元狩5年（公元前118年），历经西汉、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等，共739年，因此称该钱为“长寿钱”。该钱在形制重量等方面首开标准化之首，每枚钱重4克左右，并为后来钱币沿用，比亚细亚钱币标准制早近200年。
最早的铁钱 最早的铁钱人们都从“公孙述所说”。其实，最早的铁钱比公孙述早100年左右，据《文物》、《考古学报》介绍1956年衡阳曾出土西汉四铢半两多达320枚，1960年湖南长沙西汉墓也出土33枚铁半两钱。这些文物的出土完全否定公孙述最早铸造铁钱的说法。说明铁钱的铸造至少在西汉中期已经出现。
最轻的钱 所谓鹅眼钱，即言钱型较小如鹅眼，流行于刘宋时期，当时人们称该钱：1000钱长不到一寸，“入水不沉、随手破碎”。这些劣钱，“10万钱不盈一掬”，充分反映了当时混乱局面，可称之钱币中最轻的一种吧。
（7月18日《华声报》王艾甫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故宫的建筑思想
故宫是博大的，它首先是一个举行礼仪的场所。
故宫的建筑设计，很少考虑现代建筑中诸如实用效果、广场绿化、曲线变化等，一切为了使礼仪达到最佳效果。故宫刻意制造了在空间对比变换中产生的意境——崇高感。进入大明门，是狭长的千步廊空间，之后，出现一处横向展开的广场，迎面矗立着高大的天安门城楼，对比效果极强。天安门前汉白玉金水河桥和华表、石狮等，鲜明地衬出暗红色的门楼基座，形成第一个让人折服的高潮。进入天安门，过端门，呈现一个纵深而封闭的空间，尽端是雄伟宽大的午门高墙以形成控制、俯视的封闭的空间，有极强的肃杀压抑气氛，构成第二个高潮。经太和门入太和殿前广场，顿感威武壮丽，正前方巍峨崇高、凌驾一切的太和殿，形成第三个高潮。在这肃穆的、高潮迭起的氛围中，谁敢对皇帝心怀二意？
故宫宽阔的广场，高大的三出阶白玉须弥座托起的三大殿，它的设计使它完全进入特定的状态。它的建构深刻地领悟了礼仪文明的精髓，领悟了我们自身文化的纲领与核心，既表现了中国人非凡的智慧，也体现了对天子无条件的顺从。
（7月19日《中国旅游报》漱春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闽南民间哭嫁
闽南民间的少女出嫁时要长哭当笑，并唱“哭嫁歌”。
原来，旧时姑娘的婚事大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决定的。姑娘对夫君的容貌、为人、家况一无所知，不免担心流泪。所以在封建买卖婚姻的桎梏中，姑娘的婚事不如意，
“哭嫁”发自心声也是人之常情。于是哭嫁成为妇女发泄内心感情的独特表达形式，相沿成习，演化成有一定调式和韵律的哭调。此外少女每当哭到不愿嫁时，自然要通过哭嫁歌把媒婆骂个狗血喷头。借一曲悲歌，抒发离别亲人的痛苦心情，内容有“哭父母”、“哭兄弟姐妹”……每当听到这种惜别父母、家庭的伤感哭词，为母的往往要唱《劝嫁歌》慰藉：“阿奶阿奶我不嫁，金囡命囡你应嫁，苦工饲你大，红包钱银要来娶，新枕头，无油九（油垢），新蚊帐，无蚊吼，新被无胶蚤（跳蚤），新桌柜，拖着啦啦走。”如此者，母女、姐妹、姑嫂轮番而哭，你哭我泣，满堂大哭起来，是谓“满堂哭”。至于哭得果真伤悲，泪中可含喜悦，还需慢慢回味。久而久之，闽南人把是否会哭嫁，竟作为衡量女子才智和贤德的标准。
闽南乡间至今仍遗存着古老的“哭嫁”奇俗。
（7月18日《农民日报》林长华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京剧世家
北京京剧三团曾演出《真假美猴王》，饰演孙悟空的张善元，其父张翼鹏，祖父张英杰（盖叫天），是三代美猴王。北京京剧院的梅葆玥和梅葆玖是已故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的女儿和儿子，姐姐工须生，弟弟工青衣。更有趣的是，梅葆玖的父亲梅兰芳，祖父梅竹芳，曾祖父梅巧玲，是四世青衣。北京京剧院的杨少春，其祖父杨隆寿，也是四世武生。中国京剧院的茹元俊，其父茹富兰，祖父茹锡九，曾祖父茹莱卿也是四世武生，还有北京京剧院谭元寿，其父谭富英，祖父谭小培，曾祖父谭鑫培，加上其子谭孝曾，是五世老生。
（七月十四日《广州日报》孙友益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梦多寿命长
人为什么要做梦？不做梦会有什么反应？科学家做了很多剥夺人的梦的实验，即当睡眠者一出现做梦的脑电波时，就立即被唤醒，如此反复进行。结果发现，对梦的剥夺，会导致人体一系列生理异常，如脉搏、血压、体温以及皮肤电反应均增加，植物神经系统机能有所减弱。同时，还会引起人的心理一系列不良反应，如紧张、焦虑、易怒、记忆障碍、出现幻觉、定向障碍等。显然，做梦已成为人体的一种正常的必不可少的生理过程。正常的梦境活动，成为保证肌体正常生命活动的重要因素之一。
日本山梨大学研究人员发现人脑中存在着两类相反的催眠肽，一类催无梦睡眠，另一类催有梦睡眠。他们成功地分离出催有梦眠肽，将它施于动物，使其睡眠的有梦期延长，结果实验动物的平均寿命大大提高。 （7月16日《中国体育报》泰生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植物的“爱”和“恨”
