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专页)
专栏：教育与培训
治国以教育为本
——战后迅速发展的民主德国教育事业
胡锡进
目前，民主德国约有5900所十年制普通学校，所有适龄儿童都在学校上学。十年制学校毕业后，25％的学生升入大学继续深造，其余的人几乎全部继续接受一个时期的免费职业教育。民德历来重视教育投资，1971年以来，全国新建52000幢教学楼、学生宿舍和2400座学生体育馆。
不断发展的教育事业为民德经济的稳步增长提供了后劲。多年来，除个别年份，民德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了4％—4.5％的良好势头。
加强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是民德基础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鉴于德意志民族所经历的极不寻常的过去和战后民德在国际政治中所处的特殊地位，民德十分重视帮助青年学生建立正确的历史观。政府的做法是：首先，从老师、家长的思想和社会舆论抓起。多年来，民德政府不断开展反纳粹主义的运动，为学生思想的健康成长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外部环境。此外，当局和学校设立了历史陈列室、历史展览中心和博物馆。学生在这里可以自由地活动，使用展品，甚至可以在这里上课，从而认识并熟悉整个德意志民族荣辱交织的过去。在这里，老师们引导学生开展热烈的政治讨论，帮助他们认识历史与现实政治的联系，培养他们的政治责任感。
在加强对学生进行历史教育的同时，民德也注重通过劳动教育培养学生的共产主义思想。早在1959年，劳动教育就被写入当时尚不完善的十年制学校的教学大纲，并逐步成为普通基础教育的传统。在民主德国，普通基础教育就是综合技术教育。目前，每年约有77万名中学生在近5000个工厂和劳动工地上接受综合技术教育，另外还有150万名学生在各种校内劳动小组和红领巾活动站参加劳动。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50周年，也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40周年。在这政治风云变幻的半个世纪里，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民主国家在法西斯帝国的废墟上崛起。曾经深受纳粹思想毒害的人们和他们的后代能够成为共产主义的信仰者，无疑，教育起了关键的作用。
战后民德教育事业的发展经历了一番艰辛。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不久，德国苏占区的民主政权迅速做出恢复基础教育的决定。当时，民主政权所面临的教育形势十分严峻：25％的校舍被彻底摧毁，其它大部分校舍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40％的农村学校只有一名教师，不同年龄的学生被迫在一个班级里上课。民主政权通过各种形式的短期集训，在劳动群众中培养出一批具有民主思想的临时教师。由于没有新教材，法西斯教材又不能用，民主政权选择了一些魏玛共和国时期的较为开明、进步的教材作临时替代课本。就这样，一切都是临时的，德国苏占区的民主教育开始了艰难的启程。
在随后的几年里，民主政权加紧修复校舍，编印教材，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到1945年底，出版界赶印出400万册宣扬民主思想的新教材。很快有4万名劳动群众经过培训加入民主教师的队伍，师资紧张的局面逐步得到缓解。到1949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时，绝大多数中、小学生用上了新教材。1951年，民主德国成立了第一批十年制学校，科学的、细致的分科教学开始进入这些学校的教学大纲，外语成为这些学校的必设课程。
1959年，民主德国制定了发展社会主义基础教育的法律，规定了十年制综合技术教育为全民义务教育。1965年，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全国建立起统一的普通基础教育体系，并一直延用至今。（附图片）
图为民主德国国民教育部长玛戈特昂纳克在一所学校里仔细观看学生学习操作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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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用心灵去领略
——比利时实验盲人“赏”画
盲人们也可以“欣赏”绘画作品了，这是最近在比利时出现的一件新鲜事。
不久前，布鲁塞尔的一座小画廊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画展，参展的是比利时一些著名现代画家的八十多幅作品，每幅作品都有两件，一件原作，一件复制品。原作像往常一样挂在墙上，复制品则平放在桌上，专供盲人们“欣赏”。
复制品和原作十分相似，只有贴近去看，才能发现复制品的画面凸凹不平，盲人们可以通过用手触摸而“欣赏”作品。画展的主办人戴克宁科夫妇说，让盲人们来“欣赏”艺术作品，这在世界上还是第一次。他们认为，盲人们被排除在艺术欣赏的大门之外是毫无理由的，“欣赏艺术品是所有人的权利，而不只是某一部分人的特权。”
在一幅作品的上方，人们可以看到法国作家德·圣依科斯伯利的语录：“只有用你的心灵才能真正领略。肉眼是看不见精华所在的。”
戴克宁科先生是布鲁塞尔一所大学的教授，热衷于残疾人教育事业。为了办好这个画展，他费尽心机找到了一种特殊的涂有树脂的双层复印纸。这种纸加热后，复印的画面或线条就会凸出。戴克宁科夫妇用这种方法制成了复制品。
盲人们对展览的反应是复杂的。“要理解艺术家们想说些什么是困难的。比方说这一幅画，就叫我怎么也捉摸不透。”自小失明的比尔纳德一边说，一边慢慢用手触摸着一幅画面是一套复杂的圆圈和阴影的现代派作品。
另一位盲人万兹格特对画着家喻户晓的卡通人物丁丁及其爱狗的作品很感兴趣。她说：“我听到的有关他们的故事太多了，过去也常常想象他们两个的模样，直到今天才心中有数。这是一次真正的发现。”
这次展出的作品既有反映人们日常生活、城市建筑和田园风光的线条简单的速写，也有一些由几何体组成画面的现代派作品。戴克宁科夫人说：“很难说我们是不是过高估计了盲人们通过感觉认识事物的能力。这只是一次从技术上探索可能性的实验。”
丁刚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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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啊，丁丁，终于见到你了！ 朱根华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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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世纪诗人”——纪廉
本报记者 郭伟成
7月16日，尼古拉斯·纪廉走完了87年漫长的人生之途。他在自己并不总是充满诗意的生命中，为祖国、为拉丁美洲及西班牙语世界写下了不朽的诗篇。他由于写下古巴革命的史诗被命名为古巴“国家诗人”；更由于丰富了西班牙语的诗歌创作，而被公认为本世纪西班牙语世界最重要的诗人之一。
1902年，纪廉诞生在古巴的卡玛奎伊。由于他是穆拉托（黑白混血种人），因而从小便与黑人、穆拉托人一起受到不公正的歧视。古巴只是在纪廉诞生后的几年里才刚刚废除奴隶制的。纪廉童年丧父，很早就与5位兄弟一起工作、谋生，并且全靠自己勤工俭学，考进了哈瓦那大学法律系。然而，仅仅一年之后，纪廉就不得不在社会的歧视下中途辍学回乡。
开初，纪廉在家乡的《卡玛奎伊》报担任记者。两年后，纪廉再次前往哈瓦那，并在黑人音乐的启发下，创作、发表了第一部成名诗集《音响的动机》。在这部被称作“黑人与穆拉托人的诗篇”里，纪廉用诗歌语言无情地揭露了他与他的种族所遭受的剥削、压迫与歧视。纪廉认为，诗歌应该是音乐形式与人民生活的紧密结合。因此，他的诗里充满了生活气息，渗透着人民的遭遇与情感。他随后发表的第二、第三本诗集，也是以黑人生活为背景，抨击种族主义与帝国主义在古巴的罪恶行径。这集中表现在他1934年发表的诗集《西印度有限公司》。正如纪廉创作的初衷那样，他在自己所有的诗篇里，都力求把西班牙语同源自非洲的黑人音乐的节奏有机地揉合在一起，创造出独特的韵味，从而自成一体，开创了拉丁美洲的“黑人诗歌派”。由于他的诗富于音乐性，不少被谱成歌曲，广泛流传。同时，纪廉的诗作也极大地丰富了古巴革命诗人何塞·马蒂开辟的诗歌文学道路，每一首诗都充满强烈的战斗性，都是射向敌人的子弹。