科学家们发现，在自然界中，植物亦有“爱”和“恨”。
科学家经过实验证明：洋葱和胡萝卜是好朋友，它们发出的气味可驱逐相互的害虫。大豆喜欢与蓖麻相处，蓖麻散发的气味使危害大豆的金龟子望而生畏。葡萄园里种上紫罗兰，彼此能“友好共存”，结出的葡萄香味更浓。
有些植物间也有“血海深仇”，彼此“水火不相容”。卷心菜和芥菜是一对仇敌，相处后两败俱伤。水仙和铃兰休想为邻，长在一起会“同归于尽”。白花草木樨与小麦、玉米、向日葵共同生活，会使小麦等作物一无所获。黄瓜和蕃茄、荞麦和玉米、高粱和芝麻等都是冤家对头。植物的“爱”和“恨”，也就是植物的相生和相克，这是一门新兴科学——生物化学群落学。
（7月12日《生活环境报》竹子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世界上第一根火柴
查理·索某天奉老师之命做一个简单的实验，当他把氯酸钾与硫磺调和在一起用山锤子敲打时，他听见了一声很响的爆炸声。查理随即大胆设想，并独自进行实验，1831年，他以浸透硫磺的小木条在磷上磨擦做成了能闪出火花的第一根火柴。
1852年，约翰·勒侬斯特伦姆在瑞典延切宾希进一步改进了当时的火柴，以赤磷代替黄磷制成了世界上第一根“安全火柴”，自此，大规模作商业性生产的火柴开始面世。
（7月14日《南方周末》）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乌龟本有好名声
乌龟，现代成了骂人话，名声相当不佳。但是，从古时到唐代，或许还要更晚一点时候，乌龟在人们概念中是吉祥的东西，它有着好名声。一是乌龟长寿，寿命可达百岁以上；二是古代以龟壳为货币，龟是财宝的象征；三是龟壳是占卜的工具，又是记载文字的工具，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必需品。因为这些缘故，古代人视龟为宝。
古人不但不避“龟”字，且乐意用“龟”字，用“龟”的形象。古代以龟为高贵。汉代丞相、列侯、将军等所用的金印、印钮都是龟形；俸禄二千石以上的大官，所用银印、印钮也是龟形。唐代规定，五品以上的大官，墓前的石碑可用龟砆，就是龟驮石碑，五品以下的官，墓前石碑的碑基，不能刻成龟形。
大约在元朝时候开始的。当时有人把纵妻行淫者比作“缩头龟”，一下子坏了乌龟的高贵而神圣的形象。
（7月19日《中国广播报》建勤摘）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电话机上的“＃”与“＊”
当你打通电话时，要同电话机旁的人谈及与受话人无关的事情时，你只须按下“＊”键，即可与对方暂时“切”断通话，当你重新与对方通话时，手指离开“＊”键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是“＃”键。当你拿起电话按齐对方电话号码后，听到占线忙音时，你可以放下电话等一阵，把“＃”键一按一放，见到那指示灯眨几下，表明已自动为你接通所需要的电话号码。如果拿起听筒还是“忙音”，可再等一阵，重新按一下“＃”键，直至接通。
（7月14日《中国电子报》）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与大狼同住一坑”堪忧
目前，书报上错误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某报把“河南洛阳市”错成“湖南洛阳市”，将“九江第四棉纺厂”写作“九江茅四棉纺厂”。更有甚者，广州新世纪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书中，竟能把“二次世界大战”错成“三次世界大战”，“邮购新娘”错成“邮购亲娘”，因错误太多，以致书还没有出版，就被送去化浆了。
不用说，一些错误给人们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闹出了许多令人酸楚的笑话，据传，当年蒋、冯、阎大战，由于冯玉祥将军部下一个人把河南的两个县名——沁阳和泌阳（两者相距几百里）弄错，以致损兵折将，吃了败仗；为此，冯将军特别生气，还处决了一位高级军官。
记得在五六十年代，我们经常可以从报刊上看到叶圣陶、吕叔湘等诸先生谈书报上错别字及病句的文章。近几年，书报上的错别字大量出现，而另一方面，谈论这些错别字的文章却又特别稀少。这种状况，似乎大家都习以为常，不足为怪了。
“四人帮”统治时期，曾经传说，有位知青给家里写信，说他在乡下与“大狼（娘）”住在一个“坑（炕）”里；把父亲由干校上调写成“上吊”，闹了一场虚惊。谁敢说我们现在这样，不是在培养白字先生呢。
（7月15日《新闻出版报》）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虚发 （1989年7月18日《团结报》文达林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