1938年，纪廉在西班牙内战的炮火中加入共和派的反法西斯同盟与共产党，并在战斗中写下了他的第五本诗集《西班牙》，讴歌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的英勇斗争。1953年，由于古巴独裁者巴蒂斯塔政权的迫害，纪廉离开祖国开始政治流亡。他先应智利诗人聂鲁达的邀请前往智利，再到墨西哥；然后去苏联，出席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并被授予“世界和平”列宁奖金与斯大林文学奖。之后，纪廉曾在巴黎小住，又前往阿根廷。在那儿得知巴蒂斯塔政权垮台，纪廉立即于1959年1月回到革命胜利后的古巴，并加入了古巴共产党。1961年开始，纪廉担任古巴作家与艺术家联合会主席。他满怀革命激情，创作了古巴革命的不朽诗篇《我有》。1964年，纪廉被命名为古巴国家诗人。
纪廉的一生，是战士，是诗人。他的不朽诗篇将作为古巴、拉丁美洲和西班牙语文学的宝贵财富而载入史册。（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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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影视天地
录相业冲击印度电影市场
印度堪称东方电影王国，以往每年上映800多部新影片。但是，近年来随着录相业的悄然兴起，这个电影王国正面临严峻挑战。
往年，印度的电影明星们应接不暇，而今却反要找片子拍。一些大明星苦于无片可拍，只好到国外度假。今年第一季度上映的39部印地语影片中，只有4部刚刚不亏本。另有数十部影片不得不停止发行，一些拍摄中的影片也被迫停机。造成这一系列灾难性打击的原因是录相机的迅速普及。
录相机于6年前开始进入印度市场。那时，电影制片商们并未意识到这不起眼的行业后来竟成为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短短的几年，录相业迅速发展，录相机成为中等收入家庭的必需品。在较富裕的地区，录相机已相当普及。目前，印度全国大约有10万个经营录相机和录相带的商店，录相放映点遍及印度各地，导致电影院上座率急剧下降。这些放映点每天营业十几个小时，放映最新上映的电影录相。经营者们不断地将市场上公映的新影片制成录相带公开出售，或出租给录相机拥有者。有些影片上映不到一星期，录相带就已出现在商店的柜台上。这些录相带大多属于非法录制，严重侵犯了电影版权。然而，政府有关部门对此似乎不闻不问，任其发展。甚至新影片发行才几小时，就被制成录相带，在黑市上出售。
录相机的迅速普及，使昔日电影业的繁荣景象一去不复返。电影院前的长龙也不见了，显得冷冷清清。只有少数几部影片勉强维持连续放映两个星期。去年，全国大约1.2万家电影院因上座率低，无法维持正常营业而关闭。
最近，印度电影界一些头面人物成立了“反侵权行动委员会”，力图改变电影业目前的被动局面。
印度电影协会主席安纳德最近呼吁采取措施，加强对电影版权的法律保护，要求制片商削减电影成本，降低大明星的片酬，在影片制作方面创出新路子，以增强竞争能力，重新赢得观众。
光伟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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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残疾人的正确形象
残疾人往往成为被怜悯的对象，经常在人们注视下生活，而这种注视却不免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
美国电影和电视演员阿兰·托艾失去一条腿，必须撑着双拐才能走路。他说残疾人在社会上被投以异样眼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电影和电视歪曲了残疾人作为社会一分子的正确形象。在电影或电视中，残疾人扮演的角色不是恶徒便是可怜虫，或者是具有特异功能的人。
托艾说为什么残疾人不能被承认同普通人一样，可以为社会作出贡献呢？实际上有某些身体缺陷的人完全可以成为优秀的银行家或工人。他说影视界对残疾人的歧视极大地影响着社会对残疾人的态度。
据美国人口统计局调查，美国现约有3700万身体功能残疾者。托艾呼吁影视界和其他传播媒介反映残疾人的正确形象。
陈封 编译